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精准扶贫中的应用

　　摘要：重新研读毛泽东的《矛盾论》的基本原理, 以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理解精准扶贫方略实施的内因, 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解读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之处, 从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研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点所在, 借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思考实现稳定脱贫后应关切的问题, 通过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原理把握脱贫攻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意义所在, 对于顺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矛盾论》; 改革开放; 精准扶贫方略; 异地搬迁脱贫; 健康扶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将实现全国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长期稳定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置于治国理政的首要位置。2015年，精准扶贫方略在全国逐步展开，该方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扶贫新机制瞄准全国八千多万贫困人口，针对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纵深推进政策、资金、项目帮扶。几年来，我国六千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长期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创造了我国扶贫史上最好的成绩，同时也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1]。在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方面重要论述的指导下，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成就了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精准扶贫方略的有效实施得益于党中央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新时代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同时也向世界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寻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最早最为系统性地阐释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学说内涵。党的十九大前夕，正值《矛盾论》《实践论》发表80周年，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了关于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重要指示，并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2019年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关键之年，能否解决“三区三州”（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超过70%的贫困村）等深度贫困地区脱真贫、真脱贫的现实性问题，关系着我们党带领全体人民迈向全面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庄严承诺兑现[2]。值此之际，研读毛泽东《矛盾论》并科学运用其基本原理，即以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理解精准扶贫方略实施的内因，以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解读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之处，以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研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点所在，以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思考实现稳定脱贫后应关切的问题，通过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原理把握脱贫攻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意义所在，对于顺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打赢脱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的运用

　　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3]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发展史中，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宇宙观。一种是用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待事物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另一种是基于事物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以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关系为核心，主张内因第一、外部联系第二的学理研究顺位来观察事物的变化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同样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洞察社会发展机理的科学的宇宙观。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党中央就将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内部矛盾概括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这些内因是推动社会持续发展，促使新旧社会不断变革的决定性力量[3]。

　　新中国成立至今，围绕社会发展变化的内部矛盾，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进行了三次精准把握。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宣布“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5]。基于对国情的准确判断，国家正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生产力还很低下的现实，在完成生产资料改造之后，应着力保护新的生产关系发展新的生产力以求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党中央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矛盾问题，并上升到系统理论高度，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将党的八大上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凝练总结，并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7]。这是我们党对中国基本矛盾的第二次科学把握，改革开放后，党中央根据这一基本矛盾制定了科学的路线方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40年来，从国际国内两个向度看，我国的社会总体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在部分领域已居世界领先水平。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改善，对原有的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社会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往的主要矛盾关系提法已不能进行准确表达。在这种世情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8]。当前阻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主要是由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从社会发展内部矛盾的组成看，我国虽然拥有世界先进的生产能力，但在某些行业领域依然存有大量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虽然消除了阶级对立，但是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对立发展，东西部、南北方差异显着，在农村和城市中仍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尚未脱贫[1]。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首要在于平衡这些失衡的内部矛盾，而化解该矛盾的关键在于实现深度贫困的人口全部脱贫，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系列关于扶贫工作方面的重要指示，并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方略。该方略以前所未有的扶贫机制、政策、管理瞄准全国处于深度贫困的人口，以彻底解决中国减贫问题为根本发力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贫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沿着平衡社会供给与需求的内因，从实现深度贫困人口长期稳定脱贫入手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既是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内部矛盾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是防止社会主义动态发展失衡的关键举措。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的运用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而“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3]，这种特殊性反映了事物本身的特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核所在。从关系范畴上看，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共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则是相对的个性。基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在人们认识发展的过程中，总是先认识到不同事物的特质，然后才可能会将其加以概括总结，从而认识不同事物的一般特性。从特殊到一般再经一般向特殊，是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循环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客观矛盾在主观思想中的现实反映，通过思想的矛盾运动，推动思想发展深化认识从而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

