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观视角指称暧昧的疑惑探析

　　摘    要：　词项的指称在模态语境下会发生游移，蒯因称之为“指称暧昧”,具体表现为模态命题中会出现单独词项同一替换原理失效和表达式量化存在概括原则失效，并认为模态逻辑无法解决该问题，因此质疑其合法性。蒯因把指称暧昧视作无解难题，源于其秉承的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只要对这种逻辑观进行有限发展，引入可能世界语义学及其哲学解释，就可以准确刻画模态语境下的词项指称，从而无矛盾地解决指称暧昧问题。

　　关键词 :     蒯因;克里普克;模态逻辑;指称暖昧;可能世界语义学;逻辑观;

　　为消除命题逻辑中的“蕴含怪论”,刘易斯提出“严格蕴含”概念，并以模态词“可能(◇)”、“必然(□)”进行刻画，开创现代模态逻辑研究先河。“严格蕴含怪论”的存在，使其未能实现消除“蕴含怪论”的初衷[1]12-18,但模态逻辑作为逻辑科学的重要分支却蓬勃发展起来，从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到相干逻辑、衍推逻辑以至归纳逻辑某些分支都与模态逻辑密不可分。在此过程中也不断有人对模态逻辑提出质疑，其中以蒯因“模态语境必然导致指称暧昧”的观点最为着名。本文将表明，蒯因的质疑立足于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只要对其逻辑观进行有限发展，引入可能世界语义学相关解释，就可以无矛盾地消除模态语境下的指称暧昧性。

　　一、指称暧昧及其表现

　　指称暧昧是指如下情形：词项的指称在普通语境下原本非常明确，但在模态语境下却会变得游移不定，可能指称这个对象，也可能指称另一个对象，用蒯因的话说就是变得“暧昧”。指称暧昧会导致在正常语境下为真的命题，在模态语境下却为假，具体表现为两种失效：单独词项同一替换原理失效和模态表达式量化存在概括原则失效。

　　同一替换原理是指“给定一个关于同一性的真陈述，可以用它的两个词项中的一个替换另一个出现在任一真陈述中的词项，而其结果将是真的”[2]129,是支配同一性的基本原理之一。但在词项的某次或某几次出现不是纯指称性时，会发生同一替换原理失效。

　　词项的非纯指称性出现又有两种情形：一是混淆了对词项的提及和使用。例如下面两个陈述：

　　(1)西塞罗(Cicero)=杜里(Tully);

　　(2)“Cicero”有六个字母。

　　在(2)中，“Cicero”是作为一个名词被提及，而不是作为指称西塞罗这个人的名称被使用，它的出现是非纯指称性的。这时若根据(1)来进行同一替换，会得到假陈述

　　(3)“Tully”有六个字母。

　　二是陈述中使用了内涵性语组，如“知道……”、“相信……”等。弗雷格认为，当词项出现在由上述语组限定的陈述中时，是“间接出现”而非“直接出现”,不再具有单纯的指称意义而是有了涵义色彩，可能影响命题的真值[3]。蒯因继承弗雷格的思想，认为上述语组造成了内涵语境，词项在其中的出现是非纯指称性的，会导致同一替换失效。他进而指出模态语组“必然……”也同样会使语境成为内涵语境(或准确称为模态语境)并同样导致同一替换失效。如关系陈述

　　(4)9必然大于7,

　　这个陈述一般被认为是真的，而根据另一个为真的同一陈述

　　(5)行星的数目=91

　　对(4)施以同一替换，所得到的陈述

　　(6)行星的数目必然大于7

　　则就变为假。

　　在指出模态语境下会出现单独词项同一替换失效情形之后，蒯因进一步考察了他认为更重要的模态量化式情形。蒯因赞同罗素的摹状词理论[4],认为单独词项可改写为摹状词，而摹状词又可以通过解释为量化式而消去。通过这样的逻辑处理，他得出着名的本体论承诺——“存在就是作为一个变项的值”[2]15,即理论最终关涉的对象不应被看作是由单独词项命名的事物，而是要看作量化式变元的值[2]134。因此他认为讨论指称暧昧性对模态量化式的影响更为重要，如果模态量化式能够克服指称暧昧，则单独词项同一替换失效将不构成对模态逻辑的致命反驳，反之，模态逻辑就无药可救了。考察表明，指称暧昧同样折磨着模态量化式，量化理论中的存在概括原则在应用于模态式时会失效。

