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道德论文
家风家训指的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生活作风， 也即一个家庭当中的风气。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几篇探讨家风家训论文范文，供给大家参考研读。
家风家训论文范文第一篇：传统家风家训视域下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探析
作者：李寿旭
作者单位：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乡土社区秩序的维系更多借助于传统家训家法与宗法族规。这种治理结构具有明显的自觉与强制相结合的宽柔并济特点，充满人文情怀，可以获得乡村居民广泛的支持，同时也具有经济便捷的优势，减少了中央的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了行政效能。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也要发扬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势，做到古今结合，相互促进，最终实现乡村的真正和谐、美丽、富裕。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治理；家风家训；宗法族规；道德；
作者简介：李寿旭（1979-），男，山东招远人，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振兴研究。；
基金：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20）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WT46）阶段性成果；
Abstract: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governance, the maintenance of the order of rural communities is more through traditional family rules and patriarchal rules. This kind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of conscious and compulsory lenient and accommodativeness. It is full of humanistic feelings and can obtain spontaneous and extensive support from rural resid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the advantage of economic convenience, which reduc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 rural governance costs and increases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must carry forward the 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mbine the past with the modern, promote each other,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true harmony, beau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side.
Keyword:new era; rural governance; family tradition and family precepts; patriarchal clan rules; morality;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基本逻辑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行政力量在乡村社会的退出使乡村社区之前受到压制的各种离散力量大批冒出，农村社会内部基本秩序受到威胁。在小道理满天飞、甚至不讲道理的背景下，农民落单，变得空前无力。以前构成农民是非观、正义感并因此支持农民敢于出面主持公道的价值基础发生改变，现实主义、唯功利观念占据主导，少管闲事成为相当数量村民的思想指导原则。地方黑恶势力在社会上逐渐脱敏，并越来越公开地活跃在乡村舞台上。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乡村振兴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致使国家虽然对乡村的资源投入总量不断增多，但效果却不理想，乡村建设呈现出"没有发展的低质增长"状态，乡村治理"内卷化"问题突出，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应着力构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德治放在突出位置，倡导优良的家风家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的家风家训在乡风文明建设中实现有机融合，最终实现乡村真正的美丽、富裕与和谐。
一、传统家训族规下的乡村治理
传统社会，生产经营活动和文化价值追求的传承都需要通过家庭来实现。尤其是基于大量实践经验积累和提炼的传统农业知识与技术、基于家庭伦理价值提炼和升华的传统社会文化知识，更是需要通过家庭这种组织来传承和弘扬。家训就成了家庭传承农业知识与技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家训通常是家庭代表人物对子孙后代的教诲和训诫，其内容涵盖生产经营、立身处世、持家治业等多方面。家训对个人成长、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都具有积极作用，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训与基于其产生的乡规民约、宗法族规共同构成富有生命力的传统中国治理体系。
（一）家风家训是传统乡风文明的直观载体
耕读传家是家训的文化内核，是传统社会中家庭的基本经济特征和文化追求，突出地体现在许多流传已久的家训中：第一，传统家训都把提高个人修养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重德修身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江南奢侈，多不逮焉。"（《颜氏家训·治家》）"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朱子治家格言》）第二，传统家训都反复强调"耕"的重要性，告诫家人不要脱离农业生产经营。颜之推言："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颜氏家训·涉农》）朱柏庐更是希望家人牢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子治家格言》）世俗的家训族规下，农业不仅仅被看作是衣食住行等生活消费的来源，而且被当作是培养人格、砥砺品行、颐养情趣的过程。第三，传统家训都反复强调"读"的重要性，告诫家人不要忘记修学读书。朱柏庐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朱子治家格言》）在这种励志思想的熏陶下，读书成为诸多农村子弟农业劳动之余的必修课，通过读书传承文化知识和践行圣贤之道，成为传统社会中诸多莘莘学子的理想追求。[1]
（二）家训家法促进了乡村的协同治理
古代官府对乡村采取"十二教"的治理原则，内容包括："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以阳教礼，则民不争；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以仪辨等，则民不越；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以刑教中，则民不虣；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以度教节，则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礼记·地官·大司徒》）最早的有文字流传的乡规民约是制定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的《吕氏乡约》，是由号称"蓝田四吕"的吕大忠兄弟制订的，其目的就是要求邻里乡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明清时期各地纷纷制订乡规民约，一时成为时尚。当时朝廷也十分重视乡规民约的制订，明代洪武年间曾颁布《圣训六谕》，清代顺治有《圣谕六条》、康熙有《圣谕十六条》、雍正有《圣谕广训》，进一步强化了乡规民约对乡风的引领和制约作用。
