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朱德领导部队求生的艺术特点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领部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江西南部。当年10月到11月间，朱德先后在赣南安远县天心圩、大庾县和崇义县上堡等地，领导部队进行了党史军史上赫赫有名的“赣南三整”,即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赣南三整”对党和军队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朱德领导起义部队在极端困境中获得新生所展现的卓越领导艺术堪称典范。

　　天心圩整顿--困境中的愿景整合

　　从当时情况看，朱德所率的部队是一支败走麦城的弱旅。南昌起义后，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围剿下，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领导的起义部队在南下至广东大埔县三河坝时被迫分兵，主力一部约两万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带领继续南下潮汕，试图形成新的革命高潮。而朱德率领余下4000多人在三河坝担任阻敌任务，其后“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在途经赣南时，这支部队陷入了极端困境：虽暂时摆脱了敌军重兵的尾追，但仍受到小股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扰，不得不在山林中穿行和宿营；官兵饥寒交迫，疾病流行，得不到必需的供应和治疗；特别是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前途迷茫，部队思想一片混乱。“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散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部队人数由撤出三河坝时的2500多人骤减至千余人，整个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为摆脱困境，朱德于1927年10月下旬在安远县天心圩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整顿，参加者包括陈毅、粟裕等后来我军的高级将领，是为天心圩整顿。

　　从领导艺术的角度看，天心圩整顿是一次极端困境中的愿景整合。愿景整合即在组织内部形成共同愿景，它是“整个组织中的人们内心的图景。这样的图景让组织有一种共同性，它贯穿整个组织，从而在其各式各样的活动中保持一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朱德及时通过愿景整合帮助部队坚定了信心，凝聚了斗志，其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内容。

　　一是激发革命愿景，坚定斗争信心。针对当时部队最关心的革命前途问题，朱德发表讲话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

　　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版）朱德早在1922年就曾在德国学习哲学并参加工人运动，后于1925年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政治和军事，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有着较普通官兵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暂时看不清胜利希望的起义部队而言，朱德以亲历者身份所描绘的胜利前景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许多人心中正在逐渐暗淡下去的革命愿景火花被再次激发出来。粟裕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起义部队在濒临溃散的极端困境中坚定了信心，稳住了阵脚，其所具有的重大转折意义恰如陈毅所说：“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光的。”（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二是淘汰动摇分子，强化一致认同。众所周知，愿景整合能否取得成功与愿景的被认同度密切相关，而认同一致性的缺失则会严重影响愿景整合的效果。天心圩整顿前的起义部队成分比较复杂，包括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第9军教导团以及从潮安退下来的第20军教导团等部队。在严峻斗争形势的考验下，一些人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如何避免这部分人的消极思想和行为对部队产生不利影响，成为天心圩整顿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环。朱德清醒地认识到，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帮助这部分人实现思想转化难度很大，而强制他们继续留队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官兵对革命愿景的认同与追随。朱德决定采取自愿原则，他对部队官兵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当时有300多名意志不坚定的军官和士兵选择离开，剩下了七八百人。人数虽然少了一些，但都是革命的精华，成为一支自觉奋斗的坚强力量。

　　经过天心圩整顿和以后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队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开小差的减少了。天心圩整顿成为起义部队转战赣南途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赣南三整”成功的开端。

　　大庾整编--领导层级的扁平化变革

　　1927年10月底，起义部队来到赣粤交界的江西大庾地区，利用当时粤、桂、湘系军阀忙于混战，暂时放松对起义部队追击的机会，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在领导艺术上，这是一次对组织结构，特别是领导层级的扁平化变革。所谓扁平化，即“通过破除组织自上而下的垂直高耸的结构，减少管理层次，增加管理幅度，裁减冗员来建立一种紧凑的横向组织，达到使组织变得灵活、敏捷、富有柔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周三多、陈传明：《管理学原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事实上，对于以作战为中心任务的军队来说，扁平化始终是其组织结构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时，起义部队经过几个月的艰难转战“,已经七零八落，不成建制。原来的军、师都成了空架子，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少政治建军和组织建军的经验，党对起义部队的末端领导不够有力。据粟裕回忆，“当时这支部队只是在上层领导机关和军官中有少数党员，在士兵中，除了像我所在的这个排，因为前身是24师的教导队，它是由‘马日事变’后从两湖逃出来的部分学生和工人干部组成的，全是党、团员外，一般是没有党、团员的。因此党的工作不能深入到基层和士兵中去”（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不解决这些问题，部队就不可能扭转组织上的困局，为此，朱德分两个步骤对起义部队的领导层级实施了变革。

