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功利价值与超功利价值探析

　　摘要：弄清道德是否具有经济价值的前提是对道德的价值和功能的科学把握。实际上， 道德具有功利性和超功利性， 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道德的经济功能是道德的功利价值的重要方面。在一个工具理性居于轴心逻辑地位的当代， 强调道德之经济价值的特殊困难在于， 极有可能陷入道德功利化的陷阱。因而， 树立超拔的新发展理念和经营价值观， 合理发挥道德之经济价值， 把握道德的经济价值之必要边界， 是从道德视角来深度诠释经济生活和经营活动， 为证成经济伦理和道德经营的合法性夯实必要的学术铺垫。
　　
　　关键词：道德； 功利性； 功利化； 经济价值； 后现代主义；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主题， 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道德症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加之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影响， 现代社会伦理与道德之间的传统平衡与张力被打破， 出现了伦理-道德的断裂、倒错、矛盾、悖论以及碎片化的时代‘症候', 即’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的吊诡性悖论。”[1]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道德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要高扬道德的功利价值、经济价值， 以发挥道德的现实作用和实践功能；一方面是道德的超功利性和崇高性在今天土崩瓦解似浮云了， 而重塑美德伦理又必将成为不容回避的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课题。其中， 最具挑战性的领域是经济领域。在本体论意义上， 如同正常的人一样， 经济和企业具有道德内涵。因而， 树立新发展理念， 坚守道德经营理念， 实际上是剔除笼罩在“经济”“发展”“企业”之上的种种“认识迷雾”, 充分彰显其道德本质的必然诉求， 同时也体现了道德之于经济发展和企业经营的“铸魂意义”[2]（P38）。然而， 由于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澄清， 在强调道德功利性、道德的经济价值的同时， 人们往往又会有意无意地陷入道德功利化的陷阱， 吊诡性地反过来制约了道德经济价值之实现。因此， 澄清道德的功利价值与超功利价值及道德功利化的成因， 进而厘清道德经济价值的合理性边界确有必要。
　　
　　一、道德：功利性价值与超功利性价值的统一
　　
　　面对道德， 有人通常会如此发问：“道德有什么用？”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 不仅关乎道德发挥现实干预作用、加强道德建设的合法性根据， 也关乎伦理学存在以及伦理学研究之合法性根据。古人有一种解答为， 道德是“无用之用， 此之谓大用”.可是， 这句话仍然需要进一步诠释和阐发， 否则必然会令人难以领会其“微言大义”.
　　
　　关于道德的功利性价值与超功利性价值问题， 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可谓聚讼纷纭， 莫衷一是。大体说来， 主要有两大流派：一是功利主义流派， 认为道德具有功利价值， 道德价值看其有无功利价值以及功利大小， 此派以边沁、穆勒为代表；二是义务论流派， 认为承担道德义务是“为义务而义务”, 不应以功利来衡量道德的价值及其大小， 此派以康德为代表。
　　
　　西方功利主义流派群星璀璨、大家辈出， 实在难述其详， 在此仅概括功利主义伦理学说的主要学术观点， 主要有三： （1） 以快乐或幸福为伦理道德的基础。“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础的信条主张， 行为的对错， 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 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 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3]（P7） （2） 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密尔也指出：“承认某些种类的快乐比其他种类的快乐更值得欲求， 更有价值， 这与功利原则是完全相容的。”[4]（P8-9） （3） 认为只有追求个人的最大幸福才能实现社会的最大幸福。边沁认为， 社会是虚构的， 由个人组成， 社会利益由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构成。基于此， 认为， “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 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我们完全可以怀疑， 一个高尚的人是否因其高尚而永远比别人幸福， 但毫无疑问的是， 一个高尚的人必定会使别人更加幸福， 而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而大大得益”[5]（P12）。