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对男性美学观的重构

　　一、一个障碍

　　在尼采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男子”和“女人”的论述，说到男子，他一般都会热诚的赞美，谈及女性，他往往进行赤裸裸的贬损。其中，最负恶名的应该是“你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记带上鞭子！”“女人极少独来独往，以至于她更喜欢挨打……”这些狂言，让尼采成为臭名昭著的“反女性主义者”。

　　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尼采生活的那个时代，妇女解放浪潮已经开始酝酿。许多作家和思想家，已经向女性投去欣赏的目光。“达尔文赞美女人特别的包容力，比起男人竞争与自我中心的性格，则是柔弱、热诚、宽大。他同时认为，女人具有敏锐的直觉与知觉。

　　詹姆斯则以为，女人的成熟来得比男人早。他说：一个女人在 20 岁时，心理上已全然成长了，与她同年未成长的男人比起来显然早熟得多。”

　　在这种“时髦”的风气下，尼采的言论多少有点过时，或者说“反动”。

　　在中国，女性被压制的历史，要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久远和残酷。因此，在女性解放运动兴起的 20 世纪，女性消费主义占主流的 21 世纪，尼采的女性观，成为人们接受尼采最大的心理障碍。上世纪 40 年代，张子斋先生在《从尼采主义谈到英雄崇拜与优生学》一文中，极力批判“尼采主义”在中国的流传，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不赞成尼采的女性观。他说：“如对于妇女的特别歧视，对于争取社会地位的女性的‘口诛笔伐’，都是从尼采的观点出发，给国内某些地方的压迫女性的倒退现象，做了思想上的配合。”

　　曹和仁在《权力意志的流毒》一文中说，尼采的“妇人论”，是法西斯侵略战争理论。

　　上世纪 60 年代，陈鼓应先生在《悲剧哲学家尼采》中也认为：“地球上半数的女性们都会对着尼采和他的著作撅起小嘴来。”

　　尼采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的论著中如此频繁地出现涉及性别的词汇，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而今，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在大多数国家已经回落，女权运动已经到了反思的阶段。我们重新关注尼采对于女性的批判，将“女性”一词哲学化、美学化，在更高的层面理解尼采的论述，将会看到一个基于批判“女性美学”而建立的男性美学体系。

　　二、尼采的性别观

　　尼采到底是不是一个厌恶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或者说，他是否表现为一个“正常的”异性恋者或者同性恋者？从尼采的一生来看，尼采幼年丧父，在一群女人中间长大，母亲是一个“矜持”的人，使他具有一种女性般的敏感，但是，尼采对此十分不满，他希望自己充满男子气。因此，战争来临之际，他毫无犹豫地选择当一名军人。

　　尼采的一生发生过好几次恋情，求过几次婚。而且他和她的妹妹伊莉莎白关系尤好。这些经历表明，尼采与我们大多数男人没什么两样，他并非一个怪物。

　　但是，另一个问题冒出来了：尼采是否因为感情生活的失败而心理扭曲呢？

　　我们来看一段非常重要的话：“我的母亲过分矜持，已经污染了我生命的泉源。由于童年早期丧父，所以我的生命之水一直受到污染，没有一个必要的男性元素来纯化我生命的本源。因此，我在内心中对女人的娇弱与矜持大为生气。一旦萝 · 莎乐美以她那充分的情欲本性冲击我，我就屈服于她，感到无比解脱——以及喜悦。”

　　这段话告诉我们：尼采认为，女性不必太过矜持和娇弱。换句话说，女性应该活得更加自由和强大。尼采曾经渴望丧夫的母亲另找一个单身的男子。然而，尼采家庭的宗教气息很浓厚，母亲更是一个基督教虔信者。这很有可能是尼采最终成长为一个敌视基督者的最初动力。因为基督教义的禁欲，让生命个体（无论男女）活得“矜持”和“娇弱”。而我们知道，无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还是儒教，对于女性的压制均甚于男性，甚至将其视为罪恶的渊薮。因此，女性身上的弱小具有宗教渊源。尼采对女性的弱小和妥协，有一种“哀其不幸”的心理。

　　一旦出现较为“自由”和“强大”的女性，尼采异常激动，不吝笔墨地赞扬。他称她们为“可爱的对手”：“可爱的对手——女人天生喜欢平静、稳定、和谐的生活和交往，能像油一样平息生活之海上的怒涛。这种本性在无意识地与自由人内心涌动的英雄气概分庭抗礼。”

