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军事爱国主义伦理思想和伦理精神

　　目前，国内外对军事爱国主义的理论研究尚属空白。笔者认为，军事爱国主义是在军事活动领域产生形成的调整军事活动主体与国家间价值关系的伦理规范，它建立在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深厚道德感情基础之上，以无私奉献为行为准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取舍评价标准，内蕴为国家利益，民族命运甘愿牺牲一切的军事奉献精神，又是一系列以军事爱国奉献理念为核心的原则规范与实践的总和。

　　一、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军事伦理思想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作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形态与五千年华夏文明史共始终，其独特之处在于运用军事武装力量维持社极，安定天下，践履道德义务，集中体现了古代军人爱国特有的奉献精神和主体伦理特征。它既植根于鲜活的军事爱国实践，又离不开传统伦理文化的外栋，是在发展的军事文化和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交互作用积淀生长发展的。

　　（一）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初萌和基本伦理观
　　历史告诉我们，古代军事爱国主义的萌芽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破土的，-战争为战胜者提供财富和奴隶来源，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又是国家组成的重要纽带，军事爱国主义内在于人类发展历史要求之中。战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整个国家形成过程。公元前21世纪，夏启夺权后对确立奴隶主贵族专制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甘之战，则标志着古老的军事爱国主义的初萌。夏王朝贵族阶级因政治统治需要建立了军队，客观的军事伦理关系必然对军事集团提出爱国的道德要求，带有新兴势力反对传统势力斗争性质的军事爱国实践，不仅揭开了华夏文明史的新篇章，也为军事爱国主义伦理思想萌生提供了最初的土壤。《史记·夏本记》说：“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雇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启氏，天下咸朝。”从记载甘之战的相关史料、典籍分析，初萌时期军事爱国主义的观念所含内容大致有：继承黄帝“习用于戈，以征不享”的观念，主张武力立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维护国家政权永久性基础和后盾；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宜”为军事道德尺度标准评价军事爱国斗争，《淮南子·齐俗》评说：“昔者有鹿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体现了军事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统一；以带有民本萌芽的天命军事伦理观为依据，指导战争，鼓舞士气。

　　我国早期国家是城邦国家，在甲骨卜辞中“国”和“域”是一个字形，是地理标志，后“国”字成形，写作“团”,就包括了执干戈以卫田园人口的内在含义，内含了军事爱国主义的伦理逻辑。中国古代军人在对故土依恋、民族热爱基础上升华出“执干戈以卫社援”的责任感，转化为“舍身弃家思报国”的巨大精神力量，从而在保家卫国、献身班场、呕心沥血，不息战斗中形成了一系列伦理道德观念，在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考察这些军事伦理思维结晶，它的核心军事伦理观念主要有：
　　1、华夏民族大一统，以大一统为国家价值终极关怀，强烈迫求国家统一、维护国家统一并往往诉诸军事力量。军事一统中含有法一统、思想一统、权力一统，而中国古代战争史可以说是一部烽烟不断、杀伐不息的华夏民族统一战争史，基本上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或政治集团为谋求统一中国而进行的战争。军事一统需要军人流血牺牲，代价再大亦在所不惜，历代平定落镇、抵御外侮，收复失土，莫不血染征衣，功在军人。

　　2、忠君报国作为核心伦理观念，在古代军人的价值视域内，国家、君主、王朝难以区分，忠君包含了对君权的祟拜和臣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在此集中体现为君权意识和君主观念，爱国具体化为对君主的忠诚与热爱，对王朝强大、国家统一的渴求。内化为军人武德精神表现得尤为突出强烈集中，有一种报国万死不辞的精忠境界。
　　
　　3、军事民本思想，以民众利益为军事活动基础、道德评价标准，因民为君本，故要爱民保民。兵民如鱼水共体，欲爱国，必先爱民；欲卫国，必先保民；欲军力强大，必要秋毫无犯，收揽民心。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农民起义军即以民本为军事伦理基础。
　　
　　4、富国强兵，是对经济建设与武备建设正确的思考与认识，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基础，因物质力量决定国家安危存亡。古代军事爱国主义于此有真知灼见，并依据中国农耕社会特点主张强本务农，贾谊、晃错、桑弘羊、曹操、诸葛亮、陆蛰、王安石等都就此深人研究，实施到政治、经济建设和武备建设中去，并在历史实践基础上形成一些具体模式，主要有“耕战”兼顾，奖励“农战”,“寓兵于民”,实行“军屯”等。