在中国传统乡村，由乡村政治权力、乡村宗族权力、乡村文化权力和乡村互助权力构成的文化体系共同维系着乡村社区秩序的稳定运转。乡村政治权力主要由乡村的乡绅来承担，这些乡绅大都是官宦子弟、富裕农户、宗族长老等，他们实际承担着对乡村权力的分配和乡村治理的职能；乡村宗族权力则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关系，是维系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宗法力量，在聚族而居的乡村，这种力量十分强大，宗族长老的权力和威严使其对村民纷争具有很有效的协调能力；乡村文化权力则主要表现为乡村私塾在家庭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私塾教育费用通常是由乡绅出资或家族族产收益来支撑，在传统社会中一些高官显贵、富商大贾往往都要回到家乡闲居生活，他们对乡村的稳定与和谐、乡村的公共建设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乡村互助权力是通过由聚族而居的家族的公共财产的分配来实现的，通常是将家庭的族田等公共财产的收益提供给经济特别困难的家族成员，用以保障家族成员的基本生活和乡村的稳定。通常这四种权力交集部分越大，乡村社会就越稳定。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治理是比较成功的，并不是一团糟，绝大部分时期乡村是比较稳定与和谐的。乡村中国是历来社会经济和农业生产生活美好的写照。历史地看，导致改朝换代的重要因素并不都是农民起义，更多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和周边民族的南下侵扰。乡村情趣始终是历代诗人的最爱，这种情趣体现在诸多传世诗作中："晨兴理荒岁，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湖上春已早，田家日不闲。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薄暮色饭牛罢，归来还闭关"（丘为《题农夫庐舍》），这些诗句所描述的闲逸舒适的田园生活，至今读来仍使人心生向往。
二、传统家训族规的社会功能
（一）教化功能
宗族实施教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通过续写宗族历史来教育后代，族谱通过记载历代先人中出类拔萃者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贤孙、节烈贞妇等，为后代子孙树立了一大批效法的楷模，以激发后人行教为善。宗族教化中常常会树立起道德的典范，以供后人学习。宗族祠堂是宗族教化集中体现的场所，祠堂的威严、祭祖的隆重仪式，以及祠堂楹联所体现的浓厚的宗族文化价值观，都深刻影响着族人和后代。宗族的家训族规用一整套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行为规范，教育和约束本族子弟。宗族的家规家训"将道德说教和人的悟性结合起来，把社会伦理与宗族信仰结为一体，在叙述伦理的真谛、风习和法规时，使三者成为浑然一体的约束工具"[2].传统宗族拥有全面的教化体系，对族民的教化手段不仅包括劝导、训诫，而且还给予必要的经济上的奖惩，更有对族人从人身自由到肉体直至生命的限制与处罚。当前，农村宗族族长仍程度不等地保留了对族民的劝导和训诫权，对"族籍"的控制权，并不辞劳苦自觉为族民提供公共服务。与传统惯例不同的是，现在族长的权力没有强制性，更多体现的是对族民的情感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所在家族乃至整个农村的和谐团结。[3]
（二）社会控制功能
传统社会的中国宗族不仅是一般的血缘团体，也具有司法团体的性质，宗族对族人的管理体现了一种"法""德"并重的原则。宗族在法权形式上是国家权利自然与合理的延伸，这不仅表现在各地宗族都制定了族法族规来约束族人的行为，使之成为地方社会的行为规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宗族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对族人的越轨行为实行惩治，可以对有损宗族利益的行为实行严厉制裁，如刑罚、"削籍"等。[4]宗族对"族人"的管理既是家族事务，也是一种社会控制，其管理体现了长老原则，而不是普通村民的权利原则。家法族规基于其时中国社会的道德理念，在传统中国德治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德治国就被提及。此后的历代执政者在以法治国的同时，更注重从道德层面加强对国民的控制和国家的统治。乡村是农村居民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源于乡村，植根于乡村。自古以来，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与精髓，维系了乡土社会长期的正常运转，至今仍体现着生机与活力。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做到古为今用。为政以德应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品行要求，乡村治理必须以为广大村民服务作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5]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情感支撑便是德治，如何实现新时代的乡村居民人人向善、人人趋善、人人为善，这就需要发挥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但也应清晰地看到，现代乡村德治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因此与之相应的乡村文化环境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良好的乡村文化环境离不开学习与宣传，离不开乡贤与乡村精英。农村家庭是乡村德治的基础载体，基层组织是乡村治理的关键载体。因此，德治理应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扬善之义，更是新时期加强乡村社区控制与管理的重要手段方式。
（三）促进和谐乡村建设
在我国历史上，家训、家范、家规、家诫之类的家教著述数不胜数，其涉及的内容虽然非常广泛，但大都围绕修身、齐家而展开，目的在于正人伦，和家庭，扬门风。因此，孝悌成为中国历代家训的一大主题，也是良好家风的重要表征。注重孝悌，处家才能宽容，孝亲才能诚笃，家风才能醇厚。就现在所见的传统家训记载而言，标举"孝悌"可谓家训第一义。如号称"天下第一家"的孔氏家族，其家训族规中就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崇儒重道好礼尚德""读书明经显亲扬名"等内容，其目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不辱圣人家风。宗圣曾氏家族的家训也有"孝父母、敬伯叔、谊兄弟"等规定，其家训的重心在于"务使变化气质，陶熔德性也。他日若作秀才、作官长，能为良才、为廉吏".[6]望族都把培养醇厚君子、孝悌子孙放在第一位。与之相应的是，许多家训对那些不孝不悌之辈，都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7]轻者施以笞杖，重者逐出族名。家风是中国文化的传送带，是中国文化的播种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以谦接物者强，以善自卫者良".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当今时代，数代同堂的大家庭逐渐被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所取代，家族观念逐渐淡化。即使如此，家庭作为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依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据地".