　　譬如上文中出现的莎乐美。他说：“我不曾珍视我的自傲与孤独；我渴求女人的热情之爱，她能把我从目睹上帝之死的恐怖世界中救赎出来。我写信给伊莉莎白说：一个深沉的男人必须有朋友，除非他有一个上帝。但是，我没有一个上帝，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萝 · 莎乐美以所谓的‘爱’的暴风雨，把所有的云，所有的乌云都吹走，让上帝的鳏夫接受同袍之谊与共享交流的阳光。”

　　尼采在这里勾画了一个异常理想的画面——男女平等。（笔者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语形容尼采那些关于乌云和阳光的句子，而选取了一个被长期误解的概念）。他们可以真正做到“共享与交流”。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男女的区别已经从生理上先验地决定了。因此，以争取男女平等为由，提倡让男女做同样的事情，是违反自然和极度可笑而肤浅的。

　　男人是战士，在屠戮上帝之后恐怖的战场上，无法自我救赎。此时，女性如暴风雨般扫荡乌云，重现阳光。虽然分工不同，但是——男女同样强大。莎乐美最终并没能和他平等地坐在一起“分享和交流”，而且至死也没有一个女人达到尼采所说的这种平等，足见尼采对女性期望之高。在美学上，尼采认为，有一种女性具有男性美：“世界上某些地方存在着具有崇高的、英雄和帝王式的心灵的女人，她们具有能力作并准备作义正词严的反驳，宏伟的抉择和壮丽的自我牺牲；有能力统治并准备统治男人，因为在他们心中，男人最好的东西已超越性别界限而变成她们本身的愿望了。”

　　对于男性，尼采寄予厚望，因为他们更具力量感和破坏性，更容易从弱小中突破出来。然而，有些男性也让尼采十分失望：“圣伯夫：毫无男人味；充满一种对一切男子气的虚假仇恨；他到处闲荡、胆怯、好奇、无聊、造谣中伤。”

　　尼采论述瓦格纳夫妇的一段话，将他的性别观表述得更加尖锐：“科西玛 · 瓦格纳女士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伟大女性；但按照我的看法，她也毁掉了瓦格纳。何以至此呢？瓦格纳‘得不到’这样一位女性，他出于感恩而迷恋她。——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自始就是瓦格纳审美趣味的下降，变成了他的女人（即李斯特的女儿）的天主教本能；那是一种感恩和谦卑，一位软弱、复杂和病态的家伙，对一位懂得保护和激励他的女人的感恩和谦卑——说到底就是那种男人对‘永恒女性’永远的怯懦行为。”

　　瓦格纳之所以被其夫人“毁掉”，是瓦格纳自身的原因：他面对一位“伟大的”女性，表现出了“感恩和谦卑”。

　　因此，他们之间当然无法平等地“共享与交流”。从这个层面来说，倘若尼采对于女性的那种“哀其不幸”是一种旁观式的提醒，那么对于男性的“怒其不争”就是一种彻底的自我剖析式的批评。他与瓦格纳的决裂，与萝 ·莎乐美的分手，同样是一种偶像坍塌后的必然结果。他们都不够自由和强大，他们都不能真正地与他们所面对的异性平起平坐。

　　因此，尼采的性别观很明显：男女由于他们的身体而导致分工不同（譬如男人打仗，女人生孩子），这正是男性之所以为男性，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根本区别。但男女在地位上应该真正的平等（不是一方压倒一方，更不是表面上的“和解”），而做到这样的平等，男女都必须克服“矜持”和“娇弱”，“感恩”和“谦卑”，展现出真正的自由和强大。如同舒婷《致橡树》中描绘的那样：“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作为一个哲学家，特别是作为一个“男性的”哲学家，尼采的哲学是从男性特有的视角出发的，他的哲学充满雄性色彩。换句话说，尼采从一个男性的视角进行哲学的思考，这个视角要求他站在男性立场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因为他是一个男性哲学家。他骂某人是个“蠢妇人”的时候，千万不可以为他真的在骂一个女人。这种情形如同一个穿着皮靴的粗犷男人，骂他的身着粉红长裤的哥们儿：“你真是一个娘娘腔！”一样。

