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过程及当代家风建设的参考

家风家训论文范文第五篇：探讨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过程及当代家风建设的参考

　　摘要：家训是古代士大夫进行家风建设实践的成果，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实践有其独特性。从明清家训文献来看，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前期，受《郑氏家范》影响的保守阶段；中期，走向多元化的发展阶段；晚期，走向巅峰的鼎盛阶段。梳理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实践可为当代家风建设提供范本，可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资料支持，可为当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宣传提供范式和框架。

　　关键词：大夫；家风建设；家训；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陆睿（1987-），男，广西河池人，梧州学院文传学院讲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江流域民间文献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文学博士。；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传统礼学文献专题研究"（13AZD023）；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西江流域旧志文献整理与研究"（17FZS004）；

　　Abstract:Family precepts are the result of the practice of scholars and officials in ancient times, and the practi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its own feature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ing and Qing family precepts, the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lars and officials in the two dynasties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early stage,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Zheng Family Instruction, was quite conservative and had less development; middle stage was the time for development, with much persity; late stage was the peak stage. Sorting out the practice of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time can provide a model for contemporary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material support for contemporary spiritu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 paradigm and framework for the formulation and promotion of contemporary cultural policies.

　　Keyword:scholars and officials; family tradition construction; family precep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我国古代士大夫都很重视家风建设，如南北朝时颜之推在被誉为家训鼻祖的《颜氏家训》中就提及"吾家风教，素为整密",[1]颜氏是世家大族，其整密的风教正是颜氏历代先祖注重家风建设的体现。在历朝历代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实践历程中，明清时期士大夫的实践尤为独特，值得我们关注。

　　明清两朝处于我国漫长封建时代的末端，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时期和总结时期，时人立足于前人的丰富文化成果，辑纂著述活动比以往都要繁荣。文化集成实践方面，既有官私修纂的诸多大型丛书类书，又有文人士大夫创作的众多著述，如先后出现官修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类书，私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总集，比起前代的同类文化集成成果，如唐人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宋人的《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规模均大得多。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带动下，士大夫们更加注重家庭教育的探索，由此诞生了一批异彩纷呈的家训文献，这就是明清士大夫积极开展家风建设实践的成果。

　　家训文献是中国古代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它辅佐儒家经典，承载着家庭教育和家风建设的重要功能，多是士大夫阶层的齐家心得，对敦睦家庭、稳定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清家训文献是古代家训文献的殿军者，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其一，较之前代，文献数量极多，且去今未远，保存下来的文献最多，其体例更是多元化，信札、日记等皆可汇集成蕴含完整思想体系的家训；其二，思想内容上往往总结、继承和借鉴前代家训，并不断吸取时代因素，可以算是历代家训文献的集大成者，是传统家训的重镇。可见，明清时期的家训文献是历朝历代数量最多的，不论是撰述者还是流传至今的文献，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通过考察明清家训的时代背景和文献流变，我们可以一窥明清士大夫家风建设实践的过程，思考其当代启示。

　　一、明清士大夫家风建设的时代背景

　　明清士大夫积极探索家风建设，明清家训繁荣发展，绝非仅仅因为明清两朝去今未远，文献保存流传下来的比较多，它的背后还隐藏着深刻独特的时代背景。

　　（一）代表性经典家训的模范作用

　　明前及明初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家训著述，由于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而广为人知，从而流布于世，为后人的家训创作实践提供了素材和范式。以明初影响最深远的《浦江郑氏家范》为例，此篇家训总共168则，又称《郑氏规范》，收于《旌义编》中，含宗祠祭祀、家长职责、子孙准绳、妇女戒律等内容，宣扬其孝义思想。1郑氏家族名噪一时，明初文学家宋濂与之有姻亲关系，曾为之作序述及《郑氏家范》成篇梗概云：

　　浦阳郑氏世居县东二十五里，乡名感德，里曰仁义。其远祖冲素处士绮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宋》《元》二史具载孝义传中。其持守之规，前录五十八则，六世孙龙湾税课提领太和所建；后录七十则，续录九十二则，七世孙青槤府君钦江浙行省都事铉所补，皆已勒名锓梓，时公卿大夫所遗诗文亦类为《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后昆。今八世孙太常博士涛复为三规，阅世颇久，其中当有随时变通者，乃率诸弟泳、涣、湜等白于二兄濂、源，同加损益而合于一，其间诸父之训曾行而登未载者因增入之，总为一百六十八则，名曰《郑氏家范》。既刊板可模印，请言其故于篇端。余与源为姻家，涛为同门友，而泳等又皆持经从余学，义不容辞。呜呼，是篇之行，其于厚人伦、美教化之道诚有益哉。（《郑氏家范·宋濂序》）

