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

　　第二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

　　2.1 文化领导权是夺权的保障。

　　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提出以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进行的一切革命实践都是围绕夺取政治领导权这一核心展开的。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带领俄国无产阶级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了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到鼓舞的各国无产阶级更是纷纷拿起武器以暴力革命的方式进攻资产阶级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结果却换来了一次又一次以无数无产阶级工人鲜血为代价的惨痛结局。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葛兰西深入分析了俄国革命成功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结合本国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思想，认为在资产阶级极其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在直接取得政治领导权之前要先夺取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中，文化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保障。

　　在列宁的革命理论当中也提及过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更多的是将其作为附属和补充，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用以武装无产阶级战士。在汲取列宁等众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营养的基础之上，葛兰西更以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发现了文化意识形态无比巨大的功用和在统治阶级获取和巩固领导地位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葛兰西的理论发现使得无产阶级领导权概念得到有益补充，他认为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是获取政治领导权的前提和基础，为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合法性提供更深入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以往无产阶级领导权所面对的领导对象更多的是针对无产阶级内部和广大"劳动无产者",更多的是应用于有意识共识的阶级范围之内的。而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打破了范围限制，由阶级内部扩展为包括整个市民社会的各阶级之间以及相应的社会集团和广大民众的更广阔的范围。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的领导对象，无产阶级必须在保证自身阶级意识主导地位的同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整个市民社会的广大民众的信以为常识的思想观念有机融合，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和手段与他们达成意识共识，进而获得统一的集体意识。

　　这里统一的集体意识也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获得了他们发自内心的同意和服从也就打牢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从而也就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地基。

　　同时，为了使文化领导权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可行性，葛兰西还在这一思想中注入了道德价值因素。在葛兰西那里，占有文化领导权意味着这一领导阶级可以以本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道德文化精神领域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广大民众的自发性不会自动生成，统一的集体意志也不会自动生成，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有意识的引导和带动广大民众。

　　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样的引导和带动是不能借助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性强加于民众的，而是需要借助于道德价值因素和情感激励使他们自愿的服从于这种引导和带动，完成心理调适和价值意识转变。葛兰西认为："道德应该是对于为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向着一定的目的实现意志的自由所必需的条件的研究，同时应该是这些条件的存在的证明。"这意味着要想实现意志的自由，道德是无可避免必须进行研究的条件。对于如何研究和发挥道德的功用，葛兰西认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民众进行一场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改革，对民众信以为"常识"的思想观念进行加工改造提炼升级，打造成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健全的常识".当然，这一过程要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任何先进科学的理论思想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也将由人去传播影响这些思想理论使其发挥作用。无产阶级作为对民众经验性常识和道德价值观念改革的领导者，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足够强大的力量和科学的方法，要不断以先进的理论思想武装和发展自身。推行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改革是要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尤其要带动身处底层的社会成员的道德文化素质的提升，以利于统一的集体意志和民族自觉性的生成。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逐步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同时也在发挥着文化领导权的价值和功用，思想信念的一致和共通使广大民众自觉自愿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的获取和巩固搭建坚固的保障系统。

　　2.2 积极的"同意"与符合群众经验性"常识"的集体意志。

　　在葛兰西那里，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前提条件是取得市民社会中广大群众的积极的自愿的"同意",从而获得以统治阶级世界观价值观为主导的能与广大群众的经验性"常识"有机融合并加以完善的集体意识。如果说在此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权力和权威，那么葛兰西所强调的就是通过从从属阶级那里获得积极的同意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可统治阶级的权威，从更深层次上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对于统治阶级的权威性葛兰西有着独特而深入的理解和把握。统治阶级的权力不等同于权威，及时掌握了政权也不代表获得了令从属阶级及被领导民众信服的威望。在这里获得从属阶级和被领导民众的信服，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可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服从统治阶级的领导关乎统治阶级政权的合法性与长久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曾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决定着精神资料的生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的必然。在时代背景下，这是与资产阶级占有物质生产资料掌控统治权威和当时的市民社会较为薄弱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指出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时移世易，对于葛兰西时代的社会现实是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更多的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的控制。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下，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问题不同社会形态的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国家认可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是归全民集体所有。由此产品的分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们由于占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而享受着产品的绝对收益，并以资本投产等看似合法合理的理念及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取得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被动的同意和社会的平衡。显然资产阶级的重点已经由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转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控制，注重市民社会的建造和强大的防御功能。

