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派语言学发展与传承探析

　　摘    要：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是南派语言学的形成期。前期的主要特点是从语法学的革新扩展到语言理论的革新, 提出了“广义形态说”和“功能说”。后期引进了20世纪最具价值的语言学理论, 革新了语言观和方法论, 培养了学术接班人。80年代至90年代, 南派语言学进入发展期, 主要代表是胡裕树、张斌和徐思益等。胡张长期合作发展了广义形态说, 建立了句型理论, 首创了“三个平面”理论等。徐思益建立了第一个汉语描写语法学体系, 深化了语言的民族变体理论等。南派语言学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语言类型学等方面多有建树, 并逐渐和北派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融合, 体现了南派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治学特色。

　　关键词：　南派语言学; 北派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语法化; 语言类型学;

　　Abstract：　From 1930 s to the 1970 s was the period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Southern Linguistic School in China.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its earlier period was the expansion of innovation of grammar studies to the innov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zation, the advocacy of "generalized form theory" and the "functional theor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its later period introduced most valuable linguistic theories in the 20 th century, innovating language notions and methodologies and cultivating a group of successors. In the 1980 s and 1990 s, the Southern Linguistic School entered a new development period.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were Hu Yushu, Zhang Bin and Xu Siyi. 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between Hu and Zhang developed the "generalized morphology theory", established the "sentence structure theory", and created the "three Plane Theory". Xu Siyi established the first system of Chinese descriptive grammar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national variation of language. The School has mad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y and other fields, and gradually merged with the Northern Linguistic School and even the world linguistics, which shows that the Southern School is incorporating schools of diverse nature and keeping innovating with the time.

　　Keyword：　Southern Linguistic School in China; Northern Linguistic School in China; Cognitive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Linguistic Typology;

　　南派语言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1。50年代, 苏联学者对南派创始人方光焘的学术观点颇为重视。80年代, 苏联和日本学者再次关注中国语言学的南北差异, 认为中国有两大派, 一派是以吕叔湘等为代表的北派, 一派是以方光焘等为代表的南派2。作为回应, 国内语言学界逐渐有学者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并且具体分析了语法学界的南派与北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特点3。近年又有学者撰文对语言学南派的形成与发展发表了新见4, 但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重视与认同。本文拟对南派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 以唤起语言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促进人们对中国语言学流派的深入研究, 从而推动中国语言学的发展繁荣。

　　一、南派语言学的形成

　　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是南派语言学的形成期, 主要代表人物是方光焘 (1898—1964) 和陈望道 (1890—1977) 。这一阶段实可分为前期和后期, 前后两个时期方光焘与陈望道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

　　1. 前期 (30—40年代)

　　陈望道是主帅, 方光焘是副手。主要特点是从语法学的革新进而扩展到语言理论的革新。陈望道成为主帅, 主要原因是:他不但是一位颇有学术建树的学者, 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 还有文化阵地——他是《语文周刊》的主编, 还创办了大众理论刊物《太白》, 先后发起了妇女运动和大众语运动。

　　1938年, 陈望道依托《语文周刊》发起和组织了影响深远的文法革新运动。发表了《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等多篇论文, 一步步将讨论引向深入, 他在讨论中所提出的“功能说”颇具价值。方光焘作为主将自始至终参与了这场学术论争, 他与陈望道密切配合发表了《体系与方法》《再谈体系与方法》《要素交替与文法体系》等多篇论文, 与傅东华、张世禄等激烈交锋。

　　这场学术之争的成果汇编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 一再出版发行, 产生了深远影响。文法革新讨论实际上标志着南派语言学的形成5, 标志性成果主要有三:其一是方光焘在《体系与方法》一文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广义形态说”:“词与词的相互关系, 词与词的结合, 也不外是一种广义的形态, 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 既然缺少, 那么辨别词性, 自不能不求助于这广义的形态了。”[1]50这一学说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学术生命力6;其二是陈望道提出了“功能说”, 这一学说在语法研究中有相当价值, 可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7。其三是首次引进了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理论, 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必要基础。对此, 胡裕树在重印《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中有中肯评价:“文法革新的讨论, 为摆脱语法研究中的机械模仿作了舆论上的宣传, 为革新汉语语法研究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新概念, 如‘功能’、‘广义形态’等, 实际上与后来的‘分布’理论相近, 可以说是我国语法学界对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的首次运用和探讨。”[1]5

