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年来农民职业化相关文献的总结梳理

　　2003年到2013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连增”,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如此,不可回避的是,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比较利益低下,致使大量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到“非农”行业。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出现的农业人口“老龄化”、农村劳动力“低素质化”、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严重,这种结构失衡、素质堪忧的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阻力,“未来谁来种地、养猪”、“如何种好地、养好猪”,已成为社会强烈关注的热点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众多管理部门、经济界、学术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一致认为我国迫切需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便加快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增强我国农业的发展后劲,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的“三农”目标。

　　农业的现代化是靠农民的现代化实现的,只有实现了农民的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农民成为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中国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转型。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全面造就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要着力培育农业新型主体,可见农民职业化已迫在眉睫,其重要性非同一般,是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和推进我国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强有力抓手。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有关农民职业化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梳理,探讨目前我国农民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来农民职业化研究拟突破的重点方向进行展望。

　　一、农民职业化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国内专家、学者对农民职业化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农民职业化的内涵、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性、农民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国外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化的先进经验、农民职业化的路径分析等几个方面,现就主要观点进行总结梳理。

　　(一)农民职业化的基础理论及内涵研究

　　西方学者和管理界对农民职业化研究时间较早,视角也比较广泛,如特征要素视角、过程论视角和权利论视角。Carr-Saunders基于特征要素视角,根据专门的技能和训练、最低限度薪酬、专业协会建立以及规范专业实践的伦理规范等要素界定了职业化。Greenwood提出职业化应具备五个特征要素,分别为:系统的理论、专业权威、社会认可、伦理行为守则和专业文化。Wilensky基于过程论视角,认为职业化都会经历以下过程:倡导者关注技术的掌握和培训,教育者推动建立专业协会,垄断技术的法律保护,正式的行为守则。Vollmer和Mills则认为职业化是一个过程,许多职业可能介于一个连续体之间,一端是充分发展的职业,另一端是完全无组织的工作。Larson基于权利论视角,提出职业化与社会制度的主要需求和价值观相联系的知识体系,并且致力于服务大众,因此是具有特定权利和声望的。Forsyth和Danisiewicz认为权利是职业化的核心概念,从业者对于服务接受者和雇用机构的自主性越高,其职业化水平也就越高。

　　何为职业农民?按照弗兰克·艾利斯(2006)对农民的分类,职业农民应属于追求利润型农民,而传统农民则属于风险规避型农民和部分参与市场型农民。

　　孙娟(2007)认为农民身份的终结与农民的职业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随着两者的完成最终将实现农民的现代化。农民职业化的含义是当农民、从事农业是其自愿选择的,与出身无关;选择经营农业的农民不是随便就可胜任的,而是要经过市场竞争,具备一定资格条件才行,即职业农民要求具有农业方面的特殊知识和技能要求,也就是职业素质。

　　洪仁彪等(2013)认为农民职业化就是指农业劳动主体由传统农民转变为职业农民的过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既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又为农民职业化创造了条件;二是各类主体的培育,他们与职业农民一起构成了农业经营主体;三是农业准入和教育培训,为农民提高素质创造条件。

　　何为农民职业化?田园(2013)在《我国农民职业化问题制约因素分析》一文中提出,所谓农民职业化是指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职业农民,经过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将产品进入市场竞争,并成为市场的经营主体。邹慧(2009)认为农民职业化是指农业现代化所要求的农民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化发展,其实质是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化。孙迪亮等(2009)认为农民职业化是指农民由一种身份标识向特定职业转化的过程,此过程以农民务农热情的提高为前提,以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为基础,以农民职业素质的增强为动力,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为目标。郭智奇等(2012)认为职业化的农民将从事农业生产,具有长期稳定性和较高的收入,来源不受任何行业的限制,可以将专业大户、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农业企业家、农村有职称的技术人才及行业能人划为职业农民的范畴。

　　实质上,农民职业化就是将务农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职业的农民,利用市场机制和规则获取报酬,并追求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进而实现农业产业化、农业生产者专业化分工和职业化发展。周雪松在《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农民由传统农民向职业化农民转变需经历三个阶段:一是经过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化,即知识化;二是新型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即去身份化;三是新型职业农民转化,即专业化。

