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自然审美意识独特性形成原因分析

　　所谓自然审美意识，就是人回复本心，返归真性，即将自身置于敞亮的纯粹境域，绽出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之中，心物相融，随顺自然，与道合一。就当今存在论美学视域看，这种与道合一，乃是作为“此在”的“人”在社会人生的一种生存可能，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真”,也即一种诗意栖居，即“人”、“人心”的“无敝”与“敞亮”、“澄明”,或谓作为此在的“人”的生存可能性的“无敝”与“敞开”,是存其所存、然其所然、自其所自、是其所是。中晚明时期，在一种注重个体精神，推崇自我意识，向往“良知致”,追求“本真”生存思潮的作用下，文艺美学界发生了变化，兴起了一种主旨在于弘扬“人”的个体意识，追求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主张“人”的自由，强调“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肯定“人”的欲望，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性，提倡自主自尊，要求把“人”从专制制度与陈腐的思想观念、愚昧迷信的意识中释放出来，推崇个性化、自然化、自明化、自为化与艺术化、诗意化的随意任心自然审美意识，崇尚审美活动中的自得、自由、自乐、自在，并影响及其时的审美诉求。应该说，其时的这种自然审美意识的形成及其独特性与当时所兴起的“阳明心学”,以及由此引发的个性解放思潮和“本真”生存诉求的影响分不开。

　　一
　　
　　的确，晚明自然审美意识的形成与“阳明心学”的作用分不开。其时，承接陆九渊所谓“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的思想，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强调指出，“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2〕“凡知觉处便是心”〔3〕,认为“心”即是“理”,“理”就是“心”,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心”之中，提出“心学”这一概念，从而兴起了“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所谓的“心”,就是人的“灵明”,人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开人心深处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所以说，“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4〕（《紫阳书院集序》）。“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5〕,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人”的一切作为只是“发明本心”〔6〕.同时，“本心”、“心之虚明灵觉”,就是所谓本然之“良知”〔7〕基于此，其时的美学思想强调人应该还原“本心”,归复原初心性，“良知致”,“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8〕.“良知”为人之原初心性，本然天成，勿助勿忘、莺飞鱼跃，本真自然，充满活力。“致良知”则是自然本真之“心”与天然本然之“物”的相应相融。王阳明曾经指出：“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9〕所谓“功夫”,即“致良知”的方法。既然“良知”为“本心”“本性”,为纯粹“天理”、“天则”,“致良知”,即敞亮内心所原本就存在的“天理”,并由此以澄明“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以被显现，被直接给予于“人”,其本然“天理”与人之“本心”“本性”相互应化。所以说，顺其自然，即顺其天则，依其本然，就是“功夫”.“功夫”的实质就是一种忘却物我、消失生死、超脱社会功利。就审美活动而言，则审美者营造没有任何负累、本然的、纯粹自由自在的空明境域，以进入应和持守的审美心境之中，去顺应自然万物的生生不息、化化不已，使人纯然之心性与宇宙间万事万物之本然相互融合、圆融一体。要达成这一圆润和熙、本然纯真之境域，审美者必须澄心静怀，养之以静，心与天地万物能打并到一处。因此，可以说，所谓“致良知”,即一种审美化、诗意化、本真化、自然化生存方式的达成。

　　“良知”,即“本心”,为人心深处之灵明、之灵觉，既是“人”身体之生成的本真原初，也是包括“人”在内的宇宙间万事万物生成的本真原初域，为天地自然、万有大千的原初本真生成之域，为万物一体审美域得以达成的原初本然生命力所在。“良知”之体，虚明莹彻，朗如太虚，为“聪明睿智”、“宽裕温柔”之源泉，圆融和熙，本性圆润，周徧万有，湛然常住，欣欣不已，不流于世俗；人只有虚怀若谷，反璞归真，解脱死生利害祸福之变的羁绊，不抱成见，超然自得，敞亮“良知”,从而才能达成“与物无对”,与自然万物一体的审美域。

　　在“阳明心学”看来，作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原初生命力所在的“良知”为“人”的原初心性，人人皆有。“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

