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晚期马克思主义对于后现代政治的图绘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现代主义表现了西方理论家对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又危机凸显的现实反思，引发于熟悉的认知模式以及稳定思维方式的解体。在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中，一批曾经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和影响的西方左派理论家，坚持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来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形成了后现代语境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晚期马克思主义。

　　在他们看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既受西方社会政治运动变迁影响又与后现代理论勃兴密切相关的后现代政治，同后现代理论还仅仅是一种正在显现的、其精确式样还远未确定一样，也没有统一的“后现代政治范式”，存在着的只是“一组组相互冲突的立场，它们来自于社会变化的不定性和后现代中的多元观念”。尽管如此，一种随着理论的演变而显露于其中的政治思想的变化与实际的政治趋向，预示着后现代政治的来临。同现代政治相比较，后现代政治犬儒主义拒绝现代政治的乌托邦视野，碎片化的冲突形式代替了联盟性的政治斗争，主观性的微观政治取代了宏观政治。总体上，可以把后现代政治景观归结为四种形式———超政治、修正政治、激进民主以及身份政治。分析晚期马克思主义对于后现代政治的图绘，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后现代话语逻辑中的政治镜像以及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类象世界与政治碎片:xuwuzhuyi的超政治

　　后现代政治的“超政治”形式以鲍德里亚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为原型。鲍德里亚以其鲜明的后现代立场赢得了后现代世界的守护神、高级牧师以及超级理论家等称号，被誉为英语世界的精神领袖，他的极端后现代理论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理论及政治的基础性预设。当然，鲍德里亚并非天然就是后现代理论家，正是在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分析中，鲍德里亚开启了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后现代征程。在鲍德里亚早期的探索中，他综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符号学，试图在经历了1960年代那些政治运动失败的场景后重新焕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生机。

　　但其后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与马克思主义断然决裂，最终在《符号交换与死亡》及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集中展示了他的后现代性主张。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涉及社会、政治、哲学及文化等多个领域。在政治方面，他最初可归属于极左的“左派分子”，为了实现比传统马克思主义更革命、更激进的反抗理想而倡导一种“差异和边缘政治”，致力于“为革命政治寻找替代性观点”。只是他的政治变革与激进政治定位是在日常生活的微观社会领域，而不是在工厂车间、阶级斗争或是国家之上。美国著名的左派批判理论家凯尔纳认为这同鲍德里亚所推崇的符号学理论相关，因为他坚信这些边缘性的差异符码比“仍在政治经济学符码中活动的社会主义者更激进且更具颠覆性”。简言之，鲍德里亚相信非主流的群体是一种更能实现激进政治抱负的团体。当然，鲍德里亚的这种极左政治仅仅是一种口号，因为他从未提出过任何具体明确的革命观点和政治实践，联系其“全能符码”的霸权统治地位，可以确信他唯一可以推荐的实践方式只是“全盘拒绝、全盘否定以及其他一些激进的乌托邦幻想”。

　　正是怀着一种技术决定论的思想，鲍德里亚把“模型”、“符码”当作一种社会决定性因素，提出“类象”概念并认为我们正处在“类象世界”———一个由“模型”、“符码”以及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激增的符号主宰了社会生活，一切都已然“内爆”，各种界限趋向崩溃，意义不在了、真实消亡了。面对四处撒播的信息与符号，大众会不堪其扰而变得厌恶和平淡，“冷漠的大众变成了忧郁而沉默的大多数”。顺着这种思路，鲍德里亚走向了更加虚无、犬儒与超政治领域。他让人们遗忘福柯，因为在后现代的类象世界中，福柯的权力理论已不合时宜，权力在符码、信息所决定的时代里完全变得分散、细碎和抽象化，沦落为一种四处飘荡的脱离了实体的符号，因而无法定位到任何制度中，也无法与之斗争。很显然，在这个历史已终结、意义被解构、主客体关系被颠倒、所有可能性已穷尽，以及缺少活力欢乐的虚无类象王国里，鲍德里亚的世界仅仅是剩下一些破碎零散的东西，而所有人能够做的只是把玩这些不管是艺术、社会还是政治的碎片。尽管鲍德里亚的政治旁白带有新尼采主义的唯美气息，但他的观点确实超出了左派、右派以及传统政治的范畴，进入到一个超真实、超政治的领地。正如鲍德里亚自己所声称:“我们突然之间都成了超政治者，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了对政治冷漠如冰、不加分辨的人，成了政治上的雌雄同体者，吸收并拒斥最为矛盾的意识形态，而且只懂得如何戴假面具。我们甚至也许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成了政治上的人妖。”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政治总体显示了一种愤世嫉俗的绝望心态，拒绝相信解放性的社会变革及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或重建政治的可能性。在鲍德里亚极端和超政治的立场里，人们处在麻痹和僵化的历史尽头，超真实战胜了指涉对象，大众陷入政治惰性与冷漠，能够做的仅是拼装政治碎片以及“调节自我以适应剩下的时间”。这种超政治冷漠，虽然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类象社会及其超真实的特质，虽然对于分析当代西方政治发展趋势十分有益，但也容易抹杀个人意志，同时把资本主义持续统治神秘化。