家庭是人生最早的学校。一个家庭有良好的家教，并代代传承，就会形成良好的家风。家风传递着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寄望和训诫，是一个家庭、家族内部的精神连线和传家宝，更是培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价值观的深厚土壤。淳朴、正派的良好家风，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家风决定着孩子的一生，也是家道昌隆、社会和谐的保障。能不能把家庭治理好，关键在于有没有形成良好的家风。自汉代以来，名门望族、文化世家历代多有，这些家族多将立德、立言、忠孝、仁义、清廉、勤政等德才要求作为家训、家风的主旨，非常重视良好家风的弘扬光大，这对家族成员人生价值观念的养成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8]宗族村落组织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助的家庭集团组成，因而具有血缘和经济的两种功能，而后者又以前者为基础，这使宗族成员在遇到问题需要解决时，总是首先依靠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族内人。宗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在同一祖先的名义下，宗族成员贫富差距不能太大，尤其是不能使个别成员沦入无法生活的境地。[9]长期形成并延续的这种惯例在增强宗族群体抵御各种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增进了族人的团结，带动了整个村风，维持了乡村社区秩序的长期和谐与稳定。
三、强化传统家训家风是现代乡村治理的必然要求
传统家训家风具有显著的乡土性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根植于农业、农民、乡村，是广大农民群众智慧的沉淀与结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巨大的功能，对乡村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社会矛盾的整合、社会建设的促进、社会价值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的乡土社会，基于传统家风家训所形成的乡土文化可以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村规民约、道德行为规范准则，从而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一）传统家风家训蕴含着乡村治理的基本要素
中国传统乡村是熟人社会，村民以宗族血缘关系以及地缘关系为纽带，重土安迁，世世代代生活在固定区域，以家族为主要生活单位，通常推举一位德高望众的同姓宗亲为族长，处理本族内的大小事务，例如，新生孩子名字入族谱、祠堂祭祀等重大事务，同时也处理本族与外族之间的事务。这是以宗法制为纽带的血缘关系超过了礼法，自然而然形成的传统且独特的宗族治理模式和乡土文化。在传统社会，国家依赖儒家道统思想和封建伦理实现对社会的统摄，并借助士族大族和乡绅地主等本土权威作为基层公共文化的组织主体，实现乡土文化治理，有效维持乡土社区秩序。长期的实践证明，作风正、能力强的乡贤都成长于重道德礼仪的家风氛围中。家风家训是宗亲族长、乡土权威推选的重要考量标准。因此，在构建现代化的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中，既要塑造法治精神，强化并完善解决乡村矛盾与冲突的法律机制，又要注重传统家风家训对新时代乡村文明的支撑，从而实现"德治、自治、法治"的现代乡村治理方式的和谐统一。[10]
（二）家风影响村风
村风是指长期依托某农村区域，具有特定区域特色的群体思维方式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乡村文化。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部分干群价值的迷失和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传统优良村风的失范，对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造成了挑战，这种失范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盲目地大拆大建、人为造城使曾经风格迥异、魅力独特的传统村落难觅踪影；另一方面，更为突出的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构和乡村传统遭遇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和挑战，集中表现在农村民风遽变，优良乡风民俗日渐丢失。[11]
乡村是由不同家庭组成的，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风直接影响村风。村落里的家庭，首先，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劳动分工在家庭成员之间进行，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各尽所能；其次，家庭是农民的生活单位，家庭成员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家庭既是消费单位，也是交往单位，不仅有家庭内部之间的交往，家庭成员与亲戚朋友、邻里之间的交往也十分频繁；再次，农村居民家庭生活的自给性较强，不像城市那样，主要依赖市场获取商品和服务。这些特点使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社会化的理想场所。在家庭生活中，孩子们学会了家务和农业劳动，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懂得了角色认知和角色扮演，掌握了"礼"的秩序观念。家风不仅是家长教育子女的态度和风格，更是一个家庭、家族的传统习惯、生活作风等的直接载体，其内容包括历代传承的信仰理念、处世哲学和行为规范等。[12]古代中国家庭大多为几世同堂的大家庭，人数众多，关系复杂，不立规矩不便于管理，因而家长会设立一系列言行准则。这些规矩代代相传，便成家风，一家人无时不受家风的熏陶，又处处维护家风。违规者会受到批评和排斥，家风成为约束个人和教育个人的无形力量。[13]
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主要通过"示范"和"感化"来实现。那些家风纯正、讲究孝道的家庭，儿孙自然懂礼貌、讲孝顺。家风看似是"遗传"的，实则是示范、效仿的结果。家规是家庭生活发展出的一套规矩，与法律不同，它是"习"出来的礼俗。村民从出生开始就必须受到家庭礼俗的熏陶，自然而然将其内化于心，遵守家训族规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于无形中培养和铸就了家庭成员和族人关心集体利益的责任心。因此长期以来，面对乡村中的公共事务，全体村民不论贫富都要共同出力成为一种牢固惯例和优良传统。在家风和族规的教化之下，公共事务的解决往往变得容易起来，从而有利于避免不良群体事件的发生，保持传统乡村社区的稳定。
四、传统家训族规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扎根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当下，要充分发挥家训家风文化"接地气"的特点，立足家庭这一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和重要组成，注重挖掘先进典型的家风故事、家训家规和治家之道，通过各种形式宣传推介，以真实的事迹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在农村社区树清风扬正气，使良好家风成为村干部清正廉洁工作作风的助推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丰厚坚实的土壤。