　　“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敞亮到万事万物，时时刻刻“致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正由于此，所以“阳明心学”充分肯定“人”的个体意识和独立人格，认为“满街都是圣人”“心之良知是谓圣。”

　　〔10〕“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王学后学王艮进一步认为，“百姓日用即道”〔11〕,人人都是“君子”.人原初心性是无知无欲、纯粹皓洁的，但被抛入于世后，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四处奔波，与世沉浮，上下周旋的尘世生活中，“本心”被物欲所遮蔽，因此，只要通过去蔽存真，回归原初之心性，而“致良知”,则人人都可以为圣人、为“君子”.所以说尧1曾低，庶人并不低下，侯王也不是本性就高贵。这种思想影响及其时，则形成一种要求个性解放，主张人格独立，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强调自尊独立的自然意识，倡导敞亮人之自然心性，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12〕（卷五），“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原本就天然纯真，“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反对外在的束缚，认为外在的东西，对人是一种羁绊，压迫了生命的真情，“凡涉人为，便是作伪”〔13〕（语录），主张随顺自然，尚真任情。这种注重张扬个性的思潮影响及其时的审美意识转向，从而导致审美价值取向与审美诉求的重建，引发了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并导致其时文艺美学思想的重大变革与自然审美意识的重构。

　　正是由于对“天理在人心”〔14〕,宇宙天地间绝对不存在“心外之事，心外之理”〔15〕的主张，所以“阳明心学”及其“阳明后学”重心灵、重自我，所谓“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良知”为原初本真之心，“仁人”之心，澄明个体自身的“良知”,从心灵出发，以照亮山河大地为“人”本真自然生存的必要态势。在“阳明心学”看来，“人”所追求的自然纯一境域应该通过自我人格修养与审美修养来达成，因此，需要超越尘世杂念。受这种审美意识的作用，其时的文艺美学家多以平和的心态与淡然超然的态度应世待物，无论“人”之外的自然万有与社会人事有何变化，也不管“人”自我遭遇任何艰难困苦、坎坷曲折，都要淡定，以豁达大度、宽宏通泰、坦然淡然的心胸去面对。这种坦然淡定的胸怀呈现于审美活动中，则为“致良知”,即回复还原到本心本性，敞亮原本纯真明洁的“良知”,超越尘世的贪欲，以达成人格的自我完善。表现在文艺美学作品中，则表征为静谧恬淡，自其所自与然其所然、道其所道、如其所如的审美态势，以及“道心”与“人心”一体相通，相交相融。就“阳明心学”而言，“心”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同一。所以说“心”是“气”之“精爽”,“心有体用”,“心统性情”,“道心”与“人心”一体相通，相交相融，并由此而形成其时所特有的自然审美意识。

　　在“阳明心学”看来，“心”为生成万物的原初。宇宙万物都不过是作为一种精神本体和主观意识派生的产物。“人是天地的心”.“心”“只是一个灵明”.“天地万物”因“人”的“灵明”而存在，“人”的“灵明”主宰“天地万物”,因此，“心”就是“理”.“人”的本来之“心”是“无昧”的，由于后天的“欲”与“习”,而“为之蔽”、“为之害”,“非自外得”,所以只有通过“自明”.“良知”就是“人”的“灵明”,就是“人”的“本心”,是“人”本身先天固有的本性，是“非自外得”的“天命之性”.“百性日用”就是“道”,而“良知”人人都有，是“僮仆往来”一类普通人的日常琐事与世俗活动，包括百姓大众的寻常生活、穿衣吃饭等等，一切人等的“视听持行”都是遵循自然、顺应自然的行为，都是“道”,即“道法自然”的生动呈现。“人”的所有活动原本就顺应自然，良知天成，不假人力，都不是刻意为之。即如王艮所指出的：“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此至简至易之道。”

