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批判与重构表现

　　物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诊断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对物化批判规范性基础的内在批判,构成了社会批判理论演进与发展的主要线索和特色。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批判与重构主要体现在:揭示卢卡奇物化批判的基本内容,厘清其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以承认理论重建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论证承认的优先性;阐明物化是对承认的遗忘,阐述多元物化概念,指明物化批判的社会病理学方向。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的重构,不仅体现了其根据时代的变化,重新复活物化概念,批判资本主义,而且体现了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中,综合多学科研究成果,为其承认理论奠定社会本体论基础,推进了承认理论,丰富与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一、卢卡奇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

　　物化概念是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系统阐发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它不再成为人们使用的主要范畴。虽然在当代的文学、文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存在着多种复兴物化概念的路向,但这些都与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存在差别。复兴物化概念,首先必须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批判。

　　卢卡奇综合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和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将物化的范围拓展至人与对象、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领域。在交换价值的主导下,这三个层面关系形成了物化的三个维度。对象成为了盈利的物,他人变成了实现利润的工具,自己的能力沦为一种计算利润的人力资源。物化成为了普遍性症候,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成为人的 “第二自然”。

　　霍耐特认为,这种对物化的理解实际上是有问题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卢卡奇采取功能论证的方法,认为资本扩张需要商品交换成为主导原则,人与对象、与他人和自身的关系必然表现为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卢卡奇将物化与合理化嫁接起来,认为合理化过程必然导致工具理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但问题是, “如果这个概念仅仅指称这样一种状况,即所有的社会要素作为经济计算对象而重新界定,其又怎么能解释商品交换以外领域的物化呢?”

　　霍耐特指出,卢卡奇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不仅从对象层面 (三个维度的关系)考察物化,而且从主体的行为模式出发,分析物化意识和物化行为。普遍物化的形成,离不开物化意识,物化意识是物化现象不可或缺的一环。正由于主体以直观的、中立的态度和行为面对世界,物化才得以形成并永久化。直观的态度意味着,主体失去了任何主动性,只是被动地接受,而不力求超出这种给定的形式;中立的态度意味着,主体与世界是一种分离的状态,主体对世界没有任何情感上的投入,越来越失去了自己的意志。

　　由此,物化不仅是一种意识结构,也即不仅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行为,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认为物与物的关系;物化也不是一种错误的道德行为,因为主体作为被动的观察者,没有任何选择权利,也就没有任何道德义务,相应也没有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物化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形态,是一种 “结构性错误的实践形态”,其错误性体现在,人与世界的关联不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实践形态,而是一种中立的直观模式,“这种分离的、中立的观察行为模式,卢卡奇试图将之概念化为 物化',必然构成一个习惯和态度的总体,这些习惯和态度偏离了更加真实的、更加好的实践形态。”

　　而这个更好的、更真实的实践形态是直观模式的前提与依据,从而构成了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

　　但这个实践形态存在着两个版本,一是官方的、理想的、无所不包的实践,其原型是费希特的 “思想的自发活动”。这个理想的形态充满了唯心主义色彩。其本质特征是一种同一性模式,所有的客体来源于这个主体的创造。另一个版本则是非官方的、互主体的①、共感的实践。在这个版本中,所有的唯心主义色彩都消失了,其关注的不是一种具有创世意义的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互主体性的相互作用,其本质特征在于用一种移情的、共感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介入式实践,作为物化批判的标准。

　　显然,第一种实践形态,不仅受到了卢卡奇的自我批评,认为其是一种 “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从而陷入了 “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而且,这种行为模式所具有的形而上学色彩,也遭到了哈贝马斯等后形而上学思想家的批判。由此,霍耐特认为,第一种实践形态不足以担当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只有第二种介入式实践,才是物化批判的真正基础。这种规范性原则,并不是一整套道德合法性原则,而是物化批判的前提与依据。恢复和继承卢卡奇物化批判的遗产,必须澄清这种规范性基础。霍耐特认为,这种共感的、互主体性的介入式实践,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互主体性的承认关系。承认作为一种规范性基础意味着,承认对于物化具有优先性。物化批判意味着以承认关系重建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而为什么这种实践形态就是一种承认关系,承认关系为什么具有优先性,则是霍耐特必须处理的问题。

