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迪卡的问句逻辑探析,逻辑学论文

　　经典逻辑通常将逻辑的范围局限于陈述句，而排斥其他类型语句。因为它们不具有确定的真假。随着逻辑的实践和认知转向，祈使、疑问、命令等命题态度均纳入了逻辑学范畴，发展出包括问句逻辑在内的一大类认识论逻辑。问句逻辑又称问题逻辑或问答逻辑，旨在研究问句的逻辑结构及其推理关系。以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古典问句逻辑研究并未引起学者们足够重视。当代着名哲学家兼逻辑学家雅各·亨迪卡（Jaakko Hintikka,1929 -）将古典问句逻辑思想与现代逻辑技术相结合，对问句逻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继承并发展了古典问句逻辑思想

　　尽管问句逻辑作为现代逻辑的新兴分支起步较晚，但其基本思想却可追溯至古希腊的问答法。亨迪卡认为，"认识论逻辑的最大用武之地就是问答理论".[1]18问答不仅是一种哲学方法，也是一种信息（知识）寻求过程。据他考证，问句逻辑是研究论辩和推理最早且最重要的进路之一。历史上第一个问句探究模型是苏格拉底的反诘法。苏格拉底揭示了寻求知识的途径实质上可以视为一个不断提问的过程，其中问答行为与逻辑推论交织在一起。[2]83柏拉图则将问答游戏用于日常教学之中，旨在训练学生的推理能力。亚里斯多德在《论题篇》中系统地提出了问句论辩理论并强调它对于科学探究的意义。
　　
　　不过，他对问答的分析与前人不太一样，因为"亚里斯多德认识到，答案是各种各样。有的答案是可以预见的，有些答案则是无法预见的。而完全可以预见的则是那类被早先答案所逻辑蕴涵的答案。正是通过分析与早先答案相关的这些答案，亚里斯多德成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逻辑学家。"[3]78表面看来，亚里斯多德的问答理论似乎仅仅是在苏格拉底式反诘法的基础上增添了纯演绎逻辑的步骤；但常常为人所忽视的是，亚里斯多德仍然将三段论作为一种特殊的问答方法。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问句方法不仅仅是逻辑与论辩的研究进路
　　
　　。它更是一种推理理论，兼涉逻辑与经验，包含演绎逻辑作为其特例。"[4]295亨迪卡坦承其问句逻辑思想受到亚里斯多德的影响："从亚里斯多德这里，我确实吸收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由此我发展出一般的追求知识的形式，即提问的方式加上推理形式。我认为，任何以理性方式寻求知识的推理过程都可以表达为这种形式。"[3]78同时，他还利用现代逻辑技术改造古典问句逻辑思想，使之发展成为认识论逻辑的一个重要分支："问题、回答以及问答对话理论，它是认知逻辑和游戏论语义学相结合的产物，……近年来我已把它发展成为'探究的询问模型'.简单说来，这一模型可以看做是数学博弈论意义上的二人零和游戏，其中一人为'提问者',他是主动的；另一方为'自然'或'信使',只作为答案之源。自然所给出的答复又成为后来的探索可资利用的前提。最好的寻求信息的策略取决于所允许的问题的复杂度。
　　
　　询问游戏可以用贝思语义表列的变体来加以形式化。我认为，这一模型揭示了科学推理的真正逻辑，在许多领域得到重要应用。"[5]40目前，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动机、目标和进路对问句逻辑进行了丰富多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描述性研究。例如，一些语言学家试图刻画问句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学等；另一种是规范性研究。例如，不少逻辑学家和人工智能学家试图给出成为一个真正问题或答案的资格条件以及问题的完全性、有效性等，发展一套问句逻辑系统。[6]199 -200当然，在实际上操作层面通常既有描述又有规范，不可截然二分。