　　总之,农民职业化泛指农民从事农业这种职业是自愿选择的,而不是“世袭”的和别人强制的;职业农民可以充分就业,而不是半就业或兼业型的;职业化的农民具有成熟的耕作经验、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和较强的市场经营能力,能够获取社会平均收益,得到公正的社会待遇,像从事其他职业的市民一样享有国家统一提供的就业、养老和医疗保障,不再是弱势群体,被人同情或歧视。

　　(二)农民职业化重要性的研究

　　邹慧(2009)从农民职业化对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价值方面阐述了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性,如农民职业化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生活宽裕”,有利于“乡风文明”,有利于“村容整洁”和“管理民主”。

　　周雪松在《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问题研究》一文中对农民职业化的重要性从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可以应对农村人力资源变化,解决未来“谁来种地”的必然要求。由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农民仅靠小规模的农地经营难以提高收入,为了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大量优秀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流,农业行业人力资源枯竭,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的发展后劲,因此农民职业化能够保证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所需的劳动力资源支撑,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第二,适应农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现代农业在一体化经营中对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市场化和服务的社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业生产链条延伸更长,生产岗位更加专业化,生产标准更加精细化,因此建构一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质量上乘的产业大军成为必然。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升农民社会地位的需要。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通过农民职业化,让农民获得社会平均劳动收益,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章力建(2013)的研究更进一步,他认为农民职业化有利于促进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可以保障农产品的长期有效供给和安全供给。这一研究,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的观点可资佐证,舒尔茨在解释农业生产的增长量和增长率的差别时,比较了土地的差别、物质资本的质的差别与农民能力的差别,他认为农民能力的差别是最重要的。

　　卢荣善在《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换》中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着农民职业化的进程,正确认识这一趋势并自觉地促进其转换,对于加速中国农业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可以激发出农业发展不竭的动力,其二可以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其三可以使农业和农村发展获得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其四可以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

　　综上所述,农民职业化在发展现代农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解决农业发展“后继有人”的问题,促进我国优秀农业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实现耕地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可以发展壮大区域资源特色农业,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解决农产品数量和质量安全问题,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三)农民职业化制约因素研究

　　在对农民职业化研究中,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当下农民职业化培育进程中存在着诸多障碍因素。谢淑娟(2008)认为,原有的农地制度不利于农民职业化,目前的职业教育体制也不适应职业农民的培养,而城乡二元结构则严重阻碍了农民职业化进程。

　　郝丽霞等(2009)在《农民职业化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中明确提出制约农民职业化的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是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农民职业化缺乏内部机制和动因;第二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破坏了农民职业化的利益动因,阻碍了农民职业化的进程;第三是僵化的、不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影响了农民职业化的前进步伐;第四是贫乏的文化知识、较低的技术水平和较少的经营技巧制约了农民职业化。赵强社(2009)则将影响农民职业化的障碍因素归纳为:农民素质低是制约职业农民产生的基础性因素;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职业农民产生的体制障碍;农村职业技术发展滞后是制约职业农民产生的重要因素。

　　韩福庆(2009)将影响农民职业化进程的因素归结为四个:一是几千年的农民思想沉淀形成的农民“守土”情结,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农业社区仍然存在对土地的依恋,农民希望自己的子孙一代接一代的把农场经营下去;二是土地产权主体结构缺乏效率;三是消极兼业的存在;四是农业经营信贷资金缺乏。同时,他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影响农民职业化水平的正相关因素为:教育资本投入、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因素为: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农民兼业收入。张选厚等(2011)研究认为职业农民队伍素质较低,职业农民培育难度大,资金需求多,融资难度大,土地流转不规范,合作社规模小等,是制约职业农民发展的主要因素。

　　周世其(2012)则以农业管理者的视角,将制约职业农民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农民综合素质低,职业农民的来源渠道狭窄;二是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业从业人员的流动性;三是农业职业教育滞后阻碍了职业农民培养;四是农业产业化、规模化不足,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等。田园(2013)将我国农民职业化的制约因素归结为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农业发展需求方面的因素、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因素、农民自身方面的因素和农民职业教育滞后的因素。