　　新世纪里, 当学者再次回望和思考这场学术论争的历史意义时, 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文法革新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三点:第一, 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高度来考察汉语语法问题, 新的理论、新的方法论和新的观念促进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现代化和科学化。……第二, 从根本上说, 这次讨论其实是理论语言学基本原则的讨论, 是20世纪中国理论语言学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理论语言学研究是需要结合具体语言事实来讨论的, 我们不能因为讨论的是语法现象和语法体系, 就认为这只是语法学问题的讨论。实际上, 这是两种语言观和方法论原则的争论。第三, 这次文法革新讨论其实是关于索绪尔学说的讨论, 是索绪尔学说在中国语言学中的第一次公开进军, 是索绪尔学说在中国语言学中第一个胜利[2]。

　　20世纪30年代, 还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初步建立时期, 陈望道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 创立了中国现代修辞学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 《发凡》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重视修辞学研究是南派语言学的一大特色。

　　2. 后期 (50—70年代)

　　方光焘是领袖, 陈望道退居其次。新中国成立后, 陈望道除了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校长, 还有众多社会兼职, 因公务繁忙, 投入科研的精力不足, 后期的他学术创新不多。20世纪70年代末, 陈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 总结了他自文法革新以来的语法思想, 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作出了努力, 对30年代末提出的“功能说”作了进一步论述。

　　方光焘虽然担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 也有不少社会兼职, 但大部分是虚职, 因此, 他的主要精力依然可以投入到教学与研究中。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十来年时间里, 方光焘积极进取成为南派语言学的旗帜。他的学术主张与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组织发起、参与的几大学术论争中, 通过这些学术论战, 南派语言学重视理论与方法论的治学特色更加鲜明, 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视野开阔、勇于创新的学术后备军。

　　第一, 为50年代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提出导向性意见。1953年高名凯在《中国语文》发表了《关于汉语的词类分别》一文, 引发了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词类问题的讨论, 实际上也是南派与北派高名凯的论争8。方光焘抱病但密切关注这场学术之争:一方面让胡裕树、张斌作为自己的学术代言人参加论争, 康复后在南京大学专门作了《汉语词类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的学术报告, 总结了讨论的成绩, 指出了讨论中存在的不足:“术语既未下精确的定义, 也缺乏共同一致的认识”, “对语法理论、语法学方法论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对以前在语法研究上所犯的错误, 未能做深入彻底的检查, 对理论也未能细加体会”。提出了必须高度重视“语法理论和语法学方法论”等导向性意见[3]37-49。

　　第二, 50年代末60年代初, 发起、组织了语言与言语问题的大讨论。从历时的角度看, 这是文法革新讨论的继续。文法革新讨论是中国语言学界第一次引进索绪尔理论学说, 但还只是浅层的, 属于初级阶段, 而语言与言语的学术论争, 则是索绪尔学说的全面引进, 标志着索绪尔学说在中国的全面进军。文法革新讨论只是简单介绍了历时与共时、历史语言学与共时语言学的区分, 对于索绪尔的核心理论范畴语言与言语, 还来不及具体阐释其内涵, 还未充分讨论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还没有深入探讨其价值与历史局限, 更来不及批判、改造和发展。从共时的角度说, 这也是南派语言学与北派语言学的学术论战, 具体说, 是南派学术领袖方光焘带领方门弟子、青年学者与北派语言学的代表高名凯的论战。“其实质是旨在广泛传播、准确把握索绪尔理论。”[4]6方光焘与高名凯都曾留学法国, 都接受了索绪尔学说, 高名凯还翻译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 他们都认同语言与言语区分的方法论原则, 但是在具体问题如“言语是否有阶级性”等方面, 有明显分歧。这场学术之争, 方光焘写了《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漫谈语言和言语问题》《分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评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等5篇论文, 全面阐述了他的语言与言语观。他的学术观点不但得到了南京学者的支持, 而且上海、安徽、浙江等众多学者也成为他的同盟。