　　二、丰富和完善了问句逻辑的祈使 - 认知研究

　　问句逻辑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阐明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研究进路：
　　
　　（1）答案集语义学进路。1958 年，汉布林提出了着名的三条公设，认为知道了问题的答案就等于知道了该问题，而问题的答案是一个或真或假的陈述，问题的可能答案构成一个相互排斥的完全集。[7]159 -168因此，对问题的研究可转化为对问题答案的研究。或者说，对问句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对陈述句的研究。这种对问题的答案集归约方案具有明显的优点，即清晰地揭示了问题与答案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好的兼容性。但是该方案内部存在分歧，例如：问题到底等价于其可能答案集，还是等价于直接答案集，或者仅仅等价于真直接答案集。
　　
　　（2）问题的实在论进路。问题与问句的关系类似于命题与陈述句的关系，问题是问句所表达的内容，是一类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库宾斯基和贝尔纳普等人均采取此种立场。这种方案的典型特征是通过分析问句的句法结构来寻找答案，可以较好地处理 whether 问题和 which 问题，但对于 who 和 why 等其他类型问题显得力不从心。
　　
　　（3）问句的祈使 - 认知进路。例如，阿奎斯特（L. qvist）将简单问句转换成： Let it be thecase that I know…，而将复杂问句等价为： Make it the case thatI know that you know …亨迪卡则类似地将问句等价于：Bring it about that I know……依此进路，一个问题表达了一个认知请求，而答案就是对这个请求的满足。"大致可以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阿奎斯特发展出一个认知请求理论，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亨迪卡提出了一个满足认知请求的理论。"[8]31在借鉴和吸收阿奎斯特研究方案的基础之上，亨迪卡从多方面丰富和完善了问句逻辑的祈使认知进路。
　　
　　首先，他对问句采取了一种温和的还原论，认为尽管问句是一类独立存在的语言实体，但可以将它们转换为某种特殊的祈使句。因此，每个问句可以转换为祈使算子"请使……"加上"欲知之事"（desideratum）的形式。换言之，每个问句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一个是请求部分，另一个是"欲知之事".所谓"欲知之事"即提问者希望回应者提供的认知事态。因此，所有问句具有共同的请求部分，但欲知之事各不相同，否则表达了相同的问题。其次，在将问句转换为祈使句之后，对问句的逻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对"欲知之事"的研究。[1]19"一旦阐明了何为提问者的欲知之事，那么剩下所要做的就是请求回应者提供相关信息。"[9]23此外，他还清晰地刻画了量词与认知算子之间的信息独立关系，使问句逻辑更加贴近自然，符合日常思维直观。例如：
　　
　　（1）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获胜者将会是谁？可以转换为由祈使算子 + 认知算子 + 间接问题的形式：

　　（2）请使我知道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获胜者。

　　其中：

　　（3）我知道谁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获胜者，即为"欲知之事",可用量化语句表示为：

　　（4） K（#x/ K） S（x） .其中"/"表示独立符，K 表示认知算子"我知道".[4]23亨迪卡认为，斜线算子所表示的信息独立关系是自然问句中普遍存在的必要成分。[10]641K（#x / K） S（x）与（#x） KS（x）的区别在于：前者量词的博弈行为独立于认知算子的博弈行为；而后者量词的选择必须在 K 的选择之前进行。在亨迪卡的认知逻辑中，"/"通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逻辑都是线性的、可传递的。我们不能简单地通过改变量词和K 的位置顺序来消除独立算子"/ ".

　　三、准确揭示了问句答案与预设的逻辑特性

　　尽管问句不具有经典逻辑意义上的真假，但我们可以诉诸于问句的答案和预设的真假来间接讨论问句的真假。因此，准确揭示答案与预设的逻辑特性是问句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答案理论的主要任务在于阐明构成问句答案的结论性条件。"结论性答案概念在亨迪卡的问答理论中扮演核心角色。"[11]51首先，结论性答案是一种回应。当然，这里要求回应必须是诚实的、富含信息的。其次，"一个问题的回应是一个结论性答案，当且仅当它为提问者提供了想要的信息",[1]217即它满足了提问者的"欲知之事".给出结论性答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论域范围内给变元找到一个替换实例。此外，结论性答案是语境敏感的。它不仅依赖于问句的逻辑结构，同时还取决于提问者当下的认知状态。[9]45同一个回应针对不同的提问者可能构成结论性答案，也可能不构成其结论性答案，如果提问者并不知道该替换实例。例如问句：谁写了《红楼梦》？对于一个不知道曹雪芹为何许人的提问者而言，尽管回应者给出了"曹雪芹",但它仍然不能改变提问者的认知状态，即他并未真正地知道《红楼梦》的作者。