　　量化运算有全称举例运算和存在概括运算两种，但它们是同一原理的两个方面，因此只须集中考察存在概括运算即可。存在概括是这样一种逻辑运算，通过它，“我们能从定理φ中得到定理(?x)Ψ,只是在Ψ包含‘x’的自由出现的所有位置上，φ都包含‘y’的自由出现”[2]110-111。如由“苏格拉底是有死的”进行存在概括可得“(?x)(x是有死的)”。如果用存在概括原则对语句(4)进行量化，会得到

　　(7)(?x)(x必然大于7)。

　　蒯因认为，对这个句子，按照(4),可知满足条件的数是9;再根据(5),又可知就是“行星的数目”满足条件，但若承认这点，则与 “语句(6)为假”的一般信念相矛盾。于是，陈述(7)只能是一个无意义的句子。追究深层原因，蒯因认为还是由于模态词的引入导致的指称暧昧性，即模态的满足“一般说来不是有关对象的特性，而是要依赖于指称对象的方式”[2]137,对模态表达式进行存在概括只能得到无意义的式子。

　　实际上蒯因对量化式的分析仍然借助于单独词项，从其讨论过程看，句子(7)之所以无意义，还是基于“9”与“行星的数目”应该能够进行同一替换的信念。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通过一种新的不牵涉到单独词项的方法来论证(7)的无意义，“凡大于7的东西是一个数，而任一给定的大于7的数都能够由各种条件之一唯一地决定。有的条件有‘x>7’作为必然的后承，有的条件则否。”[2]138比如，同一个数可由条件

　　(8)x=x√+x√+x√≠x√

　　和条件

　　(9)恰有x个行星

　　来唯一决定，但(8)有“x>7”作为必然后承，而(9)则没有。“必然大于7这个性质应用于一个数x是没有意义的，必然性只属于‘x>7’和举出x的特殊方法之间的联系。”[2]138蒯因由此证明，即使不考虑单独词项的同一替换，模态语组的指称暧昧性也会导致存在概括原则失效，对模态式进行量化难以实现。

　　总之，正如蒯因着名论文《指称和模态》的题目所暗示的，只要考虑模态情况，词项指称必然出现与现实情形不同的游移，指称暧昧不可避免。

　　二、对指称暧昧问题的解决

　　蒯因对模态逻辑特别是量化模态逻辑的质疑是切中要害的，要为模态逻辑赢得合法地位必须解决指称暧昧问题。早期的逻辑学家如丘奇、卡尔纳普、斯莫里安等采取不同的补救方案，以期消除指称暧昧，维护模态逻辑合法性。丘奇、卡尔纳普走的是内涵主义路线，但其问题在于：一是需要承认内涵对象(“概念实体”)这样的可疑存在物，解释复杂且远离直观；二是建立在“同义性”或“分析性”之类的含混概念之上；三是从技术上难以准确刻画“分析上等值”。斯莫里安的方案虽可解释单独词项相互替换失效的情形，但涉及到模态量化式时，则不得不求助于分析哲学家们一致厌恶的本质主义。以上两种补救方案都不算成功。

　　既然模态语境下词项指称的游移无法避免，解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准确刻画这种游移并从哲学直观层面给出合理解释。以克里普克的工作为基础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及其哲学解释提供了解题工具。