　　任何一个阶级的任何行为都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这是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而与资产阶级的小众利益集团不同，无产阶级直接参与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生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是当前历史发展中的新生力量，占据了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同样的，每个阶级也都有各自的意识形态，并且都是以本阶级利益为核心的，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其意识形态自身就带有群众性和广泛性。因此要把分散的意识形态整合起来以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就要以这种带有群众性和广泛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获得其他从属阶级及其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可其意识形态心甘情愿的接受其领导。只有通过从属阶级和广大民众的积极的同意，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取才有了合法性的保障和支持。

　　对于集体意志，葛兰西表示："必须在现代意义上给集体意志和一般的政治意志下一个定义：把它定义为对历史必然性的积极意识，定义为一场实实在在的历史剧的主人公。"这表明在葛兰西那里，集体意志是产生于社会历史发展之中带有历史必然性的意识形态，他在历史发展中以主人公的角色定位发挥着主导作用。集体意识先天带有统一性和广泛性。集体意识以集体利益为核心把各种散落开来的来自于不同社会集团和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识。他既包涵了阶级政党的政治意愿，又包涵了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广大民众的经验性"常识"和利益诉求，因此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于葛兰西时代的集体意志，他指出："已经存在的集体意志处于削弱和分散的状态，限于一种危险的、危急的、但不是毁灭性的，更不是彻底的衰落，因而必须把它重新加以集中和加强，但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而只能是重新、创造性地建立集体意志，并把它导向具体的、积极的和合理的目的".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强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市民社会进行着严密的控制。他们通过本阶级知识分子宣传和推广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对民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有效利用各种传媒手段，推行一些表面上看似民主的政策和方式方法，以及在权利和利益上的适当的妥协，使自己的价值观念逐渐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市民社会建立起坚固的堡垒。而广大民众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意识状态总是围绕着经济现状，眼前的物质利益对他们的影响力和吸引力远大于政治利益，传统落后的旧观念也时常出来左右和支配他们的行为。这些都给无产阶级所倡导的集体意志的建立带来巨大的困难。对此，葛兰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要取得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同一切资产阶级所主导的旧意识形态进行战斗，打败并取代他们，建立无产阶级主导的与群众经验性"常识"有机融合的集体意志。针对广大民众的现实特点，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要注重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要使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市民社会中广大民众的积极的同意和支持与其物质利益的满足是息息相关的，广大民众信以为"常识"的思想观念也是与其经济利益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注重民众的利益诉求，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取得市民社会的积极的同意，建立无产阶级主导的统一的集体意志。

　　2.3 以市民社会为上层建筑的新界定。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并不是由葛兰西首创的，而是由亚里士多德最先提出来的，但是葛兰西却结合时代背景对市民社会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葛兰西的思想里，市民社会作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场，与传统的作为经济基础一部分的定位不同，葛兰西把市民社会归于上层建筑的，认为国家是由政治社会加市民社会组成的，由此形成了葛兰西思想体系中的完整的国家学说。文化领导权的产生使得国家的概念和理论得到拓展和延伸，使其增加了新元素即国家的意识形态职能。一直以来，国家都被定义为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传统意义上，人民头脑概念中的国家是政治社会的暴力统治机构，而葛兰西在深入分析了国家的结构成分和组织现状下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绝不仅仅是统治政治社会的暴力机构，还有一个强大的来自于"民间的"市民社会。

　　"政治社会主要是由政府、军队、警察、法律等国家机器构成的，市民社会则是指包括教会、行会、社区、学校等不受国家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在葛兰西那里，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共同组成了完整的国家这一有机整体。二者各有分工，在不同层面上维持着国家的有序运转。政治社会主要是发挥强制性的功效，以暴力镇压被统治者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权威与利益。而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对从属阶级及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念的领导取得广大民众对其统治权威的认可和接受。