　　这场学术论争, 不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普及了索绪尔学说, 深化了索绪尔研究。直接、间接参加语言和言语学术论争的人, 特别是方门弟子, 都终生坚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而且“还引起了世界性讨论, 欧洲、包括索绪尔家乡、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5]55。当时的欧洲、苏联对语言与言语的讨论非常激烈, 苏联的文章还翻译到了中国, 方光焘的弟子王希杰参加学术论争的文章就引用了苏联学者斯米尔尼茨基的观点9。南派语言学的理论视野与国际学术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 组织学习讨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欧美大陆分化为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美国描写语言学三大派别。50年代末60年代初, 北京大学在悄悄引进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 1961年朱德熙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说“的”》一文, 方光焘立即组织南京大学语言学师生研究朱德熙的文章, 同时组织阅读美国结构主义原着。如方光焘的研究生黄景欣1962年在《中国语文》发表了《读〈说“的”〉并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与朱德熙展开论争。方光焘撰写了《我们从〈说“的”〉一文中学习些什么》和《〈说“的”〉讨论总结》等文, 前者指出朱文“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与不足。后者总结了讨论的收获, 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几个先决问题”:发展观点、历史观点、层析分析、变体、转换理论、相连关系和相离关系与功能等;最后提出对“朱德熙的‘的’的修正方案”[3]285-305。方光焘之所以和朱德熙展开学术论战, “其实质是探索如何引进结构主义以及如何对待美国描写语言学”[4]6。

　　由此可见, 南派密切关注北派的学术动向, 实际上与北派是一种相互争鸣、相互促进的关系, 共同促进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促进了中国语法学、理论语言学的发展。

　　第四, 组织叶尔姆斯列夫研讨班。与北派重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 方光焘为首的南派更加钟情欧洲大陆的语言理论。叶尔姆斯列夫是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 索绪尔学说的传人。他的纯粹语言理论曾经如同霹雳一般震撼了20世纪的欧洲, “差不多同时, 20世纪50年代后期, 叶尔姆斯列夫这‘一声霹雳’同样震撼了中国的方光焘……方先生晚年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叶尔姆斯列夫理论的研究”[4]5-6。从1963年秋天到1964年7月, 方光焘组织南京大学语言学师生集体学习研讨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绪论》 (方翻译为《语言理论导引》) 。通过这一方式培养出一批精研叶尔姆斯列夫学说的学者。如渤海大学中文系主任冯凭是方光焘的研究生, 冯凭的硕士生王德福读硕期间就独自翻译了叶尔姆斯列夫的《元理论导引》。之后, 王德福在南京大学师从王希杰攻读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就是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 2009年出版了《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 他还运用语符学模型来研究文学作品, 2010年出版了《〈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实际上, 叶尔姆斯列夫理论研究是南派语言学的研究特色之一。

　　方光焘以学术战略家的眼光引进了20世纪最具价值的语言学理论学说, 革新了语言观和方法论, 提出了“广义形态说”, 培养了胡裕树、徐思益、龚千炎、冯凭、卞觉非、王希杰、吴为章等一批具有现代语言学理论素养、重视方法与方法论、富有创新精神的语言学接班人, 他们在继承的基础上将南派语言学推向前进, 也因之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走向。而陈望道在修辞学研究中成绩卓着, 培养了宗廷虎、李熙宗、陈光磊、李金苓等修辞学研究人才, 并且使复旦大学成为修辞学研究的重镇, 对中国修辞学研究尤其是修辞学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二、南派语言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语言学的黄金时代, 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均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老中青三代学者, 满怀学术创新的豪情, 在语言学的田野里辛勤耕耘, 收获颇丰。从80年代开始, 南派语言学进入发展期, 主要代表人物是:胡裕树 (1918—2001) 、张斌 (1920—) 和徐思益 (1927—2018) 10。三位学者的共同特点都是深受南派创始人方光焘、陈望道学术思想的影响, 50年代走上语言学舞台并崭露头角, 但最为活跃的时期是80年代到90年代, 他们的学术思想有相近相通之处, 共同体现了南派语言学的特色与成就, 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标志着南派语言学进入发展期。