　　（二）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
　　夏商西周时期：复杂多变的军事与社会现实促使这一独立意识形态从无到有，从稚嫩渐趋成熟，自甲骨卜辞、金文、《易经》等典籍及兵书佚文探寻分析，主要内容有：通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肯定了军人与军事价值，由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特点决定国家统一的王权观念和爱国如家的伦理观，敬天保民、天命民本合一，注重培育以天命观念、吊民伐罪为号召、仁本为内涵的军事爱国激励机制，如《尚书》中六篇记载出征誓辞的政治活动内容，并初步形成了一些朴素的带社会性内容的军事爱国道德评价，如《诗经》中的《东山》、《采薇》、《卫风·伯兮》都有表现。

　　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文化大繁荣中积淀出理性思维结晶，实现了质的飞跃，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军事爱国主义体系充分体现了其伦理思想结构的体系完整性、伦理思维的内在逻辑性、广泛指导性和时空超越性特征，莫定了几千年坚实的中国军人价值观基础。诸子百家莫不言兵，提出一些极有价值的军事爱国主义观念，其中儒家对后世此一军事伦理思想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思想发展的顶峰却是《孙子兵法》，其思想体系具体表现为：慎战军事伦理观，将军事定位从属于国家价值体系，“兵者，国之大事也”;安国保民的军人价值观，把“安国保民”、“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安国全军”作为军人价值导向；高度责任感和自觉性的道德选择方针，即“君命有所不受”;国家军事功利主义，即坚持兵以利动，围绕代表国家利益的“利”字展开（据统计此字在全文使用51次，频率较高），谋求“兵不顿而利可全”;创建军事奉献精神的道德环境效应，“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孙膜兵法》、《吴起兵法》、《尉缭子》等兵家的思想结构、伦理意旨大体与《孙子兵法》相近，连同诸子百家军事伦理思想及一些军事爱国人物的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兵家“慎战”、“全胜”伦理观、爱国保民价值观、军事献身精神等伦理结构、武德范型，还形成了军功爵制为代表的武德激励养成机制。总之军事爱国主义此时期表现出迅速发展和成熟特征。

　　秦汉至清末时期：进一步发展充实，由于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突出影响，既表现出有吸附力的伦理道德因素对固有伦理结构的主导性充实、丰富和拓展，又表现了一定的复杂性、曲折性、起伏性，儒家借助王权在意识形态领域统治中国社会两千年，受其影响，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此时期较稳定一贯而明显的内容是精忠报国的军人忠德，即要忠君报国相连，忠君成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军事爱国理念，因大部分时间君主专制集权高度强化、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特别是宋以后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忠君道德价值在军人眼中具有至上性、绝对性、主导性。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修养武德，涵养培育高尚的武德人格和一种积极的军事奉献精神，因而以忠贞报国为核心，规范体系主要有忠、智、仁、信、礼、勇等，重视纲常伦理、礼义廉耻，以修齐治平之道奉为安身立命之本。军事伦理观这一时期呈现复杂化，在承传尚武重战传统的同时，不断泛滥和平主义思潮，佑文抑武，宋时出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等对后来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消极影响的俗谚，厌兵心理愈演愈烈。因为儒家伦理的核心理念是道德立国而非军事立国，仁义化育天下而非武力强制天下，存有和平主义倾向，每至和平到来，忘战现象不时出现，成为这一时期军事爱国主义消极特征。

　　（三）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四大规律
　　1、在世代发展中自实践和文化不断获得有吸附力的精神要素，而不断积结、沉淀、凝聚为军事伦理积淀层的规律。古代军事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表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作为某种根基因素和历史背景不断渗融人其深层结构，在与军事实践斗争的结合中内化出军事爱国的武德精神，在武德素质世代相沿的遗传中进行着质和量统一的军事伦理文化积淀，具体表现为兵儒互融一体，又突出表现为兵家对传统儒学的吸收。兵家自诞生时，《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兵家经典便有吸收融通儒学的传统，尤其是忠君爱国、礼义仁智等思想精华，后来修身行己以达天下国家之用等思想又不断融人军事爱国主义价值导向，宋以后多以儒家思想解释《武经七书》内涵，后世兵家还用儒家思想练兵练将，培养军队特有的军事爱国武德风貌。

