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处的角度解读梁朝士人心态及其美学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梁朝士人及其文学作品往往是被批评的对象.近年来,学界对梁朝士人多有深入细致的解析,对梁朝文学也多有肯定.本文尝试从出处的角度解读梁朝士人心态,①并进而探讨其美学意蕴.

　　一、大隐与园林

　　较之于魏、晋、宋、齐,梁朝士人的出处关系最为缓和.梁武帝不仅长寿,在位四十多年,而且以文治国,优待士人,长期以来士人动辄得咎、死于非命的现象在梁朝几乎消失.在此意义上,出处同归的大隐成为梁朝士人的基本准则.沈约《司徒谢朏墓志铭》云:"形虽庙堂,心犹江海."[1]204这是指谢朏通过神形分殊以调节出处.形虽拘束于名教代表的尘俗世务,神则可超越于自然代表的自由之境,或者说,形奔走于庙堂而神逍遥于山林.这也是齐梁士人的普遍观点,任昉《答何征君诗》:"散诞羁鞿外,拘束名教里.得性千乘同,山林无朝市."[2]1 597 -1 598只要得性,或者说得意,即可将"羁鞿外"与"名教里"相统一,山林与朝市也就没有差别.统一的关键在于内心之得意,而不是外在之形迹,此即为从得意忘象而来的神形分殊,它是大隐的思想基础.沈约《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迹屈岩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爱奇商洛,访美东都,盖欲隐显高功,出处同致.巢、由与伊、旦并流,二辟与四门共轨."[1]116只要能神形分殊,即可出处同致,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居不仕者与伊尹、姬旦这样的安邦定国者可以奇妙地相互统一.

　　出处同致的承载之地是园林.伴随着出处矛盾的趋向统一,园林日益成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朝士人对此深有体会.张缵《谢东宫赉园启》:"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于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原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阴,对径开轩,采橘柚之秋实……"[3]3 334既不离开尧门、魏阙,又有山泉、丘壑,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统一.面郊负郭则说明园林并不远离城郭,而往往位于城郊结合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出仕者的方便.通过园林构造的方外空间,出仕者可以在为官之余享受逍遥之趣.萧纲《临后园》诗云:"隐沦游少海,神仙入太华.我有逍遥趣,中园复可嘉……"[2]

　　1 966由于园林的兴盛,传统的只有隐士才能享受的山林泉石同样可以被出仕者享受,在此意义上,隐逸就不必远遁大海、高山,在自家后园即可获得.沈约认为园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隐逸方式:"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髣髴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4]卷93《隐逸传论》出仕者也有对江海林泉的爱好,也有超越名教的自然追求,但君主之信任、时运之际会,使其不能隐身江海、丘樊.那么,如何满足出仕者对山水的渴求? 或者说,如何解决身处名教中人对自然的向往? 正是在此意义上,山林泉石由野外走向市朝,在崇门高城中蓄壤开泉,此即园林.有了园林,则松山桂渚、碧涧清潭与挂冠东都相统一,处之自然与出之富贵相统一.既如此,又何必独往、偏介,执着于远遁江海的小隐? 沈约《休沐寄怀诗》:"虽云万重岭,所玩终一丘.阶墀幸自足,安事远遨游.临池清溽暑,开幌望高秋……"[1]368无需远遨游,为官者在休假时,在园林中即可享受隐逸之趣.通过园林市朝中可以有山水之趣,名教中人也能享受自然,此即何逊《下直出谿边望答虞丹徒敬诗》所言"休沐乃幽栖"[2]1 685.