　　〔16〕“良知”的审美特性就在“不用安排思索”,是一种本真自然、“至简至易”、极为素朴，天热本然；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蕴藉于中，只要顺应自然，敞亮“良知”,就能达成“良知致”审美域。因此，“致良知”的实质，乃是“良知致”,要实现“本心”的“澄明”,其唯一途径，自然是通过“反身而诚”、“去其蔽与害”和“以明其心”,即“本心”的“自明”的体悟，保持或恢复“良知”的纯洁。所谓“自明”,就是自省本心固有的“良知”的审美化流程，只有通过这一流程，才能极好地达成文化品格的自我提升与自我完善。正是从这一意义来看，“阳明心学”及其“阳明后学”的美学意义与审美诉求，就在于其针对个体审美素质问题，强调从“人”自身作起，通过“良知”的去蔽，本心本性的澄明，以呈现“人”的个体性与自我价值，进而完善自我，达成“并重”审美域。

　　“阳明心学”及其“阳明后学”在尊重和关注个体生命的基础上，提出“良知”与“致良知”的学说，以“心”为万事万物生成的原初，从而将“成圣”与“成己”的过程统一起来。由于“阳明心学”把“良知”作为本原，作为生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原初域，从而所谓“良知”也自然取代了“天理”,成为其时哲学与美学思想的最高范畴。并且，“阳明心学”的“致良知”说的审美取向显然强调了个体人文品格的自我完善必须通过自省、自呈、自澄明的流程。

　　二
　　
　　必须指出，“阳明心学”所提倡的“致良知”,在“存理去欲”的审美取向上强调通过自省、自呈、自澄明的流程以达成个体人文品格的自我完善的思想对当时自然审美意识的重构具有直接的影响。

　　晚明时期的这种具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自然审美意识提倡“自得”说，主张诗意栖居，认为“直心以动，无不是道”〔17〕（卷五），主张回归原初心性，推崇“本真”自然生存，以实现“人”的自我意识，自其所自，道其所道，得其所得等等观念，显然与“阳明心学”所倡导的“现成良知”、“良知”“原自现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良知”“自然和乐、当下圆成”美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如王阳明的学生王畿就认为，“良知”“人”的自然本性，是一种植于“人”的灵性的天然之则，是“先天”的，“致良知”,就是“后天奉天时之指诀”.在《渐庵说》中，他极为生动的指出：“良知本虚本寂、不学不虑，天植灵根，天浚灵源，万事万化，皆从此出，无待于外也。致知之功，存乎一念之微，虚以适变，不为典要；虚以通感，不涉思为。”

　　〔18〕（卷二）在他看来，“人”的本性“良知”是自证自悟的，这也是一种天则，因为“自性本无一法可得”,因而，只须把握住契机，观察其关键，在一念灵明之中进入了悟。他说：“只有当下一念，此念凝寂圆明，便是人圣的真根子。”又说：“吾人心中一点灵明，便是真种子。”

　　〔19〕（卷二）徐渭也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与天俱来的，“人之情”就如同鱼饮水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能强人以纯天，以其人人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因为，“人也，犹之天也”

　　〔20〕（卷二）。既然“本真”生存是人自然本性的回归，那么，保持“本真”生存，就是保持人的自然本性。“人”的本心本性，即“良知”是圆满具足的、本然自明的，而“致良知”,就是促使“良知”自然明觉，“当下圆成”.在此基础上，徐渭强调指出，诗文审美创作乃是“人”真情实感的呈现，是为了“自适其趣”.他说：“今之和人之诗者，非欲以凌而压之，则且求跛而及之。未必凌且压，肢且及也，而胜心一起，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矣。

　　而古之和诗，其多如苏文忠公在惠州时和陶渊明之作，今味其词，皆泛泛兮若鸥，悠悠兮若萍之适相遭，盖不求胜人，而求以自适其趣。”

　　〔21〕（卷二）因此，诗文审美创作应该以自然而然的流程表现创作者自己独到的、本真自然的思想感情，提倡“自得”、“自鸣”.在他看来，诗文审美创作“其情坦以直，故语无晦，其情散以博，故语无拘，其情多喜而少忧，故语虽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语虽简而实丰，盖所谓出于己之所得，而不窃于人之所尝言也。就其所自得，以论其所自鸣”.所谓“自得”,指的是创作者具有个性化的真情实感；“自鸣”指的是个体情感的个性表现。不同的创作者，其情感是有差异的，即使是同一创作者，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情感因素也是有差异的。而诗文审美创作则应该适应这些情感的变化，不拘一格，自然而然地表现这些情感，呈现自身的“本真”生成态，以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