（一）突出传统家风家训的德治要素
乡村治理要着重挖掘优秀的传统乡土文化资源，并注重与现代文明相结合，深入阐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以及大同的思想理念，通过广大乡民的家风建设、道德评议等措施提升以德治村的能力。[14]乡村治理要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多样化方式为辅助手段，着力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居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中。通过民主、法治和德治三种措施的有机结合，形成"德治、自治、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以对乡村的善治实现乡村的振兴。[15]
"德"是国人修身养性的基本品质要求。自古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信条强调以个人的自我完善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的和谐、国家的稳定、天下的太平，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最高理想追求，体现了个人修养、家训家法对国家安宁、天下太平的重要性。古代思想家认为良好家风家训与家庭成员的道德是密不可分的。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历来重要的家风家训，也是家庭成员重要的道德修养要求，体现了家风家训与家庭成员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新时代背景下，尤其要注重村民道德水平的提高，通过道德文明的乡风打造，农村居民才能自觉抵制铺张浪费、黄赌毒、地下邪教及封建迷信等消极风气的侵蚀，最终实现健康文明乡村新风尚的建设目标。"家内满室馨香，里巷必然和美。"
（二）发挥家训家风文化与乡贤文化的互补作用
家训家风文化与乡贤文化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原因为：其一，凡称得上乡贤者，一般都会有家训铭志，有家风传世；其二，乡贤本人无论在个人品德、知识能力，还是社会声望方面，在家族和乡间具有较强影响力。他们作为基层志愿者组织的骨干，在邻里守望、环境整治、治安维稳、矛盾纠纷调解、文明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领头羊"作用。乡贤的存在为弘扬社会文明新风、促进基层社会治理注入力量。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风文明的弘扬要注重发挥乡贤的引领作用：一是培育农村"新乡贤".通过家训家风活动，保护培育乡贤的社会文化土壤，塑造乡村精英群体，增强他们对故土的归属感，鼓励离开故土、散布各地的乡村精英返乡参与乡村治理，激活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二是发挥"不在乡"的乡贤对家乡的支持和赞助作用，通过传统家风家训的传承活动，构筑起"不在乡"的乡贤之间的精神纽带，使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反哺家乡，发挥对家乡经济文化强有力的带动作用。[16]吸引新乡贤参与乡村的协同治理，首先，要对乡贤有一个合理的界定，德高望重的人才能称为"乡贤",才能够担当起治理乡村的责任，只有"德高"才能做到处事公平公正，"望众"才能在村民中具有治理号召力。其次，使乡贤有效地参与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将制度优势和乡贤自身优势的密切结合，政府要为外出返乡的新乡贤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制定政策，鼓励他们返乡创业，保障其话语权和主导权，使他们的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从而切实发挥在乡村协同治理中的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17]
（三）创新形式多样的家风家训弘扬方式
乡风起始于家风，新时期的乡风文明建设要将家风家训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并赋予其新时代的价值内涵，运用形式多样、丰富多彩、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各种传播手段，使家风家训成为培育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辐射器",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乡风文明的整体改观。新时代的乡风文明建设包括家庭美德建设和社区公德建设两方面。在家庭美德建设基础上深入开展和谐社区等精神文化创建活动，才能最终打造出健康向上、开放包容、创新进取的乡村社区新风尚。家庭美德建设应广泛开展"晒最美家规家训""讲你的家风故事"等家风培训建设活动，实现家庭、家教和家风三要素的相互协调促进。社区公德建设在具体措施上，则宜采取举办农村道德讲堂、倡导主动学习道德模范、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将个人品德纳入农村社区工作者选聘考核内容的方式，同时要聚焦农村低保户、五保户、鳏寡孤独等困难群体，健全完善帮扶体系，开展常态化结对帮扶活动。[18]
五、结语
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是中国有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传统社会我国乡村社区治理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治理体系下，家训家法、宗法族规与乡村治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社区成员的关系由血缘关系升华为宗法关系，继而升华为社会关系，再度升华为政治关系，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皇权不下乡"是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乡村治理结构经历了从乡里制度到保甲制度、再向职役制度演变的过程。其明显的优势体现为：它是乡村社会自然而然的关系，不需要政府强大的外力努力；它具有自觉和强制相结合的宽柔并济的特点，不需要昂贵的培育维护，充满人文情怀；它可以获得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在聚族而居的地方；它是经济便捷的治理方式，在此之下，乡村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维持运转；它是具有互助共赢、激励向上的文化组织，家族私塾能够实现文化传统的传承。基于家训族规的传统乡村治理体系的生命力是被长期的历史实践所证明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直接体现和载体。新时代的乡村治理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要注重发扬传统家训族规的优势，焕发其特有的魅力与活力，实现乡村的美丽、富裕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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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李寿旭。传统家风家训视域下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探析[J].枣庄学院学报，2021,38（04）：131-137.