　　以矛盾的普遍性来说，贫困作为全世界社会治理共同面对的问题，自私有制出现后便已产生。发掘贫困产生的根源性问题，生产资料的阶级性占有首当其冲。封建制度下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农产品被异化为少数人（封建地主）的附属品，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化的生产能力与生产资料私人（资产阶级）占有，这些旧制度的根源性弊病是造成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的本因。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消除了阶级对立，但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还处于尚未发达的时期，远未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极大丰富的阶段，因此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发展成为该阶段的第一要义。在这个过程中平均主义是要不得的，这样只会导致平均贫困，只有通过鼓励按劳分配，激活多种要素参与生产才能阶梯式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这种兼顾效率与公平式的发展也必然会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收入差距的产生，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这是一个无须回避的问题。

　　在世界普遍进行反贫困的减贫事业时，我们党在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方面重要论述的指导下，积极开展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脱贫道路。接下来我们具体讨论精准扶贫方略的中国特色所在。

　　首先，精准扶贫方略不同于西方的赈济政策，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改革开放的40年里，通过激发我国内生发展动力，在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囿于地域限制、自然因素、人文环境等缘由，部分地区（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地区的长期贫困问题，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无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区别于西方多以赈济、救助式的社会矛盾缓解，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和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决定的。精准扶贫方略是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发展，平衡社会多元需求的必然结果。

　　其次，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将脱贫攻坚实践摆在了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从精准扶贫方略的目标来看，该方略旨在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的“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1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提出了“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如何退”的施政指导。通过由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直接负责来回答“谁来扶”的问题，通过精准识别建档立卡来保障扶持对象的准确性，通过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来解决“怎么扶”的问题，通过设定时间表、留出缓冲期、实行严格评估、逐户销号来解决“如何退”的问题[14]。坚持建立专项扶贫（国家）、行业扶贫（市场）、社会扶贫（社会）“三位一体”的联动格局，使精准扶贫方略成为一个兼具理论指导和实践操作的思想体系[1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后，把“扶贫攻坚战”改成了“脱贫攻坚战”，这充分表达了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消灭绝对贫困的决心。这种举国与贫困抗争的决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这种社会主义的决心与毅力正是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所在，这个特殊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源自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掌舵驾航。

　　三、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的运用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原理解决的是事物运动变化中特殊的质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解决矛盾特殊性的问题。“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3]由此可见，主要矛盾存在于不同事物的多个矛盾之中，主要的矛盾方面存在于同一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均对该变化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在若干个影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中，习近平总书记认准制约我国续航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供给与人民需求问题，将着力改善民生问题摆放在治国理政的首要位置。国家之发展关键在民生，而民生之改善关键在脱贫，实现深度贫困地区长期稳定摆脱贫困是均衡时代发展的主要矛盾重要方式。精准扶贫方略自2015年实施至今，其间取得了傲人的脱贫奇迹，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脱贫攻坚越往后进行越是瓶颈期越是深水区，根据对精准扶贫方略实施情况的调研，笔者将攻坚期的脱贫主要矛盾总结为异地搬迁脱贫和健康扶贫两个方面，能否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对这两个方面矛盾的把握。