　　园林是士人在官场之外构建的私人空间,主要作用有二:(一)文艺活动.萧统《钟山解讲诗》:"清宵出望园,诘晨届钟岭.轮动文学乘,笳鸣宾从静……精理既已详,玄言亦兼逞……眺瞻情未终,龙镜忽游骋.非曰乐逸游,意欲识箕颍."[2]1797这是讲诗,在山水胜景中,精理已详,玄言兼逞,而且能体悟箕山颍水的隐逸之趣.(二)宗教活动.刘峻《始居山营室诗》:"自昔厌讠宣嚣,执志好栖息.啸歌弃城市,归来事畊织……髣髴玉山隈,想象瑶池侧.夜诵神仙记,旦吸云霞色.将驭六龙舆,行从三鸟食.谁与金门士,抚心论胸臆."[2]1 758刘峻即《世说新语》的注者刘孝标.玉山、瑶池、神仙、六龙、三鸟等都属于道教词汇.山居虽不同于园林,但对于作者而言,山居修道不仅仅只是纯粹的道教行为,更指向避世归隐.金门出自东方朔的"避世金马门",在此意味着大隐的出处方式.南朝、尤其是萧梁是佛道二教兴盛的时代,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参与佛道活动可以满足士人隐逸的心理需求.虽然不能真的弃官归隐,但可以使身心暂时游憩于名教之外,体悟处的乐趣.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作为'会心处',一种情况下,园林是饮宴、游玩、赛诗和论辩聚会之所,另一种情况下,它又是道教和佛教真理的象征,两种情况都是避离社会:这里远离勾心斗角和权力之争,面对自然,精神是自主的、自由的.这表露在对自然的一种新的美学感受之中,这种感受又开始出现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5]91对士人而言,文艺和佛道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官场罗网的逃避,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庾信有一篇《小园赋》,虽是其羁留北周时所写,但考虑到庾信主要活动于梁,其思想也许在梁时即有,纳入本文也许是可以的."若夫一枝之上,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诚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6]19 - 25此文详细阐述了士人园林的内容及意义,对于此后的中国园林、中国美学均具有深远影响.概而言之,其要有四: (一)壶中天地成为此后士人园林的基本模式,对于士人而言,一个官场之外的私人空间是必需的.(二)园林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可以拒斥尘俗,使奔波于仕途宦海的身心得到休憩.(三)园林内的布局充分体现了文人趣味.对文人身份的突出是对官吏身份的淡化,官吏身份意味着拘束、世俗,文人身份(野人、愚公)意味着自由、高雅.(四)抽簪、陆沉是朝隐,借助园林,不离庙堂而能隐遁.士人园林兴起于六朝,但晋宋时期,谢安、谢灵运等人的园林地处偏远,多为高山峻岭;齐梁时期,随着大隐思想的盛行,园林转向近郊,规模缩小,奠定了此后士人园林的基本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梁元帝萧绎的《全德志论》虽然同样是论述大隐与园林的密切关系,却透露出特殊意味:"物我俱忘,无贬廊庙之器;动寂同遣,何累经纶之才.虽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径;接五侯,不妨门垂五柳.但使良园广宅,面水带山.饶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鱼鸟……或出或处,并以全身为贵;优之游之,咸以忘怀自逸……"[3]3 049此文的前半段强调的是出处同归的大隐,二者并行不悖.但最后几句所说的全身为贵、忘怀自逸的思想则与东晋士人的大隐有很大差别,对于东晋士人而言,虽已有此倾向,但总体而言,还是主张宅心玄远而不废事功,王导、谢安虽为风流宰相,但其事功是首要的,运筹帷幄、安邦定国是不可或缺的风流要素.而对于梁朝士人而言,似乎徒具风流之形式而缺少事功之实质.兹以沈约为例.沈约在齐梁文坛具有重要地位,既列为萧子良的"竟陵八友",参与永明声律的制定;又与梁武帝交好,入梁后身居高位,对齐梁文坛的新变具有重要影响.①但沈约劝说萧衍篡齐自立时,直接宣称:"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7]卷13《沈约传》朝代兴废之际,沈约关注的只是一己之私利,这与萧绎的"全身为贵"是一致的.入梁后,"(沈约)用事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7]卷13《沈约传》这是真的做到了"忘怀自逸".②相比之下,东晋士人大多不曾忘记国家大事,翻检东晋史籍,风流名士们大多都有涉及时政之文,即便是被时人评为"飘如游云,矫若惊龙"[8]623的王羲之,也曾上疏力谏桓温北伐之不可行,写信劝说谢万注意带兵方式.这是梁朝与东晋大隐的一个重要不同,而梁朝士人之所以如此,则与武帝以文治国的政策密切相关.

　　二、以文治国与士人之弱

　　尚文虽为南朝一贯之风气,③但武帝之重文尤为突出,《南史》曰:"自中原鼎沸,五马南渡.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9]卷72《文学传序》其原因也许主要有二: (一) 士族的影响.士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化.④梁朝时期,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虽然没落,但仍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源远流长的文化素养更是令新兴皇室向往.武帝贵为皇帝之尊,不仅亲自从事文学创作,而且大力提倡.(二) 巩固政权的需要.⑤ 鉴于刘宋与萧齐的覆灭主要是皇权内部的自相残杀,武帝对皇室成员的习武颇为猜忌,《梁书》载:"(大同)十年,高祖幸朱方,大连与兄大临并从.高祖问曰:'汝等习骑不?'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7]卷44《太宗十一王世祖二子》萧大连兄弟是太子萧纲之子、武帝萧衍之孙.周一良先生说:"'骑马'这一行为,看来似乎给人以颇为奇妙的印象.在南朝末期,似乎总把骑马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与政治上的野心有关联的行为.也许因为政治斗争与军事有密切关系,而军事行动则必须骑马,因而把骑马作为有特殊意义的辞汇,记录在案……萧大连兄弟从小的时候就本能地意识到,骑马这件事,其中包含着对自己不利的,或者说是政治上危险的因素."[10]