家风家训论文范文第二篇：解构与传承：司马光家风家训及其当代价值
作者：贾秀梅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作为史学大家的司马光，也是家训名家，其家族世系高门，儒礼传家，家风纯正。司马光秉承祖上遗风，制定家规家范，严厉约束家族子孙言行，确保司马家族优良家风得以延续。司马光家风家训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被后世奉为家训圭臬，是封建时代主流价值观民间表达的生动典范，影响极其深远。司马光家风家训，包含着许多合理内容，但也存在着许多糟粕，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批判地继承。在新时代，大力弘扬司马光优秀家风家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冯光；家风家训；当代价值；文化自信；
作者简介：贾秀梅（1962-），女，副教授，从事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与廉政文化。；
基金：2017年度山西省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山西传统家训文化的当代价值研究（2017A34）；2018年度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山西传统廉吏家风家训文化当代价值研究（2018B135）；
Abstract:Sima Guang is not only a master of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a master of family doctrines. His family was a noble family for generations and had a tradition in inheriting Confucianism and Li. Sima Guang made strict family rules to restrict the statements and actions of his family members and to ensure the continuity of Sima Guang's family styles. Because Sima Guang's family doctrines have rich contents and profound thoughts, they are regarded as a reflection of the mainstream values of the feudal age in ordinary families. However, Sima Guang's family doctrines also contain negative contents. Thus, Sima Guang's family doctrines should be selectively inherited. The promotion of Sima Guang's family doctrines in the new age is significa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nation.
Keyword:Sima Guang; family doctrines; contemporary values; cultural confidence;
作为史学大家， 司马光以一部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名垂青史， 他撰写的《家范》《训俭示康》等家训名篇在中国家训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家训史上堪称独树一帜。 司马光家风家训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 教育意义重大。 本文重点对司马光家风家训及其当代价值做一深入研究。
1 司马光家族家风源流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字君实， 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高侯里（今山西省夏县禹王乡小晁村）人。 关于司马家族的始祖， 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其源自上古时期传说中的五帝之一高阳（颛顼）的儿子重黎。 《晋书·宣帝本纪》在评价司马懿时提到司马姓氏的起源："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 为夏官祝融， 历唐、 虞、 夏、 商， 世序其职。 及周， 以夏官为司马。 其后程伯休父， 周宣王时， 以世官克平徐方， 锡以官族， 因而为氏。"[1]1 这一说法多有几分传说性质。 司马光比较可信的远祖是西晋时期的司马孚， 这一点在宋史和司马光年谱都有记载， 宋史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自言晋安平献王孚后"[2]9903. 司马光年谱讲司马光"出自晋安平献王孚， 衍之裔孙"[3]25. 司马孚（180年-272年）， 字叔达， 河内郡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 三国曹魏至西晋初年重臣， 西晋宗室， 东汉京兆尹司马防第三子， 晋宣帝司马懿之弟。 自曹操时代起， 司马孚历仕魏国五任皇帝， 累迁至太傅， 性格谨慎。 自司马懿执掌大权起， 便逐渐引退， 未参与司马氏几次废立魏帝之事。 司马孚至死仍以魏臣自称， "对被贬为陈留王的魏元帝曹奂称臣表忠"[4]2. 司马家族到北魏时传至司马阳， 司马阳曾为征东大将军， 死后"葬在夏县涑水乡高侯里， 子孙因家焉"[3]311. 夏县涑水乡就成了现在司马家族的籍贯了。 隋唐五代时期， 司马家族政治地位日渐衰落。 司马家族重视教育， 诗礼传家。 司马光的高祖司马林、 曾祖父司马政皆以五代衰乱不仕。 祖父司马炫， 北宋初年， 考中进士， 官至耀州富平县令（今陕西富平县）， "赠太子太傅， 累世同居， 皆以气节闻于乡里"[3]311. 