　　在徐渭看来，即使是书法临摹，也应该“寄兴”,要“自得”,“时时露己笔意”,以体现“真我面目”.本着对“本真”生存，真情与“自得”审美诉求的强调，针对其时诗文创作中的模拟之风，徐渭在《叶子肃诗序》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乌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

　　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日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己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

　　〔22〕（卷二）在徐渭看来，“出之于己之所自得”的诗文审美创作才弥足珍贵，而不能“徒窃人之所尝言”.而所谓“自得”,又是建立在创作者自然本性的“去蔽”与“澄明”基础之上的，是自其所自的真情的流露。如果离开了这个自然本性与真情实感，离开了创作者自己的“本真”生存态、没有出自真情，仅仅从篇章字句上模拟、重复古人，定然是“不免于鸟之为人言”,“其音则鸟也”.只有建立在“本真”生存态、发自真情的基础之上，审美创作中才能融会贯通，才能“师心横从，不傍门户”,其作品才具有新的、独具个性的审美意味。

　　显然，这种对诗文审美创作贵在“自得”、“自鸣”的推崇，其学理依据与心学后学所主张的“现成良知”,“良知”“自然圆成”,“良知”“原无一物，原自现成，顺明觉自然之应而已”,“良知”自然和乐、当下圆成，“不须更用致知”,“不须更用消欲工夫”,“良知不学而知”、“良知当下圆成无病”的“见在良知”思想的影响分不开。“见在良知”或“现成良知”,都“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讲“良知致”,主张“良知”的澄明，推崇“已发而立”,认为“直心以动，无不是道”.在“阳明心学”及其“阳明后学”看来，“良知”是澄明的，必须“本于归寂”而“始得”.这种促使“良知”澄明的过程，“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明则反眩矣。有谓良知无现成，由于修证而始全”〔23〕（卷十二《拟岘山会语》）。“良知”是“从已发而立”,“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等等，其核心美学意义都主张自明，倡导审美域的“当下”、自然构成。

　　同时，这种诗文审美创作贵在“自得”、“自鸣”的主张显然与其时个性解放思潮所倡导的对个体意识的高度弘扬相关。“心即理”,张扬了“人”的个体意识，颠覆了程朱理学中“天理”主宰所有的定势，使“天理”一降而为“良知”的附庸。“吾心者，所以造日月与天地万物者也”.强调了个体意识的作用。“人”的个体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流程不在于对外在的“天理”的体认，而1朱理学中超脱于“人”的个体之外，而又能支配万物及人生的“天理”因而失去了主宰一切的作用，而“人”在道德完善和伦理修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因之得到充分的肯定，“人”的个体意识因之而得到高度的弘扬。“人”的个体意识的弘扬还引发了天人关系的思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24〕（卷二）；“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者也”〔25〕（卷二）。“人”“自我”是自身存在依据和自然宇宙的原初，“自我”以外的世界实体是“自我”创造的“非我”,“心”与“天”通，“心即是道”,“心外无余道”,“心”自然包蕴天地万物，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赤子之心”是“天1中”,是“人”的自然本性。保持这种“赤子之心”.方信大道只在此身，此身浑是赤子，赤子浑解知能，知能本非学虑。至是，精神自来体贴，方寸顿觉虚明，天心道脉，信为洁净精微也已。保持“赤子之心”正是因为“大道只在此身”,“知能本非学虑”,保持“赤子之心”的流程，应该是“身心一体”.因此，审美创作活动中应该任其自然，“自得”、“自鸣”,以自然之性行自然之事，自其所自，然其所然，由此，以达成天机自现，自然天然的审美域。

　　晚明时期，在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之下，士大夫文人重视独立意志，珍惜个体生命，强调自尊自信，凡事要求自身承当，自信自重，品格追求磊磊落落，轻视媕婀媚世之态，认为“体仁之妙，即在放心”.不仅“体仁”只有“放心”,诗文审美创作活动中，更应该“放心”,即超越尘世俗见，澄明原初纯真之本心本性，随心任性，顺应自然，才能在创作中达成“本真”审美域。即如王畿所云：“贤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从人转换。”

