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经济范畴及所有权的物质基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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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哲学的贫困》的主要内容探究 
【绪论】马克思著作《哲学的贫困》的内涵解读绪论 
【第一章】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产生背景 
【第二章】生产：经济范畴及所有权的物质基础探索 
【第三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的形成  
【第四章】共产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 
【第五章】 《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过程中的地位 
【结论/参考文献】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哲学的贫困》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二、生产：经济范畴及所有权的物质基础探索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认识，超越对哲学认识的第一本着作，是马克思反对蒲鲁东冒牌社会主义的重大胜利。自从马克思与蒲鲁东划清界线后，蒲鲁东就成了马克思毕生的论敌。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活，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批判蒲鲁东的辩证法，认为辩证法不是简单的把事物分为“好坏”两个方面，而是“好坏”的两个构成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不是经济范畴决定经济关系，而是经济关系决定经济范畴，蒲鲁东颠倒了经济范畴与客观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使他不能科学地确立世界观。另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根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探索，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剩余价值学说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确立

　　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对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研究始终没能科学地确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商业资本运动，并且错误地认为利润是来自流通过程；重农主义从生产领域寻求价值的源泉，然而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不能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将价值和使用价值相混淆，并且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符合“自然秩序”的永恒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试图阐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但总体上仍然停留于对资本主义表面现象的观察，本质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和辩护的经济理论体系。总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集中于了财富，局限于对物与物关系的研究，不能而且无法深入到对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后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研究[1].马克思超越了他之前的经济学家，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问题，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

　　1.经济范畴与经济关系的关系

　　马克思在 1846 年所写的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的唯心史观主要集中于颠倒了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的关系。蒲鲁东沿用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认为现实世界是从观念世界中产生出来的，经济范畴是人类理性逻辑的表现，他把经济范畴、理论看作是人们思想领域里本来就有的，而不是客观的经济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商品和货币等一系列经济“范畴”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一个社会中先是有这些经济范畴然后才根据经济范畴演绎出了经济关系[1];并且这些经济范畴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蒲鲁东企图说明这些范畴的来历，却依据的是黑格尔唯心辩证法。

　　马克思确立在资本主义现实基础上，深刻地指出蒲鲁东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颠倒了客观的经济事实和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关系。蒲鲁东离开现实的经济关系寻找原理、范畴的根源，并按照他所谓的“适应观念顺序”的原则，力图从一个范畴引出另一个范畴，构成合乎顺序的范畴体系。他完全按照了黑格尔的方法，从范畴推出现实世界，深深地坠入了唯心主义迷雾之中。马克思坚持唯物辩证法说，物质生产方面的生产关系演绎出了生产方面的经济范畴[2],人们基于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抽象出了相应的观念和范畴[3].

　　马克思反对将抽象当作本原，主张认识活动的科学抽象，即形成概念（范畴）和理论的正确思维过程和科学方法，他坚持社会物质生活的第一性，抽象范畴的第二性；即先有社会存在，后有社会意识。经济关系决定经济范畴，而不是经济范畴决定经济关系。另外，经济范畴随客观事物和人类物质生活的变化而改变，经济范畴不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所谓“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张[4].

　　经济学的理论由一系列的范畴组成，而在蒲鲁东《贫困的哲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据是“上帝”,也是上帝创造了经济范畴，他认为社会能动性的各种表现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蒲鲁东对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理解，使他不能科学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关系与经济范畴两者之间关系的科学分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研究对象奠定了根基。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蒲鲁东曾在《贫困的哲学》中多处表示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例如，蒲鲁东认为“劳动”不是最终研究对象，要研究“通过劳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自我”[5].但是蒲鲁东没有立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至于他离科学擦肩而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方法”一开始，就针对蒲鲁东对李嘉图的批评，反讽比喻说：“如果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1].这里说的英国人就是经济学家李嘉图，他把人的生活费用与帽子的生产费用混为一谈，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这里说的德国人就是哲学家黑格尔，他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不满这种物化状态，思考了财产转移的异化问题，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客观唯心主义，他所做到的只是把物化了的人扬弃为绝对观念，也就是把帽子变成观念。

