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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亚里士多德视野下的运气问题探析
【引言 第一章】
道德运气与当代伦理学关于运气的争辩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
【3.1】
亚里士多德论生成运气
【3.2】
亚里士多德论行为结果方面的运气
【3.3】亚里士多德论环境方面的运气
【结论/参考文献】
道德运气的德性伦理学分析结论与参考文献
3.3 亚里士多德论环境方面的运气
就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来看,环境方面运气的作用根据德性发展的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德性的发展是一个从非自制状态到自制状态,再由自制状态达到德性状态逐渐上升的过程。由于德性发展过程不同品质状态具有这样一些不同的特点,环境方面的运气对它们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下面我们分而述之。
3.3.1 环境方面的运气对德性之人的影响
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似乎不但意识到了环境方面的运气的存在,而且认为它对德性之人没有影响。比如,他曾如此说到:“大的运气如果频繁降临,就会使生活更加幸福(因为它们本身自然地会使生活锦上添花,能够抓住和运用它们,正是高贵德性表现的时机,值得称赞),但重大而频繁的厄运,则对生活造成重大压力和创伤;……但就是在这里,德性的光辉也会穿透阴霾而朗现,因为人经受住了命运频繁而沉重的打击,不是由于他感官迟钝,而是由于他高贵而卓越的品质。”[1]即使遭遇重大而频繁的厄运,德性之人依然能够保持德性的光辉,践行德性的行为。可见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真正的德性之人是不受环境方面的运气左右的。
德性之人之所以不受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在于两点。首先,因为德性之人具有稳定的持续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之所以是稳定的和持续的就在于它在哪怕非常大的诱惑和困难面前依然会促使德性之人践行德性的行为。其次,德性本质上是对“生活进行决断的能力”,[1]它是一种在一个具体的实践处境中权衡各方要素并最终做出最好的善行来的明智的能力(实践智慧)。“真正有德性的和明智的人,将以高尚的品质承受运气的各种变故,永远都是在其实际处境中塑造出尽可能的好。他的行动就像一位伟大的将军为了决胜千里,把所统领的军队调整到最佳状态,一个优秀的鞋匠巧用手中的皮革,做成最好的皮鞋,以及所有匠师所做的那样。”[2]皮革只是提供给鞋匠展示优秀手艺的机会,它本身的好坏虽然有助于或有损于鞋匠手艺的展示,但它本身并不就是鞋匠的手艺或决定鞋匠的手艺。德性之人和处境的关系也可以与鞋匠和皮革的关系有同样的类比。处境只是提供了德性之人运用德性和展示德性的平台和材料,它的自身的好坏也有助于或有损于德性之人德性的展示,但处境并不就是德性自身或决定德性之人的德性。正如我们评价一个鞋匠的手艺是否优秀主要取决于他的手艺是否高超而与他使用的皮革无关一样,评价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也主要取决于他的品质是否优秀而与他所处的环境无关。优秀鞋匠的手艺即使在最劣质的皮革上也能体现出来,德性之人的德性即使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依然能展现出来。奥斯卡·辛德勒(OskarSchindler)[3]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辛德勒处在德国纳粹执掌政权并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时期是他无法控制或选择的。这个处境有着道德的召唤同时充满着巨大的困难,一方面作为德国的人辛德勒在他的良心觉醒后他希望通过他的工厂救助更多的犹太人,另一方面在当时救助犹太人是非常危险的而且需要花费大量的钱财。可以说辛德勒面对了一个棘手和糟糕的处境,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处境中,辛德勒做出了他极大的努力。虽然他最终没有能全部救出他本可以救出的人,但是他的行为依然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在这样一个异常糟糕的环境中,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做到了最善的行为,救出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因此,处境是否糟糕可能是一个有德性的行动者所无法控制因而对他体现为运气的因素,但是由于德性之人具有高超的明智能力,他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也能做到那种处境下的最善,而我们对一个人是否有德性的评判主要是对他是否具有这种能力的评判,所以环境运气的因素就对德性之人没有影响。亚里士多德似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德性之人是不受运气影响的。
但是,如果详细考察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就会发现德性之人并不能完全摆脱环境方面的运气的影响。前面已经说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并不只是主观一种静止的品质状态,它必然要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说一个人具有某种德性,但是从来没有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这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同时,作为旁观者,我们也是通过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具有德性的,如果他从来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德性的行为,我们就不能说他具有某种德性,哪怕他在主观上确实具有某种德性的行动倾向,但是由于我们无法进入一个人的内在世界去查看他能否具有这种品质倾向,是否表现出德性的行动就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德性的唯一标准。