　　综上所述,农民职业化制约因素可概括为:

　　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否通畅,一要取决于能否坚持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二是能否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究其原因,制约农民职业化的因素既有历史原因,如长期实行重工轻农政策和城乡二元结构政策,削弱了农业自身实力的积累和限制了农民选择职业的自主性;也有现实原因,如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农地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贫乏造成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和就业时不能获得应有报酬。既有农民自身素质低下的原因,因为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保守,学习技能差和市场竞争意识缺乏,难以适应农民职业化的要求;也有相关制度不健全的原因,如不健全的农地流转制度和不完善的农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造成农民职业化缺乏动力和勇气。既有政治原因,如政府保护支持政策缺位的问题以及有些政府部门未能从公益性的角度看待农民职业化,在农民职业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扶持和引导作用;也有经济原因,如农业是弱势行业,比较效益低下,对农民职业化缺乏吸引力。

　　二、国外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化的先进经验

　　王丰等(2013)介绍了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农业强国在农民职业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先进机制,如通过颁布法律制度用以保障农民职业化的严格实施和执行;在经费投入中采取政府拨款为主,多方筹集经费为辅的财政预算政策;通过建立完善成熟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使农民职业教育制度化、系统化;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建立相互衔接和便于操作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农民职业化培训模式;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以农业院校为基地,以社会培训机构为辅助,教育、科研、推广三方面相结合的职业农民培训体制。

　　洪仁彪等(2013)具体研究了美国的农民职业化,他认为美国受高度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和农民职业化,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表现为高度市场化,政府主要在农民教育培训等公益性领域发挥作用。李志远等(2006)认为美国农业规模化和农民职业化成功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劳动力的合理有序的转移。

　　杜朝辉(2006)、张雅广(2008)则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法国的农民职业化经验。其一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劳动力转移和土地集中,提高农民职业化程度;其二是实施多级别和多形式的农民培训教育,提高农民的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水平;其三是制定农民资格制度提高农民素质并加以政策扶持。

　　李红(2008)、胡霞(2009)撰文介绍了日本农民职业化的经验及体会,认为虽然日本的劳动力转移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农村非农化”,但土地转移极其缓慢,土地集中程度低于欧美国家,兼业经营仍很普遍。不过,日本的农民教育和培训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和到位,农民培训由国家统筹规划,政府农业部门与相关部门分工指导和协作,以教育系统为农民培训的主体,农业改良普及事业系统予以配合。

　　韩国农民职业化的历程与我国大致相同,赖作莲在《韩国农民教育特征及启示》一文中写到:虽然韩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和中国极为相似的农业从业人员“老龄化”和“女性化”现象,但韩国针对有意从事农业经营的年轻人和女性劳动者按其所需给予专门培训和必要支援。

　　韩国的农民职业培训教育遍布全国,教育注重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韩国政府充分保障农民培训教育经费,所有培训经费都由政府补贴。国外发达国家农民职业化先进经验的研究结论可概括为:国外发达国家的农民职业化进程,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经济环境探寻到适合本国农业发展的职业化道路,如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力转移,促进土地的集中从而提高农业效益;其次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农产品的生产、收购、加工、销售各个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再次是培训模式灵活多样,培训层次衔接紧密;最后是培训经费充足保障,培训内容符合实际需求。

　　三、农民职业化的实现路径选择

　　如何实现农民职业化?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民职业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研究。蔡秀珍等(2011)认为农民职业化不仅是教育机构的责任,还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包括农业经营的职业准入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农业补贴制度、农村养老制度、城乡人才的双向流动机制等。