　　尼采认为，女性出于安全的本能，总是希望男性能够收敛起古老的男子气概，变得精致文雅无害。但事实往往是一个悖论，匍匐于女性脚下的“娘娘腔”男性，往往不能引起女性丝毫的兴趣。男子失去了血性，生活就失去了激情，前进也就失去了动力。尼采极端地挥起了他的鞭子——野蛮时代的男性象征，以期达到古老的和谐。

　　“鞭子标志着扎拉图斯特拉自己渐长的男子气概，标志着男人扎拉图斯特拉与生活这个女人之间发生的事情。男子气概的扎拉图斯特拉，后来被描绘为生活这个女人的爱人，但是直到第三卷，当他走近生活这个女人，记起他的鞭子时，他们的爱情才得以完满。生活可能会反对——她几乎不可能再有其他做法——但是她爱他的意志和激越，一旦听到他的意志的声音，她便会臣服。”

　　然而，对“仇视女性者”，尼采的态度很鲜明“：‘女人是我们的敌人’，一个对其他男人这样说的男人，表现了一种毫无节制的冲动，这种冲动不仅痛恨自身，而且还痛恨其满足手段。”

　　痛恨女性就是痛恨自身，因为女性是我们身上的另一面，是伟大的母爱，是坚定的立场，无所不在的包容，无声无息的坚韧。

　　对于“总是在受苦，却总是有勇气，而且总是保持着她的美好和善意”的佛罗琳 · 冯 · 梅森柏格女士，尼采崇敬有加。在一封写给她的信中尼采说：“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如果一个男人再将他的生活与你的生活做过比较以后，而又不愿意被指责为没有男儿气概，那么他该怎么做呢？他应当做你做过的一切，这就够了。但是，毫无疑问，他办不到，他没有确信的向导，没有时刻准备奉献自己爱的本能。”因此，尼采所说的“女人”，既有性别内涵，更是一个美学范畴，这个范畴曾经笼罩在整个西方美学史的上空。“她”曾创造了辉煌，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先天疾病。尼采极力充当一名医者，而他的良药就是：男性美学。

　　三、男性美学的处境——女性美学的包围

　　尼采对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性别有清醒的认识：从柏拉图以来，西方的哲学（至少是美学）基本都是女性化的，期间鲜有真正的男性哲学。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美学都是一种女性美学（Weibs-Aesthetik），因为只有艺术受众表达了他们关于‘什么是美？’的经验。”

　　海德格尔的说法更加肯定：“对尼采来说，艺术哲学也就是美学；但美学在尼采看来却是男性美学，而非女性美学。”

　　他的话语始终是围绕男性话题展开的，他的哲学是“一半哲学”——男性的一半。

　　至于女性那一半哲学。尼采认为，那是另外一个系统，具有另外一种美——“女性美”，它与身体的动物性和习俗有关。“习俗的价值在于，一个人越从小就发自内心地屈服于它，他的攻击和防卫器官——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的——就越退化，他也就越美！因为使一个人成为丑的和益发丑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些器官的活动及其伴随性情。因此我们看到，猩猩妈妈比小猩猩丑，而小雌猩猩便最像人：也就看上去最美。——由此可知女性美之由来。”

　　因此，人身上那些原始而进攻性的器官，和以这些器官为主要工具的行为，被定义为丑。而这些器官和行为的退化，则被定义为美。比如体毛的退化，产生“光滑”的美学概念，肌肉的退化，产生“优美”的美学概念；炫耀的终止，产生“朴素”的美学概念……显然，这些美学概念的名单可以开很长。它们无一不是与人的某种退化联系在一起。而对于退化的默认，造就了女性美的心理机制——“屈服”。柔弱的“小雌猩猩”是其美学模型——更加柔软、无害、天真、安静。

　　而男性因其生理构造（他们有阴茎）和社会分工（他们不用哺育孩子）异于女性，使他们对力量有着无穷尽的渴望：“伟大的男人如同伟大的时代，是爆炸性的材料，其中聚集着一种巨大的力量；其历史和生理的前提始终是，他们身上长久地搜集、累积、储存和保持的力量。”

　　然而，男性美学虽然看似强大，却在历史上一直被女性美学所包围。尼采说，柏拉图主义是女性主义，而耶稣纯粹就是个“妇人”。女性主义——看似柔弱的哲学——并没有在历史上处于下风。在思想史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理性主义、基督教思想以及现代民主思想。这些哲学都是以控制力量、削弱力量为基点的，践行的正是女性主义。其中，最典型的应该是尼采竭力批判的基督教思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女人总是与颓废类型、教士们一起密谋，反对‘权势’、‘强者’、男子汉。”