　　然而，这并不是说结论性答案是完全主观的或无规则可循。

　　亨迪卡关心的不是问题的抽象语义或者构建问句逻辑的人工智能系统，他的目标是分析自然语言问句的具体使用。"他以阿奎斯特方案为基础，但在答案方面与其分道扬镳。亨迪卡对问句的刻画是逻辑 - 语言学的，而对答案的刻画却是心理 - 认识论的。"[6]206以上例来说，问题（1）的回应不仅要满足：

　　（5）我知道 d 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获胜者，而且还必须满足：

　　（6）我知道在任何可能世界中 d = x.亨迪卡把（6）称之为答案的结论性条件。在他看来，条件（6）对任何问题都成立，是一个回应成为结论性答案的充要条件。[1]218如果一个回应不满足条件（6） ,即提问者并不确定 d 的所指，譬如：

　　（7）我知道民主党派候选人将会是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获胜者。那么他将进一步诉诸于新问题以获得更多的必要信息：

　　（8）请使我知道谁是参加下一届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派候选人。

　　亨迪卡此举实际上是为了避免"逻辑全能"问题：即如果我们知道一个命题 p,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 p 的所有逻辑后承。如果一个回应仅仅满足了（5）而不满足（6） ,即仅仅提供了部分有价值的信息，那么该回应只能称为部分答案，而不能构成结论性答案。

　　预设对于问句逻辑语义学和语用学同等重要。例如，对于解决自指性问题和法庭交叉询问证人等。如前所述，问句预设从技术上来说就是删去"欲知之事"中的认知算子以及"/K".在一阶语言中，语句的主词通常预设了某个东西存在，或称之为存在性预设。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预设了：存在一个称为"曹雪芹"的对象。但对于问句而言，并不一定要求预设个体或其它对象存在；如果说问句也预设某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是预设答案存在。[2]90不同的问句通常有不同的预设，并不存在所谓的超级预设或终极预设；或者不存在预设与预设之间的单向度的线性等级关系。因为某个问题的预设并不完全取决于先前问题的预设，同时还取决于先前问题的答案以及激发问题的初始前提等因素。[2]91但注意不要混淆预设和初始前提。在一个问答探究过程中，探究的初始前提可以是假的、暂时的和可修正的；但预设不可为假，必须事先确定为真，至少假定为真。仅当预设为真时，方可提出正确的问题或者给出真答案。因此，问句探究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自然推理系统，而不是公理系统。以最简单的是非问题为例。是非问题的预设 K（S∨ ~ S）类似于排中律形式的重言式。有人据此认为是非问题没有预设或者无需预设，或者所有的是非问题具有相同的预设。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即使重言式是恒真的，但提问者和回应者并不一定知道它是真的，那么该重言式仍然不能构成问题的预设。对于某个问题来说，其预设不仅必须为真或至少假定为真，而且还要求提问者知道它为真。因此，是非问题的预设为 K（S∨ ~ S） ,而不是（S∨ ~ S） .它并不是逻辑重言式，必须在问题提出之前加以确定。[2]99 -100
　　
　　四、系统提出了问句逻辑的博弈论语义学

　　亨迪卡的问句逻辑与博弈论不谋而合。博弈论本质上就是策略论，讲究的是整体策略的选择和评估，而不是某个具体行动的损益。类似地，在寻求信息的问答博弈中，博弈效用从根本上取决于整体策略的选择，即如何获得结论性信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问句的预设实际上就是一种策略，不同的预设会影响策略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命题作为下一个问题的预设类似于选择什么样的命题作为下一个推理的前提。因此，提问策略与演绎策略之间具有某种对称性。但是，重言式的引入对于演绎推理来说并未增加它的推理强度。例如： p→q 与 p∧（r∨┐r）→q 具有相同的演绎结果；而在问句推理中，增加 K（S∨ ~ S）将有效地扩充问句推理的范围。