　　杨钧(2012)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探讨了农民职业化的实现路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推行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优化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保障农民就业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第二,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合理流转和集约经营,为此他特别介绍了具有创新性的土地流转模式———“江湾模式”,江湾村的村民可以把不想耕作的土地“存”到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收取固定的“利息”,其他人可以花钱到合作社“贷”地耕作,交纳租金。第三,建立农民教育培训制度,更新农民的培训观念,创新培训形式和内容,加快农民职业化的进度和提高职业农民的水平。第四,构建健全、长效的农民社会保障机制,解除农民职业化的后顾之忧。李国祥等(2013)对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职业化水平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大力推进农业教育改革发展,完善国家农民培训支持政策,全面提高农民素质;二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吸引和留住素质高、技术强、专业精的年青人发展现代农业;三是完善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充分兼顾新型职业农民,如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发展基金,建立国家财政资助的农业专项贷款体系;四是鼓励发展优质特色高附加值农业,降低新型职业农民的投资风险,促进其快速增收和健康成长。

　　韩娜(2013)也提出了完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对策,其主要思想是:首先遵循培育原则,包括实事求是原则、统筹规划原则以及自愿和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其次完善培育体系,包括丰富培育内容、创新培育方式、加强培育监督;再其次优化培育环境,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兴建农民合作组织、健全培育法规和拓宽培育投资渠道;最后是转变自身观念,如明确农民主体地位,提升现代农业经营观念。

　　综上所述,农民职业化的实现路径可概括为:农民职业化是一项长期和系统的工程,它不是依靠某一群体或部分群体单独努力就能完成的,必须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打通农民职业化进程中的诸多环节,发挥其推力、拉力作用。

　　首先,强化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明确各级政府在培育职业农民中应承担的职责,建立包括创业扶持引导、风险防范救助、信息采集传播等综合性扶持政策,对新型职业农民在信贷发放、土地使用、税费减免和技术服务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倾斜。其次,在农民职业化培训中要坚持地方特色,从农民需求出发丰富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对培训内容、培训效果和培训机构建立以服务农业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并与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培训机构的经费拨款挂钩。

　　再次是,建立职业农民资格准入制度和职业农民信息数据库,对职业农民进行注册、考级和持证上岗,并根据其素质能力和认定级别给予不同力度的培养和扶持。最后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职业化创造和谐稳定的生存环境,如打破城乡壁垒,建立“城乡一体化”劳动就业制度,引导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探索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既要保证实现土地集约经营,提高土地产出率,又要保证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获得应有的土地收益,引导他们顺利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职业化“吃上一颗定心丸”,打消农民因职业化产生的后顾之忧。

　　四、农民职业化研究的展望

　　农民职业化是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实现“三化”同步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格局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它的研究领域庞大博杂。通过梳理相关学者对农民职业化的研究发现,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是定性的、偏理论和宏观的研究,研究相对宽泛和空泛,而有关农民职业化的可操作、有实效的实证研究和针对某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提出农民职业化研究的几个重点方向。

　　第一,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农民职业化的成功模式案例研究。通过分析农民职业化成功模式的典型案例,借鉴其在推动农民职业化进程的成熟经验和先进做法,比如灵活多样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合理有效的保障农民职业化的制度设计、地方政府对农民职业化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引导扶持措施,将这些先进经验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符合当地实情的农民职业化道路。

　　第二,农民职业化程度的标准界定和指标体系研究。设置农民职业化水平的评价指标,包括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的内部指标和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间接影响的外部指标。定量分析影响农民职业化水平的影响因子,探讨哪些因子是正向影响农民职业化水平,哪些因子是负向影响,及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如何。

　　第三,区域农民职业化发展规划研究。以山西省为例,结合山西省农村现状、农业发展情况和农民意愿,对尚未农民职业化、初步农民职业化和完全农民职业化的三类农户进行调研,比较其农民人均纯收入、生活满意度、土地产出率、劳动力生产率等效益指标和效率指标,以期反映农民职业化对农民增收、农业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并就其农产品的生产、供应、加工、储藏、销售各个环节,探讨三类农户对资金、技术、扶持政策和培训内容等方面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民职业化过程中相关部门今后需努力的方向和拟解决的问题。

　　第四,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和不同类型农民职业化道路和支撑条件的研究。由于农民职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东、中、西部区别对待,根据区位状况、市场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要素流动和优势互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民可先行一步,尽快实现身份的转变,以产生较大的社会辐射和带动作用,使农民的专业化分工、职业化发展得以顺利实施,以提升我国农业的整体综合水平和效益,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农业强国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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