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转向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几乎已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美学热"中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界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和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的共同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艺术等等视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它不仅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打破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的局限,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开辟了实践本体论的道路,而且直接孕育和催生了中国实践美学的问世,同时还启示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理论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给世界美学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注入了生命力.

　　一、"实践"转向为中国当代美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向

　　"现代实践转向"与"后现代实践转向"所注重的是"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3]

　　实践转向在美学研究中"转向实践"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由实践理论转向实践分析.而强调"实践分析",也就是要"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

　　这种"实践转向"给中国特色当代美学指明了发展方向,要求美学从实践出发,以实践观点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更多地关注中国本土的传统美学优秀遗产,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实践的实际出发研究美 学问题,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独立发展和多元发展.

　　二、"实践"转向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话语特色

　　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中国当代美学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2-1949)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准备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当代美学由现代中国美学的接纳和融合西方美学,逐步过渡到以俄苏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典范建设中国当代美学的道路上.其代表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译名为《生活与美学》)和他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这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及其在俄苏革命进程中的美学表现.第二阶段(1950-1980)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确立期.在这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流派:吕荧、高尔泰的主观派,蔡仪的客观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李泽厚的实践派.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下,这次美学大讨论过程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因此,这次美学大讨论实质上似乎可以说,"现代实践转向"在中国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基础的实践美学,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已经不再是李泽厚,而是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学者.第三阶段(1990-21世纪)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共存发展期.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现代实践转向"又打破了实践美学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共存的开放局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共识逐渐形成,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就是在这场争论中,实践美学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倒是通过与后实践美学的各种各样流派的争论,一方面对实践美学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清查和纠正,使得实践美学找到了一些发展的新路径,形成了诸如"实践存在论美学"(朱立元)、"新的实践美学"(邓晓芒、易中天)、"新实践美学"(张玉能)等等实践美学的新流派,把实践美学推向了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历史进行了反思,从而大家共同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才是繁荣发展中国当代美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过,究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各家各派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分歧很大.后实践美学各个流派主张彻底颠覆、消解实践美学,甚至宣布"实践美学已经终结",要以"存在"、"生存"、"生命"、"体验"、"超越"等等作为逻辑起点来构筑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也有人要"超越"实践美学,从"生态"、"身体"、"技术"、"文艺"等角度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即所谓的"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中国当代身体美学"、"中国当代技术美学"、"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等等.

　　然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影响下的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彻底颠覆和消解实践美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没有过时,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它并非十全十美;以"存在"、"生存"、"生命"、"体验"、"超越"等等作为逻辑起点来构筑美学体系的尝试在西方现代美学史上已经被一些西方现代美学家,像雅斯贝尔斯、基尔凯郭尔、柏格森、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实验过了,而且并不适宜于中国当代美学的实际情况;而从"生态"、"身体"、"技术"、"文艺"等角度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并不具有整体性和完整性,而只是建构起一些哲学美学或者普通美学的分支美学和部门美学,虽然这些分支美学和部门美学的构筑是必要的,对于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也是不可或缺的借鉴,但是,它们对于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并不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完整性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是,实践美学的出现和发展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是中国当代美学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既成事实,而且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实践"转向是中国当代美学永葆活力的根本保证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美学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的影响下展开的.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的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前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就直接影响或支配着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走向和实际进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翻译《生活与美学》以及选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是这种影响和支配的具体表征.不过,马克思所开创的"现代实践转向"在具体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由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具体论述"实践转向"的论着还没有公开发表,20世纪初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迫切任务并不是建设和发展美学体系,而是要武装夺取政权,因此,美学和文艺理论以及文学艺术只是一种从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武器"、"工具",并不具有某种学术独立性.因此,美学和文艺学的"工具论",即文学艺术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或"武器",就成为了俄苏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的主要理论成果.为了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文学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就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文学艺术必须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的斗争生活,因此,文学艺术的"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也就应运而生,流传开来,并且由于列宁反对俄苏和欧洲的经验批判主义,从认识论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反映"和"意识形态",当然就必然忽视了或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的社会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哲学和美学,从而把本来是正确的理论观点,搞成了与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和美学殊途同归的东西.不过,俄苏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最初形态---毛泽东思想美学,倒是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全盘接受过来.当然,到了发展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时候,"现代实践转向"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批判精神的青睐以及关于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思想观点,却被世界观决定一切和文学的党性原则所代替或者遮蔽了.这样一来,中国当代美学的准备期和确立期,即从1942年到1978年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能动的反映论"、"无产阶级的工具论"、"革命意识形态论"、"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相统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可以说是直接来源于"现代实践转向",但是,打上了俄苏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烙印.这就是所谓的俄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与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最早的历史形态.这种历史形态的美学和文艺学,虽然产生了它的巨大历史作用,然而,由于在某些方面有意无意忽视或者遮蔽了"现代实践转向"的实践本体论、意识形态复杂性观点、艺术生产论、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论述等,从而在经历了前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浩劫后,中国当代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在"后现代实践转向"的启发下,进一步思考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问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20世纪50-60年代脱颖而出的,以李泽厚为主要代表的实践美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并且在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中的某些被忽视和遮蔽的实践理论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后现代实践转向"影响而产生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中,刘纲纪明确提出了"实践本体论"作为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哲学基础,蒋孔阳进一步明确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周来祥又以实践辩证法诠释了"美是和谐"的传统美学观点.与此同时,一批坚持和发展实践美学的美学家,对于实践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和拓展:朱立元把实践与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把美规定为人的自由生存境界,坚持认为美和审美及其艺术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生成"出来的,而且是一种超越了一般认识的生存状态,系统提出了"实践存在论美学";易中天和邓晓芒发展了实践的情感维度,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突出实践的目的性及其情感自由的境界,以这种自由的情感实践的境界来规定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并把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合理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们的"新的实践美学";张玉能则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及其具体文本的研讨中,将实践概念由单纯的"物质生产"拓展为"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的社会实践整体",[4]并且以"实践自由"的四个维度(自由、准自由、不自由、反自由)为主轴构建了"美-丑,优美-崇高,幽默-滑稽,悲剧性-喜剧性"的美学范畴体系,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本质的多层次、开放性论述(艺术的意识形态论,艺术生产论,艺术"实践-精神的"把握世界方式论),以实践本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体系,构筑了一个多层累、多角度、开放性的"新实践美学".

　　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实践美学在论战之中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一枝独秀的态势,另一方面后实践美学的各个流派以自己的多元的理论建树为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一个建设和发展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共存局面就在新时期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形成了.

　　总而言之,实践美学及其新实践美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和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的直接影响或支配下生成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实践美学和新实践美学也就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整个"实践转向"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当代美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2.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论文 学 与 艺 术 (上).北 京: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1982:6.

　　[3]西奥多·夏兹金,卡琳·诺尔·塞蒂纳,埃克·冯·萨维尼.当代理论的实践转向[M].柯文,石诚,译.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4,1-3.

　　[4]张玉能.自然美与实践的自由[J].福建论坛,2006(9):85-90.

　　[5]张玉能.实践的建构功能与文学艺术[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