　　二、承认优先性的三重论证

　　霍耐特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中,以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为依托,以青年黑格尔的 “为承认而斗争”模式,重构了主体间伦理意义上的承认关系,重建了批判理论的规范性基础,承认理论由此成为霍耐特标志性理论创见。但在分析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时,霍耐特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采取了理论历史分析、个体起源分析和概念范畴分析等三种方式,论证承认的优先性。

　　第一重论证:理论历史分析。霍耐特主要梳理了卢卡奇、海德格尔和杜威在承认理论上的内在相通性。霍耐特认为,卢卡奇介入式实践与海德格尔的操心、杜威的 “实践关联”在物化批判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首先,他们都反对中立观察世界的认识论主体概念。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论现象学分析表明,我们并不首先作为一个认知主体认识世界,而是实践地与世界打交道,此在首先是 “在—世界—中”之在;杜威同样批判了知识论的 “旁观者模式”,指出生存实践总是一种具有特性的实践,在其中,没有情感、认知和意志的区分。这种与世界情感式的打交道活动,是所有理性知识的基础。同时,杜威用 “相互作用”表明我们的日常活动不是自我中心的、利己的,而是与给定条件的和谐共在,这种 “相互作用”就是一种承认关系。

　　其次,物化意味着这种此在的操心处于被遮蔽状态。我们作为主体,不仅失去了同感的能力,而且世界失去质的、敞开的性质。杜威认为,我们越是采取传统的主体与客体模式,认知与情感、理论与实践、科学与艺术也就越分离,我们的生命实践就越遭到破坏。

　　再次,既然物化意味着日常的操心处于被遮蔽状态,这就表明,可以通过批判反思的方式,使这种前认知的、前反思的操心被意识到。杜威认为,虽然在理性的认知活动中,这种经验特性被破坏,但经验特性的内容并没有从抽象认知活动中消失,而是转变为知识的背景。如果没有这种经验特性,我们不可能获得认知对象。

　　这里,霍耐特提醒这种前反思、前认知的、操心式的实践,不能理解为主体间参与式行为。

　　主体参与式行为是仅仅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相互理解别人行为的原因,这里已经先行设定了主体的存在。两者的差别体现在适用的范围和内容上。就范围而言,介入式实践是一种先于主客二分的前反思状态,是原初的,参与式行为的目标只不过是主体间采取他者的立场,因而是派生的;内容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介入式的实践不仅采取他者的视角,而且还增加了 “情感气质”元素,而这不是主体间参与式行为所能表达的。

　　由此可见,承认作为一个基本概念,虽然在杜威那里表现为实践关联,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为操心,在卢卡奇那里表现为介入式实践,但它们都表明,这种共感的介入式实践先于中立的直观模式,承认先于认知。但霍耐特没有停留于诉诸哲学 “权威”的历史分析,而是吸收经验科学的积极成果,转向了第二重论证。

　　第二重论证:个体起源学分析。霍耐特主要吸收了发展心理学和个体社会化研究的最新成果。从个体认知能力的形成角度来看,小孩只有在情感上认同他人的视角,才有认知可能性。首先,认知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一个人只有在接受他人视角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认知能力。皮亚杰、米德、戴维森和弗洛伊德等研究已经表明,小孩认知能力的形成,与交往关系的优先性紧密相关。认识能力的形成会经历一个 “9个月革命”,此时,小孩通过他人的视角获得关于对象的认知,逐步瓦解其自我中心,并通过他人的视角来纠正其看法。