　　1. 胡裕树和张斌

　　胡裕树 (笔名胡附) 和张斌 (笔名文炼) 在50年代初相识并长期合作, 联合发表了几十篇论文, 出版了多部学术着作, 形成了共同语言观, 突出成就是:

　　其一, 发展了广义形态说。他们无法认同汉语无形态的观点, 认为汉语虽没有印欧语这样的狭义形态, 但广义形态很丰富, 并深入分析了广义形态的具体表现:“广义的形态, 除了单词的形态变化外, 还包括词和词的相互关系, 词和词的结合, 语词的先后次序, 等等。”[6]广义形态论是对方光焘“广义形态”说的继承和发展, 在汉语词类问题大讨论中充分显示了其科学性, 大大丰富了汉语形态学, 使汉语词类划分“建立在民族化、科学化的基础上, 对汉语语法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126。更加可贵的是, 胡裕树、张斌还把广义形态理论“升华到语言学理论的高度作更加深入的论述。他由汉语这一个别语言的形态推及普通语言学的形态学理论, 认为在其它语言里也存在类似汉语‘广义形态’的东西, 如日语里丰富的助词”[8]。

　　胡裕树和张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广义形态论, 充分显示了他们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创新能力。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进入学术创新的黄金时期。

　　其二, 建立了句型理论。胡裕树、张斌高度重视句型研究, 提出确定句型是句子分析的终极目标。深入研究了句型与句类的关系, 影响句型的因素、确定句型的方法、步骤和原则, 总结归纳出了一个简明、实用、科学的句型理论11。

　　因为传统的成分分析法和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法都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1979年, 张斌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修订本中率先使用了“成分分析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析句方法, 即后来所说的句型分析法。这是一次析句方法的成功革新, 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接着他们提出了建立句型系统的构想, 拟构了一个现代汉语的句型系统。8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了《句子分析漫谈》《如何确定句型》等重要论文, 明确提出句子分析的终极目的是确定句型, 并且拟定了一套确立句型的方法与步骤。在此基础上, 明确区分句型与句类:“句类和句型是两个不同的语法概念:相同的句型可以属不同的句类, 相同的句类可以属不同的句型。”[9]320他们还区分了句子分析与句法分析:“析句, 包括句子分析和句法分析”, “句子分析是寻求句型, 句法分析是寻求词语之间的关系, 两者既有区别, 又有联系”, 强调“应该从划分成分, 配置成分到给句子寻求主语、谓语等的循环中解脱出来, 致力于分析句型, 建立句型, 把语法分析方法的研究同句型的研究联系起来, 从而把句型的探讨提高到语法研究和教学中应有的地位上来”[10]。

　　其三, 首创了“三个平面”理论。这是80年代以来中国语言学界的最大理论创新, 这一理论学说从80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汉语界的主流学说之一,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81年, 胡裕树在其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中, 在谈到句子分析如何确定语法关系时明确提出“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语序:语义的、语用的、语法的”, 这是三个平面思想的首次出现;1982年, 张斌、胡裕树发表了《句子分析漫谈》, 明确提出分析句子必须把属于语义的、句法的、语用的三种因素区别开来, 而且将“语法”改为“句法”, 使“三个平面的概念更加明确, 关系也更加合乎逻辑”[7]127, 标志着“‘三个平面’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11]107;同年张斌《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胡裕树《试论汉语句首的名词性成分》, 从不同视角阐释了三个平面思想;1985年, 胡裕树, 范晓在《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这一重要论文中, 深入阐述了“三个平面”理论, “标志着‘三个平面’理论的全面形成”[11]108。胡裕树1992年发表了《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 1994年发表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 从不同侧面, 对三个平面的理论学说进行阐述和论证, 全面系统论证了三个平面的语言观:语法研究必须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展开, 句法平面研究句子的显性句法结构, 语义平面研究句子的潜性语义结构, 语用平面对句子进行语用分析, 三个平面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