这里容易引起误解的是,仿佛有某种德性就有某种对应的行为,相反没有某种德性的行为就没有德性。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虽然具有某种德性的人一定会按照德性的要求去做出德性的行为,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没有某种相应的德性行为,行动者就不具有某种德性。比如某个行动者由于身体的缺陷而无法实施某种德性行为,我们不会就此断定他不具有某种德性。如此,就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情况,一个德性之人确实可能主观上具有某种德性的行为倾向,但是由于一直没有出现展现这种德性倾向的处境,我们就会把该行动者判定为不具有某种德性。[1]显然,是否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出现某种展现某种德性的处境这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事情,因而也体现为环境方面运气的因素,但是我们却在这方面对他的道德做出了评价,即认为他不具有某种德性。可以设想,如果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出现了这种处境的,他根据他的这种德性倾向行动做出了德性的行为,我们会认为他具有德性。但是,是否出现这种处境是一个运气问题,但我们依据这个处境的是否出现对他的德性做出了两种相反的评价,所以可以说该行动者遭遇了环境方面的道德运气。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例子来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设想勇敢的德性是在正义的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恰如其分的惧怕,有两个在主观上具有同样勇敢德性倾向的行动者,即如果把他们一起放置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他们都会由于勇敢的德性倾向而表现出勇敢德性的行为。其中的一个行动者正好在他的有生之年遭遇了一场正义的战争,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使得他受到人们称赞。另一个行动者终其一生都未能遭遇一场正义的战争,他也未能通过战争表现出他的勇敢而受人们的称赞。明显地是,是否在有生之年遭遇一场正义战争,这对两个行动者来说都是一个运气问题,但是在人们却在由于这个体现为运气的因素而对两个行动者有着相反的道德评价。
另外,亚里士多德虽然在总体上认为德性之人的德性不会受到外在处境的影响,因为德性之人具有稳定、持续的德性行为倾向,即使在最糟糕、最困难的环境中他依然能做出相应那个环境的德性行为,但是,在一些极端厄运的情况下,德性之人的德性行为也会受到影响。比如,在说完德性之人就是运用他的明智能力在所给予他的处境中做出相应的最好的德性行为之后,亚里士多德曾如此说到:“如若这样,一个幸福的人就不会完全陷入不幸。不过如果遇到了普里亚摩斯王那样的命运,也不能说他享到福。”[1]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得知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一个幸福之人需要品德良好和生活优越,虽然其中品德良好是最根本的,但优越的生活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优越的生活就需要有外在的物质财富。这里的物质财富不能被看作是完全外在于德性的,而是要被看作是施行德性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具有慷慨德性的人总得有一定的财富才能做到,不然他慷慨的德性既得不到培养,更谈不上展示。对普里亚摩斯王来说,他失去了他的国家、家庭、儿子和财富,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德性得以施行的材料和空间,一旦完全失去这些东西,不但他的生活本身陷入了窘境,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作为的人的功能得不到正常的发挥,更别说卓越的发挥,所以也就根本谈不上是幸福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外在的物质财富在一个很根本的层面上使得德性之人也受制于环境方面的运气的影响。因为德性之人德性的发挥在一个根本的层面上受着外在物质财富的影响,而这些外在的物质财富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制于运气的因素。普里亚摩斯王的情况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他却向我们揭示了德性的施行在根本上受到外在物质财富的影响这样一个层面。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一种看法,正如他在德性上主张中庸而反对过与不及两个一段一样,他认为人是一种在外在世界的各种限制下生活和施行自己各种能力的存在物,他既不像后来的康德一样认为人具有一种自律的理性,也不像完全的决定论者那样甚至认为我们的道德生活也完全受制于外在的物质世界,而是在这两者之间采取了中间和经验的立场:人具有理性的能力,但是这种理性的能力必须在外部世界的限制中才能得以形成和施行。