　　其次,霍耐特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原因在于,这种理论存在着一个 “情感空场”,忽视了小孩和其依恋者之间的情感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小孩的认识能力形成中,小孩与其依恋者情感活动的作用非常重要。彼特·哈布森 (Peter Hobson)和迈克尔·托马塞洛 (Mi-chael Tomasello)对自闭症小孩的研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不同于认知主义者,哈布森和托马塞洛强调的是,小孩对心理父母的情感依恋。一个小孩在情感上与依恋者达成一致后,才有可能接受他人的视角。这种情感上的依赖,在自闭症小孩身上表现特别明显。传统认知论认为,自闭症源于认知缺陷,不会说话、不会思考等。哈布森和托马塞洛则认为,自闭症源于缺乏对他人的情感依恋。自闭症小孩依然受限于他们自己的世界,情感接受能力不强。他们不能理解面部表情、肢体动作、交往手势等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是一种 “情感上的失明”。

　　最后,霍耐特认为,阿多诺同样揭示了情感上的认同先于认知。在 《最低限度道德》中,阿多诺提出,一个人只有在模仿中才能成其为人。“人与模仿不可分解地连接在一起:一个人只有通过模仿他人才能成其为人。”

　　这种模仿是 “爱的原型”,包含着一种 “无意识的敞开性”、忠诚和爱,是关于对象的 “利比多式的投注”,而不是一种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个体发生学揭示的是时间顺序意义上承认先于认知,但霍耐特认为,这并没有说明,主体如何达到对他人情感上的承认,这就必须对这种互主体性的承认关系做范畴上的分析。

　　第三重论证:概念范畴分析。霍耐特主要借鉴了卡维尔和萨特关于交互主体的情感认同本质上不是一种认知关系的论证,而传统观点视之为一种认知关系,从而陷入了确定论和怀疑论的两难中。确定论认为,我们能够获得关于他人情感的直接的、非中介的知识;怀疑论认为,这种确定性是没有任何保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困境。而卡维尔认为,无论是确定论,还是怀疑论,都注定要失败,原因在于两者分享了同样的前提,两者都将互主体的情感认同视为一种知识论问题。而实际上,互主体的精神认同并不是一种认知关系,在我们与他者的关系中,我们首先不是描 述 性 判 断 对 象,而 是 精 神 状 态 的 相 互敞开。

　　萨特在 《存在与虚无》中指出,只要我们将通达他人的问题理解为认知问题,怀疑论就不可避免。原因是,我们精神状态不是认知的对象。

　　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只有通过他人与自身的关系才能达到。在这里,人不是一个认知主体,而是情感关联的主体,互主体性交往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介入式交往。①因此,卡维尔与萨特的现象学分析达到了同样的结论,他们都将互主体的情感状态理解为一种承认关系,而不是一种认知关系。

　　至此,霍耐特从理论历史、个体起源和概念范畴三个角度论证了承认的优先性,进一步明确了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对物化的重新界定也由此展开。

　　三、物化:承认的遗忘

　　霍耐特认为,虽然卢卡奇已经指出物化不是一种认知错误,也不是一种道德错误,而是一种错误的实践形态。由于商品交换导致我们丧失了共感的实践,成为中立的旁观者。但卢卡奇将这种中立的旁观式行为与共感式的实践相对立起来,这就无法解决问题。

　　唯一正确的理解是,以承认作为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物化与承认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对立关系,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复杂的关联,两者 “既不是透明的、也不是模糊的,既不是不可通达的,也不是相互通达的”。具体而言,一方面,认知行为依赖于先行的承认;另一方面,认知行为迷失了自身,认为自身具有自主性,这个过程就是承认的遗忘。我们遗忘了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实际上归功于我们先行的承认。 “正是这个遗忘、失忆,我将以之作为重建物化概念的基石。”而物化具体表现为人与人、人与对象和人与自身三个维度,相应也就存在着三重遗忘。

