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诗亦哲：艺术与哲学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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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方东美之美学观念探析 
【绪论】方东美美学思想探究绪论 
【1.1】存在还是价值——“普遍生命”之特征研究 
【1.2】一体还是两离——“普遍生命”与中西本体论渊源辨析 
【1.3】哲学还是宗教——“普遍生命”与方东美晚年的神学转向 
【2.1】艺术之源：“普遍生命”及对其的感知方式 
【2.2  2.3】亦诗亦哲：艺术与哲学的和谐统一 
【3.1】古希腊之物格化思想及其艺术流变 
【3.2】近欧xuwuzhuyi精神及其艺术流变 
【3.3】中国超越形上学及其艺术流变 
【结语/参考文献】方东美对艺术发展流变的梳理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二节 艺术之用：美化世间与提升人性

　　一、方东美人性论思想之产生背景及内容探略

　　在艺术价值的问题上，方东美对于艺术的审美效用与道德功用都给与高度的重视，他所强调的是艺术之美对于人性之善的提升。身处危如累卵的 20 世纪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美学大家可以绕开人的问题而空谈美学。在经历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戊戌变法”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盗取之后，思想界意识到救亡图存必须以改造国民性为起点，若国民没有得到启蒙，无论中国引进了多少西方的先进技术，学习了多少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无法改变积贫积弱、风雨飘摇之颓势。因而近现代许多大家在进行美学思考时总会自觉地回到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上，把审美与人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论述。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及《告小说家》等系列文章中笃信文学能通过“熏、浸、刺、提”四种方式对国民进行启蒙，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鲁迅也是抱着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之目的从事创作，始终以“为人生”为文学信仰并反对将文学看作是“为艺术而艺术”的“闲书”.“说道为什么要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王国维及蔡元培虽对康德“美是无关功利”之说法信之尤笃，但也没有因而否定审美对于人生的益处。如王国维在《论哲学家与美学家之天职》一文中便强调：“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岂不其有纯粹之知识与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与禽兽无以或异。后者政治家及实业家之所供给；前者之慰藉满足，非求诸哲学及美术不可。”

　　也即是说，世人所拥戴看重的实业家、政治家所满足的不过是人同于禽兽的一面，至于人作为人所特有的知识及情感方面之诉求则必须求诸于哲学与艺术方能得到满足。因而王国维坚持：“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也。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

　　爱国主义教育家蔡元培亦同样对审美和艺术寄以厚望，自其观之，“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也。”

　　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相比，“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5.因于艺术完全可以取宗教而代之并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食粮。

　　上述关于艺术与审美之说法虽各有不同，归根结底还是围绕着精神的改造及人性的完满与提升进行论述的。方东美对于人性也是同样的重视，甚至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思考不断求索的一个问题。方东美认为，“任何人生哲学，都需要先回答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莎士比亚所问的：’你可知道，人是什么？‘”6.田晓婷在其硕士论文《方东美美学思想浅析》一文中也指出：“人格问题是方东美哲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方东美所有的文化理想，最后都要落实到人格上面，实现人格超升。”

　　方东美之人性论甚为浩繁，择要言之，则与儒家孟子之性善论颇为接近。自方东美观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天地宇宙如上文所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一切至善纯美之价值之来源。因之，“以性承心，以心继天，天既以生物为心，生生为德，所以纯粹是善，而性顺承天心，所以也觉无恶理”1.以此为由，方东美对于古希腊奥菲宗教的肉体罪恶论、基督教的原罪论、小乘佛教的善恶同源论以及荀子的性恶论都持批判态度。人性除了能接受上天所赐予的善性禀赋之外，更能将其扩充，若火之使燃，泉之始达，创进不已，最终达到“慈惠”、忠恕、“爱利”三大道德境界2,构成完整的道德人格，止于至善。可见方东美在人性论上是以道德为导向的。后期方东美则借鉴了剑桥大学康佛教授（Prof.Cornford）在 Principium Sapientiae 一书中之观点，在其人性理论中加入了宗教与艺术的因素，认为最完美之人格乃是先知、圣贤与诗人的三位一体。但参考其“蓝图”便知，方东美对于宗教绝不是让人无条件地信奉神、崇拜神，而是将神看作是人类向着道德境界不断超生之动力。而在艺术方面，方东美同样也是看重其对于人性之善的培养与帮助。