　　对于模态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解释，可从两个层面把握。第一个层面是模态逻辑的形式语义学。较之经典一阶谓词语义学，模态谓词语义学(以LQM及其语义解释为例)一是对形式语言进行模态扩张，在普通一阶语言基础上引进模态算子□(“必然”)及相应公式形成规则，形成模态谓词语言；二是对语义框架进行了扩张，把一阶语义仅包含个体集D的一元框架扩张为模态语义的四元框架F=<W,R,D,H>,在这个被称为克里普克框架[1]390的基础上，可以进行赋值、给出解释模型、定义真和有效性等。[1]346-355第二个层面是模态语义学的可能世界解释。从日常模态直觉出发，用可能世界理论对模态形式语义进行直观解释。在框架<W,R,D,H>中，W被解释为可能世界集，对它的每一个元素w∈W,都解释为一个可能世界。这些可能世界并非毫不相干，R表示它们之间的可及关系。D是可能世界集W中所有个体的集合，对每一个w∈W,都有D的一个子集与之对应，函数H描述它们之间的映射关系H(w)={d:d是w中的个体}?D。这一解释较之一阶谓词解释引入了可能世界的观念。

　　可能世界理论为解决指称暧昧问题提供了技术手段和哲学支撑，其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考察可能世界中的个体 (对象),会发现可能世界解释下的个体，在不同的可能世界可以处于不同的集合(用谓词表示)中，即可能具有不同的属性。基于可能世界语义框架同时有可能世界、个体集以及从可能世界到特定个体的映射函数H,能得出这样的推论：存在作为一系列可能情况的可能世界，各个可能世界包含的个体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又因为谓词可解释为具有某种性质的个体的集合，则某个体在不同的可能世界可以在某谓词描述的集合中，也可以不在该集合中。

　　其次，考察指称个体的指示词——专名和摹状词，会发现可能世界解释下，专名的指称始终不变，而摹状词的指称会发生变化。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只有指称而无涵义，其指称在各个可能世界保持不变[5]49-50。而摹状词不仅有指称而且有涵义，其涵义可看作专名与谓词的函项，个体a在可能世界w1满足某摹状条件即具有某种属性，而在可能世界w2则不满足(可能是个体b满足该摹状条件)。因此，摹状词的指称在不同可能世界间会发生游移，是非严格指示词[5]57-58。例如，专名“尼克松”特指尼克松这个人，这点在各个可能世界中固定不变，即使在某个可能世界不存在尼克松这个人也无碍该判断；而一般被认为是用来描述尼克松的摹状词“1972年美国总统”则不具备这种指称严格性。设想“尼克松的对手汉弗莱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的可能情况，在这一可能世界中满足“1972年的美国总统”摹状性质的就是汉弗莱而非尼克松。

　　最后，考察包含指示词的模态命题，会发现其在所有相关可能世界中都真时才为真，仅现实世界真，不一定为真。模态语境下词项与指称之间不是一对一关系，而是一对多关系。要确定词项的指称，不仅要考虑现实世界，还要考虑可能世界，特别要考虑摹状词的指称可能发生游移。这样，单独词项的指称不再仅是它在现实中所指的那个对象，而是相应于不同可能世界的一组相同或不同的对象。设A是一个专名，B和C是摹状词，d1、d2、d3…是不同个体， w1是现实世界，w2、w3…是其他可能世界，A,B,C的指称可表示如下：

　　可见，A和B、C在现实世界中指称相同，在普通外延语境下可以进行同一替换，但若考虑模态语境下的可能世界，指称便不再相同，出现蒯因所谓“指称暧昧”,再施以同一替换所得命题为假。这就解释清楚了模态语境下同一替换原理和存在概括原则失效的内在原因。

　　综上，引入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模态语境下的词项指称游移进行刻画，蒯因眼中“暧昧”的指称重新变得清晰明确，实际上是无矛盾解决或曰从根本上消解了指称暧昧问题。

　　三、从逻辑观看“指称暧昧之惑”

　　这里还有一个可称为“指称暧昧之惑”的问题：为什么在可能世界理论框架中能够刻画并解决的模态语境下词项指称游移，却被蒯因以“指称暧昧”的名义宣布无解?难道只是因为他缺少刻画模态语境的技术手段吗?追问“指称暧昧之惑”产生的深层根源，其意义不逊于解决指称暧昧问题。