　　不难看出，《郑氏家范》是历经郑氏数代子孙递相编纂补充而成，而郑氏又是具有几百年聚居历史的大家族，其家训的制度和理论体系较为完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为后世家训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后世治家者常慕而效之，明清家训又多有以此为蓝本者。可以说，郑氏的此篇经典家训"哺育"出一批后代成果，成为后人的宝藏，也为明清家训的繁荣提供了充分条件。

　　（二）家谱编修的带动

　　据王鹤鸣的研究，进入明代以后，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数量大幅上升，规模进一步扩大。他在《家谱通论》中强调："进入明代，朱元璋推行'孝治'为核心的思想文化政策，以'尊祖、敬宗、收族'的修谱宗旨为越来越多的家族所接受，加以明朝统治期间，全国经济特别是江南经济获得新的发展，编修家谱的文化习俗开始向各地普及，促使明朝编修家谱的数量大幅度上升。"[2]朝廷推行孝治，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上行下效，很容易促进家谱修撰之风的盛行。而家谱又与家训有着天然密切的关系，明清家训文献中有一类辑纂性质的家训，其材料来源就是家谱中的记载。

　　家谱修纂风气的盛行，不仅丰富了家训的材料库，还能促进家训的辑纂，自明至清，莫不如此。晚至清末时期，尚有源自家谱的家训，如张廷琛刻印于光绪年间的《张氏家训》，其情节我们可以从张廷琛自序中一窥其要：

　　我族自明中叶乔迁茅园，处士若顷公以勤俭起家，忠孝东白公以退让处世，赠公竹溪公以诗书裕后，乡贤省溪公以孝友施仁，可谓世积其德矣。至太素公解组归田，益务树德，本《六谕》以教训子孙，绝不敢以富贵雄视乡里。又得孳虞、宁伯诸公奉行祖训，谆谆劝禁以期无玷于家风，故迄今六百余年而孝友诗书之泽尚绳绳而未有艾也。岁甲申，予纂修宗谱，辑其旧增其新，特列于皇言宪语之次，复手录副本，时置座右以自警。今春临海叶君伯丹、鸥舫昆玉，汇印乡献遇遗书，因发所藏重加订正，厘为上下二卷，题曰《张氏家训》，属为校印，或者训传自家，教成于国乎。然廷琛立身无素，德之不修，恒惧有负先训，何敢持空言以觉世，惟愿张氏子孙贤明者时加玩味，以提醒愚蒙不肖者，谨听训词，以无污清白，是祖宗之所以默慰也。傥有亢宗之子躬行心得，更著教言，以补前人所未备，以启后裔于无穷，尤祖宗之所以厚望也。予故推原三台名族所由兴亡，与我先世修身齐家之故，并诸首简，庶几览斯篇者将有所感也夫。（张廷琛《张氏家训·自序》）

　　这篇序文中，张廷琛交代了本族的渊源和发展历程，其字句无不体现出家训与家谱的密切关系。张氏祖上，若顷公、东白公、竹溪公、省溪公、太素公、孳虞公、宁伯公等祖先的事迹俱载于家谱，而《张氏家训》乃张廷琛修订族谱的副产品，出于继承祖先遗志的目的而辑纂。所以，若是没有家谱的记载，此类家训便失去了诞生的基础。

　　（三）家训创作队伍的空前壮大

　　随着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士人，即读书人、知识分子数量的增多，家训的创作队伍空前壮大，为家训的创作和家风建设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动力。以明代为例，有学者统计指出，明清时期人口总体处于增长趋势，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生员数骤增，导致了有明一代生员人数多达60万，较之宋代的20万，增长到三倍之多。[3]士人是家训的主要创作群体，明清家训的作者，除了极少数为妇女之外，一般都是诸生以上的身份，相当一部分还是进士，甚至还包括进士群体中的佼佼者--状元。如撰有《家诫诗》的金甡，便取得乾隆七年（1742）会试、殿试第一名。又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一甲第一名潘世恩，是位三朝元老，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他的家训被其子潘曾莹辑成《潘文恭公遗训》。