　　2、受军事实践感性酵母作用已有思想史积淀层又会氮氛化生，醇化出特定时代军队、民族、社会军事爱国心理和军事爱国主义精神风貌，而在历史前进后必然又有新质积聚、凝结、沉淀的规律。古代军事爱国主义作为既定的思想意识积淀存在，是军事道德领域习惯力量，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无形的控制力量和武德特有的外化功能，因而具有氮篮化生性，亦如黑格尔所称传统的“可膨胀性。”它能以激发军人、民众对国家兴亡的道德责任感和勇御外侮的斗争精神，在更高更广泛的基础上向着民族心理素质转化，从而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遒劲的民族奋发力，其规律是积淀愈益深厚，精神愈益纯正，氮抓化生的力量更雄浑博大，时代愈趋晚近，军事爱国主义运动越是声势浩大，顽强持久，及至近代更是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3、在曲折中前进、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汉唐以来的儒学军事伦理对传统兵学进行价值的渗透整合统摄，借助王权力量与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用仁义道德精神整合军事理论而导致军事上的伦理本位主义，导致军事爱国主义精神的式微、跌落，再加之长期稳定和平环境，享乐安逸之风影响，易使爱国之心冷却，爱国情感淡薄，尚武之风消解。因而古代军事爱国主义伦理思潮发展，起伏跌宕、奔流回旋，并时常呈现出荫蔽性，其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等要素在思潮发展中从更深层的结构往往荫蔽性递增、积淀着新的元素，螺旋式发展，曲折中前进。作为意识潜存积淀层，不仅有耳大的渗透力量，更有巨大的能动力盘，即使表面低落，思想潜流仍在一些爱国仁人志士的精神世界里奔涌，“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惟其如此才能成为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奔涌起伏的发展中体现出生命力。

　　4、思想发展的内在结构和道德境界具有明显的层次性。在思想流变凝聚沉淀氮妞化生的矛盾推移动态过程相呼应，自层次性特征分析，首先表现在内在结构上：一层表现为人们不系统地、自发形成的感觉、情绪、心理、体验等感性认识层，其中必溶有历史积淀层理性因素活化，多表现在投身军事爱国实践活动的广大民众和普通官兵等群体中，一层表现为在历代伦理、军事、历史等着述中被系统化、理性化了的军事爱国主义有关理论、学说、思想，是其理性认识层，多表现在历代军事家的思想、言论、着述及一些有关的历史、哲学、伦理、军事等撰着中。同时在思想内容上也表现出格调层次不同的道德境界和价值目标，主要有忠于国君个人，爱王朝社视国家，朴素的爱民（其主体多是农民起义军），爱中华民族。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境界呈上升趋势，忠于社樱国家、人民的观念，几经反复，逐渐高出于忠君。

　　二、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基本伦理精神-军事奉献精神
　　
　　（一）基本伦理精神及其社会伦理文化背景
　　对中国古代军亭爱国主义进行纵深结构层的解剖、结构性逻辑模式的细部探究，证明其内在精蕴和伦理实质是一种较之一般奉献更为强烈典型的为国牺牲奉献精神-军事奉献精神，这是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的基本伦理精神和古代军人武德主体性最集中的体现。军事伦理精神的走向是在特定文化心理背景滋养制约下对军事伦理规律、价值结构及军人生活方式需要的适时正确把握。军人的价值在其特殊的职业价值，在于为国家民族的贡献，军事伦理因军事爱国主义滋生养育出崇高的军事奉献精神而放射出熠熠生辉的人类道德光芒，军人亦因这种高尚的道德精神而超拔于芸芸众生获得其独特的价值。“充满信心的奉献和自我牺牲精神能够提升为我们的自我职业价值意识”.因而军事奉献精神是军人思想道德境界的标示器，综合映现了其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和胆量、勇气、毅力，具有独特的价值指归、强烈的牺牲、巨大的军事价值效应，突出的群体性和崇高性，中国古代爱国军人喋血获场、为国捐身、忠烈死节、优国忘身、奉君忘亲、逆命利君、安不忘危，着名的如张巡、杨业、岳飞、文天祥、张煌言等，其价值实现形式充分体现了这种军享奉献精神。