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肯定地评价功利主义的某些优势时指出， “功利论至少有一个优点， 即表明了社会的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6]（P484）， 但功利主义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诚如罗尔斯认为：“假定一个人类社会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没有道理的。”[7]（P19）不仅如此， 功利主义的许多观点建立在感觉论的基础之上， 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 而且并不符合人类道德生活的实际。功利主义之所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矛盾， 根本原因在于它看不到人的社会本质， 只是从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本性代替人的高级本质来定义道德， 以动物性的生存行为来解读社会人的道德行为， 认为道德原则不具有超然于功利追求的相对独立的意义。由于它只承认道德功利性的一面， 而否认道德非 （超） 功利性的一面， 因而未能全面揭示道德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深刻地指出：“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 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来为我自己取得利益。”[8]（P479）“功利论对现存世界的全部批判也具有局限性， 它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条件， 因此， 它所能批判的仅仅是那些从以往的时代遗留下来的， 阻碍资产阶级发展的关系。因此， 虽然功利论也发现一切现存关系和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 但只是有限度的。”[9]（P484）
　　
　　与把“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功利论不同， 义务论 （又称道义论、非结果论） , 是指主体的行为必须遵循某种道德准则或按照某种正当性行动的道德理论。义务论与功利论不同， 着眼于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和规范、动机是否纯洁善良、是否出于道德义务， 而非以行为的功利后果来判断人们行为的善恶。中国传统儒家学说是以道义论为主流的。宋明理学所谓的“存天理， 灭人欲”之说， 把道义论发展到了极端。西方道义论发端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成于康德。康德认为， 道德行为的动机是“善良意志”, 而善良意志来自人的理性。
　　
　　显然， 康德的道义论纯粹是一种心理主义， 把任何功利目的驱赶出道德的领地之外， 把道德驱赶入“无功利的特区”之中， 彻底否定了道德的功利性， 从而为道德主体建立了一个“为善而善”“为道德而道德”“为义务而义务”的纯粹“目的王国”.无可否认， 义务论的内核中具有合理因素和积极意义， 它弘扬道德的崇高性， 彰显了人性的纯洁和力量， 宣扬了道德律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可是其根本误区在于， 它人为地斩断了道德与人的需要和利益之间的关联， 把道德的根源和目的设定为一种自我圆融且与人们的利益毫无关系的绝对观念。事实上， 这种绝对观念如宋明理学所谓的“天理”、康德所谓的“善良意志”和“绝对命令”, 都被看作是超现实、超经验的存在， 思想由于卸掉了世俗功利的重负而任意飞翔， 义务论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也就显而易见。对此， 马克思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批判道：“康德只谈’善良意志‘, 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 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10]（P211-212）义务论对道德的误读， 实质上是由于它蒸发掉了道德的功利性这一深层本质和基础性依托， 道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变为虚无缥缈之物或者“无根的浮萍”.在义务论的视阈中， 道德只有超功利或者非功利性的一面， 而没有功利性、工具性的一面。黑格尔要根本铲除、完全抛开这种道德学说， 但在认可这一道德意识的必然性方面， 黑格尔是毫无迟疑与动摇的。诚如施科拉尔 （Judith N.Shklar） 的评价：“在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中， 尽管有些不公平和太过严厉， 但他绝没有以对待这位伟大人物的几个自负信徒的那种轻蔑之感来对康德本人大加藐视， 康德的实践哲学或许有诸多值得叹惋之处， 但有一点十分明白， 这种哲学绝不是我们的道德史上无足轻重的琐碎插曲， 相反， 它乃是人类精神现象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同时它也是那个时代的精神。”