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观

　　阿昌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地区，是云南特有的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之一。阿昌族伦理思想是阿昌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道德观念的总和，是阿昌族一切文化活动的主轴和基调，对本民族的思想、行为起到约束、规范、教育的作用。本文重点分析阿昌族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思想。

　　一、经济生活中的伦理思想

　　1. 勤劳善学的品质
　　
　　阿昌族谚语说“人勤地不懒，人哄地皮，地哄人肚皮”，“种田不起五更早，冬来休想谷满仓”；民谣唱到“一天要织一机布，一夜要蹬布三机，织到鸡叫放下刳，打个哈欠做饭去”，民俗谚语中体现出阿昌族倡导勤劳节俭的伦理思想。勤劳者被人尊重赞扬；好吃懒做者被人看不起，甚至难以娶到媳妇；不劳而获的人被社会唾弃，阿昌族地区很少有偷盗行为发生，偷盗者将受到村规民约的严厉制裁。勤耕苦作的精神使阿昌族人民在与大自然、封建剥削者的长期抗争中，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阿昌族具备包容兼纳，善于学习的品质，在与汉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杂居的互相交流中，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色发展。农业方面，公元10 世纪，阿昌族从经商的大理白族那里学会了水稻种植技术。

　　由于掌握了较高的种植技术，勤劳耕种，水稻产量比较高。例如，梁问县蛮掌村的水稻产量一般相当于种子的 65 倍，高的达 80 倍，低的 35 倍。

　　梁河的“毫安公”曾被认为是水稻之王，口感细腻，颗粒饱满。此外，阿昌族种植的烟草、回龙茶在省内颇具盛名。手工业方面，阿昌族的铁器始于明代，打铁技术来自汉族。

　　阿昌族人在吸收汉族兵器制造技术的基础上，独创了户撒刀锻制工艺，“制练极精纯，柔可绕指，剁铁如泥”，户撒刀具畅销海内外，被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铁器制作为中心的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阿昌族地区生产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阿昌族与各民族经济文化上的交流。19 世纪后，阿昌族在汉族的影响下，在“街子”上从事商品交换，冲破了原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形成了初级的市场、商品，繁荣了阿昌族地区的经济。

　　2. 分工协作的思想

　　处于打猎和采集时期的人们，由于生产力低下，需要互相协作，共同抵御大自然的侵袭，获得生产、生活资料，由此形成了团结互助、同甘共苦的道德观念，并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维系着阿昌族地区的社会关系。农业生产上，农忙季节，总是互相帮忙，集中把一家一家的活干完，表面上看来，是互相换工，实际是团结互助的观念在发挥作用。起房盖屋互相帮忙，只需用薄礼感谢，不需付误工费和劳力费。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有分工协作。户撒地区的制造刀业村寨间分工较细，各寨子有自己的品牌，整个户撒地区好比一个手工业加工厂，各寨子就是它的车间，各以一种产品而闻名，如来福寨的黑长刀、花钢刀；芒东寨的腰刀、小尖刀；腊姐寨的锯齿镰刀等。分工的细化不仅提升品牌的质量、销量，更是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依赖，利于形成共同的区域经济。

　　在家庭生活中，成员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完成各种事务，家庭关系和睦。“伙子看打铁，女子看纺织”的俗话说明了阿昌族男女有相对的社会分工。男性一般承担犁田耕地，砍埂筑坝，起房盖屋等劳动；或者是外出做生意，出门做铁匠、木匠或石匠；在社会中抛头露面，接人待物，参与公共事务的处理。妇女的负担则比男子繁杂，挑水做饭、酿酒、养鸡喂猪、洗衣扫地、抚育儿女、伺候公婆等。老年人则呆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3. 禁忌、习俗的传承