　　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基本伦理的产生离不开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滋养制约，离不开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模塑。奉献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必然哺育着民族的军事道德精神，而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决定作用的则是擂家社会伦理文化。儒学经统治者倡导为社会主导价值体系，以其核心仁学培育爱国爱民情操，以“德”为宗旨突出为君主、天下、国家的奉献。以此为内容的中国传统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蒙庭教育，及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伦理文化氛围，必然会对中国古代军人起到重要的道德教化和熏染作用，使以奉献精神为内在凝聚力的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在军事伦理文化领域得到合理延伸，带来军人道德生活主轴对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思想文化模式和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体系的顺应，并在与军事伦理内部规律的交融作用中整合出古代军事爱国主义的基本伦理精神。

　　（二）基本伦理精神的动力模式分析
　　古代兵家历来提倡军事奉献精神，认为兵贵奋死，练兵要练其敢死乐死之心，故有“必死不如乐死，乐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义死”?之说，因而基本伦理精神的内在驱动力来自中国传统具有向外强烈指向性和社会主体性价值意识的有机结构，是对传统思想文化因素中具有奉献价值特质的优良因素的融摄。它以奉献牺牲为伦理精神指向，以整体主义价值原则为基础，以强烈的义务观为需求意识，以儒家理想人格为励范，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为终极价值观照，综合各种有机成份成为一个连贯有序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成为文化综合体的内在情理统一推动力，以其冲动支配力，驱动军事伦理主体运行。一种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价值观念，必须有自己合理而切实有力的核心价值（本位价值）标准为导向。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中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修、齐、治、平，把个体价值确立在为群体奉献上所确立的国家首位价值观（在军事伦理领域被具体化为军事利益和国家利益，君主又往往成为这一切利益的代表），不仅为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的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条件、道德价值基础，使之获得巨大而永恒的生命力，而且为其基本伦理精神提供强大的动力之源和动力之本。基于此而形成的军事伦理价值原则和观念，所建构的军事伦理思维模式，千百年来一直作为内驱力之源，鞭策无数中国古代军人和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整体积极献身。因这一价值观贯彻落实到个体道德必然强调个体对社会整体的道德义务，并在中国古代以伦理本位主义形成单向度的义务传递系列伦理责任网络，军人将帅的义务序列乃是其中重要环节，其实质是要求一种道德奉献，性质越重要，程度越高，道德主体所获得的人生价值越大。这就不仅突出了古代军人奉献的无偿性、自觉性和牺牲性，也使其在封建时代价值评价体系中居重要地位，如二十四史专设“忠义传”,既给爱国军人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又形成强有力的根基深厚的价值评价定势，潜移默化，反哺古代军人自觉奉献牺牲的精神。儒家思想人格也是整体主义价值原则和义务本位观等伦理文化内涵内化到主体心理结构中所形成的角色模式，其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即一“仁”字，作为典范造就众多规范的军人道德理想人格，用人格理想世界的感召力和提升力激励、导向、结晶军事奉献精神，发挥着独特功能。军人还以大一统为国家价值终极关怀，强烈迫求维护国家民族统一和独立，并为之不惜赴汤蹈火，英勇献身，由此则体现了古代军事奉献精神的价值指归和外部价值所在。

　　基本伦理精神作为一动力模式由情感激发、内在驱动与军事道德理性共同构成生成机制和情理统一的精神实体。伦理道德领域中奉献的特定含义就是往往要在各自具有独立善的价值冲突中做出选择，军事道德理性作为军事道德主体在把握客体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较为深刻的认识，其意义就在于促使军人道德选择不断向善，提升军人价值和自身德性，以自觉自为保持军人道德应有之纯洁与崇高，因此，古代军事奉献精神所内在的军事道德理性，乃在于以正确的道德价值导向使道德主体性在道德世界的价值冲突中进行自选择、自组织、自控制，在相互冲突的心理体验中，使军事爱国的道德情感升华融人浓厚理性，表现出激励、诱引、范导、约束、节制、整合功能，因而是一种高质量的道德理性，体现出对道德必然性的把握和由他规律步人自律的把握军人自我的道德能力。积淀人古代爱国军人道德心理结构中共同构成动力系统和动力模式的一系列道德观念是军事道德理性的基本内容，作为古代爱国军人道德理性思维的结晶，其主要内容有：以“仁”作为核心基础的仁义观，忠孝合一的忠孝观，义至上的义利观，以战功为尺度的荣辱观。