[11]（P188）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道德具有功利性， 也具有超功利性， 两者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说过：“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 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2]（P470）因为道德是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并由其决定为其服务， 所以道德必然具有功利性的一面。另一方面， 道德对于经济基础和利益不是一种简单的依附关系， 而是一种超拔和提升， 并且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因而道德也具有超功利性。“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 是全部道德的基础。”[13]（P333）综上所述， 对于任何一种道德来说， 它都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统一， 不存在只具有功利性而没有超功利性的道德， 也不存在只有超功利性而没有功利性的道德。道德无论如何形而上， 无论如何具有超越性、非功利性， 也不可能完全蒸发其经验的世俗的功利性的基础；道德无论怎样形而下、具有功利性， 也不可能完全沦为世俗利益的工具和奴隶。换言之， 在本真意义上， 道德是功利性 （价值） 与超功利性 （价值） 的统一。
　　
　　然而， 这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 仅仅是对道德价值的理性认识， 在现实生活中或者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 道德的功利性价值和超功利性价值不完全统一， 甚至存在激烈的对抗， 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在一个工具理性占据轴心逻辑的物化现实中， 强调道德的功利价值或者经济价值， 极有可能陷入道德功利化的陷阱之中， 因此， 深入反思道德功利化问题对于正确发挥道德的经济价值的意义不言而喻。
　　
　　二、道德的功利化及其成因分析
　　
　　从道德的价值功能看， 道德既具有功利价值也具有超功利价值， 既是手段也是目的。道德丰富的价值功能是证成道德经营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根据， 同时， 也是企业恒久地坚守道德阵地、合德经营的必要价值担保。而且， 无可否认道德不论对于个人来说， 还是对于集体或者社会来说， 都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如果承认了这点， 就等于认同道德的功利性。所谓道德的功利性， 即道德具有功利价值， 能够给个人或社会带来实际功效、效用等。对个人而言， 遵守道德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有助于个人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功利目的之实现。对于集体和社会， 道德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和协调， 从而构建合理的人际生态， 实现集体和社会的和谐、公平和发展等功利目的。
　　
　　而道德的功利化是指不分场合、不论时间语境， 把道德仅仅当作某种手段、工具， 而不把它看作目的和具有内在价值、超功利价值之物。换言之， 只有带来了功利目的的道德或道德行为才是善的、道德的， 否则就是恶的、不道德的。概言之， 道德的功利化在深层逻辑上存在的“迷误”和偏失之处有三。
　　
　　其一， 导致道德的内在张力不复存在。如前所述， 道德的功利性与道德的功利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应混为一谈。道德是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的统一， 两种特性之间互相依存， 须臾不可分离。功利性中有不同的层次， 如果只看到经济需要的层次， 而看不到其他层次， 就是对人的贬低和人的需要的丰富性的漠视。脱离经济的道德必定空疏乏力， 惊人地贫乏；而简单依附于经济的道德则尤为可憎， 令人唾弃。后者即为道德功利化。所谓道德功利化是指道德失去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对于现实的超拔和批判的张力， 完全依附于现实， 沦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从根本上来说， 功利性和超功利性虽有区别， 其实本身并非不可通约， 现实和理论的许多争论盖源于此。因此， 问题的关键是， 辩证地理解两者的关系， 不要仅仅盯住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而要着重看到两者之间是可以会通的、通约的， 并非截然二分。然而， 道德功利化由于只把道德手段化、工具化， 道德二维性粗率地被化约为一维性、单质化， 以一种绝对对立的二元论来思考道德问题， 由此， 道德功利性与超功利性之间的张力势必无可挽回地肢解断裂。