　　葛兰西更侧重研究市民社会，他认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国家强制性职能会越来越弱，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则正相反越来越强并最终取而代之。葛兰西一反以往把国家片面看成进行阶级压迫的政治工具，强调国家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认为"必须把国家看成是'教育者',因为它致力于建立新型的文明或新水平的文明".在葛兰西时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已不是简单的依靠政治社会的暴力统治，而是多管齐下，加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通过将自己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的移植进广大民众的头脑中，对民众进行头脑思想上的"洗礼"和同化，借此获得同意打造了坚强顽固的市民社会防御工事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这一手段和方式，无产阶级同样可以吸收借鉴并应用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和巩固之中。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观念上的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从经济领域研究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葛兰西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研究市民社会，并将市民社会作为与政治社会相对的另一半与之共同构成完整的国家。在葛兰西那里市民社会被归于上层建筑领域，不是物质生活关系而是整个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总和。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不是简单地依靠政治社会的暴力镇压来维持其统治，而是借助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进行道德价值观念的领导实现对其从属阶级和民众的控制。葛兰西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有机组成的完整的国家。政治社会因为主要是依靠军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进行武力镇压行驶强制职能，故而不太适合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场所。而市民社会正是由新闻机构、文艺团体、学校和教会等民间机构和社会团体构成的。这些民间机构和社会团体正是制定和传播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场所，而且相对而言这个场所是自由的，没有被压制和禁锢，"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所以，最适合成为文化领导权实施场所的非市民社会莫属。葛兰西认为如果被统治者心甘情愿的接受或默认了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世界观，自发的服从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也就意味着统治阶级获得了文化领导权。统治阶级借助于新闻机构、学校等市民社会的民间机构和社会组织制定和传播本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通过市民社会的平台和传播渠道加以推广，使得从属阶级和民众的思想观念被同化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并奉以为"常识",进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还采取了更高明的手段，在保证本阶级根本利益不被损害的前提下，与被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的民间组织进行谈判，以让出一部分权益给被统治阶级使其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社会的管理，实现表面上的民主，进而获得从属阶级和民众的自愿的同意和服从。同样的，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利用市民社会这个自由的交流平台传播其阶级意识和价值观念。利用市民社会中的传播方式和渠道，发出自己与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完全不同的声音，并借助民间组织机构与统治阶级的谈判参与社会的管理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争夺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就变得至关重要。而夺取文化领导权关键就是要看哪个阶级能获得社会成员中绝大多数的发自内心的"同意".

　　因此无产阶级要一点一点地，潜移默化地将自己的价值意识渗透到市民社会之中，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文化之中，与广大民众的经验性"常识"有机融合，进而夺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为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

　　2.4 阵地战的文化战略。

　　对于如何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不同于夺取政治领导权所采取的直接而暴力的"运动战"方式，葛兰西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深入分析了不同地域市民社会发展程度差异的基础之上创造性的提出了"阵地战"的文化策略。"阵地战"是指无产阶级在市民社会领域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不断实施"分子式入侵",逐步从外围攻克一个接一个的市民社会机构（例如学校、出版社、群众性的宣传工具、工会、家庭等），最终彻底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夺取并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长期进攻策略。与此不同，"运动战"则是指直接对国家政权实施正面的武力进攻，暴力夺取国家政治领导权的策略。"在葛兰西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其统治的根基和力量已经非常雄厚，对从属阶级和民众更倾向于文化与思想的控制。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往往更加隐蔽和牢固使其统治基础难以被动摇。葛兰西指出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进行了调整，市民社会已经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坚强堡垒。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要采取阵地战的方式，不断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实施"分子式入侵","一点一滴地",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里，从市民社会内部逐步攻克瓦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堡垒。

