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发生发展和历史分期

　　何谓实践美学？阎国忠先生认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实践’为基础概念建构的美学，通常称之为实践美学。”[1] 208朱立元先生说：“我认为所谓实践美学乃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美学理论或学说。”[2]

　　张玉能先生也认为：“所谓实践美学，简而言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为基础的中国当代美学思潮；稍详言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劳动为中心）为基点研究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中国当代美学形态和美学思潮。”[3]

　　我们认为，只要是符合这些界定的理论形态就应当是实践美学。也因此认为，判定一种理论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不能因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没有明确标示它而加以否认，而应当从其理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分析并给予认定；也不能因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赋予了其新的理论形态而予以否认，任何一种美学理论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理论。那么，实践美学到底何时发轫，谁人创始，又如何分期呢？

　　目前学界一般多认为，李泽厚先生是率先引用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人，而且是当然的中国实践论美学的创始者。而实际上，这一论断是不准确的。我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个外延较大的范畴，涵盖了所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原则来解释审美现象的学术流派。

　　“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是其中一个重要派别，其理论特征如上文所述。以此为据追溯起来，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应当从周扬开始。其发生发展的逻辑线索和历史分期应当是：以上世纪 30 年代周扬《我们需要新美学》的发表为萌蘖期，以 40 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确立期，以 50、60 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李泽厚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为承续转进期，以 80 年代美学讨论为完善命名期，90 年代以后为衍化期。

　　一、萌蘖期：周扬的艺术论实践美学

　　一般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点，二是来自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文艺观。按照聂振斌先生的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最早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释艺术审美问题的，并不是李大钊、陈独秀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而是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和一部分从事宣传和青年运动的共产党人，如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等人。他们于 1923 年至 1928 年期间在一些进步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方法对文艺首先是文学作出新的分析。这种说法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4]。但是，他们还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手稿》，没有运用实践的观点来论说文学艺术。真正征引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以此为理论支点对美学和文学进行论述的是周扬先生。在 1937 年所写的《我们需要新美学》一文中，周扬所引用的正是后来李泽厚所征引的马克思的《手稿》。周扬这篇文章的写作源自梁实秋与朱光潜的一次美学讨论。1937 年 6 月 15 日，周扬在《认识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我们需要新的美学———对于梁实秋和朱光潜两先生关于文学的美的论辩的一个看法和感想》。在文章中，周扬批判了朱光潜将艺术作为心理现象来看待的美学观。他说：无论是客观的艺术品，或是主观的审美力，都不是本来有的，而是从人类的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这就是我们和一切观念论美学者分别的基础。为了证明这一论断，周扬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他写道：“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只有音乐才唤起人的音乐的感情，在非音乐的耳朵的人，最优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一句话，人的要求享乐的感情才会一部分新生，一部分发达起来。’”

　　[5] 217现在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段话是马克思《手稿》中的名言，只是当时周扬误认为是《神圣家族》。他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美的情感问题，以便克服以朱光潜为代表的旧美学的种种缺陷，而努力于关注现实、服务政治的新美学理论的建立。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指认和强调：其一，周扬引用了他误认为是《神圣家族》而实际上是《手稿》中的名言，这在中国是第一次被征引；其二，周扬第一次在讨论美学问题中使用了“实践”这一概念，并论述了客观的美的事物和人的主观的审美力，是从人类的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发展被决定于具体的历史的条件等。对照现在我们对实践美学的界定，周扬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社会实践为基点探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这一美学理论形态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一般含义，符合实践美学用实践来揭示美的根源、解释美的本质的理论特征，那么他的理论就应当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

　　毫无疑问，周扬的美学思想明显受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在周扬看来，实践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其内容是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等，他的“实践”的含义与马克思的原意和毛泽东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也与当下的实践美学家们的理解基本相同。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等文章中，可以见出周扬实践论美学的基本观点：（1）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美的根源；（2）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都是历史的产物，生活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而生产正是实践；（3）美是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相统一的产物，美的对象产生了有审美力的主体，有审美力的主体又产生了美的对象；（4）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源泉，艺术美高于生活美。从这四点来看，其实践品质是很显在的。从其内容上讲，它是艺术论美学，而从哲学理论形态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因而，我们称周扬的美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实践美学。

　　二、确立期：毛泽东的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实践美学

　　周扬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毛泽东的美学思想，而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和阐释者，毛泽东的美学思想又进一步引领和强化了周扬的美学思想，因而，他们的美学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即 1942 年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与建立，而这一理论形态正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这是刘纲纪先生的看法，这一看法是客观准确的。刘纲纪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三种基本形态》中说：在 1937 年所写的《我们需要新美学》一文中，周扬依据马克思的《手稿》指出：“无论是客观的艺术品，或是主观的审美能力，都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从人类的实践的过程中所产生。”毛泽东采纳和深化了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了他的着名的《讲话》，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正式确立[6] 266~267。刘纲纪认为：“毛泽东以《实践论》为他的整个哲学的根本，这比斯大林的哲学要高明得多，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相比也有重要的继承和发展，更符合马克思哲学的精神。”[7]