　　一是调整组织结构，简化领导层级。任何团体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层级，都要服从和服务于组织效能的发挥，即使是组织制度和领导层级极其严格的军队，也需要根据作战任务和兵员状况对部队编制和领导层级进行适时调整，这是军队指挥员重要的领导责任。在大庾整编中，朱德着眼部队实际，取消了已被打散的“军、师、团”建制，把军级编制的起义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共编成七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关枪连。编余的军官集中组成干部队，实行统一管理。朱德还动员了数百名当地矿工和农民参军，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为隐蔽起见，部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是朱德同志，对外代名王楷（因朱德同志的号叫玉阶而化此名），指导员（即政治委员）是陈毅同志，参谋长是王尔琢同志”（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二是分散沉淀骨干，实现末端领导。确保党对起义部队的绝对领导，是朱德统率的这支新型人民军队在艰苦斗争中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为达成这一目的，部队在简化领导层级的基础上，重新对党、团员进行了登记，并调整了党、团组织，成立了党支部。当时起义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仅有五六十人，党员人数不到群众人数的十分之一。经过调整，党、团员被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对部队基层的领导“,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历史地看，朱德将作为领导骨干的党、团员分散沉淀到各个连队的做法，虽未能像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明确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但同样实现了党对部队末端的有效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部队紧紧地掌握在党的手中。

　　领导层级的扁平化变革给起义部队带来的成效是明显的：部队层级由原来军、师、团、营、连五级金字塔模式改变为团、连两级扁平模式，“官多兵少”的现象得到转变，部队管理成本降低；领导层级减少后，信息传递速度加快，决策与行动间的时差缩短，指挥效率提高；分布在各连的党、团员骨干为部队开展民主管理创造了条件，官兵参与意识增强，部队士气提振。“从此，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团结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这时全团虽然只有七八百人，比起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是就整体来说，这支部队经过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提高了质量，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日）

　　上堡整训--优化内外部合作关系

　　经过天心圩整顿和大庾整编的起义部队初见起色，并于1927年11月初到达崇义县上堡地区。针对部队在群众纪律和战术运用上存在的突出问题，朱德及时对部队开展了整训。上堡整训是“赣南三整”的最后一章，这次整训不仅帮助部队走出了困境，也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整党整军运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领导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对组织内外部合作关系的优化上。

　　一是整顿部队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军事活动与人类其他社会活动一样，都离不开外部环境因素。对于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来说，军民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既是其人民军队性质的体现，也是避免在群众路线上陷入囚徒困境的理性选择。大庾整编前，起义部队在转战至江西信丰时曾发生过少数不良分子鼓动战士抢当铺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使一些群众对起义部队产生非议。

　　为此，朱德曾在信丰对部队进行过纪律整顿，处决了3名带头违反群众纪律的士兵，但由于当时的中心问题是作战打仗和部队生存，未能深入开展群众纪律的教育整顿。上堡整训时，部队任务已开始由行军打仗转变为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纪律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朱德抓住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严肃的群众纪律整顿。针对少数人以募款、缴获为借口中饱私囊的问题，明确规定只有没收委员会才有权没收财物，募款和缴获全部归公。通过严整群众纪律，改善了部队形象，密切了军民关系，使部队赢得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二是改进战术形式，提高合作效率。战术是实施战斗的原则和方法，是军队内部合作效率的重要体现。从组织领导视角看，军队为实现内部合作效率最大化，就必须根据作战任务的特点和要求，不断对战术形式加以改进。上堡整训时的起义部队指挥员多数来自原叶挺独立团，其中不乏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较习惯正规战的作战方式。起义部队中的战士，多数参加过北伐战争，包括南昌起义后的一些战斗，实施的也多是正规战。正规战的作战特点包括集中统一的作战指挥，严谨周密的战前计划，详细具体的协同计划，体现为一种典型的集权式合作关系。但部队转战赣南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都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由城市转移到山区去找“落脚点”,斗争形式主要是宣传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实现工农武装割据。这就要求部队作战方式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掌握游击战的战术形式。朱德对于游击战的战术运用颇有心得。在他的指导下，起义部队在上堡整训中认真抓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部队改变了集中统一的作战行动方式，转而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在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的区域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争。

　　经过二十多天的上堡整训，起义部队内外部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合作关系，特别是战术领导方式实现了由集权式向分布式的转变：起义部队的领导角色不再仅限于最高领导个体，而是包括执行游击作战任务的各连排指挥员在内的众多党团骨干；领导力量构成不再只是正式职位上的单一点，而是分布于游击力量各层面的立体网络；领导方式从单向度、线性的控制、命令转为多向的、交互式的合作、共享；领导形态从固定的变为流动的、实时的。这些都是传统的正规战战术合作所缺乏但为游击战战术合作所必需的、全新的战术领导模式。上堡整训使起义部队的内外部合作关系为之一新，为这支部队最终摆脱困境，并在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军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