司马浩， 司马光伯父， 少年时期喜欢钻研诗书， 科举失败后， 专以治家为事， "为人魁岸， 慷慨尚义气， 于宗族恩尤笃。 率乡民请官， 筑埭于下流， 导涑水以溉民田"1. 司马沂， 司马光叔父， "幼孝谨， 勤俭自励， 善周济"2. 司马池， 司马光父亲， 年少时喜欢钻研学问， "读书研求精意， 不喜肤末为文， 根于正道， 不为琱琢"[3]483. 司马池特别孝顺， 第一次赴京参加殿试， 听闻母亲病故， 立即放弃考试返乡料理母亲后事。 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 26岁的司马池进士及第， 走上仕途。 "为人清直仁厚， 闻于天下， 为宝元、 庆历间名臣。"[3]311 司马池秉承良好家风， 个人生活十分简朴， 不喜铺张， 请朋友吃饭， 十分节俭。 天圣七年（1029年）， 司马池调任京城群牧司判官， 推荐者为担任枢密使的曹利用， 按说司马池应该去拜访感谢， 但司马池坚持"端悫自守， 非公事未尝私造"[3]485. 后来， 曹利用遭贬而死， 许多曾极力巴结的无耻小人都在落井下石， 极力诋毁曹利用， 而只有司马池"独扬言于朝， 称利用枉， 朝廷卒不问"[2]9904. 司马光母亲聂氏， 官宦世家出生， 一生跟随丈夫， 相夫教子， "才淑之誉， 孝睦之行， 著于闺门， 而称于乡党焉"[3]485. 长兄司马旦， 年长司马光13岁， 为官一直做到从四品的太中大夫， "淡薄无欲， 奉养苟完， 人不见其贵". 兄弟俩"友爱终始， 人无间言"[2]9906, 关系十分融洽。 书香门第、 贵胄之家的传统儒学家风， 对司马光的言行举止和人格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司马光走入仕途， 正是宋仁宗执政时期。 其时， 宋王朝已开国八十多年， 经过几代皇帝的治理， 王朝的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景象， 随之， 奢靡风气开始兴起。 正如司马光所言："近岁风俗尤为侈靡", "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 然以功业大， 人莫之非， 子孙习其家风， 今多穷困。"[5]840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促成了司马光制定家训， 告诫子孙奢靡之害， 节俭之益， 确保家族子孙躲避灾祸， 成长成才， 延续司马家族的良好家风。 于是， 在退隐西京（洛阳）期间， 司马光动笔撰写了《家范》《训俭示康》《居家杂仪》等家书。
2 司马光家风家训的合理性内容
司马光所撰写的家训文献主要有《家范》《训俭示康》《居家杂仪》和《与侄书》等。 在这些家训文献中， 包含着儒家思想这一主流价值观熏陶下许多做人的基本操守和品德。 其合理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孝顺父母， 尊敬长辈。
司马光承继中华优秀传统， 强调人子要对父母尽孝。 在《居家杂仪》中， 他认为父母有病， 人子要在床前尽孝伺候："父母舅姑有疾， 子妇无故不离侧， 亲调尝药饵而供之。 父母有疾， 子色不满容， 不戏笑， 不宴游， 舍置余事， 专以迎医、 检方、 合药为务。"人子要尽可能让父母高兴， "凡子事父母， 乐其心， 不违其志， 乐其耳目， 安其寝处。"父母有过， 可以规劝， 但要"下气怡色， 柔声以谏"[6]42. 同时， 他强调要尊敬长辈， 见了尊长， 要行礼："凡卑幼坐而尊长过之， 则起； 出遇尊长于途， 则下马。"[6]42
第二， 家庭和睦， 周济族人。
司马光重视睦族之道。 在《家范》卷一治家一章中， 司马光讲了维护家庭和睦的方式方法。 其一， 父母治家不能偏心， 要公道。 "善为家者， 尽其所有而均之， 虽粝食不饱， 敝衣不完， 人无怨矣。 夫怨之所生， 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7]25"有偏宠者， 虽欲以厚之， 更所以祸之。 共叔之死， 母实为之； 赵王之戮， 父实使之。"[7]46 其二， 家庭成员要学会相互忍让。 司马光举例道：唐高宗封泰山路过山东寿张驾临大户张公艺宅府， 召见公艺， 问所以能睦族之道， "公艺请纸笔以对， 乃出'忍'字百余以进"[7]21. 正所谓忍一时之气， 免百日之忧。 其三， 家族内部要讲团结。 司马光以吐谷浑之王阿豺为例， 讲阿豺有子二十多人， 自感大限将至， 担心儿孙们在自己死后起纷争， 于是就把家人召集在一起， 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支箭折之。"慕利延折之。 又曰："汝取十九支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 阿豺曰："汝曹知否？单者易折， 众者难摧。 戮力一心， 然后社稷可固。"[7]24 强调了家族团结的重要性。 其四， 家人之间不能争财。 司马光借用弘微之口讲："亲戚争财， 为鄙之甚。"[7]20 其五， 要救济族人中的贫者。 司马光举例道："梁中书侍郎裴子野， 家贫， 妻子常苦饥寒。 中表贫乏者， 皆收养之。 时逢水旱， 以二石米为薄粥， 仅得遍焉， 躬自同之， 曾无厌色。 此得睦族之道者也。"[7]25-26
第三， 诚信无欺， 低调做人。
司马光强调父母教育子孙要讲诚信， 不能撒谎哄骗， 否则对孩子成长不利。 在《家范》卷三父母一章中， 司马光举例："曾子之妻出外， 儿随而啼。 妻曰：勿啼！吾归为尔杀豕。 妻归以语曾子。 曾子即烹豕以食儿， 曰：母教儿欺也。"[7]41 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司马光退居洛阳后， 想把自己骑的马卖掉， 就对牵着准备卖马的仆人说， 咱这匹马一到夏季肺病就发作， 你一定要告知买家， 仆人觉得主人太实在了， 哪有卖瓜的说自己的瓜苦呢， 司马光就是这样一个诚实坦荡之人。 与此同时， 司马光对家人管教比较严厉， 训导子孙要低调做人， 遵守法纪， 不能恃强凌弱。 司马光晚年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相当于宰相）后， 给夏县老家族人写了一封家书即《与侄书》， 在信中， 司马光告诫家人自己身处高位， 如履薄冰， 嫉妒之人不可胜数， "汝辈当识此意， 倍须谦恭推让， 伏弱与人， 不可恃赖我声势， 作不公不法， 搅扰官方， 侵凌小民， 使为乡人所厌苦， 则我之祸皆起于汝辈"[8]390.