　　首先,人与人之间的物化表现为,遗忘了相互间先行的承认关系。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目的理性行为导致了遗忘。我们狂热地追求某个特定的目标,以至于遗忘了可能更加原初的、更加重要的相互承认关系。霍耐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当一个网球手拼命地进行比赛的时候,他忘记了对手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将比赛放到了第一位。比赛所追求的目标 (胜负)源于两者的友谊关系,但在比赛中,此目标独立于,并忘记了这种友谊关系。第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里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一种观念体系、思想图式。思想图式和偏见可能导致对先行承认的遗忘,这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上的拒绝、防御。比如,种族灭绝、性别歧视就是受到了某种偏见的影响。就两者的差别而言,前一种是工具理性行为占据了主导,而后者则纯粹受到某种特殊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而不是某种实践行为导致了遗忘。

　　其次,人与对象之间的物化表现为,人对客体的认知态度遗忘了先行的承认关系。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其实可以从第一种物化中推论出来。当我们遗忘了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也就相应地遗忘了他人关于对象的承认关系。但霍耐特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逻辑关系进行论证,而是援引了阿多诺的相关论证,对之进一步补充说明。按照阿多诺的研究,第一,我们关于对象的认知,只有通过利比多投射到另一个具体人身上,只有通过这种先行承认关系,我们才能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独立认识;第二,模仿他人、获得他人的视角越多,关于对象的知识也就越多;第三,这不是理论思辨,而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这种承认表现在尊重他人赋予物的多种意义;第四,物化表现为,在认知对象的过程中,我们仅仅采取同一性思维模式,而未能考虑对象对其他人所具有的多样的生存论意义。

　　虽然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和人与对象之间的物化具有内在相关性,但两者还是有差别的,具体表现为:第一,前者是物化的直接的表达,我们遗忘了对他人的承认;后者是物化的间接表达,我们遗忘了由先行承认获得的关于物的多样意义。第二,在人与人之间,如果遗忘了承认关系,就不可能认识他人,而在人与物之间,即使我们采取物化的态度,我们也能够认识它。第三,虽然在人与对象的物化关系中,没有直接违背人与人之间的承认关系,但间接违背了这种承认关系。换言之,如果我们在对对象的认知中,忽视了他人所赋予给对象的意义,那么我们同样忘记了与他人的承认关系。

　　最后,人与自身的物化表现为,人将自我当作认知对象,遗忘了与自身先行的承认关系。这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对自身的 “侦探主义”,在这种模式中,主体对自身的欲求遗忘了承认关系。这种对自身的侦探主义主要有两个缺陷:第一,其成立的条件是将主体视为一个认知的器官,一个 “内心的眼睛”认知自身,但这种感知能力是如何被感知的,这就需要设定更高级的感知能力,而最终则陷入了寻求感知能力的无限后退。第二,其成立的另一个条件是设定了我们的心理现象,具有明确的固定性,具有清晰的轮廓,从而可以视为认知对象。但霍耐特认为,这种设定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心理经验是混乱的、流动的和非固定的。

　　另一种则是 “构成主义”,其不认为我们能获得关于心理状态的内在的、直接的认知,也不认同将我们的精神状态等同于对象,主张欲望、情感等是我们自由创造的结果,主体能够完全对之负责。霍耐特认为,构成主义的错误同样很明显,其将心理经验理解为我们的创造,陷入了一种先验的立场。事实上,在社会化过程中,我们的欲望、感情等心理状态都是先行给予我们的。

　　我们通过语言与其他人共同分享生活世界的元素,主体采取 “表现主义”立场,将其与自身的精神状态相关联,主体必然表现自身,对自身的承认就出现了,这是对自身的介入式关心。一个主体能够表达这种承认关系必然承认其自身,这种承认的方式是积极地敞开和表达自己的心理经验,这又是一种自爱。但构成主义却将心理状态理解为被制造出来的、具有工具性质的对象。

