我国历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探析

　　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是历代统治阶级和兵家、学者关于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系统理性认识。其发展如同军队组织编制思想和军队管理思想一样，十分丰富和深邃，以其深刻的哲理性、广泛的应用性、长久的可鉴性跨越时空而经远弥灿，智慧之光普照后世。研究古代、近代、现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对于系统总结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促进人民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一、古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

　　古代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到17世纪中叶，在军事上处于冷兵器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文明古国和其他国家及民族的有识之士对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提出一系列的看法，基本反映了农牧时代的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

　　（一）维护皇权统治。维护皇帝君主的统治，是古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重要思想。中国《孙子》在总结历史经验和继承前人认识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战争和军队对国家存亡和民众生死的重要作用出发，强调加强对军队的管控，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孔子力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①。《荀子？议兵》认为，“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即建设管理军队和作战的根本要求在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总结古罗马和中世纪意大利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君主要巩固自己的权势，必须切实掌握军事力量。军队和法律是立国的两大支柱，没有良好的军队，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而有了良好的军队，就一定有良好的法律。

　　（二）强调精干高效。“兵少不足卫、兵多不胜养”.中国古代的一些有识之士通过战争实践和军队建设的规律认识到，制定军队组织编制应注重“精兵”,依据国力尤其是经济力，结合国家承受能力和受威胁程度确定适度的军队规模和员额，才能在群雄争霸的年代里立于不败之地。如《孙子》强调“兵非益多也”;《吴子》认为，兵“不在众寡”,关键在于质量；《司马法》也强调：“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孙膑强调：“兵之胜在于篡卒，其勇在于制”①，军队的质量在于精兵，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战斗力则要求从制度上进行管理。而尉缭子的精兵思想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他富有创见地提出了“杀卒”,“杀，省也”.他认为，“杀卒”一半，“威加海内”;“杀卒”三分之一，“力加诸侯”;“杀卒”十分之一，“令行士卒”.所谓“百万之众不用命，不如万人之斗也。万人之斗，不如百人之奋也”.国外众多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只有使有限的资源用于保障较少的军队数量，处理好精与多的关系，才能提高和保持军队战斗力。如古埃及法老图科特摩斯三世就强调建立精干的亲兵部队。赫梯国王穆瓦塔利斯则要求利用先进的铁制兵器编组轻型盔甲部队。

　　（三）实施分级管控。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对国家及其军队的组织编制实行分级管理。西周时代，周公就用分封的思想来管理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把“王土”包括军队分给亲属和功臣们去管理。孔子就主张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要各守本分，各按自己的等级名分办事。孔子还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③，要求人们丝毫不要超出自己的本分。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后，如何管理疆域如此辽阔的国家以及数量众多的军队呢？秦始皇提出“三公九卿”和“郡县制”,这种管理思想沿用了2000多年。“尚同之为说也，尚用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诸侯，可而治其国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④，强调“尚同”是行政管理之根本，“尚同”就是强调高度集权主义，实施自上而上的控制和能级管理，即“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⑤。

　　（四）仁治法治相济。中国的孔子主张以礼治国，他的思想体系以“仁”为理想境界，强调“克己复礼为仁”⑥。而法家则主张以法治国，“仁义不足以治天下”,“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必须做到“法必明，令必行”⑦。荀子综合了儒家礼治和法家法治，强调 “治之经，礼与刑”⑧，提出了礼法相济的管理思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吸取了秦汉以来治军理政的经验教训，在治理蜀国军队和管理军队组织编制时，采取了礼法并用的手段，改变了蜀军“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混乱局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安邦大略，儒法并用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理军的不二法门。特别是明代以后着名思想家和军事将领，如明代心学巨子王守仁，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清代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等人都力图以儒家道德学说改造军队，把扞卫纲常名教作为军队管理宗旨。

　　（五）顺应形势而变。顺应形势而变，就是说军队组织编制管理要适应社会和战争发展、军队建设和发展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共同遵奉、对于人文和科学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周易》，就强调了“顺变”的思想：“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⑨这是对理想的社会组织的结构功能的向往和理论论证，而“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⑩，则是对理想的组织结构功能的具体要求。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也认为，军队组织编制的合理，主要在于适应实战的发展变化。

　　二、近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

　　从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中叶，世界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中国则主要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式武器的使用以及核武器的出现和运用、战争规模的扩大和作战样式的变化，使军队组织编制管理思想总体上呈现出火器和机械化兵器时期的特征。

　　（一）加强管控，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强调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是近代军队组织编制管理的重要思想。德国军事家施利芬认为，政治有其自身的行动自由，不应受军事的牵连和制约。政治决定军事，军事必须服从政治。针对一些国家军人掌控军权并干预政治，直接危及国家政权稳定的实际，为确保对军队的控制，一些国家领导人纷纷强调加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实行文官治军。如美国独立战争领导人华盛顿就强调坚持文官治军原则，确保军队始终服从国家的政治领导。他认为“军队是台危险的发动机，绝不能掉以轻心”.主张由政府和议会领导军队，并认为由民选文官控制军队对于保证政体稳定，防止军人干预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曾国藩强调，要以忠君勤王、扞卫封建礼教作为建军宗旨，在军队管理上恪守“仁礼”、“忠信”和“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封建秩序，形成一种“辨等明威的”军礼“,以维系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从而有效地控制和管理军队。蒋介石主张军权至上，认为有军则有权，有军就有党，强调建国必先建军，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以绝对信仰统帅为首要纪律，始终牢牢抓住军队和军权不放，以此作为实行独裁统治的基本理论。

　　（二）注重正规，强调精干化职业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代表资产阶级新兴贵族的克伦威尔强调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的正规军，并专门成立了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纪律严明的”勇士军“,并注重以其为榜样改造旧军队。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强调建立强大的正规陆军和海军，将射击军和新制团改编为正规陆军，主张开办军事学校以建立培养新型军官的训练体系。华盛顿强调为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应建立编制统一的正规军，强调通过正规化改造，把大陆军建成一支以正规军为主、民兵和志愿兵为辅的军队。俄国军事改革家米柳京认为，陆军应分为正规军、非正规军和国家民团三部分，野战部队作为正规军建设的重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坦克、飞机在实战中出现，单纯依托线式阵地拼消耗的作战思想受到冲击，步兵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骑兵、炮兵的军队结构面临挑战。德国军事家泽克特认为，大数量和高质量不可能同时并存，军队的规模越小，其武器装备越容易现代化。1920年，英国坦克部队参谋长富勒在其《大战中的坦克》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小型机械化军队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主张。他认为，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军队应是机械化军队。建立机械化军队的组织编制，由于耗资较多，规模必然受限，军队应由精干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所组成。德国泽克特将军也认为，未来战争将使用规模较小但十分精锐的机动军队。德国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等人认为，现代战争中的决定性制胜手段是高度装甲化机械化的机动突击力量。在此基础上，法国军事理论家戴高乐等人提出小型职业军队理论，主张把建立小型职业军队作为制定军队组织编制的方向。中国的蔡锷强调，国防能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武力是国力之用于战争者，兵力则是武力的主体，兵力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