　　〔26〕（卷十）因此，无论其人生生存境域还是诗文审美创作活动，都必须以“真”为最高诉求。

　　追求所谓“真体”、“真志”、“真修”、“真性”、“真知”、“真好”、“真得”、“真自然”等等。就创作者而言，则推重“狂者”,认为“狂者”蔑视权威，反叛传统，有着高远的志向和独立的生命品格。“狂者”“只是要做圣人”,志向高远，却“不屑弥缝格套以求容于世”〔27〕（卷五），不愿墨守陈规，按传统流程和权威范式步步亦趋，“而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而“乡愿”虽然“亦是要学圣人”,但“只管学成彀套”,墨守陈规，“同流合污，不与世间立异”,“圣人则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外表比圣人还要圣人，实质上是内伏“神奸”,虚伪之极。“狂者”,在诗文审美创作活动中往往真率自然，率性而行，其作品则有着强烈的“人”的个体意识和个性特征。“狂者”“行有不掩”,真诚自然，“广节而疏目，旨高而韵远”〔28〕（卷五），个性鲜明，不拘细节，“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光明磊落，率性而行：而“乡愿”则“趋避行迹，免于非剌，求媚于世”,掩饰自己的个性以趋势好名，“像了圣人忠信廉洁，同流合污，”虚伪媚俗，“乡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处又足以媚小人”〔29〕（卷十）。对“乡愿”的批判，表达了对虚伪媚俗的伪道学的深刻揭露；而对“狂者”的赞美，则表现出对个性解放的热情呼唤。晚明主张个性解放的文人不但在理论上标榜“狂者”人格，而且在实际生活与诗文审美创作中率性而行，真实应世，以“狂者”自居，表现出一种张扬个性的“狂者”风范。无论是王畿、王艮、何心隐，还是颜山农、邓豁渠、李贽，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诗文审美创作活动中都体现出蔑视权威、冲破世俗、张扬个性、率真任性的“狂者”风范。

　　的确，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诗文审美创作贵在“自得”、“自鸣”主张的影响，其时自然审美意识的核心要义就是强调对创作者个性的张扬，主张自其所自、道其所道、成其所成。诗文审1强调诗文审美创作必须与“我”相关，反对“言假言”,“事假事”,强调对“人”自然本性的回归，只信自己的心，我行我素，独断独行，自作主张。

　　审美创作必须才“吾心”出发，要有“深情”、“真气”.要放达而不拘小节、追求本真，真实而不作伪，反对伪道学、口是心非者。主张我“心”即真的美学意义，其自然审美意识的时代特色即在于蕴藉于中的“个性”解放精神，这种精神赋予了诗文审美创作更多的想象与发挥空间，在思想上破除了程朱理学僵化的教条主义。中晚明自然审美意识对“真”的诗文审美创作思想的提倡，推崇张扬“个性”的思想倾向，极大地促进了晚明诗文审美创作的转变。所谓“人”性皆真，即如李贽所强调指出的：“性本真，任性而行，自然而然为率。性因率真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故日‘真'.自己率性而行，又能使天下人率性而行，则为道。”这也就是说，“人”原初的本心本性是最为真实、最为自然的，而诗文审美创作的要旨就是致使本心本性的呈现，自其所自，然其所然，道其所道，依照天然自然的本心本性的澄明而去蔽解蔽，以达成“致良知”之审美域。基于这一审美价值取向，晚明文人崇尚自然真实，坚决反对一切假道学和伪君子作凤，认为人人都是圣人，满街都是圣人。日常生活即为“道”.反对程朱理学的“心”、“理”二分，认为“心”、“理”本自同一，心外无理。说：“求之于心而非也。”

　　〔30〕（卷二）所以，尽管其言出自于孔子，也不敢贸然以之为是。即使“其言”“出于孔子”,也应该加以判断，而不应该轻易的“以为是”,尽管“其言”“出于庸常”,也不应该轻易否定，必须经过认真考察。不难看出，这中间极为重视一种个体精神，强调不要盲从，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要独立思考，要有“贵得之心”.

　　诗文审美活动中则应该以生命体验和精神翱翔、个性张扬来实现生命的自由，达成“本真”自然审美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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