　　因此,侦探主义和构成主义都是一种承认的遗忘,它们将欲望、情感视为物一样的对象,或是加以被动地观察,或是加以主动地创造,遗忘了人与自身表现主义式的承认关系。

　　总之,物化是对人与人、人与对象、人与自身先行承认的遗忘,但三者之间没有先验的逻辑联系,遗忘的具体表现、导致遗忘的社会原因也并不相同。具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物化主要体现在,一是工具理性行为导致的遗忘,二是纯粹由世界观、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的遗忘;人与对象之间的物化主要体现在,一是间接地从属于人与人之间的遗忘,二是对自然同一性思维导致的直接遗忘;人与自身之间的物化主要体现在,一是人们主动地创造自己的情感、欲望、意愿等,二是人被动地观察自己的情感、意愿等。就三者关系而言,人与人之间的物化与人与对象的物化存在一定的关联,但人与自身的物化与前两者都没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此外,导致三个维度物化的社会原因也不同,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案例,对形成物化的社会原因,展开具体分析。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耐特对物化的社会病理学重构,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物化批判的理论框架,从而为具体的、经验的多元物化的社会病理学分析指明了方向,这里延续了霍耐特在 《为承认而斗争》中所提出的将先验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①。也正是因为此,霍耐特列举了网球、法西斯主义、种族灭绝、性别歧视、招聘和网上交友等多种社会现象,分析物化的社会原因;也有学者根据其理论模式,对具体的社会现象,比如人力资源管理中的物化,展开分析。

　　四、对霍耐特物化批判规范性基础的反思

　　霍耐特对物化的社会病理学重构,不仅综合了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而且综合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是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发展和壮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特色。这种研究路径对当代中国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无启示。

　　从理论逻辑来说,霍耐特对物化概念社会病理学重构,是对物化批判规范性基础的重建。这种重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对物化概念社会病理学重建的第一步。霍耐特并不反对卢卡奇分析商品交换中的物化现象,霍耐特认为,卢卡奇为重思物化提供了形式,也即人与人、人与对象和人与自身三个维度的物化,但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物化批判的内容过于片面,这集中体现在,卢卡奇将商品交换导致的物化等同于其他各种应区别对待的物化,也即,卢卡奇将商品交换导致的物化总体化了。而卢卡奇之所以过于片面,主要源于其物化批判的四个错误:其一,将物化等同于社会关系 “去人格化”。

　　卢卡奇虽师从西美儿,但没有像西美儿那样,区别物化与社会关系去人格化。社会关系去人格化和物化的核心区别在于,在社会关系去人格化中存在着基本的承认关系,存在着将匿名的他者视作为人,而物化则意味着承认关系的遗忘。因此,霍耐特认为,卢卡奇由于将现代法律关系视为物化的产物,未能看到其对最基本的承认关系的保护作用,未能注意到在商品交换中,即使每个人都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种交换形式,至少保证了对交换者最低限度的人格尊重。其二,卢卡奇将商品交换中 (经济领域)的物化直接推演到其他领域,这仍是一种先验的推理,存在着“任意的元素”,而不是一种具体的经验分析。其三,卢卡奇之所以将经济领域物化总体化,根源于其理论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①,从而认为经济领域对文化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存在着决定作用,经济领域中的物化规定了其他所有领域。其四,这就导致了卢卡奇未能区分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也就不能解释诸如种族灭绝、性别歧视、宗教歧视等诸多意识形态偏见、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物化。

　　正是基于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的反思与借鉴,霍耐特不仅吸收了卢卡奇物化批判的形式和积极的规范性基础 (介入式实践),而且区分了三个不同维度的物化,为分析不同领域的物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比如,对 “非物质劳动” (信息生产劳动、与计算机相关的处理分析性和符号性的劳动和情感劳动等)中物化的批判就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在卢卡奇那里,物化是在生产劳动领域中形成的,生产劳动占据着主导作用,作为直观态度的物化意识从属于生产劳动。物化意识的特征是一种直观的、被动的态度。而在当今,按照奈格里、哈特、拉扎托拉 (Lazzarato)等人的说法,非物质劳动占据主导,物质生产劳动被非物质劳动所组织、所规定,在其中,主体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观察者,主体性本身就是一种积极性的劳动②,正如霍耐特分析自我物化中,主动地创造自己的情感、欲望等,此时,根据承认理论对这种积极的主体性展开批判,不失为一条社会批判的道路。