　　二、感艺术之美以成人性之善

　　那么，艺术对于道德人格的提升又有何效用呢？具体来说是通过艺术对世间的美化来实现的，世间之美化与人性之提升始终是和谐统一，而非如宋代道学家般将文学的审美表达斥为“玩物丧志”.方东美在《生生之德》、《原始儒家道家哲学》、《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等多部着作中都认为坐飞机是学哲学之人所要做的首要事情。当在两万尺高空俯视苍茫大地，青山碧海，世界被绚丽多姿的云彩所点化，成为了一个光明灿烂的美满意境，美不胜收，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忍不住投身其中，誓死扞卫这片人间天国。这对于哲学家来说是异常重要的。“学哲学的人如果只认识此世之丑陋、荒谬、罪恶、黑暗，就根本没有智慧可言。应该由高空以自由精神回光返照此世，把它美化；在高空以自由精神纵横驰骋，回顾世界人间，才能产生种种哲学和智慧。”3.因之，生命的提升源自于对万事万物的热爱，若人类对于世间充满了愤怒与绝望，对于生命也是持弃绝与否定的态度，那么便很难孕育出积极的、导人向善的精神价值。即使有，那也只能是一门诅咒现实世间的学问，如柏拉图哲学及基督教神学般将物质自然看作罪恶之渊，毫无理想价值可言，认为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死亡，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到达至善至美的精神世界。因此，世界的美丑及吾人对此的态度，对于健康向上的人生哲学之产生与否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艺术源自于劲气充周之“普遍生命”,在点化生命、美化世间，振奋精神、提升境界上实是不可或缺。恰如方东美所说：“艺术有时候不仅表现美（expression of beauty），而且也可以表现丑（expression ugliness），甚至有时也表现罪恶（expression of evil）。假使你是真正有艺术修养的人，你对于广大世界中的罪恶，也可以拿艺术欣赏的眼光去品味它；对于现实世界中的深沉的痛苦，也可以拿艺术欣赏的眼光来化解它。……并且把这世界点化了，成为艺术上的审美对象；使”负价值“（negative value）化解超脱之后，再成为非价值，进而成为’正价值‘（positive value）”1.五代绝美动人之艺术及紧接其后的宋代新儒家哲学便是这一化“负价值”为“正价值”的最好例证。

　　方东美认为，宋代所衔接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最为堕落的一个时代。为了争夺权力，篡夺、弑君、弑父、杀子、奸淫，可谓无所不为，罪大恶极。万幸的是，在如此昏乱无道、价值凋敝之浊世仍能有一批伟大的艺术家应运而生。方东美对于五代艺术家之作品可谓是推崇备至：“五代的词几乎可以同《诗经》的三百篇比美。所以像王国维选五代词，没有法子选，因为篇篇好，只能照抄。而在绘画这一方面，如果你到故宫博物馆去就可以看见，所谓四大家--荆浩、董源、关仝、巨然，可说每一幅画都是开天辟地！”如荆浩之《匡庐图》、董源之《龙宿郊民图》及巨然之《秋山问道图》，可说是其中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株树木、每一座山峰都与宇宙“普遍生命”之无穷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可谓是元气淋漓、功参造化，而关仝之《山溪待渡图》、《关山行旅》，则是峰回路转、曲径蜿蜒，似乎有一股生命流贯其中，周遭回旋，表现出无穷的意境。之后，北宋的艺术家继之而起，如范仲淹、欧阳修、晏殊、苏东坡等继续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世界的无限生机，“再加上宋代造型艺术的画家，他们有第一流的天才，把宇宙点化了，成为至高无上的纯美世界。于是，画家，词人，他们共同参赞化育，担当改造世界的最大责任，他们也尽了他们最大的责任，然后再这个世界上面，’美‘已经变做了'ethical value’（伦理价值）。因此，到了宋代中叶以后直至南宋，当哲学家进入这个世界时，只要怀抱着道德理想的价值，就能立刻同艺术上美的境界连贯起来。这就是北宋理学也能兴盛的原因。”

　　由此可见，在方东美之美学体系之中，道德之善与艺术之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绝美动人的艺术宏篇能激发人的仁人爱物之心，从而转化为道德上的境界。相反，一个人若是对于万事万物充满了憎恶，缺少对于丑恶事物的超越与点化，那么也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人格。审美与道德在方东美之艺术美学体系中是紧密相连的。