　　在士人数量不断增多并且优秀的士人积极参与创作家训的条件下，加上前代成果的示范和积累以及家谱修纂风气的盛行，明清家训的繁荣发展和家风建设实践的积极开展便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历程

　　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是家训的空前繁荣时代，士大夫都在探索家风建设。有学者将明清家训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明初至清代前期为鼎盛时期，清代后期为整体衰落与局部发展时期。[4]这似乎模糊了各阶段的细微差别。明初和明末的文化氛围截然不同，这两个时段的家训著述从整体上看也是风格各异。为方便考察明清家训的内部发展演变脉络，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其前后的不同特征重新进行内部分期。

　　任何历史分期都只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其发展演变而作的假设，分期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不应该为了分期而分期，而是应该基于各阶段文献的不同体现来完成。明清家训在前期的文献中体现出保守的特点；中期则是承上启下，体现出过渡的特质，开始多元化；晚期则形式和内容上更进一步自由，同时数量也大为增多。结合时代背景和文献内容及形式上的演变，我们暂时将明清士大夫家风建设分成三个时期：前期（明初至嘉靖、隆庆年间）、中期（明万历年间至清初）、晚期（清乾隆年间至清末）。下面我们结合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以各时期的典型著述为代表来揭示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历程。

　　（一）前期（明初至嘉靖、隆庆年间）：条条框框--《郑氏家范》笼罩下的保守家风建设

　　考察家训的发展情况，自然离不开同时代大环境的审视。有明一代整体文化风气的发展脉络，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正德时期（1506-1520）大致可作为明代文化变迁的分水岭，而这个分水岭前后的文化氛围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正德前一直弥漫着明初的保守、沉闷风气，正德后则开始趋向革新、活跃。[5]这与明世宗在位期间的"大礼议"有关。经过"大礼议"的讨论争议，明初以来的礼法观念受到冲击，世风由此发生转变。从现存的一些家训著述来看，整体思想文化氛围对家训创作的投射，也反映出类似的痕迹，因此，我们把明清家训的前期大概定在明初至正德之后的嘉靖、隆庆年间。

　　明王朝建立之初，天下刚历经元末战乱，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太祖朱元璋为重建社会秩序，稳定政局，一切建设以强化皇权控制为目的--如文化上组织编纂《逆臣录》《昭示奸党录》等以昭示忠诚、稳固人心；下诏修订《性理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等丛书，以构建统一的思想体系，清除异己思想--因此，明初的思想文化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气息，据学者毛策的研究，明初朱元璋对以浦江郑氏为代表的浙东宗族采取袒护、宽容的态度，在元朝就已四次旌表郑氏的基础上，继续表彰郑氏并重用其子孙，从舆论上为该家族树立威望，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稳定因素的样板家族，企图利用宗法思想控制全局。[6]

　　由于屡屡受到官方表彰，浦江郑氏名扬天下，成为明初家族的典范。而维持郑氏家族数世同居合爨的家训《郑氏家范》，历经郑氏数代子孙编纂而成，其制度多为详细具体的规约，内容上也较为保守，理论体系较为严密，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为同时代的家训创作提供了范例和素材。再加上皇帝的表扬，本时期创作的家训便往往以之为榜样，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行模仿。

　　与郑氏同里的深溪义门王氏，有王士觉者，就在《郑氏家范》的带动下创制《深溪义门王氏家则》。此书体例与郑氏相同，对家族事务进行详细规定。其编撰缘由，明清史志目录也有提及，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称："父经慕同里郑氏合食同居，戒士觉效之，士觉因为此书。"王氏虽不如郑氏闻名天下，但多与明初的名人有来往，嘉庆活字本《深溪义门王氏家则》就收录有郑涛《乐同堂颂》、郑泳《礼辨堂记》、方孝孺《正谊斋记》、宋濂《义门碑铭》、方孝孺《深溪集序》。

　　由于受到朝廷的表彰，郑氏家族名声影响极大，《郑氏家范》"哺育"出了当时的一些家训。曹端的《家规辑略》就以《郑氏家范》为基本框架，仅补充了一些自撰的条目。曹氏在自序中交代：