　　
　　在现实生活中， 道德在社会“大染缸”中的生存境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纯洁美好、自由惬意。从深层上来说， 道德功利化反映的是道德与经济、功利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道德功利化是由于全球化语境中现实经济生活的基本逻辑和轴心原则--资本逻辑使然， 对此需要有清楚深刻的洞察。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直言不讳地说道：“如果爱美德没有利益可得， 那就绝没有美德。”[14]（P158）实际上， 马克思道德批判的重要方法论特色是历史辩证法。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传统， 拒斥康德主观论， 并依托唯物史观实现其伦理思想的革命性变革， 他不满于以先验的人性假设和道德律令为依据来论证资产阶级道德的合法性， “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的要求。[15]（P99）
　　
　　其二， 导致道德的庸俗化、附属化。由于功利化是以利益、功利作为唯一标准、终极标准来评价道德的， 这样， 道德必定失去对于利益、功利保持“相对疏离”的批判张力， 而是“义”依附于或者蕴藏于“利”之中， 沦为利益和功利的庸俗辩护者， 由此， 道德的庸俗化、“世俗化”势所必然。道德不是来自人性的本真需要， 而在于需要兑现对外在功利的承诺；遵守道德与不遵守， 与人性的自觉无关， 只是功利性效率或者工具性效果的压迫使然。正如鲍曼所言：“现代的立法者和思想家以类似的方式感觉到， 道德并非人类生活的一种’自然特性‘, 而是需要构思并注入人类行为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试图制定并强加于人们一种全面的整体的道德规范--一种能教给人们， 并能强迫人们遵守的依附性规范。”[16]（P7）
　　
　　道德的功利化与现代社会中拜金主义 （金钱万能论） 、消费主义 （“花明天的钱， 圆今天的梦”超前消费论） 、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 （“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 、文化虚无主义 （文化无用论） 等扭曲价值观的宰制性影响息息相关。功利化文化出现的社会经济原因仍然是资本逻辑， 文化矛盾是资本内在矛盾的文化体现。资本逻辑如同绞肉机一样， 世界上物质的、精神的， 有形的、无形的， 都被裹挟其中而化约为满足其求利欲的纯粹工具。由此， 整个社会充满了金钱气质和铜臭味道， 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又成了人自己的枷锁。正如着名哲学家西美尔所说的， 当货币成为人们生活的“绝对的手段”之时， 在他们的心理上它就成了“绝对的目的”.着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深刻地研究了当今社会的文化矛盾， 认为：“社会结构 （技术经济秩序） 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根本分裂。前者受经济原则支配， 这原则就是根据效益和功能理性， 通过给物 （包括将人看成物） 制定秩序来确定如何组织生产。后者则是挥霍无度、不加选择的， 受非理性、反智性风气所主导， 在这种风气中， 个人被认为是文化判断的试金石， 对个人的影响也被当作经验审美价值的衡量尺度。传承自19世纪的性格建构强调自律、先劳动后享受和约束， 仍然和技术经济结构相关；但它和文化发生了尖锐冲突， 在文化领域， 此种资产阶级价值观被彻底抛弃--悖谬的是， 这部分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身的运作造成的。”[17]（P37）十分吊诡的是，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腾飞之动力的新教伦理精神， 反而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破坏和摧毁， 这构成现代社会伦理-道德悖论产生和存在的文化根源。此外， 伦理虚无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思潮， 对于当前的道德功利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不难想象， 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在此基础上的资本逻辑， 各种价值颠倒的乱象就不会退场， ’心为物役‘的窘境就不会根本改变。”[18]（P218）
　　
　　其三， 导致道德走向形式主义， “形式理性” （韦伯语） 化。韦伯认为， 以“工具合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实际上具有形式合理、实质非合理的“貌似合理性”, 将追求功利目的和发展效率手段和工具价值的东西代替了目的性的东西， 这不仅无法满足人的多方面的价值需要， 给人类心灵罩上了难以彻底消除的阴影， 而且人反过来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 沦为机器和技术的奴隶。
　　