　　男性哲学实际上一直处在女性主义的围攻之下，我们可以把雕塑《拉奥孔》看作这场围攻的模型：强壮的男性以及他的后代（儿子——男性气质逐渐衰减的无奈现实）被海蛇紧紧缠住，似乎发出深沉而痛苦的哀号。这哀号到了尼采的时期，变成了第一次反抗。到女人那儿去，要拿上鞭子——向女性主义宣战。同时，它展示了尼采的男性视角——战斗的男性、力量充盈的男性。

　　而柏拉图和基督教，一个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支柱，一个是西方主流宗教的支柱，都只是女性哲学。理性主义用精神来剥离人肉体存在的价值，基督教用彼岸世界来诽谤此岸世界。二者都是用虚无压抑排斥实在，让虚弱者打压强健者；它们都无视生存奋斗的快乐，抬高病弱者，让人类历史变成强者被弱者包围、打压、消灭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尼采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所谓人类进步，是一个虚幻的事实，仅仅是弱者的胜利。弱者的胜利并不能带来人类的进化，只带来强者被淘汰的事实，这正是达尔文主义的“反方向运动”：“物种并不在完善中生长：弱者总是不断地控制强者，——原因为，他们是多数，他们更聪明……”弱者借助精神、理性、宗教、道德等手段，对强者进行围攻。他们认为强者那种积聚力量和释放力量的方式，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会伤及弱者辛苦构建的平静和平衡，对弱者的生存造成威胁。只有对其围而攻之，才能解除这种威胁。历史证明，弱者的围攻有效而精细，强者一个个倒下，剩下的是获得“幸福”的弱者，尼采称其为“末人”，或者“群畜”。

　　尼采将弱者的胜利视作人类的“惰性”，他称其为——传统。维护传统是一种“弱者行为”。传统的卫道士们力图在强弱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法则，是万古不变的清规。但在尼采看来，弱者是为惰性争取权利，想让懒惰和进取获得同样的权利，以图安宁“：权利首先得追溯到传统，这种传统来自于一个独一无二的协议。签订协议的双方曾在某个时候都对协议的结果表示满意，但又惰于对协议进行形式上的更新。于是人们的生活继续下去，似乎协议也一直得到了更新。当源头渐渐被遗忘的迷雾所笼罩时，人们便误认为拥有了一个神圣的，不可改变的状态，世世代代都必须以它为基础。传统变成了强迫，即便它不再带来当初签订协议时人们追求的好处。——弱者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永世坚固的堡垒：他们倾向于让这种一次性签订的协议，让这种恩典的表示万古长存。”

　　和自然界一样，弱者是多数，强者是少数。问题是，在现代文明的打压下，强者已经成为珍稀品种，如果强者最终消失，那么，人类就再也没有进化的可能。人，真的结束了自己的历史，成为“最后之人”。因此，尼采强调，男性美学属于少数人，是强者的美学：“所有美好的事物，从来不是公共财产：美属于少数人。”

　　四、有性别的美学

　　尼采十分关注性别问题。性别是一种区别，一种差异。尼采关注差异，这是他和很多同时代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基于身体区别，男女在力的使用、分配，以及对力量的看法、标榜、评价都不同。在尼采看来，女性是控制力量、限制力量、惧怕力量的象征，代表了纤细、柔弱、安静、精致的美学观；而男性则是培植力量、爆发力量、崇拜力量的象征，代表了崇高、强悍、剧烈、粗犷的美学观。

　　历史上多次给“美”定义的失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考虑到区别性。如果考虑区别，要想给美下一个唯一的定义，就会增加许多难度，甚至会主动放弃这种追求。历史上那些想要通过唯一定义来一统江湖的美学观，要么持女性观，将美视为纤小、柔滑、漂亮；要么持男性观，将美视为战斗、崇高、恐怖；要么寻找两者的交集。无论如何定义，都不能同时满足两种不同性别的审美意向和审美理想。因此，尼采讲区别，讲审美主体性别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从一种性别立场——男性立场出发，建构自己的男性审美观，型构自己独特的男性美的定义，从男性角度进行审美透视，对不符合此透视立场的审美观进行价值重估。

　　（一）男性美学的基石——“只有人是美的”