　　第二,对哈贝马斯物化批判规范性基础的重建。霍耐特物化批判是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其对哈贝马斯物化批判规范性基础的批判与反思。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陷入了将商品交换原则总体化困境, “卢卡奇仅考虑到一种中介,也即商 品 交 换, 并 将 物 化 仅 仅 追 溯 至 商 品 交换。”而之所如此,根源于卢卡奇陷入了生产范式,忽视了交往范式。由生产所建构起来的系统和由交往所建构的生活世界分属两个领域。系统融合并不导致物化,只有当系统越界,渗透进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殖民化,物化才形成。因此,哈贝马斯 “根据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病理学,重构物化的问题式。”而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语言交往结构蕴含着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潜能,物化批判植根于交往行为。显然,这种物化批判最终走向了先验的立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遭到诸多批评正在于此。

　　也正在这个意义上,霍耐特批评了哈贝马斯对系统与生活世界二分的做法,为其 “重垫根基”,以承认理论作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共同的规范性基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得到了重新解读, “当纯粹观察的、评估的和计算的实践指向生活世界时,其逃离了已经构建起来的法律关系框架,并变成了独立性的,此时,那种对先行承认的遗忘就形成了,这种遗忘是我们先前论述的所有互主体性物化的核心。”

　　也就是说,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对生活世界中先行承认关系的遗忘。按照程序正义所建立的现代法律关系,比如劳动契约关系,在工具理性作用下变成了独立自主的,从而遗忘了先行的承认关系。这里并不违背普遍正义的原则,但在道德情感上可能存在着缺陷。因此,霍耐特以承认一元论作为物化批判的基础,打破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区分,解释了系统与生活世界都可能遗忘了基本的承认,而导致物化,这就深化了物化批判的领域和内容。

　　第三,对霍耐特自己承认理论的推进。霍耐特在 《为承认而斗争》中,揭示了爱、权利和团结三种伦理生活的承认关系,从而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这三种承认关系都是伦理规范性概念。但在论述物化批判时,霍耐特一再强调,作为先行的承认关系没有任何 “规范取向”,而是一个具有 “社会本体论重要性”的概念。

　　也即说,承认意味着在本体论上,对他人、对象和自身的确认。 “物化意味着,一种不确定的社会情况下,一个主体不仅违背了现存的、被承认的规范,而且通过不将他人理解和对待为一个人,从而违背了规范成立的前提条件。”

　　这里表达了三个层面的含义:其一,物化是将他人视为无生命的物,这就取消了基本的先行承认关系,这种承认确保我们在存在论上将他人体认为我们自身的他者。其二,本体论意义上的先行承认是伦理规范性承认关系的前提。其三,遗忘了这种作为前提的先行承认,也就取消了伦理规范意义上的承认。

　　这就意味着,霍耐特提出了两种承认关系,一种是一种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先行承认关系,一种是根据伦理生活形式建立起来的承认关系 (爱、权利和团结)。前者是一种承认的生存论模式,为任何实体性的承认提供了前提,后者是这种基本承认形式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的充实与发展。对于个体来说,就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学习,将各种具体的规范内在化。 “这意味着,对我的承认理论结构来说,我必须在我以前讨论的承认理论之前增加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代表了一种 先验的条件。因此,自发的、不是理性意义上对他人作为同胞的承认,为适当的道德价值观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我们据此以某一规范的方式承认他者。”霍耐特在注释中说明,以前的承认理论主要是 《为承认而斗争》的第二部分第五章和 《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的对话》中 《作为承认的再分配———对南希·弗雷泽的回应》一文。

　　由此可见,霍耐特以社会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认理论,为其规范性承认理论结构提供了前提,为其思想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