　　且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人事之常也。治国无法，则不能治其国；治家无法，则不能治其家。譬则为方圆者，不可无规矩；为平直者，不可以无凖绳。是故善治家者，必先立法以垂其后。自今观之江南第一家义门郑氏，合千余口而一家，历千余岁而一日，以其贤祖宗立法之严，贤子孙守法之谨而致然也。其法一百六十有八则，端悉录而宝之，今姑择其切要者九十有四则，因其类聚群分，定为一十四篇，名曰《家规辑略》，敬奉严君，祈令子孙习读而世世守行之。期底于郑氏之美，而又妄述数十余则以附其后。虽不能如郑氏之《家规》妙合圣贤之心法，扶世道，正人心，敦教化，厚风俗，上以光其先，下以裕其后，亦庶乎治家垂训之一小补云。（曹端《家规辑略·自序》）

　　曹端是明初理学大家，他认为《郑氏家范》能"妙合圣贤之心，法扶世道、正人心、敦教化、厚风俗，上以光其先，下以裕其后",因此甚为推崇。从他所补充的条目来看，仅仅是针对《郑氏家范》的大纲进行细化，其内容范畴和主旨并未超出其范围。

　　又如同时段的许相卿，他所撰家训《许云村贻谋》，更是明文要求子孙后代参酌《郑氏家范》进行修订。其推崇理由，许氏在自序中有交代曰：

　　吾幼志于学，长从阳明先生游，暨海内志义之士过从，磨砺垂三十年，忧病莫晚，志犹罔甘自阻，又有望于后之人，于是作《家则》。及观浦江《郑氏家范》，尤若广而密，要而不遗，虑远而防豫，吾则所未逮也。然考其编次，前既录之，后又录之，续又录之，阅三世历数十年而后《范》成。盖俗流日以巧，法因渐以详，势固宜尔也。今吾阅历浅，意见踈，而后来运化推移，殆未可涯，欲恃仅仅数十百言，预待日新无穷之世变，乌可乎哉。吾后之人远猷卓识，顺时保家，于事之通变宜民而不畔于道者，详酌精思，续为之则，又进而广善志，参郑《范》，以成合族共家之义，百世其将训之，奚啻于吾有光而已耶。（许相卿《许云村贻谋·自序》）

　　许相卿认为随着时代的推移，自己的家训以后会无法适应"无穷之世变",因此要求子孙参考《郑氏家范》进行增广，郑氏先贤的这篇家训在他看来有很强的普适性。《郑氏家范》在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霍韬于正德年间所撰《霍渭崖家训》更是深得《郑氏家范》的"精髓",同样列举细化的条条框框，如《货殖》一节，明确指出收入应根据这样的方案来分配：凡岁报功最，田过五亩，银过三十两者，计其积余，十赏分之一为其私，俾益其婚嫁之奁。除此之外，它还更进一步贯彻郑氏的保守规约，进一步严男女之大防，坚持阴阳内外之分。其卷首画有《合爨男女异路图》（见图1），对男女居处时各自出入的线路进行规定，要求子孙严格按照图中的线路和方案实行，不得擅自更改。2

　　图1 《合爨男女异路图》

　　同时期尚有较多未明确指出参酌《郑氏家范》者，体例也多不离郑氏的条条框框。如刘良臣《凤川子示儿编》，为目十条：正心第一、持身第二、居家第三、理财第四、明经第五、接人第六、崇礼第七、治官第八、识微第九、归田第十，每条规约再下辖各项细则。又如庞尚鹏《庞氏家训》，也是分《务本业》《考岁用》《遵礼度》《禁奢靡》《严约束》《崇厚德》《慎典守》《端好尚》八节，每节也下辖数条细则，对家族事务、待人接物等方面进行规定。

　　可以看到，本时期的家训著述，形式上较为单一，不够多元化，思想内容上也多有保守的倾向。这与明初对思想文化的严格控制有密切关系，如明太祖实行过文字狱、明成祖诛方孝孺十族等，太祖、成祖之后多相沿袭，没有发生较大改变，直到嘉靖年间的"大礼议"."大礼议"围绕明世宗生父的尊号问题展开争执，世宗以小宗接续正统，对政治功过不太介意，这在客观上破坏了太祖以来的礼制，政治禁忌由此被打破。3再加上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其他内外部因素的带动，明朝文化开始转向多元化。