　　毛泽东在《讲话》中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思想的理解与阐发，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形成了他独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思想。

　　毛泽东的实践美学观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或者说，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了实践美学的品格？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见出：首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观，指明了生产实践与审美活动之间的关系。其次，辩证地分析了社会实践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不仅认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由生产实践所决定的，而且认为人类审美活动最集中最典型的艺术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实践：“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实践一种形式，还有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8] 121再次，毛泽东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问题。这有三点，第一，对于艺术美的源泉问题。他认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8] 537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明白地指出“实践”这一概念，而毛泽东所说的“生活”，是同他在《实践论》中作了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联系在一起的。第二，关于“反映论”。毛泽东的反映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反映，更是审美学意义上的反映。陈望衡指出：“反映有‘现象摹写’、‘本质揭示’、‘新质创造’三个层次。艺术的反映应该综合这三者，而以‘本质揭示’为灵魂，以‘新质创造’为最高境界。……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反映不应是表象的摹写，也不应只是生活本质的揭示，还应当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创造。”[9]

　　第三，艺术美与现实美孰高孰低的问题。毛泽东一方面肯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艺术美不仅吸收了现实生活美的营养，而且也吸取了艺术家的情感和理性，因而内涵更为丰富，色彩更加绚丽，审美效应也更为优越，因此，艺术美高于生活美。最后，是文艺与人民以及文艺与政治的问题。毛泽东指出，革命文艺的服务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工农兵。

　　这样看来，毛泽东的美学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美学，以《讲话》为代表的美学思想是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美学，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看作是美与艺术的惟一源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根本，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区别之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阐释的重大贡献所在。因而，毛泽东的美学思想是“以人民为本位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这是刘纲纪对毛泽东实践美学观的界定，这个定位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学理的。

　　三、承续转进期：李泽厚的客观社会论实践美学

　　众所周知，李泽厚实践观点的提出和建立源自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而这次讨论则与苏联的美学讨论密切相关。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苏联也开始了对美的问题的大讨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美是自然的产物还是社会的产物？由此形成了所谓“自然派”与“社会派”。其中属于“社会派”的某些观点通过《学习译丛》、《外国理论译丛》等翻译着述和俄文原着同期传播到了中国。李泽厚也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的理论启发。在那场讨论中，他读到了第一个中文本《手稿》（何思敬翻译，宗白华校对，1956 年 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并运用《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化的自然”等思想，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来认识美的本质，得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美感是直觉性和功利性相统一的结论。

　　1956 年，李泽厚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美学论文《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文中他引用了《手稿》中的“五官的感觉的形成乃是整个世界的产物……”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任何意义……”两段话来说明美感的人类历史性质[10] 12，23。这就是后来人们普遍认为李泽厚率先引用《手稿》的凭据。实际上，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就国内而言，除了上文论及的周扬外，尚有蔡仪先生引述过，李泽厚已经是第三人了①。这个时候，李泽厚主要是从“人的本质对象化”上进行论证，从发生学的角度把美学定位为认识论，强调美和美感的关系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认为美感是美的反映等[10] 20。但他已在认识论框架中引入了实践观点，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去阐释美的本质，所以他虽然坚持美学是认识论，美感是美的反映，但又强调美的客观性不是审美对象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属性。

　　应当说，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思想是变化的、复杂的，他对实践的理解和运用也是逐步加深的。50 年代李泽厚主要是依照反映论原理对审美活动作静态的分析，虽然论文中出现了“人类实践”、“革命实践”、“实践斗争”等说法，但实践还没有真正成为李泽厚美学的哲学基础。“实践”在这时还是一个远没有展开的概念，而且此阶段，他对实践的理解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含义的生发也是他对实践的一种理解———“社会生活，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10] 28。

　　因而他对美和美感以及艺术的认识都是对毛泽东、周扬的实践论美学思想的继承。在他 50 年代的文章中，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

　　出于理论的自觉和当时中共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政策的规导，60 年代以后，李泽厚的美学观更为明显转向了实践论。在《美学三题议》中，他对“实践”有了大量的论述。他说，美的本质必然地来自社会实践，作用于客观现实，经过审美和艺术的集中和典型化，又服务于生活、实践。据此，他对美下了定义：“就内容言，美是现实以自由形式对实践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现实肯定实践的自由形式。”[10] 98作为逻辑的展开，他进一步提出了自然的人化问题，以此来论证审美关系建立的人类学根源：自然和人关系的改变，是在实践改造的基础上，以其感性吸引人们，成为人的审美对象。而这时，他收束和界定了实践的内涵，着重强调实践是物质生产劳动，强调实践的工具性意义。陈望衡说：“此时的李泽厚已非常重视这部经典文献了。他的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已经由过去的反映论移到了马克思在这部着作中论述的实践论。……他的美学后来被人称之为‘实践美学’，源出于此。”[11] 277“因此，可以说，从 60 年代开始，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点已具备了雏形”[12]。此后，“实践”的观点和“自然的人化”的观点成为李泽厚美学中的基本观点，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学探索中，李泽厚又加以发展和丰富，成为他美学的理论基础和核心范畴。