　　《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曾对方东美的艺术功用论有过极为精辟的总结。一方面，“美的欣赏价值正在于它可以美化寻常世界，面对着丑陋、荒谬、罪恶、黑暗，美的欣赏却可以‘运用艺术手腕',漫把罪戾化为德行，痛苦都饰作美感”1.“另一方面，”这种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闲散的人生态度有别，它虽然从根本上欣赏宇宙与人生，但它对宇宙和人生的欣赏，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观赏，而是提倡以当事人的身份参赞宇宙之化育、人类之创造，在积极进取中实现美的创造“2.择要言之，艺术的审美作用让人在生机盎然、清华满天的纯美意境中迈入道德的领域，实现人性的提升，而当人类的精神生命迈向更高境界之后，又以实际行动投身大化流行，扫荡一切险阻，克服任何困难，将宇宙自然化作更为美满的人生境界。这便是方东美对于艺术功用的看法。

　　第三节 亦诗亦哲：艺术与哲学的和谐统一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一个说不尽的问题。其中，由于诗歌与哲学着作同由文字书写而成，故两者的关系也更为的密切。与西方诗人及哲学家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的悠长的论争史相比，中国哲人对于诗歌却并不排斥。孔子对于诗歌与艺术便十分的看重。一方面他认为，”情欲信，词欲巧“3,”言之无文，行而不远“4,强调文辞的审美功用。另一方面，孔子将人格修养的层次提升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5,笃信人格之提升需始于诗而成于乐，与力主将诗人赶出理想国的柏拉图可谓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此外，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也是身兼诗人之浪漫与哲人之睿智，其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足可与一流的诗歌相媲美。自方东美观之，”中国人总以文学为媒介来表现哲学，以优美的的诗歌或造型艺术或绘画，把真理世界用艺术手腕点化，所以思想体系的成立同时也是艺术精神的结晶。“6具体说来，方东美在理论上认为最完美的人格应该是集先知、圣贤及诗人三种角色于一身，强调哲学与诗境的相通。而在具体行文当中，方东美也力求让其哲学致思如诗歌般富含丰溢之幻想及灿烂之美感。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方东美的哲人气质与诗人情怀。

　　一、以优美的文笔书写理论着作

　　首先，方东美文笔之优美、文辞之富赡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家中堪称独步、冠绝一时。方东美本身便是一流的诗人，平生创作近一千多首诗词，这些诗作形式多样，从古诗、律诗、绝句、乐府等应有尽有，时而慷慨悲凉，苍劲沉雄，时而豪迈奔放，纵横捭阖。据说朱光潜读过方东美的诗作后大为惊叹，盛赞其”兼清刚鲜妍之美“.钱钟书读后也由衷地感叹道：”中国古典诗人，如方先生者，今后没了。“1其中，朱光潜所说的”兼清刚鲜妍“之美很能概括方东美诗稿之艺术特征。正如方东美在理论上所强调的艺术需以凌虚御空之精神美化世间一样，诸如《春晓》、《山水趣》、《碧潭夜泛》、《花溪荡舟》，《孟实约赴成都同游青城峨眉懒散未应却寄》等诗作将妙曼的宇宙自然点化为神光嘘吸，清丽夺目的灿烂生机，恰如艳阳流辉，绚丽夺目，让人叹为观止，可谓是从实践层面回应和贯彻了其美化世间的理论要求。但是，最能表达方东美诗作特征的还是”清刚“一词。方东美将其诗稿命名为《坚白精舍诗集》。其中，”坚白“一词语出《论语·阳货》篇中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意指最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最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方东美以此作为勉励，其人格之坚毅清白，可见一斑，而由这刚正不屈的内心酝酿而出的诗作，也如其人格一般至刚至正，坚白无暇。据方东美之长子方天华所忆，其父很大一部分诗作是在重庆抗战时的泥墙陋屋中写得，战事越是困苦，生活愈是艰难，方东美的诗情越是浓郁。诸如《中原大战》、《山中避难作》、《倭兵逼京师宗白华埋佛头于地下》、《近闻贼兵掠我京庐有感》等诗作，其不畏强敌、义愤填膺的浩然正气与”断头不低头“的爱国之情可谓是跃然纸上。此外，方东美还有不少诸如《圣人谣》等针砭时弊的诗歌以及大量的咏梅诗词也很能体现其刚正不阿的人格力量。当作为诗人的方东美将其灿烂诗心与纵横才气运用于理论阐发时，自然也能书写出文辞精美、行文飘逸的哲学美文。诸如《生命悲剧之二重奏》、《生命情调与美感》、《哲学三惠》等文章便如一流的艺术品艺术般流丽动人，让人美不胜收。而方东美的英文着作，如 The Alienation of Man,Man and Nature in Chinese Culture 等也是充满了维多利亚式的雍容与典雅，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独领风骚，语惊四座，赢得全场掌声雷动。牛津大学知名教授麦克康伦对于方东美的文笔由衷地赞叹道：”真没想到一位东方人，以英语着述，向西方介绍中学思想，其英语造诣如此优美典雅，求诸当世的英美学者，也不多见。“1