第四， 幼教宜早， 遗子德俭。
司马光出生书香门第， 十分重视家教， 主张孩子教育越早越好。 在《家范》卷三父母一章中， 司马光讲："夫爱子， 当教之使成人。 "有人认为孩子还小， 待其长大后再教育， 司马光极力反对， 认为这等同于"犹养恶木萌芽， 曰俟其合抱而伐之， 其用力顾不多哉？又如开笼放鸟而捕之， 解缰放马而逐之， 曷若勿纵勿解之为易也"[7]41. 还力主胎教， "君子谓大任能胎教", "彼其子尚未生也， 固已教之， 况已生乎"[7]52. 司马光特别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夫习与正人居之， 不能母正； 习与不正人居之， 不能母不正。"[7]41 针对当时社会流行为子孙多留些财产的做法， 司马光表示反对， 主张遗子德俭好家风。 在《家范》卷二祖一章中， 司马光指出："多藏以遗子孙， 吾见其愚之甚也。 然则贤圣， 皆不顾子孙之匮乏邪？曰：何为其然也？昔者圣人遗子孙以德、 以礼， 贤人遗子孙以廉、 以俭。"[7]32 并以孙叔敖、 萧何、 涿郡太守杨震为例强调遗子德俭的好处。
第五， 勤俭节约， 清廉为官。
司马光秉承父辈良好家风， 一直崇尚节俭， 并严厉约束家人。 在《训俭示康》等家信中， 司马光告诫儿子司马康曰："吾性不喜华靡， 自为乳儿， 平生衣取蔽寒， 食取充腹。 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人皆嗤吾固陋， 吾不以为病。"[5]840 他提出居家过日子， "人情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7]33, 要"制财用之节， 量入以为出". "裁省冗费， 禁止奢华， 常须稍存赢余， 以备不虞。"[6]42 司马光倡导清廉为官。 在《家范》卷三中列举了许多贤明母亲教育儿子廉洁从政的故事， 其中母亲卢氏对儿子崔玄暐说的一段话对今天的廉政教育显得十分重要。 崔玄暐， 唐代著名宰相， 刚出仕时， 母亲卢氏就告诫曰："吾尝闻姨兄辛玄驭云：'儿子从官于外， 有人来言其贫窭不能自存， 此吉语也； 言其富足， 车马轻肥， 此恶语也。 '吾尝重其言。 比见中表仕宦者， 多以金帛献遗其父母。 父母但知忻悦， 不问金帛所从来。 若以非道得之， 此乃为盗而未发者耳， 安得不忧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禄， 苟不能忠清， 虽日杀三牲， 吾犹食之不下咽也。"[7]59崔玄暐铭记在心， 由此成为一代廉吏。
第六， 重义轻利， 家国情怀。
司马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 在义利之辨问题上， 站在道义这边。 司马光讲："夫生生之资， 固人所不能无， 然勿求多余， 多余， 希不为累矣。""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愚而多财则益其过。 且夫， 富者， 众之怨也。"[7]31-32 在《家范》卷三父母一章中， 司马光列举了一位信守诺言行大义的母亲。 讲道：战国齐宣王时期， 哥弟两人犯了命案， 被抓后， 两人争着领罪， 地方官没法判， 告知相国， 相国也不能判， 告知宣王， 宣王也没办法， 只好把其母亲叫来， 分辨真凶。 其母亲说， 把弟弟杀了吧。 国君认为这不符合常理， 追问其原委。 其母曰："少者， 妾之子也； 长者， 前妻之子也。 其父疾且死之时属于妾曰：'善养视之'. 妾曰：'诺'. 今既受人之托， 许人以诺， 岂可忘人之托而不信其诺耶？且杀兄活弟， 是以私爱废公义也； 背言忘信， 是欺死者也。 失言忘约， 已诺不信， 何以居于世哉？予虽痛子， 独谓行何！"[7]64 国君钦佩其言行， 没有杀其子， 皆赦， 尊其为"义母". 北宋时期， 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 一般士族家庭子孙只要勤奋读书， 皆可以考取功名进入社会上层， 从而激发了百姓的家国情怀。 司马光的家国情怀十分厚重， 在《家范》开篇治家一章中， 司马光就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 家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天下平。"[7]8 司马光是把齐家提到治国的高度上来写《家范》的。
司马光家风家训涉及敬长、 睦家、 济邻、 教子、 做人、 为官、 爱国等方方面面， 其核心思想就是齐家育子、 修身做人， 强调道德教化和人生观塑造。 在今天看来， 司马光这些家训理念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价值， 需要大力弘扬和传承。
3 司马光家风家训的历史局限
司马光作为一位封建时期的高官显宦和史学大家， 严格恪守儒家思想的基本法则， 是儒家思想的忠实践行者， 并将其贯彻到家庭教育中。 司马光坚持礼法治家， 在其家训中，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思想随处可见， 堪称封建时代主流价值观民间表达的生动典范。 但随着时代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 司马光家训的历史局限性和糟粕性逐渐显现，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等级顺从思想。
儒家思想强调三纲五常， 君臣、 父子， 等级森严。 在司马光家训中体现了这些观念， 那就是父母在家中享有绝对的权力。 比如， 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要求子孙："凡诸卑幼， 事无大小， 毋得专行， 必咨禀于家长。"[6]42 在《家范》中， 司马光过分强调了父母在家庭中的威严， 可以随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 出。 子不宜其妻， 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 没身不衰。"[7]102 他强调儿子的婚姻大事， 一切要以父母的喜好为转移， 父母不满意， 夫妻感情再好也得休妻； 父母满意， 夫妻感情不好也得将就着过。 在《家范》卷十中司马光引用曹大家《女戒》的话讲："舅姑之意， 岂可失哉！固莫尚于曲从矣。 姑云不尔而是， 固宜从命； 姑云尔而非， 犹宜顺命。 勿得违戾是非， 争分曲直， 此则所谓曲从矣。"[7]238 强调儿媳在家中不能与公婆争辩， 不论对错， 必须绝对顺从。
第二， 男尊女卑思想。
司马光家训中这一思想十分突出， 在《家范》卷一治家一章和《居家杂仪》一文中都有阐述， 重点强调男女之别， 对家中女性设置种种严厉规矩， 称治家者必以此为先。 比如"嫂叔不通问" "男女非有行媒， 不相知名" "男女非祭非丧， 不相授器" "女子出门， 必拥蔽其面" "男女不同席， 不共食" "女子十年不出"[7]13-14等。 他强调夫尊妻卑， 讲"夫天也， 妻地也； 夫阳也， 妻阴也。 天尊而处上， 地卑而处下。 姑妇人专以柔顺为德， 不以强辩为美也", "贞女不事二夫"[7]189-190等。
第三， 肉体惩罚思想。
司马光治家对于不听话的家庭成员， 主张实行肉体惩罚。 在《居家杂仪》中司马光讲："凡子妇未敬未孝， 不可遽有憎疾， 姑教之。 若不可教， 然后怒之。 若不可怒， 然后笞之。 屡笞而终不改， 子放妇出。"[6]42-43 最终赶出家门。 对于女仆有不听话好争斗者， "主父、 主母闻之， 即诃禁之。 不止， 即杖之。 理曲者杖多。 一止一不止， 独杖不止者"[6]42-43.
