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时期毛泽东的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开始担任军事领导，创建红军和根据地，指挥反“围剿”作战，就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他既不是行武出身，也没读过军事学校。他那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又是从何而来呢？对此，人们常常感到迷惑不解。其实，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也不是天生的。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①为宗旨的“学生课外志愿军”.毛泽东不仅积极参加学校的军事教育和训练，而且还从学生时代起，就非常重视自身的武德修养和对军事学术的研究。本文仅就毛泽东学习笔记《讲堂录》和早期着作留下的思想资料中的军事伦理思想作一点初步探讨。

　　一、将麾卒舞，智仁勇勤
　　
　　近代中国，之所以屡受打击于列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力恭（ ）弱，武风不振”②，民众缺乏尚武精神，军人不重武德修养。对此，毛泽东写道：“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吾国是也，坐此而不能与外竞。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文弱，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③。在毛泽东看来，国民不尚武，文弱者多，就无法抵抗侵略者的入侵。军人是国家和人民的保卫者，只有具备军人美德--即武德的“强悍有力者”和“多受教育者”,才能胜任其卫国保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可是，近代中国的军人却缺乏武德，“既甚文弱”,又多“无赖鲜识之徒”,使其同侵略者作战，还没等双方交火，就先自逃跑了。

　　“历年国受巨创”,任人宰割和瓜分，其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毛泽东认为：“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④，造就“将麾则卒舞”⑤，具有智、仁、勇、勤之武德的现代军人。 所谓智，也叫智慧，是军人克敌制胜的技能、才学、谋略等智力因素的一个总称。毛泽东所说的“兵之为谋略”⑥，“兵者，……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⑦，“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⑧，等等，都是讲的军人应当有智，才能在战斗中以智取胜。作为军人，也只有智高一等，谋胜一筹，才能审时度势，稳操胜券。毛泽东认为：“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⑨，只要你智谋高超，懂得其中的奥妙，能够灵活运用，就可以造成遍地皆兵，由你去导演各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威武雄壮的军事活剧。所以，毛泽东说：“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在毛泽东看来，即便象三国时期的大政治家和大军事家曹操、孙权和诸葛亮，也不过互为对手而已。只有“无对手”,即战无不胜，所向无敌，才是军人智慧的最高境界。

　　所谓仁，也叫仁德，是军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卫国保民，“杀身亡家而不悔”的崇高品德。毛泽东写道：“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爱其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在毛泽东看来，军人献身国防，效命疆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国家和人民“除其痛苦，图其安全”,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对国家和人民的至爱忠诚，甘愿舍己为人，舍小家保大家，以自己的“身家虽死”,换来“天下万世固生”的崇高品德。作为军人，只有具备了这种崇高的品德，才配享有志士仁人的美誉。

　　所谓勇，也叫勇敢或武勇，是军人不怕艰难险阻、勇猛顽强、敢于战胜任何强敌的英雄气概和必备之美德。对此，毛泽东说道：“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两军对阵，往往是战争双方军人之间的生死较量。因而狭路相逢，勇者胜。军人如果缺乏勇敢，就会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就会“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所以，毛泽东认为：“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最勇敢的军人，应当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象“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

　　所谓勤，也叫勤奋或奋斗，是军人长其智、蓄其德、增其勇的基本途径和手段。毛泽东说：“人而懒惰，……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对于军人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因此，军人只有坚持勤奋努力和艰苦奋斗，才能积微成着，使自己学积而博，德积而厚，勇积而显，从而变得更加高尚、明智和勇敢起来。而要勤奋，就必须从小事做起，注意一点一滴地进行积累。因此，精细也是勤奋的表现。毛泽东说：“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可见，勤奋对于军人来说，也是和智、仁、勇同样重要的一种安身立命的美德。

　　毛泽东不仅主张民众尚武，军人要有武德，而且还十分注意从智、仁、勇、勤这几个方面来加强自身的武德修养。他在学生时代，就非常崇拜中外历史上那些既是英雄，又是开国元勋的英雄豪杰，并且奉为楷模。

　　“就良图，立远志”;勤奋学习，“惟通识之是求”,“搜罗万有，以博其胸”;“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坚持进行冷水浴、游泳、爬山、野营、长跑等“动以卫国”以培养自己的胆识和勇敢精神。尽管毛泽东没读过军事学校，但却通过勤奋努力和刻苦锻炼，使他具备了优秀军事人材所特有的智谋、仁德和胆识。他在1917年11月20日前后，曾组织200多名手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军和少数几个手持真枪的警察一道，借着暮色的掩护，虚张声势，在一阵枪声和爆竹声之后，智缴了部分路过校外的部分北洋军阀败兵的枪支。从而初步显露了他的军事智慧和勇敢。事后，全校师生无不称奇，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他还在1916年和1919年分别预见到了20年后爆发的中日战争和德法战争25,充分显示出他具有高超的谋略智慧。

　　二、反抗强权，以战图存
　　
　　中华民族素有爱好和平，渴望太平盛世和长治久安的传统。古代兵家也大都反对进行掠取域外之利、到处树敌的侵略战争。即使进行作战，也总是把通过和平手段赢得战争看作是胜战的最高境界。毛泽东继承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传统，也同样爱好和平。

　　他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中写道：“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毛泽东写的这段话虽然出自《孙子兵法》，但却表明他是赞成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和战争的。