　　亨迪卡把科学探究活动视为一场探究者（即科学家）与信息源（自然或信使）之间的问答博弈。博弈从科学家提问开始，而自然的角色就是回答科学家的问题。"唯一增加的重要因素是，探究者可以从自然的答案以及初始理论前提 T中推演逻辑结论。"[12]135在模型 M 中，以 T 为初始前提推出了结论 C,可表示为 M: T├C.但问句之间的可推性不完全是逻辑后承式的，也不完全是模型论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1]32如果从 T 到 C 的推导不涉及任何提问和回答，那么就变成了纯演绎后承；反之，如果对可能答案及预设的逻辑重言式不加任何限制的话，那么就变成了纯模型后承。[13]233亨迪卡的问句逻辑语义博弈最显着的特点或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从整体上对提问策略的考察和评估，而不局限于对某个时段提问者认知情境的静态分析。在某个问答系列中，子问题的答案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够带来新信息或知识，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能进一步激发其他问题及答案。问答探究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多层级的、环环相扣的，通常是经过一系列小问题或子问题来逐步引发更多更为关键的大问题或原则问题，而对于小问题的解答也往往是为了促进大问题的解决，以获得最终想要的信息。因此，亨迪卡问答博弈模型能够更为合理地解释知识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甚至于，它还能解决困扰柏拉图的一个认识论难题，即提问者必须事先就已经知道问题的答案。因为结论性答案实际上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提供了问题矩阵的一个真替换实例；另一方面，它还必须能够提供辅助的信息，使得提问者知道该替换实例的所指，从而避免了柏拉图式的困境。

　　总之，一个适合的问句逻辑语义学必须从整体上来把握和刻画问答博弈关系，而不能够只研究孤立的问题或答案。

　　由于 wh - 问题可以转换成一个量化语句，提问策略的选择类似于演绎策略的选择，即寻找且找到问题矩阵的替换实例。因此，演绎逻辑有助于提问策略的优化。同样，一个恰当的提问策略能够触发回应者给出正确的结论，从而有助于启发演绎策略的选择。不少学者误以为苏格拉底乃至亚里斯多德仅仅关注概念上的是非问题（论辩问题） ,未深入探究具体的事实问题。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因为在原则上，苏格拉底采用一系列是非问题来达到对原则问题的追问。是非问题仅仅是苏格拉底所采取的提问策略，而非最终目的。此外，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无所知，但苏格拉底式的知识亦非具体的事实性知识，而是提问或演绎的策略性知识。也就是说，他知道如何提问以及如何从问题引导答案，这才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五、深刻揭示了问答关系的动态性和可修正性

　　问句的逻辑结构具有一般性，可适用于不同的题材或信息源。例如，科学实验、科学观察、司法审判、医疗诊断、数据库信息检索等。康德曾经把科学实验视为科学家不断地向自然提问的过程。[14]13科学家作为探究主体可以自由地选择提问策略。因为提问方式不同，将导致不同的答案。当然，它还取决于科学家已有的认知水平。类似地，科学观察也可以看作一个问答过程。例如，在临床诊断过程中，医生可以通过询问病人来获得相应的信息。同样，问题的提出依赖于它的预设，而观察的结果或问题的结论性答案取决于它的问题及医生当前的认知状态。

　　亨迪卡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3]31; 以及两种不同的逻辑：语句逻辑和会话逻辑[1]229.

　　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静态的、结构性的、无主体的；而后者是动态的、过程性的，不仅是主体参与的而且是主体间性的，必须考虑到主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往的问答逻辑大都停留在静态结构层面，而未能深入把握问答的动态性、语境敏感性以及主体参与性等特征。如果提问者和回应者处于相同的认知状态，那么提问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一个恰当的提问必须考虑到提问者和回应者的认知水平及其差异性。总之，只有动态的问答关系方可准确刻画柏拉图 - 皮尔斯意义上的推理和思考。亨迪卡对问答关系的阐述，不仅揭示了问答法的根本特征，而且加深了我们对哲学事业的理解，特别直观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推理与思考的深层理解，从名言知识之域进入到缄默知识之域。

　　尽管所有探究都可以看作问答过程，但不同的探究有不同的问答类型。我们可以根据问题和答案的逻辑复杂度来区分不同的探究类型。例如，经验观察的结果通常是一个简单命题（原子语句，即关于具体事实的一个报道，或真或假） ;控制实验的结果则通常表现为某种函数关系。因为在一个最简单的控制实验中，其实验的结果依赖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通常可表述为：在某个条件下，对任一控制变量的取值，观察变量将取如此这般的值。即问题和答案的逻辑形式应该为（$x）（#f） S（x,f（x）））的样式。

　　[15]177而在更加复杂的控制实验中，控制变量和观察变量可能为多个。例如，控制变量为 x、z,相应的观察变量为 y、u.y 和 u 的值分别取决于 x、z 的值，可分别用函数 f（x）和 g（z）表示。于是，答案的逻辑形式可表示为：（$x）（$z）（#f）（#g） S（x,f（x） ,z,g（z）） .