　　值得一提的是，明初被视为天下家族榜样的浦江郑氏，也在逐步走向衰落。据学者的相关研究，浦江郑氏家族明代时就多次遭受天灾人祸的洗礼：正统年间郑氏被贼寇洗劫，家用几空；景泰初年被大火吞噬，只剩下祠堂；成化年间，旌表之门被大火烧毁。[7]自此，大家族被迫散居，数世同居合爨的热闹场景不复存在。此外，与郑氏同里的深溪义门王氏更是早在成祖时就惨遭家变，里居化为灰烬，《深溪义门王氏家则》一书也一度断灭不可考。可以说，官方提倡的大家族同居合爨的紧密模式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之地，终究无法成为社会主流的家庭模式。样板家族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湮灭，样板家族的"灵魂"--经典家训《郑氏家范》自然日渐式微，影响力逐步减弱，加上整体文化氛围的转变，士大夫家风建设实践也从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二）中期（明万历年间至清初）：异彩纷呈--走向多元化的家风建设

　　明万历以后，整体文化开始走向崭新的道路。政治上，各种禁忌被打破；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思想上，人文主义思潮发展，如王阳明心学和李贽异端思想的带动；文学上兴起复古风尚，如后七子王世贞等引领的古文运动。这些大环境都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一改明初的沉闷、保守风气。家风建设和家训创作上也是同样的情况，前期的家训在明初的保守风气影响下，形式的正常发展受到"压制",多追随样板的条条框框；此期家训的作者们则在《郑氏家范》的模范色彩逐渐褪色之后，开始寻找新的撰写形式。

　　明清中期较为典型的家训是费元禄的《费氏家训》。此书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费氏应当是受了古文运动影响，不仅摆脱了前期条条框框的家族规约写作模式，体例上还模仿颜之推《颜氏家训》，篇帙浩博，凡十卷三十二篇，自第一卷的《原始篇》《考述篇》《母述篇》，至第十卷的《道佛篇》《观化篇》《自叙篇》，体系完整，涵盖广泛。更重要的是，其行文极尽藻饰，追求古雅，大量用典，如《事亲篇》云："所谓事亲，岂必瑶堂九仞，中娱斑白之人。琼粒万钟，仰饴桑榆之老，乃为显亲之美范，扬名之极则也。居处不庄，惧羞有谷，枢机弗慎，恐玷令名。"由于用典繁复，友人周婴甚至在正文下为之作注。关于行文风格为何一反家训的谆谆质朴，时人卫承芳在序文中替费元禄作了解释：

　　大中丞卫公序之而间以示余，余喜其文似六朝而典有法，然窃谓才士多爱词人多华，彼欲见其所长传之通都大邑耳，家庭谆切之语，安事摛藻如春华，无乃夸人以博而傲之所不知耶？中丞公曰不然，夫常语之不足以动人也久矣，道可常也，语不可常也，今里父之教子也，亦曰尔孝尔弟尔勤尔俭，立身亢宗之数语者，圣人不能易也，然此未常不习言而彼未常不厌听，何者？常故也。常易玩，玩则忘焉，今取里父之语笔之于书，而曰尔孝尔弟云云，后之人有不掩卷笑之而敝帚置之者耶，故常语之不足以动人也，即圣人不能强也。（费元禄《费氏家训·卫承芳序》）

　　因担心语言太过平常，子孙后代不好接受，费元禄反常理而行，在行文上极力追求创新，试图通过形式和语言上的古典华丽，使得后人重视其中的谆切朴实道理，不至于"常易玩，玩易忘",明代士大夫的好古风尚可见一斑。惜乎明人的好古与复古，大多并不是追求实质，只是追求形式的新奇，正如学者廖瑞明所说："由好古而复古、而好奇，都是一念之延伸。明代人一都喜'好奇炫博',所以大部分只是追求复古的形式，而不必然是追求义理。'古'只是一种装扮、时髦，并无实质的意义。"[8]费元禄的家训同样只是行文上新奇复古，其内容和实质仍未超出家训常道，每常追述其父母和先人的事迹，以之为教子孙之资而已，并未超出前人窠臼。