　　刀耕火种、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使得阿昌族的原始宗教崇拜和宗教信仰中，许多的观念都是祈求生产上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财源广进。这些习俗、禁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部分被传承下来，为人们认可和接受。阿昌族农业中的禁忌比较多：解放前曾经有“女人用牛，牛会哭，犁田不肥，上房头伤后人，不吉利”。所以女人不上房头，不犁田，不用牛。此外还有大量的禁忌：立秋日禁止下菜地以免蔬菜生长不旺；禁止下河、下塘洗浴,否则招致秋冬旱灾。清明节和立夏时禁止犁田翻地,犯忌会使农活沉重并且耕牛会生病。立春后要忌“五戊”，即在戊日不能破土动工，下种以后到小暑节止，狗属戊日禁浇粪施肥，龙日要忌龙或破土。

　　正月间开始农作时要看日子，羊日是枯焦日，不下种。平时的正、四、七、十月逢蛇日,二、五、八冬月逢鸡日禁止下种，犯忌会招天灾人祸或庄稼歉收。

　　养殖业方面，阿昌族的养殖业以鸡鸭猪为主，他们认为牲畜的繁殖好坏与生肖有关，马年是种植、养殖的好年头；鸡年、狗年则不吉利；如果狗年大牲畜大量得了瘟疫，鼠年人也会有得瘟疫的危险。手工业方面，打铁时候有一些禁忌：如妇女不能碰打铁工具，否则打铁时候会烫伤手；妇女不能从铁器上跨过，否则铁器会飞，其它器物也会不听使唤。

　　二、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思想

　　1. 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

　　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阿昌族封建社会里，人们辛劳地耕作，艰难地维持生计。然而，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减轻对贫苦的阿昌族人民的压迫剥削，各种谣役赋税压得他们难于生存。自元、明、清建置土司制度后，阿昌族居住地区便纳入了土官、土司的统治区。阿昌族人民在土司的统治下，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迫。如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后，土司在课税上实行“三大款”：“一日地租，每户分上中下三等，年纳银四钱、六钱、一两二钱；二日谷租，每产谷一百箩纳租十箩；三日山租，不能种水田之山区，所产豆麦、粮食、鸦片等类均征收百分之十。”另外，捐税徭役名目繁多，“勐科、马脖子等抬夫寨专供抬轿，丙盖、瓦窑等伙夫寨专司炊事，龙窝寨专充号令及温泉管理，别董寨专充小吹。”

　　阿昌族用歌声表达了这种压迫和痛苦：“阿昌苦，阿昌吃尽人间苦，天上乌黑没日头，田地树木杨家主。高飞又怕那黄鹰打，落地又怕箭穿腹；阿昌世代无路走，滴滴泪水湿黄土。”阿昌族人民为了取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展了一系列的反压迫、反剥削、反歧视的斗争。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户撒、腊撒的阿昌族人民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杀死了腊撒土司盖荣邦。光绪二十五年邦瓦一带的阿昌族加入了景颇族的反土司战斗。阿昌族拥有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品格。

　　2. 高尚的爱国情操
　　
　　阿昌族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为了保卫祖国西南边疆领土的完整，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874 年，“马嘉理事件”中，阿昌族和景颇族、傣族、汉族等群众勇敢作战，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英国殖民军再次入侵，腾冲阿昌族明光土守备左孝臣率领阿昌人民奋起反抗。1942 年日军入侵云南西部地区，沿着滇缅长驱直入。日军侵略我国期间，阿昌族积极抗日。囊宋关人民曾经集中50岁以下18岁以上的青壮年阻击日寇。1949 年底，在全国解放的形势下，土司和国民党残余部队企图对抗人民革命事业，切断通往腾冲、保山一带的交通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边区。阿昌族代表穿草鞋，举火把，背长刀，冲破重重封锁，历时半个多月，到达腾冲，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阿昌族的奋力反抗下，解放军很快驻进了德宏，解放了阿昌族和各民族。阿昌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抗击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充分体现了阿昌族人民爱憎分明、勇敢顽强的民族精神，以及热爱祖同、热爱和平、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