　　此外，亨迪卡进一步揭示了量词的独立性。例如，在上述复杂的控制实验情形中，量词（#f）依赖于（$x） ,但独立于（$z） ; 换言之，y 的取值依赖于 x,而独立于 z.由于量词具有独立性，使得实验结果变得更加强大。甚至可以说，包含量词独立的问句逻辑相当于整个二阶逻辑，或者允许量词独立的命题可以用来描述复杂控制实验的结果。[15]178通过量词的独立性，还有助于揭示控制实验结果对科学家后续推理的影响。因为科学实验的结果通常表述为某种函数关系或数学原理，它们或者与已有的其它原理协调一致，或者导致对已有原理的修正。

　　六、简要的评价与进一步展望

　　正如着名逻辑学家范本申指出：当今逻辑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仍然是逻辑的多样性。[16]182特别是随着逻辑的实践转向和认知转向，各种非经典逻辑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扩展了逻辑的研究领域。与其它非经典逻辑相比，问句逻辑起步较晚，提出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并未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分析框架。尽管如此，问句逻辑的研究价值和发展潜力绝不可小觑。因为它不仅为人机对话和信息检索提供逻辑基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直接关乎推理的本质。

　　作为当代问句逻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亨迪卡对问句逻辑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将问句转换成祈使认知语句，提出了与之匹配的博弈论语义学，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量词与认知算子的信息独立性。此外，他对问答关系做了富有启发性的阐述，给出了构成结论性答案的资格条件，试图建构一般性的问句探究逻辑。亨迪卡的问答逻辑为科学探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概念框架，具有较好的现实性和自然性。它有力解释了逻辑在科学中的作用以及科学探究的内在结构。

　　尽管如此，亨迪卡的问句逻辑理论仍然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虽然亨迪卡反复强调他的问句逻辑及其博弈论语义学贴近自然，方便实用，但他还是清晰地意识到其简单化和理想化。[15]181例如，他错误地假定所有的结论性答案都必须是真的并且提问者必须知道它为真。[11]52这个要求太强，实际上是没有必要的。其次，他还假定了提问者至少部分地无知，同样这个假定在现实情境中并不一定需要。[17]1065例如在考试情境中，提问者为老师，回答者为学生。老师提问并不预设了老师在相关方面是无知的。当然，这一点仍然是可反驳的。因为亨迪卡把提问视为寻求知识或信息的活动。在考试中，老师提问并非为了寻求知识或信息，而仅仅是检验学生的认知水平。因此，此类问题并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价值的问题。

　　此外，亨迪卡把他的问句理论局限于标准情形，而对非标准情况未加周详考察。信息寻求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能代表所有情形，其它类型问题同样重要。例如，司法审判问题就不能够简单地转换为"请让我知道……",而应该是"请公开地陈述……"或者"请真实地告诉我……".因此，我们不能过分夸大信息寻求型问题的价值。退一步讲，即使所有的有意义的问题都可视为信息寻求型问题，但为何只转换成"请使我知道……"而不转换成"请使我相信……"或"请使我相信你相信……"等其它形式？

　　更为严重的是，亨迪卡的祈使 - 认知进路不能处理不确定对象或未知对象问题。例如：谁是我从不知道的哲学家？

　　根据亨迪卡的答案资格条件，一个回应必须能够使提问者知道该替换实例的所指，那么对于一个提问者从不知道的对象，他如何知道其所指？显然，此类情形对于亨迪卡来说近乎悖论，无法解决。当然，这并不完全否定亨迪卡祈使 - 认知进路及其语义学博弈的理论价值，但要想达到对问答关系的完全刻画，仍然面临许多艰深的工作亟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