　　蒲鲁东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对李嘉图进行批判，但是他的路径却是黑格尔的“把帽子变成观念”.曾经想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蒲鲁东，结果却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倒退。理性观念成为了蒲鲁东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这种唯心主义使他不仅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弄错了，而且也不能科学的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更不能科学的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唯心主义观点，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既超越了李嘉图又超越了黑格尔，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所反映和表现的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2]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运动，一个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样马克思就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问题，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接下来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基础

　　1.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讲的一般所有权，其实指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3]

　　但是蒲鲁东不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而是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蒲鲁东把李嘉图说的“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的余额就是地租的标准”更高明的用天命的、譬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了起来，他使化装成从机器里出来的神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以便从耕者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的余额。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剥削劳动者的方式。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蒲鲁东依然没有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方面去探寻阶级社会地租的来源，而是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机器大生产物质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以及劳动产品皆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劳动虽然是雇佣工人实际从事的，但已经不属于工人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了资本家拥有工人劳动力实质上的所有权。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工人只能靠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供资本家剥削，从而获得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这一点来说，工人没有选择“要不要”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只能是“要”,而不是“不要”;另一方面，工人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自己也无法决定，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断地将工人的工作日延长，在这个过程中，工人出卖的劳动力价值往往是额外超出自身所获得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价值，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无形的被资本家剥削。土地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使我们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生产基础及其“贫乏”,他们在种种剥削下生产社会的物质资料。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了。

　　2.生产中人与人的地位

　　当蒲鲁东先生的“耕者自然独存的时候”,人和人的地位还没有划分开来；而地租的出现，使耕者变为实际的劳动者，拥有土地的人变为土地所有者，劳动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地位也开始发生着变化。

　　相对于人身依附关系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地位，这固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虽然劳动者获得了人身上的自由，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劳动者没有实现自己劳动力的任何所必需的东西，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是作为人而存在，而是作为工人而存在；人作为工人存在的唯一特性就是劳动，一旦不劳动就不成为人，一旦不成为工人就不能作为人而存在，就要被饿死。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不可调和性。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及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一个极富新意和思想内容的概念--“异化劳动”,从而廓清了私有财产的“出身”及其本质问题，为从生产角度探讨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界。

　　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确定为“自由自觉的劳动”,在这一理论背景下，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所肯定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异化劳动”的价值。他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但实际上不过是彻底的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1].资本家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只是表面上的平等关系。马克思立足于生产，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关系。要想使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关系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首先就必须使私有财产具有某种普遍的性质，并且以“异化劳动”为自己的唯一源泉；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

　　（三）物质生产的探索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不能彻底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局限性，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永恒的社会形态，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也不彻底，大多数都唯心了。而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生产制度，把眼光放在了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说明了，工人阶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工人从资本家手中获得的价值是不平衡的，他们中间存在着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生产资料占有者的财富，也就是资本所有者从工人手中剥削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获得比工人高的一个工作日生产产品的比例。

　　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说明了资本家从工人阶级劳动背后剥削财富的秘密。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制度下，无产阶级每天的辛苦劳作实际上都是为资本家创造价值，创造财富；而工人阶级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工资仅是自己用来维持生命的那一部分。

　　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1],它使得之前的经济学家们实际上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不能找到解放工人的索要。而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把眼光放在了无产阶级身上，科学的预言了：只有彻底改变剩余价值产生的社会条件，即无产阶级在“批判的武器”指导下，通过“武器的批判”,推翻表面上所谓的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工人阶级摆脱剥削和压迫，获得全人类的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哲学的贫困》中科学的批判和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的弱点和错误，给了整个资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准确而毁灭性的打击；《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无情的批判，给了体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哲学以及资产阶级史学中的资本主义“科学良心”以致命的无情的批判。它在很大程度上为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达到的分析的顶峰作了准备，卡尔 考茨基把《哲学的贫困》称为研究《资本论》的引言，称《哲学的贫困》对《资本论》的论点作了注释[2].《哲学的贫困》“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的成熟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