　　二、泛化权力与公正游戏:改良主义的修正政治

　　后现代政治的这种形式同鲍德里亚的超政治一样，都拒绝解放政治大视野与全球政治的乌托邦，拒绝社会大规模变革图谋。不过它抛弃了鲍氏的xuwuzhuyi态度，转而采取一种积极的局部变革的策略，赞成一种部分“提高个人自由的修正性的政治”，被形象地称为“刷新的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福柯与利奥塔等持有这种后现代政治立场。

　　用“后现代”来界定福柯可能不完全准确，福柯本人也反对被贴上某种标签，但他对后现代理论包括政治理论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他对现代性所持的敌对立场、对差异的尊重和强调、对非连续性断裂感的某种认同等，均表明了福柯突出的后现代特征。尽管没有“福柯政治学”这类系统的理论，但无论如何，“的确存在着独特的福柯策略，它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中的那些假设，构成了一种后现代政治进路”。相对于福柯，利奥塔的后现代趋向则更为明显，在许多理论圈，他都被称赞为一位杰出的后现代理论家。不仅利奥塔的著作中明确使用“后现代”一词来表述一个新的时代，而且在他与现代性决裂时也确实提出了后现代性的替代方案。虽然同大多后现代理论家一样，对政治的关注往往趋于“碎片化”，但利奥塔以一种后现代方式对现代政治的重写却为许多人所接受和推崇。

　　同早期立足“知识考古学”、中期关注“权力系谱学”到晚期向“自我技术与伦理学”的转向一致，福柯的政治偏好大致也经历了从“真理政治”、“权力政治”到“伦理政治”的历程，并在晚期把“从事质疑的考古学同探究自我之伦理实践的系谱学交叠到了一起”。理论探索为其政治立场提供了思想与方法论基础，福柯的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从微观的角度对社会领域进行重新审视，就像他自己指出的，“考古学作为一种分析局部推论性话语的方法，系谱学则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通过知识考古以使处于从属地位的知识获得解放并发挥作用”。

　　通过考古学与系谱学研究，福柯发现现代民主政治虽然比过去君主统治少了暴力与血腥，但其治理与规范的技术手段却更加有效，这种隐蔽的权力触角以一种更加彻底与细密的方式对人进行宰制和驯服。在福柯那里，一方面基本的自由空间被剥夺，无所不在的权力令人沮丧地弥散于整个社会，个人“被束缚在一个复杂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全方位的权力网络中”，而且“这个权力网络监视、判断、评估和矫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泛化权力观实质上消解了基于阶级斗争的现代宏观政治的概念，权力形式变得日常生活化。另一方面，福柯揭示了权力的偶然性与脆弱性，指出主体在面对权力时并非只是被动的、无助的。“权力是分散且多元的，那么政治斗争的形式也就必然应当是分散和多元的”，怀着“知识能够改变我们”的信念，福柯乐观地相信“哪里有权力关系，哪里就会有可能的抵抗，我们不会永远落入权力的圈套，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依据某种策略来减少权力的控制”。

　　总之，后现代的福柯政治“决裂于统一的、整体化的策略，培育形式多样的抵抗，摧毁已接受的认同牢笼以及排外性的话语，鼓励所有种类差异的扩散”。只是他把权力的抵抗变成了局部群体为了找寻个性化新生活而抗争的“特例”。利奥塔的政治观点展现了迂回发展的轨迹，他曾短暂赞成一种以颠覆现实为目标的否定性的极左政治，随之与这种强调一致性和统一性的传统激进批判理论决裂，转而肯定多元、片段、特殊等概念。

　　其后在对解构性、否定性革命话语的批判中，利奥塔追寻尼采的强度政治提出了肯定性的后现代微观欲望政治，期待一种颠覆性的欲望得以强化、流动并四处爆发的“力比多”效果。然而不久他又放弃了这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最终把他的政治立场定格在对公正话语的描绘上，发展出一种后现代公正政治。

　　利奥塔的公正政治实质就是一种后现代语言政治，亦或是一种后现代话语政治，总体上是“在语言游戏内”开展斗争的政治。与建立在普遍公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正概念不同，利奥塔提出“多元公正”的概念界说，认为“‘公正’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随着论争对象和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中“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