　　此期类似费元禄对形式进行创新者层出不穷，如朱用纯的《朱伯庐治家格言》，这是家训史上流传颇广的优秀篇章。它兼顾内容和形式，以格言的形式阐发治家之理，全篇凡五百二十四字，讲究骈骊对仗，读来琅琅上口，易于传播。又如毛先舒的《家人子语》，不拘体裁、结构松散、言语质朴，时人张潮在序言中认为它"所言皆家庭骨肉之际人所最难言者，皆能曲折而出之，以通彼此之意，既不宽于卑幼，亦不徇于尊行，无非平心中庸之论，盖举情与法而衷于理者也",属于随想随记的散文体，不讲结构章法，前后层次混杂。

　　朱用纯和毛先舒都生活在明末清初，本时期与之背景相同的家训作者尚有不少，他们常常以前朝遗老自居，明亡后归隐不出，或著述自遣，或讲学授徒。如著有《燕翼篇》的李淦，本为南明唐王隆武二年（1646）的福建乡试举人，明亡而归隐，奉养老母；著有《霜红龛家训》的傅山，本为明季诸生，入清后以明遗民自居，弃员不应试、不出仕；又如著《训子语》的张履祥，也是明末诸生，明亡则不复仕进，课徒著述，终老乡里。这些作者奉明朝为正宗，即使改朝换代之后创作的家训，也多秉承前朝的传统。再加上清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过文字狱，王朝建立之初都有排除异己思想的习惯，加上清初统治者对政治上的忌讳尤为敏感，因此清初的文化氛围不够开放。此时的家训创作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因此我们把本时期家训的下限定在清初约雍正年间。

　　（三）晚期（清乾隆年间至清末）：鲜花着锦--走向巅峰的家风建设

　　至乾隆年间，经过近百年的建设，清王朝开始进入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开始出现乾嘉学派等钻研故纸堆的学术群体，推动了整理研究传统文化氛围的形成。受此风气影响，家训的创作、辑纂也越发繁荣起来，这主要体现在家训种类的多样化发展上。本时期的家风建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类别，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无意识创作的家训。

　　新的类别，指族谱辑纂类的家训。如刘奉璋辑的《刘氏家范》，其资料来源为刘氏族谱中的仪型、传志、状铭、家书、遗集等，这些都是刘氏数世祖先的嘉言懿行，刘奉璋将之辑录出来汇编成册，作为子孙的行为典范。同类者还有张廷琛的《张氏家训》。张氏在修订本家族谱时将祖先太素公、孳虞公、宁伯公、菊人公、全九公、孝妇金氏、含辉公、鸿钧公、和庭公之嘉言懿训及其尊甫诚斋处士、母氏杨孺人之庭帏训言等编录成书。这些当属于家训体例的尝试，有别于族谱的固定样式，一般含有辑纂者对事迹评价阐发的按语，可谓以事论理，以言谈理。

　　无意识创作，是指作者在撰述时并没有带着创作家训的目的来完成，而是由其子孙整理成书，成书时作者往往已经去世。如牛作麟《家言类纂》，由作麟之子树梅辑纂父亲遗论，并根据时日顺序编次而成，内容不外乎作麟平昔与子嗣辈反复讲论之语，树梅因感念父亲的教诲因而编次出版。又如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训》，收录曾国藩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九年（1870）前后几十年间所撰的家书，涉及治家修己、为学理财、处世交游等诸多方面。曾国藩为清廷功臣，逝世后赐谥"文正",后人因慕其教子之法而将其部分书信汇编成家训，由湖南传忠书局刊刻出版，《曾文正公家训》由此广泛流传。

　　无意识创作还有一些类别较为特殊，如以遗嘱为来源者。以吴可读交待身后事之绝命书《携雪堂家训》为例，此篇写就于光绪五年，时值清穆宗大葬之期，吴可读随扈行礼；但因慈禧安排光绪帝以"由兄及弟"继承大统，不合祖制，吴可读遂打算于三义庙中以死进谏，要求为穆宗立嗣，使大统有归。吴可读之死，清流震动，因此其遗嘱被刊刻成书并命名《携雪堂家训》。