　　蒯因秉承的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决定了在他那里必然会产生“指称暧昧之惑”。这种逻辑观的基本特点有二：一是对“逻辑”的理解主要基于经典一阶逻辑；二是坚持外延原则。这两个特点实际又是统一的，都与现代逻辑产生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数学方法的引入是现代逻辑产生的关键。布尔、康托尔、弗雷格的工作使数学与逻辑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被视作建立现代逻辑的弗雷格，认为“算术的对象就是逻辑的对象”, “谈论自然数可以化归为谈论集合、类或种类，用逻辑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概念的外延”[6]569。这种处理词项或语句时只考虑其外延的外延原则深深影响了经典逻辑，一阶系统中的常项与变项一般仅牵涉个体对象[7]227,它们与谓词的关系也一般被视为个体与类的关系[8]111,都是从外延角度出发刻画逻辑关系，根本不涉及内涵问题。现代逻辑的演算系统大多可在语形上视作一阶演算的形式化扩张，也就自然遵循外延主义的语义解释。蒯因的逻辑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这也可从他对变异逻辑的态度看出[9]。

　　在这种逻辑观下，指称同一对象的专名与摹状词(包括摹状不同性质的多个摹状词),由于指称相同而在逻辑分析过程中具有同样的地位，其中任何一个的逻辑性质也为其他词项所具有。然而这种信念被一些必须承认为正确的模态直觉所困扰——在模态语句中施以同一替换可能会导致真值变化；存在概括原则由于描述不同性质的摹状词在必然逻辑后承上的差异而失效，也就是出现蒯因所谓的“指称暧昧”。这说明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在处理以模态语境为代表的内涵语境时力不从心。逻辑学家必须在以下两个方向间做出选择：要么拘泥于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承认逻辑学在根本上无力处理模态或内涵问题；要么对逻辑观有所发展，寻找能够处理模态(内涵)语境的技术手段。蒯因无疑选择了前者，这表现在他一方面径直否定了丘奇、卡尔纳普的内涵主义方案；另一方面自己也无意去构建模态逻辑的形式语义学。

　　解决指称暧昧问题并在更高层面消除“指称暧昧之惑”的前提在于逻辑观上的发展。外延语境下词项与指称间的确定性关系在模态语境下会被打破并发生游移，这是任何逻辑学家都能看到的——毕竟行星的数目很可能不是9而是其他数字。与蒯因不同，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新一代逻辑学在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小步。

　　这里的“一小步”意指：一方面他们不像蒯因那样将逻辑刻画的范围局限于“外延”,而是将“内涵”因素也纳入其中；另一方面，他们带有内涵主义色彩的逻辑观又不是对经典逻辑观的革命性颠覆，而只是一种有限发展——其基本观念、方法与经典逻辑观没有质的差别，归根到底要走外延主义道路[1]398。具体而言，他们要找一条新途径，把需要刻画的具有内涵色彩的表达式转化为外延表达式，然后再从外延角度进行处理。正是从这种新逻辑观出发，才找到可能世界语义学这一技术手段，在四元框架F=<W,R,D,H>中，每一可能世界都对应着一个个体集，这种对应以映射函数H来表示，这个函数实际上就是从词项到其指称的映射。这样就能在词项(特别是具有涵义色彩的词项)与其指称间确立确定性的联系，对模态语境下可能发生游移的“暧昧”指称进行准确刻画。而这一点正是蒯因这样的经典外延主义逻辑观持有者虽然能够清晰觉察到却无力刻画的。

　　参考文献

　　[1]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M]江天骥, 宋文淦,张家龙，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3]弗雷格论涵义和所指[A]/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375-397.

　　[4]罗素墓状词[A]/马蒂尼奇.语言哲学[M].牟博,杨音莱， 韩林合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400-413.

　　[5]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梅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M]张家龙,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

　　[7]陈波.逻辑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8]赵总宽,陈慕泽,杨武金现代逻辑方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9]陈波.经典逻辑与变异逻辑[J]哲学研究, 2004(10):57-63.

　　注释

　　1这里沿用了蒯因用过的例子,那时天文学的结论是太阳系有9大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