　　公正政治话语也只能在局部的、策略性的介入中随具体情境的转换而取得进展。利奥塔提出的策略是运用话语规则来占领、动摇霸权话语，或者通过制造悖论来困扰和瓦解霸权话语。对利奥塔而言，政治斗争也就是“在语言中进行推论性介入，质疑(现存的)规则、标准、形式、原则和观点，同时提出新的规则、标准、生活方式以及观点”。从一定意义上讲，利奥塔把政治还原为一种修辞艺术，以此来摧毁和替代以寻求普遍性与确定性为目的的现代真理政治，并“代之以一种局部的、谦逊的、暂时的、以话语的修辞效果为核心的、故意‘强词夺理的’诡诈政治、策略政治、以诡秘方式从事颠覆的政治”。当然，利奥塔将“话语(phrasing)与言说(speaking)政治化”的本意是表达对现存统治关系的不满，他以一种后现代方式重构“自由改良主义”，在倡导差异政治的同时也宣示了宏大叙事与现代性的终结、总体化社会理论与革命政治的终结。

　　不管是福柯在竭尽可能地寻找个性化的生活新方式，还是利奥塔在人们相互论争的对立中考虑语言游戏的增值，他们都视“乌托邦思想和整体的范畴”为恐怖主义。这种形式的后现代政治，“暗中颠覆了由激进联盟政治所发展出的建构一种新现实的大胆想像的努力”。

　　虽然多元权力与多元公正伴随着多元化抵抗，但值得怀疑的是，该如何创设“反霸权联盟”以避免这种“多点开花，却无关痛痒”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三、社会主义与自由话语

　　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激进民主”政治形式是由拉克劳和墨菲所推进的后现代政治，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采取折衷的立场，“用后现代对本质论、简约论和基础论的批评，通过一种可能性和多数逻辑，重构启蒙价值和社会主义的政治”。

　　他们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而赞赏“新社会运动”的差异政治的逻辑。与前两种后现代政治形式不同，他们坚决抵制政治虚无和犬儒主义而执着于多元的激进政治，运用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理论致力于对现代政治的重建。在他们两人的思想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并不必然拒绝对现代性自身的关键的政治承诺”，而且“具有激进民主的潜在可能性”，他们的政治规划，正如墨菲自己所说“既是现代的又是后现代的”。

　　在他们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拉克劳和墨菲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把后阿尔都塞(Post-Althusserian)观点和新葛兰西(neo-Gram-scian)观点结合起来，建立一种非还原主义的激进民主理论与政治”，以确定改造社会现实的集体行动的推论性构成。作为反思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结果，在对马克思主义展开批评的同时拥抱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渴望、简约化的立场以及生产主义逻辑在社会政治生态已然改变的今天已遭遇挑战，而“新社会运动”所展示的新的对抗形式预示了新的政治认同，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激进政治重新进行审视就显得十分必要。拉克劳和墨菲从解构传统政治的核心范畴———“霸权”出发，认为传统霸权就是关于工人阶级和市民的解放，落入了本质主义陷阱，因为“尽管社会的日益分化碎裂说明关于工人阶级之统一性的传统信仰是虚假不实的，但是，‘霸权’却一直被用来围绕阶级概念将社会再整体化”。因此，后现代政治和文化霸权需要摆脱本质主义的逻辑，代之以非总体化的“言说逻辑和偶然逻辑”，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现实社会的多元性、掌控新社会运动，并认同它们创造激进民主的可能性，从而最终成为左派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新社会运动已预先提出了非中性化、差异等后现代原则，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和文化关系政治化的新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它们以激进民主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规划。”

　　按照他们的逻辑，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场域，存在着多种权力与对抗，不能再简单地还原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立场。而每一种对抗都产生新的政治认同，它们既具有自主性，又具有激进的联盟性。同时，每一个斗争团体没有地位的高低贵贱或在某种斗争形式上拥有特权，“都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扩展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体现了一种民主性。这样以来，他们重建的社会主义就像墨菲在《迈向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释》中期待的那样:“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处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领域内。”不过，虽然他们也对作为一种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批判，转而拥抱社会主义理想，但此“社会主义”已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没有对之进行适当的理论化说明，但仍可以清晰地看出他们两人与马克思之间的裂痕。拉克劳和墨菲拒绝“‘工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争取一个无阶级社会、创建一种新的生产模式的运动”;与此同时，排斥“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同过去的千禧年式的大决裂”，更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指责它导致了科层化以及对个体的压制”。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社会主义意味着“铲除等级制和不平等现象”，但它不是一种断裂，而是民主革命的继续。