　　二、以诗歌寓言表达哲学致思

　　除却理论创作时文笔的流丽与富赡外，方东美擅长以诗歌与寓言等艺术形式表达其哲学致思，使其文章带上诗人的浪漫情怀。比如在世界诗人大会的致辞上，方东美便以《二十四诗品》中”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的《劲健》一品表达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等阳刚劲健的入世精神。以”大用外腓，真体内冲。返虚入浑，积健为雄“的《雄浑》一品表达道家如大鹏鸟般横绝天际、遗世独立，不待于物、看破熙攘浊世的逍遥精神。用”若纳水輨，如转丸珠。夫岂可道，假体遗愚“的《流动》一品来形容不落言荃、不拘文字、迥脱根尘、体露真常的佛家智慧。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中则以欧阳修之《采桑子》、《踏莎行·候馆梅残》、秦观之《好事近·梦中作》以及王船山之《玉连环·述蒙庄大旨答问者》形容中国人与古希腊人在对待自然宇宙时就如情人般你侬我侬，如漆似胶。方东美之所以如此偏爱于在哲文中引用诗歌，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诗歌的爱好，而是基于一个美学家对于诗歌艺术的深刻认识。在其看来，”谈到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我们就可以看出：宗教、哲学、与诗在精神内涵上是一脉相通的。“2说诗歌、哲学与宗教在最高精神上是相通的依据何在？方东美在《华严宗哲学》一书中对此有过详细的解释。自其观之，一切哲学的典籍都需要以语言说明其道理，所使用之语言主要是一种 definite demonstrative language（笔者按：指确定的指示语言），它的最大特征便是与现实经验的相连。诸如一匹马、一头猪、一条鲸鱼，一个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现实经验中找出其所指，我们说人是二足无毛的动物，也是可以用感官的经验、科学的仪器作为验证。因此，”确定的指示语言“也是一种科学的语言，理性的语言。方东美随即指出”可是讲科学讲到最高的境界，或讲哲学讲到最高的境界时，那就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也就是说一切语言文字都已用尽了之后，我们可以说那将会渐渐有一种结果，即理性的作用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如此在科学上面或哲学上面，最后总还承认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不可思议、玄之又玄的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其对应物的，因而也无法用感官的经验，科学的仪器作为验证。这时候，当”确定的指示语言“失去其功效时，便要转用另一种语言作为弥补。方东美认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假使人类要想把这个不可思议的秘密彰显出来，就需要具有很高的天才与禀赋。因为只有具有很高的天才者，才能把一切 definite demonstrative language（确定的指示语言）的限制都看透，然后才能在艺术上面、音乐上面、绘画上面以及其他的造型艺术上面，引用另外一种 language（语言）来表达。“1为什么说艺术的语言，诗歌的语言能够表达哲学或者科学的最高境界呢？因为诗歌等艺术作品可以构造一个情境，让人在情境中洞悉”确定的指示语言“所无法表达之哲学真谛。方东美举例道，我们很难用”确定的指示语言“描述爱的程度到底有多深，但我们可将恋人带到风光秀丽之自然山水中，在春风拂面、彩蝶纷飞、幽香扑鼻的花海中，通过构造一个”无言相对最魂销“的情景表达心中的爱意。在哲学理论中也是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在描述时代精神及人的生存状态时，我们可以创造出”现代“、”后现代“等术语进行阐释。但若进一步追问”现代“、”后现代“之含义时则又出现了无休止的论战。因此方东美在面对此类问题时，更倾向于引用诗词作为描述而不太喜欢作语义上的深究。比如他在形容中国及古希腊天人无间的亲密关系时，就引用了管仲姬的情辞来表达中国人、希腊人那种与自然万物和谐交感的神韵。在描述近代欧洲人的生命精神时，则借歌德的长诗《浮士德》代为表达，认为诗歌中所说的”不能从心所欲的悲剧“最能代表欧洲人那种尽管能上达天国、下临深海仍然忧心忡忡、寻不着安身立命之处的心境。而在阐释哲学或者科学的最高境界时，这种”确定的指示语言“的局限性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哲学家所追求的最高真理，科学家所追求的大一统理论2,在现阶段而言都难以用确定的指示语言表示出来，但在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意境中或许可以让人有所领悟。总而言之，方东美的结论是：”最伟大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诗“3、”最高的哲学与最伟大的诗相契“4.