　　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背景、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等等都不尽相同，无产阶级革命采取的道路和方式也有所差异。在俄国，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采取的就是直接而暴力的"运动战"策略并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而此后西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继采取了"运动战"的革命策略，却都以惨痛的失败为结局。因此，葛兰西深入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并对各自的市民社会发展程度相比较，提出了"阵地战"的文化策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处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薄弱环节，市民社会相对不发达，因此可以通过"运动战"的革命方式直接进攻资产阶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相对而言，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资产阶级的根基更为庞大力量更为雄厚，对意识形态控制和把握更为严格，市民社会已经相当发达成为维护其阶级统治的坚强防御工事。因此，对于这种发展现状的资产阶级，如果采取"运动战"的革命方式直接进攻资产阶级以硬碰硬，最后只会被撞得头破血流。对于已经发展到高级阶段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也只能想采取"阵地战"的文化策略，以思想意识形态为切入点，以市民社会为突破口，夺得文化领导权，为无产阶级最终的革命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葛兰西提出的"阵地战"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在当时西方的许多国家都和意大利一样，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资产阶级的统治手段和方式也更为高明，借助适度的权益让渡和一些表面看似民主的方式使得被统治者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参加社会管理并且得到了一些物质利益，从而获得民众的"同意",市民社会较为发达和坚固，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直接采取"运动战"的方式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且从当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综合力量对比上来看，无产阶级也处于相对的劣势。在此基础之上"阵地战"的特点和优势也就凸显出来，阵地战可以以一种"分子式入侵"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资产阶级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瓦解其固有的思想阵地，并构建自己本阶级的新文化，具有隐蔽性高、成本小、功效大的特点。当然，"运动战"与"阵地战"并非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相互排斥的关系。正相反，二者在革命斗争中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关系。他们各有自己的分工，"运动战"适合资产阶级的统治缺乏市民社会的同意不得民心时，无产阶级可以联合市民社会和一切反资产阶级的力量形成统一战线直接以武力进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阵地战"适用于资产阶级较为强大，取得了市民社会的支持，而无产阶级力量较弱时，采取"分子式入侵"的方式逐步夺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二者统一于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的革命斗争中，在一定情况下可以相互转化。"阵地战"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民意的支持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用以夺取文化领导权，当前期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客观条件成熟时，就可以转换为"运动战"为主，夺取政治领导权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革命斗争具有现实的复杂性和形式的多样性的特点，从"运动战"到"阵地战",从暴力革命的赤身肉搏，到思想领域的争夺渗透，斗争双方的每一分力量和智慧都集中展现在这场博弈中。

　　2.5 有机知识分子思想。

　　2.5.1 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葛兰西以意大利革命为直接背景，研究思考革命所遇到的问题，并在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得出只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的论断。一方面，当时的革命的民众的现状是分裂开来的，这种分裂体现在思想和行动的违和甚至是对立上。尽管在革命运动中有一次次的反抗、流血和牺牲，但工人们却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思想，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其行为的真正意义，也无力打破统治阶级所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对生活的理解，思想与革命本身有着很大的差距。在马克思的文本中，革命本身意味着对各种各样特殊利益的扬弃。革命不是简单地通过剥削剥削者而成为新的剥削者。但在当时的革命者身上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能也不会去思考他们在这种灵光乍现般的群体性运动中所迈出的新的一步与其身处其中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内部关联。另一方面，当时，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理论家们没有能力与代表眼前生活秩序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搏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真正力量--实践哲学被唯心主义思想家继承了。

　　葛兰西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化道路的判断是：现代化道路走着精英与大众遥相分离的路线。一方面是置于社会顶层的精英，他们代表着现代化的原则；另一方面是与精英分离的大众，他们组织的现代化运动是没有精英参与的，没有思想的民众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走的路线是通过诉诸大众的常识的立场来谋求所谓的群众性，这里的大众是当下背景下与精英完全分离的大众。因而，他们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也不能对这个时代的既有现状有所突破。在意大利的思想界实践哲学真正的继承者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而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队伍中尚未出现。这就是困扰意大利革命的最关键的难题，即根本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