　　不仅是南朝末期,在中国历史上,骑马往往带有政治意味.张伯伟先生在论述"骑驴"在中国文学中的意蕴时认为:"这一观念是具有政治性的","骑驴在观念上是与骑马相对,代表了在朝与在野、出与处、仕与隐的区别".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萧统、萧纲等人的弃武习文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出处选择.所谓特殊,是指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出处进退,更是对皇权的觊觎与否,骑马习武者,意味着有争夺皇权之野心;流连文艺者,意味着无心争夺,无意皇权.也许可以说,与阮籍的饮酒类似,萧梁皇室子弟的好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避祸.

　　不仅是对于皇室成员,对于手下武臣,武帝同样如此.武帝一朝,很少如宋齐君主出于猜忌,甚至是防患于未然的阴暗心理,对武将大肆屠杀,而是多有优容.同时,又鼓励武将习文.在此政策的引导下,整个社会多轻武重文,《梁书》与《南史》中类似记载比比皆是.其效果也是明显的,钟嵘《诗品·序》论时人:"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致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12]54上行下效,朝野上下竞相以文为业,以文为荣.东魏权臣高欢曾颇为感慨地说: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3]卷24《杜弼传》无论是狭义的文学,还是广义的文化,皆是梁朝士人孜孜以求的.但它同时也造成了梁朝之弱.(一) 身体之弱.《颜氏家训·涉务篇》的一段话是治史者每每引用的:"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赢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

　　其风俗至此."[14]295这说明骑马之禁令不仅适用于皇室成员,同样适用于士人.如此一来,士人身体焉能不弱? 侯景作为北方降将,从寿春长途奔袭,竟然能攻陷台城,饿死武帝,虽有萧正德内应之力,但梁朝军事实力之弱于此可见.武帝后期内部已无将可用,军事上所依赖的惟有北朝降将.① 而其以文教化皇室子弟的良苦用心同样落空,梁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不在于侯景之乱,而是皇室子弟的自相残杀,史家对此早有定论.唐李延寿论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9]卷7《武帝本纪》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武帝以文治国的政策是其身死国灭的重要原因.(二) 心态之弱.这不仅是武帝以文治国所致,同样与南朝政治密切相关.江左各朝更替频繁,忠义一词史书罕见.梁萧子显曰:"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15]卷23《褚渊、王俭传论》士人关心的是自家门第,而不是君主苍生.对他们来说,皇权更替不过是将一家物与另一家.从君主的角度来说,他们既要压制削弱士族的权力,以伸张皇权;又要利用士族维护统治,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因此,齐梁士族很少参与政治斗争.作为陈郡谢氏子弟,谢朏身处萧齐内乱之际,而置身事外."时明帝谋入嗣位,朝之旧臣皆引参谋策.朏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氵蘥,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氵蘥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7]卷15《谢朏传》这种政治态度深得君主之心,齐明帝即位后对谢朏颇为重用.梁武帝篡位之际,谢朏同样不豫人事,在武帝登基后同样受到重用.《梁书》作者姚思廉引用其父姚察论曰:"谢朏……极出处之致矣!"[7]卷15《谢朏传》

　　因为不参与皇权争夺,所以受到君主重视,也许可以说,这是南朝历代君主与士族默认的政治规则.王导、谢安等能安邦定国的士族子弟固然不可复见,大多数梁朝士人更是以一己利禄为人生目标.