　　尼采说：“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全部的美学都建立在这样一种简单的事实上，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让我们立刻添上它的第二条真理：没有什么比蜕化的人更丑，——审美判断的领域由此被限定。”

　　这一论断首先是人本主义的，它把一切的论述，都拉回到人自身。进而将人分为两种：进化的人和蜕化的人。进化的人健康有力，因而是美的；蜕化的人病态虚弱，因而是丑的。尼采认为，人只有通过权力意志才能达到进化，从人进化到超人。在这个过程中，进化的人自身是美的，以这种人为中心，辐射到外物，并形成与人类进化方向一致的评价标准：事物中含着健康的成分，具有进化的生命力量，或者具有这种力量的象征意义，就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因此，区分美丑的关键在于人的生命力的强弱。

　　他说：“从生理上核算，一切的丑使人虚弱和悲哀。它令人想起颓败，危险，软弱无力；人在此时的确会丧失力量。

　　丑的作用能以测力计测出。只要人在哪里确实受到压抑，他就能嗅出某种‘丑陋’就在近前。他的权力感，他的权力意志，他的骄傲——与丑同降，与美同升……”如果承认有“美”存在，首先就要把审美的眼光聚焦到人的身上，人是美的形象，其余一切都是这一形象的背景，都只能烘托此形象，而不能喧宾夺主。脱离开人的存在，既失去审美主体，又失去了审美对象，从而使美丧失了赖以存在的根基。尼采只承认人的美，不承认人之外有美存在。因此，尼采美学是关注和研究人自身及其活动的学问。一切与人无关，或者妄图脱离“人”这个前提的美学，在他眼中都是有问题的。其次，美和丑是相伴而生的，人既可以是美的，也可能是丑的。美的人在人生中，生生不息，奋进不已，丑的人在人生中，颓废萎靡，止步不前甚至倒行逆施。进而言之，人的活动，以及人的活动所联结的“尘世”，都是尼采审美眼光关注的对象。

　　人用活动向外部世界及他人展示自身的存在，向内传递存在的信息，强化“此在”的感觉。“此在”的感觉越强烈，生命越有活力，人就越美。人生历程是用行动塑造自我，体验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人的一切活动都有美学上的价值和意义，美存在于存在者及其活动之中。存在者用身体和心灵，展示美的形象，用各种活动进行美的创造。美不是虚无缥缈的彼岸之花，也不是千年不变的黄金法则，他与人的现实存在及其活动紧密相连，人自身既是审美主体，又是审美对象，人更用自己的活动进行美的创造。

　　（二）男性美学的标准——“英勇即好”

　　尼采说：“‘什么是好？’英勇即好。让小女子去说吧：‘好就是漂亮动人。’”

　　所谓英勇，就是勇敢地面对、斗争和超越存在之苦难的精神。敢于直面尘世的各种艰难险阻，不用任何精神麻醉品让自己昏昏欲睡；随时准备与种种苦难殊死搏斗，绝不被动接受苦难；在斗争中不断超越自我，在超越中获得快乐。这就是尼采的人生观，美学观。他为我们展示了一条力的射线，由一点发出，指向无限的未来，没有停顿，没有倒退，没有尽头。即使个体生命结束，这条力的射线仍能通过整体的进化，继续发挥作用。尼采把英勇的人融入人类历史前进的洪流中，为我们演奏了一曲伟大的英雄交响曲，英雄们在轰轰烈烈中享受超越带来的快感，享受力量带来的刺激。

　　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造物不会因某一个体生命力强大而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某一个体生命力羸弱而给予怜惜。关键在于生的状态与质量，在于对特定生存状态与质量所持的审美态度，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个体所持的美丑观念。漂亮、柔软、光滑、细腻……这些历来被美学史家所肯定，被鉴赏家所欣赏的美的元素，在尼采眼中，都是女性化的，它们以其美丽的外表麻醉人，让人暂时忘记死亡的恐怖。一朵鲜艳的小花、一首柔和的夜曲、一匹华贵的绸缎、一川飘渺的烟云，一处寂静的茅屋……，这些美妙的事物，为人们织造了一片美妙绝伦的幻象云彩，人们仰望这片云彩，不知死之将至。尼采对这种美学观极为不满，因为，在这美妙的云彩下面，人生活所要面对的种种现实苦难，并没有丝毫减弱，即使暂时逃避，苦难也会通过有感觉的肉体，不断地提醒这些迷幻中的人们：死亡确实存在！