　　此类家训，不管是作者平日教导子孙之言论，还是书信或者遗嘱，撰述时都属于无意识状态，即作者当时并不知晓日后会变成家训在后世刊刻传播。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家训创作之风的盛行：凡值得颂扬的人物，其教子言论皆可以编成家训，以广流传。在家训编撰之风盛行的氛围下，上述类别之外的家训更是"不甘寂寞",竞相出现，使得本期家训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面两个阶段。就史志目录所载的明清家训晚期著述来看，包括亡佚的和未见原书的，其数量将近百种，不可谓不多。

　　明清家训的晚期，表现出欣欣向荣的繁荣面貌，无论数量、种类还是体例形式，均空前繁盛。然而，鲜花绽放之后便是颓败，处于巅峰意味着很快就会走下坡路。此时的明清家训，内容上已经僵化，形式上的繁盛也无法扭转局面。家训的发展，承载着儒家的修齐思想，与儒家唇齿相依，伴随着封建王朝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而起起落落，最后也必然随着封建帝制的灭亡、西学东渐和儒学被强力冲击而日渐式微。

　　三、明清士大夫家风建设实践的当代启示

　　明清士大夫阶层积极探索家风建设，促使了承载着优秀传统文化的明清家训文献大量诞生，客观上给后世积累了宝贵的成果和经验。近年来，随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呼声日益高涨，家风建设成为引人瞩目的话题。如何从古人的家风建设实践成果中吸取有益成分，利用好明清家训文献这个文化宝库，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实践可以为当代家风建设提供范本

　　古代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手段多记载于家训文献中，不乏先进的理念。如清人董国英《传经堂家规》，开篇就从"古人薄殓，以示内无可欲，厚葬以示外无可攻，意良善也"说起，丧葬方面要求子孙禁绝奢靡浪费，其他方面要求不应拘泥古代礼法的范式，要随时根据时代调整，一切从礼仪的本质出发。这与我们今天树立节约意识、倡导节约行为不谋而合，将这些文献整理出版，可为当代家风建设提供思路和借鉴。

　　（二）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实践可以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和资料支持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文件，要求"广泛开展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挖掘和整理家训、家书文化，用优良的家风家教培育青少年".[9]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一些稀见的优秀明清家训如费元禄《费氏家训》、彭瑞毓《彭氏家训》等整理出版，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文献依据和智力支持。

　　（三）明清士大夫的家风建设实践可以为当代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宣传提供范式

　　在古人的伦理教育实践中，圣贤经典的行文辞藻和思想主张，对于家族内部的妇孺等群体来说过于艰深晦涩。这就需要士大夫根据家族特点进行"个性化"的解读阐发，甚至有所"创造发明",使之更易于起到敦教化、正人伦的作用。明清士大夫在进行家风建设时往往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明清家训大多通俗易懂，或是简明扼要的规约条文形式，如《郑氏家范》；或是易于传诵的骈骊格言，如《朱柏庐治家格言》。我们今天制定、宣传文化政策也可以借鉴和参考明清士大夫的范式，文化政策的语言应力求明白晓畅，贴近现实，才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通过梳理明清家训文献的内部流变，可以看到明清士大夫阶层为家风建设所做的各种尝试和探索。明清家训文献是前人留下的丰富文化资源和宝贵经验教训。在高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如何充分挖掘和利用古人这些家风建设成果的价值，激活优良的文化基因，摒除过时的思想和主张，是一个值得当代人深思的问题。这里我们只就明清时期的部分家训文献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有待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93:4.

　　[2]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146.

　　[3]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210-216.

　　[4]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471-478.

　　[5]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1-2.

　　[6]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68-79.

　　[7]梁敬明。走近郑宅：乡村社会变迁与农民生存状态（1949- 1999）[|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3.

　　[8]廖瑞明明代野史的发展与特色[M].台北：花木兰出版社， 2009:60-61.

　　[9]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 [2020-01-23] ht://www. xinhuanet co//politics/2017-01/25/c_ _1120383155 htm.

　　注释

　　1本文涉及的明清家训文献原文，均据陆睿《明清家训文献考论》（浙江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所作的调查，下文的独立引文同此，不再出注，特此说明。

　　2《合爨男女异路图》之类的严男女之大防的教条做法过于保守，存在较多安全隐患。该问题与本文主题关联不大，在此不作展开。

　　3"大礼议"的详细经过《明史》卷九十、卷九十一有详细记载，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