3.3.2 环境方面的运气对非自制与自制之人的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伦理观点来看,他对环境方面的运气给人们的道德生活所来的影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德性之人上。一般而论,由于德性之人已经具备了在各种实践情形中恰当权衡各种因素并做出在此情形中最善的行为的实践智慧,他们哪怕面对非常糟糕的环境方面的运气依然能够做到相应的最善,所以环境方面的运气对他们而言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对通往德性的道路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的过程,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终其一生都未能达到德性的品质状态,而且大部分德性之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没有处于德性状态。所以,对一般人而言,大部分都是处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非自制和自制的品质状态。如果德性品质状态的本质特征是具有稳定、持续的向善行为倾向的话,那么自制和非自制品质状态的本质特征就是处于这两种品质状态的人他们品质的不稳定性和易受影响性。具体而言,处于非自制品质状态的人虽然认识到了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德性的行为),但是正确行为并没有内化成为他真正的行为动机,他仍有大量强烈的与正确行为的要求相反的动机,他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按照正确行为的要求去行动,只有当处境变得使他做出正确行为非常容易,他才会按正确行为的要求去行动,稍微有困难他就会放弃。处于自制品质状态的人不但认识到了什么是正确的行为而且还把他们内化为行为动机,不过他们同时也还具有与正确行为的要求相反的欲望,只是在大多数时候,自制之人能够克服相反的欲望而按照正确行为的要求去行动,只有在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和诱惑的时候,他才会放弃正确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非自制与自制之人的品质状态都不稳定和容易受到不同处境的影响,在程度上非自制比自制更容易受到影响。
正是由于非自制与自制品质状态的这种不稳定性与易受影响性,使得环境方面的运气对处于这两种品质状态的人有着更大的影响。两个同样处于非自制状态的人,一个由于运气的原因经常处在一种容易做出正确行为的环境中,而另一个却同样由于运气的因素使得他要践行正确的行为充满着困难,最后前者由于经常做正确的行为走出了非自制的状态而到达了自制的状态甚至品质的状态,而后者却堕入了邪恶的品质状态。这对于处于自制状态的行动者也一样的。同样两个起初情况差不多的自制行动者,由于运气的原因,一个没有面临特别大的困难与诱惑,使得他付出一般的努力就可以践行正确的行为。而另一个人却经常面临巨大的困难与诱惑,使得他在践行正确行为的道路上困难重重。最终前者向善行为的倾向得以在习惯中发展和强化,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后者由于经常面临困难和诱惑,向恶的行为倾向得以释放和发展,堕入非自制甚至邪恶的品质状态。这两两起初品质状态相差无几的行动者,由于所处环境的不同影响,在通往德性的路途上殊然有别,我们对他们的道德评价也殊然有别,但造成他们差别的是那些他们无法控制的处境运气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他们遭遇了环境方面的道德运气。
环境方面的运气对自制与非自制品质状态最大的影响是可能毁坏他们的品质状态,使自制状态堕入非自制状态,非自制状态堕入邪恶状态。特别是在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和诱惑的时候,这种情况尤其容易发生。前面我们在讨论德性之人的时,我们说他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也能做到相应的最好善行,并且说明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在于他已经具备一种在各种处境中权衡各种因素和找出相应最善的实践智慧(明智)。但对处于自制和非自制品质状态的人来说,他们的实践智慧本身处在发展的过程之中,需要在实践经验中不断的培养和形成,所以,当他们在面临巨大的困难和诱惑时,他们很容易受到相反欲望的牵引而背离正确的行为。这样的情况一多,他们就可能堕入非自制和邪恶的品质状态。
一个有着巨大困难或诱惑的处境对德性之人可能不算什么,因为他可以运用他的实践智慧在这类情境中做到相应最善,但对于自制和非自制之人来说却是德性上的测试和考验。同样处于自制品质状态的行动者,一些只是由于遭遇了这类道德测试测试而使得他要保持自己的自制状态变得困难或直接堕入非自制或邪恶,另一些轻易地保持着自制状态甚至上升到德性状态只是由于他们没有遭遇到这类道德测试。正如内个人的例子所说明的,处在德国二战时期的自制者要保持自己的自制状态可能会非常困难,甚至堕入邪恶的状态,而相应地在同时期英国的自制者却轻易保持着自己的自制状态,甚至上升到德性状态。造成他们在品质状态上的不同只是由于他们是否遭遇了这样一个对他们体现为运气的道德测试。结果是,对自制和非自制者来说,一次道德测试的失败,不只是一次具体道德测试的失败,它对该作为枕头行动者的德性之路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可见,环境方面的道德运气对非自制和自制之人来说其影响在于,同为自制者或非自制者,如果面对同样的道德测试的处境,他们都会不容易保持自己的自制状态和容易堕入非自制和邪恶状态。但是由于环境方面的运气的影响,一些人遭遇了这类处境,面对了这类道德测试,而另一些人却没有。德国的自制者可能在面对纳粹处境的道德测试中失败了,堕入了非自制甚至邪恶状态。同时期英国的自制者却保持着自制状态,只是由于他由于运气的原因没有遭遇这类测试。从直觉上来说,我们会称赞英国自制者而责备德国的非自制者或邪恶者。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这正是道德运气所提出的问题。
综上所述,就自制者与非自制者来看,环境方面的运气对他们道德影响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无处不在的。环境方面的运气既影响着他们通往德性的道路,也影响着人们对他们的道德评价。经过分析可以看出,在亚里士多德的描述中,一个人通往德性之路是逐渐上升和发展的过程。即使人们与生俱来相似的向善和向恶自然倾向,但由于外在环境的不同影响,人们也会养成不同的德性。由于自制者和非自制者处于通往德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品质状态具有不稳定性与易受影响性,环境方面所遭遇的运气的好坏对他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德性之人来说,由于他们具有稳定、持续的向善行为倾向,也具备在最糟糕的处境中做到最善行为的实践智慧,环境方面的运气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在一些极端厄运的情况下,德性之人依旧要受到环境方面道德运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