　　何逊《早朝车中听望诗》:"诘旦钟声罢,隐隐禁门通.蘧车响北阙,郑履入南宫.宿雾开驰道,初日照相风.胥徒纷络驿,驺御或西东.暂喧耳目外,还保性灵中.方验游朝市,此说不为空."[2]1 694"耳目外"与"性灵中"的对立又统一正是大隐的思想.但全诗的重点在于表现庙堂之显赫声威,透露出为官者的自满炫耀,这与东晋士人有很大不同,虽然都是大隐,但东晋士人强调的是在不废事功的同时,追求精神境界的超尘脱俗、淡泊玄远,即处的超越性;梁朝士人追求的则是寄身当下、感官享乐,即出的世俗性.换句话说,同是大隐,东晋士人侧重的是宅心玄远而不废事功;梁朝士人侧重的是富贵与园林并行不悖.吴均《主人池前鹤》:"本自乘轩者,为君阶下禽.摧藏多好貌,清唳有奇音.稻粱惠既重,华池遇亦深.怀恩未忍去,非无江海心."[2]1 749 -1 750为了稻粱之食、华池之居,本应振翅九皋的仙鹤如今成为阶下之禽,关键是它还振振有词,洋洋自得,"怀恩未忍去"一句,道尽梁朝士人精神之萎缩.何逊的《穷乌赋》同样是以鸟为对象,更能见出梁朝士人的精神状态:"嗟穷乌之小鸟……既灭志于云霄,遂甘心于园沼.时复抢榆决至,触案穷归,若绝气而自堕,似惊弦之不飞,同鸡埘而其宿,啄雁稗以争肥,异海鸥之去就."[3]3 303为了出仕,为了享受鸡埘之宿、雁稗之肥,于是灭志于云霄,甘心于园沼.何、吴被梁武帝称为"吴均不均,何逊不逊"[9]卷33《何逊传》,在梁朝以皇室主导文坛的潮流中,二人均未被皇室文坛所接纳,其诗作也被后世认为多有坎坷不平之气.二人尚且如此,可见梁朝士人思想之萎靡.

　　(三) 文化之弱.士族之衰弱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颜氏家训·勉学篇》:"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着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架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14]145这既是身体之弱、心态之弱,也是文化之弱.士族子弟已经不能亲自作文,只能假借他人之手,这意味着士族所自我标榜的文化优势已然丧失.梁朝文化之主导力量已转移到皇室,皇室之文是另一种弱.萧统、萧纲兄弟的东宫文士集团虽然人数众多,活动频繁,成果丰富,但武帝重文,本为弱化皇室和士人进取、谋篡之身心,故皇室与士人之文当然尽力展示柔弱之心志.因此,文只能是选择排斥怨刺、放弃兴寄,这必然导致文之弱.①历来论者对此已有充分揭示,朱熹的评论颇具代表性:"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可收拾"[16]3 325."懒慢不可收拾"意味着无进取之心,无昂扬之气,这正是萧纲等人所要表白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也是武帝重文的根本目的所在.

　　三、疲倦与矫饰

　　弱与俗密切相关.因为进取意识的丧失,所以将目光从社会现实转向身边的日常生活,从而"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56较之于汉魏古诗,较之于晋宋之作,齐、梁诗均表现出作者视野的由外而内、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深到浅,这既是弱,也是俗.

　　俗既是内容上的世俗化,也是精神上的低俗.它与士人的大隐密切相关,因为出处关系上的销处于出---将处的超越性消解于出的世俗性,所以只能沦为园沼内的穷乌,只能是休沐而栖的世俗官僚,其关注的只能是世俗的日常生活.又因为面对武帝的以文治国实以猜忌、弱化为目的,士人在诗文中不敢有兴寄,只能在题材上拓展,在技巧上逞才,在此意义上,咏物诗成为齐梁诗歌的主要形式.但在花团锦簇、五光十色的咏物诗背后,显露的是士人心态的浓重倦意.何逊《赠诸游旧诗》:"弱操不能植,薄伎竟无依.浅智终已矣,令名安可希.扰扰从役倦,屑屑身事微.少壮轻年月,迟暮借光辉.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新知虽已乐,旧爱尽暌违.望乡空引领,极目泪沾衣.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非.岸花临水发,江 燕 绕 樯 飞.无 由 下 征 帆,独 与 暮 潮归."[2]1 685弱操、薄伎、浅智、屑屑、迟暮---对自己的定位是如此卑微;身事微、从役倦、昨如非、泪沾衣、长憔悴---对世事、对人生是如此疲倦.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这种卑微与疲倦是梁朝一般士人的基本心态.

　　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皇室成员仍在战战兢兢地应对武帝的猜忌,应对的工具是武帝倡导的文.对武帝,文学是政治姿态的一种表白,是类似于醇酒妇人的逃避;对自己,则是赏玩之具.萧统《文选序》:"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18]2文学的意义不再是感物、言志、缘情,而是纯粹的娱乐.梁朝文学的代表是宫体诗,历来论者繁夥,尤其是近年来,学界对宫体诗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探讨已是十分详尽.本文于此结合前文所论,略作探讨.此宫体诗主要指萧纲等人的作品.就文学自身之演变而言,它承续齐梁咏物诗及梁朝前期武帝、沈约等人的艳诗而进一步发展,视野更窄,雕琢更繁,情性更隐.就现实因素而言,宫体诗是梁朝皇室矛盾的产物,简言之,是应对猜忌而有的矫饰.