　　围绕究竟什么是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有何区别的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与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大众的概念相反，葛兰西认为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思想的劳动，"甚至在最为低级和机械的劳动中，也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即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智力活动".葛兰西完全从社会功能的角度讲知识分子，在他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能够把碎片般散落开来的革命民众统一起来，同时使得革命的民众不仅仅是社会当中的特殊群体，而且是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的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统一和组织的社会功能，把散落开来的革命民众统一起来，变成有力量的要素，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性；他们有阶级的性质，由特殊的阶级转变成代表整个社会的普遍阶级；他们是有原则和思想的同一群体，达到整个社会的高度，代表着当下社会。而现存社会中已经具有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即传统的知识分子，是以思想为业，代表着某种永恒的原则的一种特殊群体，他们是超越阶级，超越历史的。区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是：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和社会功能是什么。葛兰西进一步提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机知识分子对以往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替换，而在于将传统的知识分子包容进革命的队伍中。

　　2.5.2 有机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

　　需要指出的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术语并不是葛兰西原版着作中的原用语，事实上，它是由葛兰西着作的英译本中的"organic intellectual"翻译而来。随着葛兰西思想的传播及其影响力的增强，葛兰西的论着被不同的语言翻译成许多版本流传于世界各地，其英译本中的"organic intellectual"被中国国内许多研究者译为"有机知识分子",并一直将这一术语沿用至今。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如俞吾金所提出的应将其译为"有组织的知识分子"或"被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而不应直接译为"有机知识分子".本文仍沿用"有机知识分子"这一译法，一是，有机知识分子已被大家广泛使用，成为国内研究者通用的定译，被大家所接受；二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一术语也蕴含着革命中所需要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组织"的社会功能和特性。

　　一个阶级之所以能垄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在它的上层建设的领域中有一个独特的市民社会的领域。知识分子正是在这里发挥其功能和作用，统治阶层可以在这个领域获得社会所有成员的同意。统治阶级对于这个社会的统治并不是简单的通过强制，也不是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暴力的工具所实现的对每一个人的强制，究其原因，是在市民社会的领域中它已经得到了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是通过主动同意的方式实现的，国家机器只是在对于不能满足同意原则的成员进行强制，于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中产生了重要领域--市民社会，在这里他们把自己阶层的独特利益整合在一起，获得统一性，使他们的利益成为全社会的利益。有机知识分子占领这个社会领域就占领了社会的领导权，意味着新的突破，重塑整个社会接受的新的原则，这里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性的关联。领导权归根结底就是要塑造革命主体两个特点：普遍性和创造性。普遍性是指代表经济基础领域的统一的原则，而且进入上层建筑的领域，完成升华，进而代表整个社会。创造性是指在已经进入上层建筑领域后，进一步和原本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旧的社会关系发生直接的碰撞。

　　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的真正的建立意味着展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葛兰西身上得以具体化的体现正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辩证法。带有统一与组织功能的有机知识分子所要完成的使命是：塑造差别意识，以及包括了差别意识的自我意识，这种差别意识意味着在经济基础的领域中把正在发生着的这样一个新的倾向清清楚楚的表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革命者和现存的生活秩序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对差别的自我意识的方式得到理解的。换言之，任何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群体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明白自己和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这个差别意识如果不进一步升华，进一步知道所代表的新的原则和已经具有的社会原则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如果他不能占领现存社会的最高思想成就，从而把握新的原则与现存社会的内在关系，就不是真正进入了上层建筑的领域。

　　在上层建筑领域掌握文化领导权必须能够和代表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进行对话，不仅如此，必须实现对他的包容、扬弃，在这种包容、扬弃中才能达到真正的普遍性。这样一个过程，在葛兰西看来，就要以政党为中介实现知识分子和大众间的辩证法。葛兰西认为政党的作用就在于一方面促成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另一方面吸纳了传统的知识分子，没有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吸纳就不能实现革命知识分子的生成。政党完成新知识分子生成和吸纳传统知识分子的双重使命背后的前提是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被斩断。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的真实意义是实现自文艺复兴以来整个现代欧洲世界都没有实现的任务，即在于彻底把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距离弥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