　　异地搬迁脱贫是党中央回答精准扶贫“怎么扶”问题的“五个一批”工程之一，解决的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因自然生存条件恶劣致贫难题。在众多脱贫方式中，异地搬迁脱贫具有最迅捷最显着的脱贫效能，在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多数地区将异地搬迁脱贫作为首选来确保目标任务的按时完成。需要明确的是异地搬迁绝非简单地将贫困居民置换生活生产地区。在搬迁之前应对当地居民搬迁意愿、生计条件、自然状况、迁入环境进行充分考量，杜绝为搬而搬的粗犷式、机械式搬迁思想。在实施异地搬迁过程中尊重迁出地贫困居民的意愿是能否实施搬迁的基础，部分居民出于对乡土的留恋或其他因素对于搬迁是持抵触情绪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地脱贫责任人并非不可作为，精准识别居民抵触搬迁的动因并有效分类劝解是推进异地搬迁工作的要点。对于预备实施异地搬迁的居民要以切实行动打消其顾虑。采取异地搬迁要尽量确保迁入地和迁出地的自然条件、文化因素一致或相近，以利于搬迁居民迅速融入新生活。同时保障迁出地耕地等资源能够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对于已发包的自然资源应进行合理补偿，不宜继续开发的资源应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生态恢复，从而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2]。各级扶贫责任人应该明确，穷尽各种方式均不能脱贫方能实施异地搬迁脱贫，而不能贪图脱贫效率而直接实施异地搬迁。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相关数据和笔者对黑龙江省L县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实地调研发现，因病致贫是众多致贫因素中的最主要因素。国务院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在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占比44.1%，居各数据之最[18]。黑龙江省L县在开展精准脱贫工作中，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县贫困人口规模563户1122人，其中已脱贫191户322人，未脱贫372户800人。在未脱贫人口中因病致贫263户575人，占比71.9%。所谓因病致贫是指因疾病或健康不佳使居民家庭收入减少或能力下降，从而陷入贫困[19]。因病致贫是精准扶贫方略实施过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最有效的“打虎”“搬石”手段就是实施健康扶贫。现今，在健康扶贫实施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地区健康扶贫理念偏差、医疗保障水平过高、健康扶贫政策利用率过低、医疗机构过度治疗等问题。因此，加强贫困地区的疾控管制、确定合理的医疗保障水准、重视基层医疗人才培养、严格医疗机构的监督约束成为优化健康扶贫的重要举措，在推进健康扶贫过程中应逐步调整高价药，实现高成本治疗手段的亲民化，从而解决人民看病难、贵、不易的问题。在整个脱贫攻坚战役中，不断改善困难群众的健康状况，能够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不竭的人力资本[20]。

　　四、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的运用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讨论的是矛盾的联结转化问题，它包括两点：“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3]。而矛盾的斗争性表达的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状态。在矛盾诸方面的两种属性中，斗争性是一种长存的绝对状态，它贯穿矛盾运动的始终，而同一性则是一种因客观条件而产生转化的相对状态。讨论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问题主要瞄准的是在实施精准扶贫工作中致贫、脱贫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以及由于脱贫不当导致已脱贫群众重新返贫的矛盾双方的转化问题。

　　由于事物内部包含的矛盾着的因素相互斗争，从而引起了事物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相对的静止状态，二是显着的变动状态。居处第一个阶段时，矛盾着的事物只是在数量上产生变化，实质并没有发生改变，随着数量的不断增长，在某个临界点，便会引起统一物（整体）的失衡，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引起质变的处于斗争性的第二个阶段。回到文章讨论的脱贫问题，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种客观常态。社会供给与生活需求本身就是一对“你追我赶”的辩证关系，发展多元供给能力，满足多样生活需求，逐渐使社会发展朝着较平衡、较充分，平衡、充分的方向迈进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主要任务。大部分人民富起来了，还有少部分人民处于贫困状态，这是不平衡、不充分在基本民生方面的问题体现。如果任由这种失衡状态日益严重，那么当差距到达临界点引发社会矛盾质变时必然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属性产生冲击。因此，面对这种贫富之间、失衡平衡之间的矛盾斗争性问题，必须对贫困本身进行釜底抽薪。

　　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展开，举国上下勠力同心形成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合力来对抗并逐渐消除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顺利开展，即将取得最后决定性胜利之时，也存在或因急功近利采取“数字脱贫”“被脱贫”的虚假脱贫手段，或因未能深入理解精准扶贫方略的方式方法，从而导致已脱贫群众再度返贫的现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旨在通过精准扶贫方略识真贫、脱真贫，从而实现深度贫困地区长期稳定真脱贫。对于返贫问题的解决方案，习近平总书记从总体目标性要求和具体施策方法两个层面进行了阐述。以总体目标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来解决返贫问题。主要通过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支持鼓励农民就业创业、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从而完成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治理要求[8]。