　　我们说这一时期是实践美学的承续转进期，是说李泽厚既承续了周扬、毛泽东的实践美学思想，又在学科领域和学术意义上发展了实践美学思想。更进一步，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与周扬的实践美学思想具有共同的理论资源，除了极其明显的《手稿》这一重要资源外，其共同的理论导师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

　　因而，他们的理论在哲学基础上是一脉相承的。在《论美感、美和艺术》中，李泽厚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看法或定义，可能是一切旧美学中最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观点。”[10] 27在《〈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中更是有大量的引证和阐述。关于这一点，朱光潜看的很清楚，他在 50 年代回应李泽厚的批评时曾指出，李泽厚的美学是黑格尔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李泽厚的意图是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颠倒黑格尔的“理念”[13] 52。对此，赵士林先生也指出，在对艺术的论述中，在对美学研究的作用上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泽厚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对周扬、毛泽东实践美学思想的继承[14] 15。

　　但同时，李泽厚在这一时期对实践美学的发展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学科领域和学术意义上。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和周扬，他们的美学思想理所当然会带有更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倾向，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斗争和建设服务的功利色彩自然更加浓厚；而李泽厚作为一位学人，他当然只能从学科独立和学术探究的意义上对实践美学进行论述和发展。前者为了政治而论述美学，后者为了美学而阐明理论———尽管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这一时期，李泽厚的客观社会论的实践美学具有转进的意义，它的理论思路更集中地指向学术意义上的探讨，在相对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研究讨论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美的本质和来源等学理性问题，使得先期的实践美学逐渐摆脱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架构，而转向了真正的学术型态。这是李泽厚先生的重大历史贡献。

　　四、成熟命名期：以朱光潜、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观点的美学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中国理论界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和认可。对于构建美学理论，由实践出发，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去解释美和美感的本质的理论倾向得到了美学界多数人的赞同。实践论美学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的主流，进入了繁荣成熟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学术界里的一些学者命名为“实践观点美学”，这一命名逐渐被整个学界所认同，并被简称为“实践美学”。

　　我们想要讨论的是：（1）实践美学的命名是怎样被提出并逐渐为学界接受的？（2）实践美学的形成是李泽厚一个人的学派还是以他为代表的多个人的学派？

　　对这一学派的命名过程进行历史还原，是一个较为繁复的问题。但简要考证起来，主要是上世纪 70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这一时间段，而且刚开始主要指向朱光潜和李泽厚。较早对后期朱光潜等人美学思想进行归类命名的是蔡仪先生。他在写于 1976 年的《马克思究竟怎样论美》中以“批评所谓实践观点的美学”为小标题，提出了“实践美学观点的美学”这一称谓[15] 910。尽管他意指朱光潜，但也应当包含了李泽厚等运用实践观点来阐释美学理论的其他人，这应该是对这一学派的最早称呼了。1960 年代以后，朱光潜已经自觉而信服地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虽然他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对审美中主观意识的阐述，但这一切都是在运用唯物实践观点进行论证的，因而后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美学是无需质疑的，这是为学界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而由蔡仪提出的这一称谓，后来也被其他学者所接受，如杨恩寰在其《朱光潜美学与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朱光潜依据他所理解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观点和原则构建起来的‘新美学’，被当代中国美学界称之为实践观点美学。”[16]

　　从 60 年代单纯的自然的人化，到 70 年代末期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和积淀说，再到 80 年代的新感性与“人的自然化”的提出，李泽厚对实践美学的理论建构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尽管他也很着重地提出要区别根源与其本质问题，但由于他的实践观点一直在“工具本体论”上，他以实践的本质规定美的本质，在实践与美之间缺少必要的中介环节，因此始终不能在阐释美的本源问题的同时解决美的本质问题。

　　而且，“情本体”的提出，使得李泽厚越来越疏远了马克思，而逐步滑入了康德的哲学思想中了，加之他更多地注重研究中国文化思想问题，因此，1990 年代之后，李泽厚就不能代表后来的实践美学了。