　　美，不应该仅仅是迷幻剂，而应该是存在之终极目的。

　　要达到这个目的，美就不能仅仅是漂亮。苦难、病痛、恐惧、孤独、迷乱、死亡，这些被既往美学系统排除在外的概念，必须重新回归。生命正因为有苦难，快乐才弥足珍贵。正因为有死亡，生存奋斗的过程才显得格外精彩。要感受精彩、体验珍贵，人就必须与苦难和死亡进行殊死搏斗，唯有通过战斗得来的和平，才能让人感受到大快乐。人生的痛苦不会停止，悬挂在人头顶上的死亡之剑仍然锋利，但是，人能够通过积聚力量不断与痛苦斗争，不断超越自身而获得快乐。尼采说：“我不劝你们工作，而要斗争。我不劝你们和平，而要你们的工作是一种斗争，你们的和平是一次胜利。”

　　尼采终生都在追慕希腊的狄俄尼索斯精神。他认为，具有酒神精神的人是真正健康的人。因为用酒神精神创造的希腊悲剧哲学，是“在幸福之时，在成熟的成年期，从勇敢常胜的男子气概的兴高采烈中迸发出来的。”

　　它是生命活力的挥洒，勇气和力量的展示，不是弱者的救赎，不是爱智慧，而是爱美。从这种哲学观所透视和建构的美，也应该具有“男子气概”，展现“生命的完满”。

　　对希腊人来说，男子气概就是两个字：英勇！荷马是男子气概忠实的记录者。在他的史诗中，充斥着大量肌肉强健、英勇无比的男性英雄，他们有名有姓，有血脉系谱，有独特的个性，有各自的经历。而其他人则作为背景，烘托着这些形象的存在价值。荷马把希腊人对男子气概的追求描写到极致。在《伊利亚特》中，最英勇，最具有男子气概的人最为突出，是其生活世界的主角，其他人物，也以其男子气概的强弱来排座次。至于那些毫无男子气概的乌合之众，根本就不配拥有姓名和形象。“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希腊人的强健男子比一般人更为高贵，后者由于无法做出伟大的行动而缺乏个体性。人性这个词，看起来是一个没有单数形式的集体名词。如果想成为一个个体，你必须成就伟大的人，这样的强健者凤毛麟角，他们就是英雄。所有的强健者都是男性，但是多数男性和女人、小孩没什么差别。如果你称他们为女人，那么就是对这些人的侮辱，就像我们对一个成年人说，‘别像个孩子似的。’当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向希腊人发出决斗的挑战却无人应战的时候，墨涅拉俄斯斥责希腊人是女人——用阴性的复数形式称呼他们。”

　　其实，直到今天，一个普通的美国男人在对另一个男人表示蔑视的时候，也常常用“pussy”( 小妞、猫、阴户 ) 这个词。而在中国女性作家池莉的小说中，一个女孩子对不肯付车票钱的男性说：“赖儿叭叽的，亏了裆里还长了一坨肉。”

　　那个男子“面红耳赤，赶紧掏了钱。”看来，男性气概，一直都是一个强势、正面的名词。拥有它就高大威猛，失去他就矮小猥琐。这是男性和女性达成的共识。

　　然而，我们从阿喀琉斯到那位不肯买票的男子，分明看到一种标准的降低。阿喀琉斯被描述成神的子嗣，他是宙斯的曾孙。他的男子气概来自高贵的血统。换句话说，在希腊人看来，男子气概是人性的标志，却有神性的基因。荷马史诗中的男人，是神一样的男人。他们分有神性，从而也最为人性。他们是神一样的人。希腊人用这个标准衡量人、塑造人，不但塑造出伟大史诗的主角阿喀琉斯，更创造出体型匀称而强壮，表情高贵而肃穆的雕塑。古希腊是一个追求健康和美的民族，是把男子气概作为衡量健康及美的标准的民族。而在上个世纪女性作家的笔下，男性气概竟降格到一个“经济人”的底线——坐车付钱。这个变化当然符合社会发展的模式，毕竟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阿喀琉斯的长矛，但仍需要信守诺言的男性。如果，有一天，我们连这点男子气都不需要了，男性也就真的消失了。男性也就不再是一个审美对象，而仅仅是在生理上区别于女性的另一个柔软的身体。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提倡男性美学，在实践中践行男性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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