　　三、以理想浪漫的气质指点人生

　　最后，方东美在理论的立场及取向上也深受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所影响，坚信世间之光明、颂扬人性之伟大。在《诗与生命》中方东美曾给诗下了一个定义：”借着创造的幻想，发为灿溢的美感以表现人生的，就是诗。“1又说，”故诗之功能在于做人生之大梦；唯有诗人本身，无分畛域国别，才能做最美的人生之梦。“2他认为诗歌是人生的美梦，因而在其诗作总是以文辞之妍美与精神之芳洁为其特点，《坚白集》中绝无像《恶之花》这样以丑为美的作品，在理论上方东美也始终以美化世间及提升人性作为功用。与此相类，方东美的哲学思想也是其精心编制的人生美梦，无处不散发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宇宙论上，方东美认为世间不是一个机械物质活动的场所，而是如小说《镜花缘》中所描写的一个处处洋溢着生香活意，处处表现出精神意义的价值园地，它浩瀚无垠又创进无穷，一切伟大的理想都可以在此处得以实现。在人性论上，方东美坚信人生而伟大，人性之向善就如百川东流般自然而然，只要教育得当，人人都能在此世实现崇高的理想，成为如尧舜般伟大的人物。在解释某些学说时，方东美也深受其乐观气质所影响。如在解释道家学说时，方东美认为道家以”慈惠“作为其道德精神，恰如上善之水般居心敦厚、行事博爱、”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并认为”后来的思想家不解其意，就以为’道体‘真的只是绝对虚无，寂寞虚无；而’道用‘只是一种因任自然，放浪形骸；于是便把道家哲学讲成颓废的思想，这真是可怕的误解。“又如在对待佛家的态度上，他也是更加的偏向于自身的理论华严宗，而对于禅宗，尤其是后期的禅宗颇有微词。总而言之，方东美在其哲学取向上充满着诗人的浪漫情怀，以崇高的理想主义及昂扬的乐观精神作为其价值导向。如其所言：”我们真正需要的，真正能够赏心悦目的，特别是在哲学思想中，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画，其中生意的盎然、机趣的饱满、朝气的充沛、爱意的坚定、体魄的可爱、精神的雄奇、思想的庄严、行动的高贵，与创造的奔放等等，全都属于人类的荣耀“3.部分研究方东美的学者评价方东美有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对于世间的险恶估计不足，如他的弟子傅佩荣曾认为”既然谈到人性，就不能回避「为何有些人逆向而行，言行表现有如恶魔？」这样的问题。同理，在方东美所绘制的蓝图中，似乎没有「邪恶」存在的余地。基督教承认人有「原罪」，佛教承认人有「无明」，但是方先生似乎对这个问题不太着墨。由此看来，他似乎有些乐观了。“1其实，傅佩荣所提到的佛教、基督教，方东美都有深刻的研究。纵观方东美一生，经历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生灵涂炭，又多次遭遇小人的排挤与污蔑，对于人性的丑恶焉有不识之理。但是，他仍然在学说中坚信世间之全美，颂扬人性之向善，不仅是出自学理上之考量，也是其艺术家浪漫气质的影响使然。

　　总述上文，首先方东美认为艺术源自于诗人艺术家对于自然宇宙的仰观俯察，一切艺术都是对”普遍生命“之大化流行的描绘，所以才会如生命般充满灵性、驰骋无碍。其次，因为艺术根源自”普遍生命“,因而能将世间万有点化得生机盎然，充满机趣，激起人的仁人爱物之心，让人投身其中，发挥生命的创造天赋，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从而止于至善。最后，方东美认为艺术与哲学在最高境界上是互通的，在”确定的指示语言“所难以企及的最高理境却可以借由艺术所构造的情景到达。方东美本身便是一流的诗人，而他的哲学着作也如其诗作般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辉，诗人哲学家之于方东美可说是绝佳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