　　（三）基本伦理精神的行为模式分析
　　基本伦理精神动力模式的外化和最生动直接的体现，是一极富中华民族传统武德特色的行为模式和武德规范-精忠报国，它是古代军人军事爱国知、情、意、行美德结构的具体外化和最终实践，因伦理精神本质上是实践着的精神，是道德主体通过自身实践不断实现着的精神。这一实践行为模式表征了我们中华民族对军事爱国主义伦理思想及其武德精蕴的把握，体现了古老军魂突出的内在性、自觉性、强烈性。“精”者，有完美，最好，很，极之义。“忠”则体现着军事奉献精神的价值实现形式和价值指向，在古代军人可区分为从命不违和逆命利君两个层次。“报”指军人报效国家，承担军人对国家应有的道德义务，在旧时代也有报答皇恩浩荡的意思，古代职业道德中对君主的奉献、偿还、报答和义务也就是对国家的效忠、忠诚和忠信，“精忠”的现代阐释即军人对国家民族之至诚敬爱，此一感情又来自仁的培育，以仁爱为底蕴，使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升腾成为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也是“仁”的一种最高表现，因而中国古代军事奉献精神是由仁爱、奉献、偿还、报答和义务一起塑造的五位一体的价值精神和伦理关系原则，其中需要剔除的是为报君恩的封建愚忠思想及狭隘的民族主义。

　　古代军人精忠报国行为模式具体体现在：喋血疆场，为国忠烈，义死不避，忠死不辞，优国忘身，奉君忘家，逆命利君，安不忘战。精忠报国的行为模式深深植根于坚定的道德观念，发自军人内心对军事爱国义务的真诚信仰和强烈责任感，古代爱国军人都有立德立功、战伐报国的强烈道德信念。作为军人道德行为模式选择和评价中自持、自励、自戒、自策、自省的精神，又是军事奉献精神各种军事伦理价值观念在爱国军人心灵深处的融合，并通过对其中相关军事道德理念的理解和运用来实现军事伦理实践理性的本质。古代军事思想认为练兵贵在“练心”,就是根据精忠报国这一行为模式的特点，重视培育忠君道德信念，提升军人武德境界，提高部队战斗力，因为心灵探处的感情，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巨大精神力量。戚继光有言：“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源于心。”“盖其所发为勇者，乃浮气之在外者。非真气之根于心也。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他从心、气、勇三个武德要素的关系人手，科学阐述了三者之间内在联系，视精忠报国为军人安身立命的先决条件和英勇斗争的根基因素。因此，精忠报国体现了古代军人爱国特有的德福一致的心理境界，如岳飞的“心镜无亏月在天”,李纲的“我心与明月”.其所形成的爱国军人特有的自豪感、荣誉感、幸福感，又会进一步强化爱国情感，坚定报国信念，增强奉献意志，使这一行为模式更加牢固，体现出巨大的生命力。虽然古代武德人格理论和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有着变迁和改造，但由于精忠报国行为模式锻铸的以“忠”为核心的典范武德人格却具有不变性和极强的稳定性，积淀为武德结构深层内涵和基质性武德素养，表现出经久不衰的模塑、励范作用。这一军事道德践履模式的强化还离不开社会意识、道德环境的倡导、习染，-自有专制制度以来，就有了对“忠”无穷无尽的要求和无休止的褒扬，古代军事伦理还从制度上积极倡导“族忠”、“褒忠”、“劝忠”、“励忠”,一方面深人人碑以，妇孺尽知，使这一行为模式有效内化，培育了无数军事爱国精英、道德楷模，另一方面也气焰盛炽，演出不少愚忠悲剧，难逃无法抗拒时代局限的命运。

　　（四）以军事奉敞精神为核心的主体伦理意识
　　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主体在军事伦理领域，据于军事爱国良知，出于坚定奉献信念精忠报国，自觉自律，以军事实践理性为自己立法，追求建功立业，高扬爱国义务，实现主体德性与幸福的统一，达到传统伦理所祈求的德福一致的境界，从而所表现出以形成军事奉献精神为辐射核心的一系列具有很强自觉性、能动性和积极性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素言修己重内、尽心知性，重视道德的主体性确立，中国古代军事爱国的史实和无数优秀爱国军人的戎马生涯证实，主体性越高，主体伦理意识越丰富，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力量越大，在历史上的贡献越突出；反之，主体性越低，主体伦理意识越单薄，力量越小，其人也会湮没无闻。因为自文化价值源泉论，一旦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具有某种道德价值且是为国家民族利益，必会引发饱满热情、冲天力量，甚至不惜献身。主体伦理意识的主要内容有：尚武、精武精神，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坚贞崇高的军人气节意识，深沉的优患意识，较完备的武德人格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