　　从具体施策角度看，党中央要求各级扶贫责任人通过建立客观实际的贫困县、贫困户退出机制来真正实现精准脱贫。建立客观实际的安全退出机制，关键在于利用好脱贫缓冲期。从中央对地方扶贫政策支持上来看，要在一定时期内对贫困地区实施摘帽不摘政策的优惠。为了培育和巩固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要充分保证贫困县摘帽后各项政策仍能持续执行一段时间，实现“扶上马、送一程、走好路”的要求。同时对于提前脱贫的地区，可以给予正向激励，确立“先脱贫有奖励后脱贫有保障”的政策支持。同时要实行最严格的评估验收机制，对于脱贫过程中的弄虚作假零容忍、严追责[12]。从精准扶贫方略的时效性来看，大部分人认为国家在2020年将会消除绝对贫困，脱贫攻坚任务将在2020年完成，精准扶贫方略将在2020年结束。通过研究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笔者认为，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脱贫任务的结束，在绝对贫困消除后，各级脱贫责任人仍要利用好总书记提出的“脱贫缓冲期”，留驻观察已脱贫群众的实际生产生活情况，继续“扶上马、送一程”，这一程的长短视居民的具体情况而定，要以居民能否持续稳定增加收入为标准，并对原有的建档立卡的困难群众进行定期回访。如前文所述，异地搬迁脱贫和健康扶贫是当前能否实现脱贫的主要矛盾，那么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各级扶贫主体就应将当地的生产发展、教育发展、社会公益发展作为防止返贫的脱贫后续工作主要矛盾对待。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脱贫向返贫的矛盾转化从而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现实标准。

　　五、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原理在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的运用

　　在研究矛盾斗争性问题中，包含着一个什么是对抗的问题。根据矛盾论的基本原理可知，“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3]。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阐述，在阶级社会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着的两个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长期相互斗争，当斗争冲突发展到一个无法调和的阶段时，双方会采取对抗（革命）的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斗争性问题。这是矛盾斗争性对抗形式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对立已然消除，虽然囿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发了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但归根结底都是人民的内部矛盾问题，对于这种问题不能采取对抗性的革命形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在解决敌我矛盾（任何破坏我国主权完整、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时要毫不犹豫地采取公开的对抗性形式，而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则要运用非对抗性的形式。这种非对抗性的矛盾斗争形式，我们党通过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改革开放作为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25]。基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开启了改变社会贫穷状态，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性决策[25]。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这样的基本国情在改革开放初期仍未改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比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27]。以往的“一刀切”式的均等化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大范围贫困在农村发生，因此急需一种符合经济和自然发展规律的生产模式，使生产的发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结合。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进行了“包干到户”的大胆尝试，从此揭开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在党中央放宽政策、调动生产的正确指导下，各地农村陆续出现以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双包”先行责任制，之后逐渐发展成在全国范围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7]。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声，以城市经济改革为后续，从沿海到内陆，从东部到西部，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涓涓始流。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截至2018年底，我们党在与贫困的斗争中取得了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的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成绩[25]。为了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消除中国历史上的绝对贫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以往的扶贫方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并在2015年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从施政方向上看，精准扶贫方略是我们党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25]，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短板，脱贫攻坚最困难、最严峻的地方就是在农村，解决好农村的脱贫问题，就等于盘活了全国的脱贫大局。从施政手段上来看，精准扶贫一改以往的大水漫灌式扶贫，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众的致贫原因，建档立卡、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扶贫方略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力量，通过“扶志”与“扶智”两相结合来激发群众与贫困斗争的决心，增强群众脱贫的能力，由“输血”式扶贫转化为“造血”式扶贫，从而不断凝聚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力量。

　　时下围绕精准扶贫方略具体施策研究的文章如汗牛充栋，然而站在马克思学理立场研究习近平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文献则略显不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结合马克思中国化的有益成果对脱贫攻坚伟大实践进行研究阐述，对于理解我们党治国理政内部机理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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