　　②宫体诗的领军人物是简文帝萧纲.但宫体诗并非萧纲创造之全部内容,其《答张缵谢示集书》云:"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3]3 010就其所列而言,文之内容是十分开阔的.

　　萧纲早年在藩,历任南兖州、荆州、南徐州、雍州、扬州等诸州刺史,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今存诗集中也有若干边塞诗.如果将此"寓目写心,因事而作"的原则坚持下去,按照其所列内容去作文,其文学成就暂且不论,其所写之内容绝不止于宫体诗.然而,在徐陵的《玉台新咏序》中,宫体诗人的视野几乎完全局限于宫中."优游少托,寂寞多闲.

　　厌长乐之疏钟,劳中宫之缓箭.纤腰无力,窃南阳之捣衣;生长深宫,笑扶风之织锦.虽复投壶玉女,为观尽于百骁;争博齐姬,心赏穷于六箸,无怡神于暇景,惟属意于新诗."[19]12 - 13对于宫体诗的成因,学界同样已有充分探讨,然其间似仍有略可补充者.

　　萧纲如此爱好诗文,其生活阅历也足够丰富,在藩时固然不用多论,即使其入主东宫的过程,也是颇为曲折,入 主 之 后,其 储 君 的 合 法 性 仍 未 完 全 确立.[20][21]面对宋齐以来皇储之争的历史教训,面对武帝及其他皇族成员的猜忌现实,其内心世界不可能完全是美人含羞、内人昼眠,无论其受佛教影响有多深,无论佛经之色相描摹多么蛊惑人心,在宫体诗之外,必然还有诸多苦闷、不平,①然而,这些内容为什么不能"寓目写心,因事而作"?②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云:"……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22]70为什么"兴寄都绝"? 也许并非没有兴寄,而是不能入文.换句话说,宫体诗人并非没有志,而是有志不能言.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武帝之以文治国,其实质是对皇室成员及士人的猜忌与弱化.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萧纲等人的宫体之作其实是一种矫饰,是对特殊意义上的出处矛盾的调节.《隋书·经籍志》的一段话是论者屡屡引用的:

　　"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袵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无论宫体诗的界定是否局限于此,并且宫体诗人也有其他题材的诗歌,但就其主要倾向而言,此即宫体诗的内容.也许可以说,"思极闺房之内"正是武帝所需要的,也是其他心怀忌恨者乐意看到的.有猜忌,就有矫饰;面对猜忌,只能矫饰.沈德潜曰:"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23]203虽然性情之隐为刘宋以来文学自身演变之进程,其原因很复杂,但就萧梁皇室而言,性情之隐也许是作者有意为之,是对内心之志的一种矫饰.在武帝已死、自己被侯景幽禁于永福省的临终之际,萧纲特别强调的是自己"立身行道,始终如一"[7]卷4《简文帝纪》,也许是深知矫饰是皇室的普遍风气.

　　宫体诗的另一位主要人物萧绎也是有志而能矫饰之人,③萧纲比之为曹植,二人感情甚笃.侯景之乱中,萧绎任荆州刺史,手握重兵,在各地纷纷派兵勤王戡乱的背景下,萧绎却是"虚张外援,事异勤王"[7]卷5《元帝本纪》,"但 坐 观 于 时 变,本 无 情 于 急难"[6]150.坐视武帝困馁而死,简文帝毙于土囊,从而自己登基为梁元帝.面对时局动荡、西魏虎视眈眈的危境,萧绎不是联合各方力量对抗外侮,而是全力铲除其他皇室成员.

　　最终导致国破身死,而其被西魏所俘的原因竟然是因为不会骑马,无法突围.萧绎于城陷之前纵火焚古今图书 14 万卷,这是令历来论者痛惜的一场文化浩劫.就其本人而言,又何尝不是对武帝以文治国的一种情绪化的否定.

　　概而言之,梁朝士人于宽松稳定的政治氛围中,遵循大隐的出处方式,此为东晋以来的一贯思想.但梁朝的一般士人销处于出,将处之超越性消解于出仕之世俗性,导致士人人格的弱与俗;皇室成员在武帝以猜忌为实质、以弱化为动机的以文治国的背景下主动示弱,以袵席之间、闺房之内的宫体诗作为矫饰,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出处调节.就美学而言,一方面,它进一步完善了魏晋以来的士人园林,将山水与市朝融为一体,对于此后的士人园林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咏物诗与宫体诗虽然隐没性情,却也使文学的形式和技巧得到极大发展,对于盛唐诗的到来具有积极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陈庆元. 沈约集校笺[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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