　　第一，强权者之所以逞强，就是因为他是凭借武力，以战逞强的。毛泽东写道：贵族资本家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本钱，“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由此可见，不论是来自国外的强权，还是来自国内的强权，都是同武力和战争分不开的。以战逞强的战争，具有明显的侵略和压迫性质，因而是非正义的。对于非正义的战争，人们感到怕是无济于事的，唯有战而胜之，才能保国保家，救亡图存。

　　第二，强权者之间穷兵黩武，不论谁战胜谁，都只会酿出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因为这种战争不过是“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强权者之间的战争，也就是国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在国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滥用强权”,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结果，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德国战败，只是引起了国际强权格局的变动。对此，毛泽东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虽然忍受屈辱，接受了凡尔赛和约，但是，新的世界大战也从此埋下了祸根。可是，那“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毛泽东还进一步提醒法国人说：“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很快就被德国所占领，着实让法国人大大头痛了一番。这表明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当时法国的那些政治家和军事家们的认识更为深刻，也更有先见之明。在国内各派军阀之间所进行战争，同样也是一种穷兵黩武、狗咬狗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无非是新军阀取代旧军阀，人民普遍遭殃，军阀统治照旧，内战永无休止。所以，毛泽东说：“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他还不无讽刺地说：“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倒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总之，不论是国际强权者之间的战争，还是国内强权者之间的战争，都是强权者之间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地盘和势力范围而进行的穷兵黩武式的战争，因而也是非正义的战争。对于这种相互争夺强权的非正义战争，人们同样应当坚决加以反对。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学习俄国人的榜样，趁强权者陷入战争泥潭，自顾不暇的时候，发动阶级战争，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所以，毛泽东说：“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战争，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军阀和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这种战争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最后胜利和各种强权者的彻底失败。因此，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战争彻底消灭一切战争。

　　第三，反抗强权，也必须依靠武力，通过战争解决问题。那里有强权和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和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在反抗国际的强权方面，毛泽东说：“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毛泽东在1916年就明确地指出：不管日本政府如何更迭，“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族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在毛泽东看来，既然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那么它就迟早要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因此，中华民族也就只有通过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才能救亡图存，保国家，保子孙。为此，毛泽东还特地提醒国人，应当“磨励以待日本”,提前做好抵抗日本入侵的各项准备。在反抗国内的强权方面，由于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曾一度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 --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 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但是，仅仅过了20多天，毛泽东就改变了这一看法，转而主张“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主张暴力革命，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后的两三个月以内，通过五四运动的锻炼，迅速地从无血革命转而倾向暴力革命了。

　　三、兵不扰民，得人得天
　　
　　近代中国，各派军阀之间连年混战，民众饱受战祸兵灾之苦，因而无不怨声载道。湖南更是首当其冲，“南北军兴，湘为斗场”,湖南民众屡受军阀乱兵烧杀抢掠，更是苦不堪言。对此，毛泽东常常耳闻目睹。他描写道：“七里铺、姜车一带，有所谓护国军二股：一苏鸣鹄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桂军叛之，……劫其饷械，连同省中所掠，捆载而归，报纸所称文明军队，班师凯旋者也。即如弟校，寸草皆为拾去”.毛泽东对此深恶痛绝，因而特别推崇“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主张军队应当以民为本来处理军民关系。

　　第一，民为国之本。人们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讲的就是民众的重要。毛泽东说：“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在毛泽东看来，神秘的天命是不存在的。人心就是天命，民意就是天理。天之所见，来自于民。因此，能够顺人心，得民意，也就是合天理，中天意；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也就得到了上天的庇护和保佑。如此而不获得成功者，是从来没有过的。民众即天命，人民是上帝。军队要想打胜仗，同样也必须感动人民这个上帝，获得民众这一天命的支持。如果军队扰民害民，就会失去人心和民意，并遭到民众的憎恨和反对。这样的军队，由于其得罪了民众这个上帝，也就没有不因此而受到惩罚和被消灭的。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本来极为重要，但是它同民众这个根本比起来，却又不能不退居次一等的地位。所以，毛泽东说：“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毛泽东看来，军事作为“枝节”也不可少，但它却离不开民众这个本源。因为真理就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以民众心目中的真理为号召，才能真正把民心和民力动员和组织起来，从而使天下之事可为，国家富强可致，军事也才能枝繁叶茂。毛泽东之所以说：“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军阀不要怕”,其道理也就在于此。

　　第二，兵民本是一家人。由于统治阶级实行征兵制度，采用抽丁的办法，强征民众当兵，所以，兵士不过是穿上军装的民众。对此，毛泽东说：“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既然兵士来自平民，那么平民就是兵士的亲人。因此，军人扰民害民，也就无异于为害自己的亲人，既不道德，也很愚蠢。当他们没有觉悟到自己和民众的阶级联系时，还可能为反动派所欺骗和驱使，去镇压民众的反抗和斗争。一旦他们觉醒过来，就会掉转枪口，同民众站在一起，成为向反动派进攻的勇士。尽管这时中国还没有人民自己的军队，军民关系也不可能亲如一家。但是，这种兵民本是一家人的关系却是后来我军能够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把俘虏兵很快教育转变成革命战士的阶级基础。

　　综上所述，智、仁、勇、勤，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武德观；以战图存，是其义战观；兵不扰民，是其兵民观。尽管这时毛泽东的军事伦理思想还较多的带有我国古代军事伦理思想的痕迹，也不象毛泽东后来的军事伦理思想那么成熟和完备。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真知灼见和毛泽东后来成熟的军事伦理思想的萌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