　　特别就经济活动来说， 韦伯认为， 只有实质理性， 也就是说， 在本质上宗教理性最终能抑制实践理性和形式理性。可是， 冷酷的现代世界的现实告诉我们， 实践理性取代实质理性、价值理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经济只是凭靠实践理性、形式理性的“单核”驱动。缺乏实质理性的约束， 实践理性、形式理性已经成为实质上“合法的理性”.现代世界的景象似乎已经证明， 我们处于“被抛状态”, 被抛入到经济理性主导的单一逻辑之中。“经济行为的内在世俗性似乎呈现出可怕的趋势， 它将跨越经济， 进入我们生活中其他并非必然与经济有关的部分之中。”[19]（P116）的确， 现代经济生活崇尚实践理性、形式理性， 而对于实质理性的考虑态度是消极的， 甚至加以抵制打压， 因为道德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特别是在不道德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中不能被恰当地奖励或得到相应的回报。作为当代执牛耳的一位重量级伦理学家， 美国的麦金太尔指出， 市场经济问题在于只能识别和奖励外在的善、外在的利益， “而在任何只承认外在利益的社会中， 竞争性将是最显着的、甚至是唯一的特征。……因此， 不难预料， 假如在一特定社会中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变得压倒一切， 那么美德观念可能先受些磨损， 然后也许就几近被全然抹杀， 虽然其仿制品可能还很丰饶。”[20]（P248）
　　
　　三、道德经济价值的僭越及其超越路径
　　
　　既然道德具有功利性和功利价值， 那么， 道德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就不言而喻。可问题是， 道德经济价值的合理边界是什么？道德是不是无条件地具有经济价值？诚然， 道德的经济价值不是没有前提的， 至少这种前提有二：一是道德本身具有先进性， 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是道德作用的发挥并非孤立的进行， 当且仅当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有利于道德作用发挥时， 道德才会更好地发挥作用。
　　
　　实际上， 认为讲道德就要高尚境界， “道德耻言利”, 讲道德的经济价值就是把道德功利化， 这类观点是很多人信奉的。实际上， 表面看来， “道德的功利化”似乎与我所主张的道德的经济价值观针锋相对， 实际上它们处于思想无交锋的“空场”.可是， “错位式”误读也提醒我们， 澄清道德的功利性和道德的功利化， 阐明道德的经济价值之合理性边界， 是非常必要的。澄清道德的经济价值及其合理性边界的关键在于对道德本质和作用的辩证把握， 舍此， 无谓的争论还将会继续。在经济领域， 针对道德的经济价值之合理性边界的僭越问题， 笔者提出如下解决的基本治思理路， 主要有三。
　　
　　其一， 拒斥道德功能的窄化、抽象化。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道德源于经济关系， 并反作用于经济关系， 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只要承认这点， 道德一定具有功利性的经济价值， 或者具有经济功能。但是， 道德并非只有经济价值和功利价值， 它同时具有内在价值， 这两者共同构筑的健全道德构筑了市场经济的“价值灵魂”.可是， 在米塞斯看来， 市场经济之所以伟大并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效率， 是因为可以对一切经济活动进行核算。换句话说， 它能够计算出每一种活动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将每种活动所需物品的价格换算成货币成本， 我们就可以确定哪些活动可以做而哪些活动必须放弃。实际上， 米塞斯的观点是一个看似有道理的谬误判断。实际上， 仅仅只有核算逻辑无法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高效率， 市场经济离不开文化价值因素的制约。道德对于经济领域的作用， 不能完全以经济价值、经济效用来衡量和评价， 否则就会犯以偏概全之错误。道德具有功利性、经济效用性， 但是它更是一种人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皈依。所谓“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养生主》） .
　　
　　可是， 市场经济与道德在博弈过程中谁胜谁负的关键， 要看如何辩证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否则， 最大的可能是， 市场经济导致道德功利化、经济化、资本化， 从而出现只讲道德的功利价值、工具价值， 而不讲道德的内在价值的偏向。道德的功利化是指道德不仅超越一些领域的边界， 僭越到其他领域， 导致无条件地强调道德的功利性的情况。普拉利认为， 功利论并非无懈可击， 因为它是一种“过火的商业伦理学”, “把公共福利或者功利看作评价道德和道德品质的最终标准。它通常被看作是结果本位伦理学。”[21]（P169）当然现实中道德的功利化、工具化受到了现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现代经济学 （功利主义发展的一个直接产物） 已经超越其思想根源， 并促进了理性利己主义， 或自利的发展， 不再仅仅作为一个对伦理行为在客观上有效的方法， 而是作为在总体上对人类行为唯一的理性方法。”[22]（P253）实际上， 道德具有内在价值、超功利的价值， 其和功利价值两者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 不存在只有功利性而无价值性的道德。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种“过度诠释”, 就是把道德的功利性、功利价值阐释成超越任何超功利性制约的绝对的功利性、功利价值。