　　受后结构主义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坚持以开放、偶然等特性来分析社会领域与政治认同，拒绝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稳定封闭的统一体”，相信其只具有“暂时的稳定性”且是受话语规则所左右的差异系统。他们之所以亲社会主义，在于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与关系能够使得这种民主自由话语得到充分阐发，而这对于激进政治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提供一种可用来表述和捍卫个人或团体的需要及政治要求的语言。在他们的观点里，资本主义及右派业已占据并垄断道德和政治话语，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文化及话语斗争策略，站在左派的立场上来形成认同话语。一方面“建构一种积极的后资本主义世界概念”，另一方面“发起一场对抗新右派的反霸权(counter hegemonic)斗争”。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这一立场与福柯、利奥塔等人的改良主义政治相似，看不到权力的壁垒性和挣扎性质，天真地相信自由民主话语的价值可以在语言游戏中通过辩护加以合法化，只是他们的政治目标更激进。

　　作为新左派学者，拉克劳和墨菲后现代政治形式的启发意义在于指出了后现代政治不需要放弃对“现代政治价值的信奉”，同时又避免了后现代主义的政治xuwuzhuyi。他们把后现代的差异逻辑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多元的主体立场，从而对总体化模式持一种怀疑态度。同时，他们运用话语理论的视角，强调了话语对于新政治认同的必要性。不过，他们的最大问题在于“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与后人“歪曲了的马克思思想混杂在一起”，从而使得他们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大厦摇摇欲坠。

　　四、文化差异与主体立场:

　　多元主义的身份政治后现代政治的第四种形式———身份政治，一种现今占据支配地位却又不断异化的后现代政治形式。关于“身份政治”，斯坦福哲学百科里作了详尽描述，其核心思想是要求人们改变过去对黑人身份、女性身份等所作的不公正和污辱性的描绘，从而拒绝再遭受暴力、边缘化及文化帝国主义之害。

　　同其他几种后现代政治形式一样，身份政治由于缺乏推进系统性变革的策略和新的激进斗争形式，注定也摆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虽然其怀有激进抱负与解放夙愿。

　　身份政治的源起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关于城邦公民的神话，不过后现代身份政治的历史却是从1960年代的斗争开始，展现了一个社会运动不断分裂的过程。首先，20世纪60年代的斗争运动一方面延续着现代政治的联合性与联盟性，另一方面又对政治权的不同层面———诸如种族歧视、性别压制、殖民统治等提出了挑战。到了1970年代，上述旧式运动逐渐分裂为黑人解放、女权主义等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新社会运动”。随着分裂的继续，“新社会运动”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完成了向身份政治的转身———关注的焦点不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宏大问题而落脚在文化身份与主体立场等微观个人身份的斗争方面。

　　后现代身份政治本身有着吊诡的身份。它拒绝现代还原论、本质主义而倾向多元主义的态度以及拒绝抽象的普遍主义而坚持去中心化的立场，彰显了后现代的影子，但它的许多形式中“仍存在着一种本质论的方式”，以“赋予性别、种族、性偏好或一些其他标记以身份要素的特权”。

　　同时，某些版本的身份政治对既定身份要素的盲目崇拜，也与后现代理论中身份的多重化建构相去甚远，逐渐趋向成为某种孤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因此，与现代政治强调普遍化目标不同，后现代身份政治“专门突出了一个群体的利益，并通过对群体和他们相应的斗争的识别而确立了身份”。后现代身份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体往往自己定位为某个既定的群体，尽管各个群体的诉求不同，但都面临被定位为“优越性”群体的压制和压迫，因此外在于统治者、男性、白人、异性恋及统治文化的地位。在信仰一视同仁的公义社会不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遭受普遍质疑后，身份政治转而强调自身文化和价值观。如黑人提出了“黑色是美丽的”、“黑色力量”等口号，不再以“融入”白人世界为追求目标，而是重塑黑人自身的优越感与主体立场。

　　在现代社会中，“身份”常被视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尤其视“阶级”为一种主要的身份形式。在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下，身份政治被界定在与阶级政治相反的立场上，“明确地或含蓄地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一种批判中开始了启程”。

　　在种族、性别等身份政治权利得到弘扬以及新的微观政治主体得到培育的同时，后现代身份政治也无可挽回地趋向于孤立和碎片化，走向亚群体的利益之争。事实上，就像马瑞恩·杨在《正义与差异政治》中所主张的，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与其为打破身份的藩篱而进行抗争还不如承认这种差异，并倚仗差异去争取权利。因为优势群体已制定了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即使弱势群体融入了主流社会也会感到与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格格不入，只能随着别人的步调亦步亦趋。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优势群体也不会积极主动为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争取权益，甚至压根就不明白另一方的真正需要。因此，从策略上来说，身份政治需要重拾共同基础、共同利益关系与共同诉求。只有受到压迫的群体团结起来，才能在自己发声的同时相互联系，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获得解放。

　　参考文献:
　　［1］张一兵．何为晚期马克思主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2］(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