第四， 大家族生活方式。
司马光主张大家族生活， 反对子孙自立门户单独过。 强调子孙不留私财， 子孙财产一律上交父母。 "凡为子妇者， 毋得蓄私财。 俸禄及田宅所入， 尽归之父母舅姑。 当用则请而用之， 不敢私假， 不敢私与。"[6]42 司马光还列举了学习榜样， "国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 唯故李相昉家。 子孙数世二百余口， 犹同居共爨。 田园邸舍所收， 及有官者俸禄， 皆聚之一库， 计口日给饼饭， 婚姻丧葬， 所费皆有常数"[7]24.
司马光家风家训是时代的产物， 是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 在讲平等、 自由、 人权和法治的今天， 司马光家风家训中宣扬的等级制、 男尊女卑、 肉体惩罚和大家族生活方式等观念已明显不合时宜， 需要加以坚决抛弃和去除。
4 司马光家风家训的当代价值
司马光家风家训以其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成为治家范本， 对后世影响深远， 南宋名臣赵鼎曾要求子孙："司马温公《训俭文》， 人写一本， 以为永远之法。"[9]414司马光家风家训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 有助于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
目前，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反腐败斗争经过五年多的治理已取得明显成效， 但反腐败斗争仍然面临着严峻形势， 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 推进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除了继续加强党纪国法和巡视利剑等手段的震慑效应外， 更需要文化的支撑和长期化育， 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讲："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10]390 司马光家训中有许多重要的廉政文化教育资源可以充分利用和借鉴。 比如司马光在《家范》中列举了许多贤明母亲劝子清廉为官的故事。 还有司马光主张父母给子女少留财产、 多留德俭的好家风等。 这些内容对于今天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非常有借鉴意义， 应大力提倡。
第二， 有助于推进学校的立德树人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真正做到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 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 文化素养， 做到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德。"[11] 如何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这些年， 我国各类学校德育工作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社会上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个人主义以及消极腐败现象时时刻刻在影响着我们的学生， 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的道德品质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司马光家风家训是学校立德树人非常宝贵的教育资源， 合理利用意义重大。 比如， 司马光卖马的故事和《家范》中讲到的守诺言行大义的"义母"故事， 有助于培育学生的诚信品质； 司马光的"众人皆以奢靡为荣， 吾心独以俭素为美" "由俭入奢易， 由奢入俭难"等家训名言， 有助于培育学生的节俭意识。 把司马光家风家训中的优秀德育内容有效融入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 对于学校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 推进立德树人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 有助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家风。
习近平总书记讲："家风好， 就能家道兴盛、 和顺美满； 家风差， 难免殃及子孙、 贻害社会， 正所谓'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余殃'."[12]355 从近年来查处的干部腐败案件看， 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 我国家庭建设在物质层面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全面小康家庭的实现近在眼前。 但不容忽视的是， 我国的家庭建设在精神层面上出现了一些新问题， 主要是家风家教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家训文化， 号召全社会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 促进家庭和睦。 司马光家风家训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 可以为我们提供经典素材。 比如司马光《家范》中讲到的张公艺治家"忍"的故事有助于处理和化解家庭矛盾； 吐谷浑阿豺教子的故事有助于维护家庭团结； 《与侄书》中司马光对家人的告诫有助于避免党员干部被家人所"坑". 所有这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家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司马光家风家训是封建时代家庭教育的产物， 尽管受时代局限， 不足和缺陷非常突出， 但仍不失为一笔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 本着辩证扬弃的态度， 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以焕发其勃勃生机。 在新时代，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家训的重要讲话为指导， 大力发掘和弘扬司马光优秀家风家训， 以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彰显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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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注释
1参见夏县水头镇小晁村司马温公祠"司马浩墓碑记".
2参见夏县水头镇小晁村司马温公祠"司马沂墓碑记".
文献来源：贾秀梅。解构与传承：司马光家风家训及其当代价值[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4）：6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