　　
　　其二， 拒斥道德功能的工具化、道德的经济化、道德的非目的化。事实上， 道德的功利价值和经济价值并非道德唯一的终极性价值， 即使是在经济活动中， 也不可能把道德仅仅作为赚钱的工具、仅仅作为实现某种利益的手段。实际上， 即使道德在经济活动中能够带来利润或者经济价值只是经济主体遵守道德的“副产品”, 遵守道德在更高的意义上只是经济主体实现其安身立命的本然状态， 只要你不想让经济主体过人格分裂式的生活。甚至可以说， 越是把道德完全功利化， 越是一味追求道德的经济价值， 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反而就越低， 甚至陷入将道德庸俗化、功利化 （“出卖道德”） 的怪圈， 即使能够赚钱也不能基业长青。这即是诺曼·鲍曼所谓的“逐利悖论”.无独有偶， “现代伦理学家认为我们很难跟上现代技术经济所引发的问题和难题， 这一点并不会让我们感到非常吃惊；因为经济生活的实践理性化对产品、角色和社会关系进行专业化和分化的步伐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几乎以指数速度加快前进。”[23]（P135）
　　
　　反之， 一个对待道德的正确进路是， 在将道德视为美德、义务的基础上， 道德的经济价值就会“不期而至”, 自然得到实现。因此， 强调道德的功利价值只是对于道德义务论忽视或者无视道德功利性、工具性、经济性的一种“反拨”, 当且仅当在此意义上， 它是合理的、有意义的。总之， 道德的经济价值与道德的功利化并非一回事。但是， 也应该注意， 强调道德的经济价值是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的， 而非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无条件强调这点， 比如， 在家庭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空间中， 我们很难认同， 一个人讲道德是出于功利维度， 这恐怕主要是出于利他主义精神的行为， 而非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或者促进经济发展。固然， 即使是在这些领域的道德行为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性影响， 但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只要我们能科学地审视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道德的经济意蕴就自然会向我们敞开。
　　
　　其三， 拒斥道德的随意化， 拒斥道德机会主义或者道德“伪善”.需要注意， 道德营销与“出卖道德”是不同的。前者着眼于以道德精神和道德规范来规约经济主体的营销活动与行为；后者是经济领域中不讲“道德底线”的不道德行为 （认钱不认人、见利忘义的行为） , 或者是仅仅将道德功利化的机会主义倾向 （赚钱是讲道德的唯一的终极的旨归） , 或者是在非经济领域仍然无条件地固守等价交换的经济道德原则 （比如在家庭生活中依然固守道德上的付出以得到相应的回报为前提） .康德曾说过：“德性之所以有那样大的价值， 只是因为客观存在招来那么大的牺牲， 而不是因为它带来任何利益。”[24]（P158）换言之， 如果道德的基础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而不是对整体的幸福， 即对部落、民族、阶级、人类的幸福的追求， 那么， 道德极易变为道德行为者“伪善”或者手中的一张“机动的牌”, 这样， 功利化的道德必定反复出场， “不问动机、只问结果”或者“不问耕耘、只问收获”等乱象就会一再产生。
　　
　　由此， 伦理学必须提出一个命题：后现代主义语境中道德救赎或者道德去功利化的可能路径。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 在资本逻辑普世化的当代社会， 尽管道德功利化、甚至是“出卖道德”遭人唾弃， 但是， 我们仍需找出人的道德动机， 这从德性角度可能是抓住了根本。事实上， 德性不是在德性本身中， 也不是蕴含在人的身体中， 而是体现在人的行为、“德行”之中。否则， 德性就变为一种十分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为此， 首要的是思想观念的革命性置换。需要追问的是：“我们如何着手抵制实践理性世俗、非人的逻辑呢？至少， 这要求我们超出效率、有效性、可行性以及其他纯粹务实的考虑来思考经济行为。”[25]（P148）质言之， 不能只从功利视角来审视、评价和引导道德， 而是需求多元化的道德动机， 重振道德雄风， 这可能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进行道德建设的必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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