　　但实际上，在 2004 年以前，李泽厚在学派的称谓上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的美学为“实践美学”①。而对他这一派别的说法是从朱光潜所说的“李泽厚的看法”开始的。朱光潜在 1957 年的《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说：“我们美学界基本问题有哪些不同意见呢？这里没有必要把已经发表的意见都加以复述，只须把几种可以说明问题的有代表性的意见比较一下。我在这里姑且选出四种：一、我过去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二、蔡仪先生的看法，三、我现在的看法，四、李泽厚先生的看法。”

　　[13] 43李泽厚在 2002 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三派’是朱光潜首先在文章中正式提出来的。我当时还年轻，26 岁，哪敢说自己是一派……朱光潜用了‘李泽厚派’一词，我当然很高兴了。”[17]

　　这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谓的“三派”的最早由来。

　　到了 1982 年，李丕显先生在《美学》第三期发文《为建立实践观点美学体系而努力———初读李泽厚的〈美学论集〉》，以《美学论集》为主对李泽厚的美学思想首次展开全面评述，认为李泽厚“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个学派是“实践观点的美学学派”。这是继蔡仪之后明确指称李泽厚为实践美学的学者[18] 204。他还进一步认为，其实践观点美学是在对蔡仪和朱光潜的批评修正基础上，用马克思实践观点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观点的继承和改造，指出了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

　　1984 年，李丕显在《关于美学研究的哲学方法》中又谈到了“国内公认的三大美学学派”问题，提出了“实践观点美学学派”。这次，他不光论及了李泽厚，还把持这一观点的另外几位美学家也包括在内了。

　　他说：这个学派的理论中，“李泽厚同志的《美学论集》、《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王朝闻同志主编的《美学概论》，洪毅然同志的《美学论辩》，蒋孔阳同志的《美和美的创造》，以及周来祥、刘纲纪同志的一些重要论着，似可看作这一学派已经取得的主要成果”[19]。论者列举的实践美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比较准确的，但明显地遗漏了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那就是朱光潜。杨恩寰先生在 1985 年也发表了《评美学研究中的几种实践观点》，评论了高尔泰、蔡仪、蒋孔阳和李泽厚的美学思想，认为他们都是运用实践观点来探讨美学问题的。尽管杨恩寰的理解很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学派划分，但却间接地论及了“实践观点的美学”。也就是从这个时期以后，学界越来越多使用这个称谓来指称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来论述美学问题的美学学派了[20]。1986 年，李泽厚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时，有记者提出：“您是主张实践观点的美学的，您能谈谈实践观点美学的主要点吗？”李泽厚并没有否认这一措辞[21] 66。在 1989年的《美学问答》中，当有人问及“实践观点的美学、人类学本体论美学、主体性实践哲学是不是一回事”时，李泽厚的回答是肯定的[21] 558。这里，他已经默认自己属于实践观点美学学派了。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尽管李泽厚在 2004 年才正式公开承认属于实践美学，但由于他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都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所以学界对他的美学形态冠之于“实践美学”，在学理上是准确的、必然的。而同时，这个命名的过程也是在对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人的理论评述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它首先是指后期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然后是指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是指蒋孔阳、刘纲纪、马奇、杨恩寰等人的理论形态。因而，它不是专指李泽厚一个人的理论特点，而是多个人的学派。一些着名的美学家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如刘纲纪先生曾说：“虽然说他（李泽厚）提出这个观点时间上较早，但不能说这个观点的确立或者说这个观点成为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就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如果这样，就抹杀了其他人的努力。虽然这个观点是他较早提出来的，但经过了其他许多人的阐发，这个观点才得到了较充分的论证，并为美学界多数人所认可。在辩论的过程中，实践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如果只有李泽厚的那种说法，实践观点不一定能够得到很普遍地接受。”[22]

　　五、余论

　　1990 年代以后，实践论美学在与“后实践美学”等美学流派的争论中应对批评，自我完善调整，吸收西方思想，不断地自我超越，衍变发展，进入了衍化转变期，形成若干新的理论形态。其至少有七种理论形态，它们分别是蒋孔阳的实践-创造的审美关系论美学、刘纲纪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周来祥的实践和谐论美学、朱立元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张玉能的新实践美学、邓晓芒易中天的情感论实践美学和彭富春的天道论实践美学等。限于篇幅，本文论证从略。

　　总之，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厘定实践美学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主要理论形态，阐明其思想观点形成、发展、转化的嬗变历程，揭示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梳理出符合历史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流变谱系，有利于我们了解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也可以使当下的实践论美学在历史维度和当代意识的双重视阈中自觉反思，建设可与西方美学有效对话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

　　[参 考 文 献]

　　[1] 阎国忠.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2] 朱立元.实践美学哲学理论新论[J].人文杂志，1996，（2）.
　　[3] 张玉能.实践美学：超越传统美学的开放体系[J].云梦学刊，2000，（2）.
　　[4] 聂振斌.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J].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998.
　　[5] 周扬.周扬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6]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