　　三个平面理论学说经过历时十余年的研究, 理论更加成熟, 而且在学术界引发了研究热潮, 范晓、范开泰、何伟渔等学者纷纷加入其中, 对讨论的深入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出现了大量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汉语现象的文章。袁晖评价说:“三个平面的理论廓清了以往语法研究中的某些混沌迷乱的现象, 拓宽了语法研究的路子, 促进了形式与意义、静态与动态、描写与实用结合, 为一些争论不休的语法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了可能。”[12]刘丹青认为“它对汉语语法研究的直接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 使汉语语法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新高度”[13]。林玉山指出:三个平面的理论“给整个语法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三个平面理论既是语法本体观的革新, 又是语法分析方法论的进步, 促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系统化、精密化和科学化”[7]128。

　　90年代后, 特别是胡裕树去世之后, 张斌继续带领南派语言学研究团队开拓创新, 成为南派乃至中国语言学界的旗帜性人物, 深刻影响了中国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的发展。如90年代起, 他带领团队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项目“现代汉语虚词的功能分析及分析方法研究”;2001年主持出版了商务印书馆重点项目《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他还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开展句子理解的认知研究、格律诗的语言结构与理解、节律制约句法及诗歌节奏的表现形式等方面的研究, 开拓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语法学的多学科发展。

　　2. 徐思益

　　徐思益是方光焘的大弟子, 虽远在新疆, 但始终关注学术研究的前沿, 为中国理论语言学和语法学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是南派语言学发展期成绩突出的一位。早在1994年, 胡裕树在徐思益《语言研究探索》一书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徐思益“文章的思想观点是具有鲜明的南派语法学说特色的”[14]6。2006年, 王希杰进一步说:“徐思益教授与胡裕树、张斌就是中国南派语言学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语言学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是南派语言学的一面旗帜。”[15]391徐思益语言学研究的突出成就是:

　　第一, 作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忠实传播者和开拓者12, 建构了比较科学的语言观和方法论。他认为“语法是语言的本质特征, 广义地说研究语法就是研究语言”。他“具体提出了语言系统构成理论, 即语言系统是由语言的层级关系、类聚关系和组合关系构成的从有限到无限、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体, 构成语言系统的各种要素、单位都是常体和变体的辩证统一体”[14]2。这就是徐思益系统而辩证的语言观, 语言是层级系统这一观点就是其创造, 这是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补充和完善。

　　他系统论证与坚持的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 得到学界认同, 已成为语言研究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语言研究是从意义出发还是从形式出发体现了北派与南派的对立。王力、吕叔湘等北派学者长期坚持从意义出发, 而南派的方光焘则坚持从形式出发去发现意义, 认为意义是终点而不是出发点, 坚持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研究原则。徐思益一贯坚信方光焘的形态理论, 坚持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从1958年的毕业论文《论语法学的对象与汉语词类区分问题》和1959年的《谈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 到1984年的《语法结构的同一性和差别性》《论句子的语义结构》, 再到1992年的《再谈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系列论文, 不仅坚持、阐释、论证了方光焘提出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从形式出发研究语法的原则, 而且有所创造, 有所发展13。

　　第二, 上世纪80年代初在《描写语法学初探》一书中, 建立了汉语第一个描写语法学体系。徐思益在该书序言中明确申明“试图确立一套语法研究的方法, 比较客观地、科学地、严密地描写汉语共时的语法体系”[16]。徐思益接受了索绪尔历时与共时区分的研究原则, 要建立的是处在共时平面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 这与北派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是有区别的, 北派主要接受的是美国描写语言学布龙菲尔德的理论与方法。早在文法革新讨论之时, 方光焘就坚持语法体系必须建立在共时平面, 而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建设尤为紧迫, 并且提出了建立体系的途径是“凭形态而建立范畴, 集范畴而构成体系”[1]52。方光焘未完成的学术使命最后由弟子徐思益来完成:1981年出版了《描写语法学初探》一书, 初步建立了汉语描写语法学体系, 也是中国第一个描写语法学体系。这一体系在今天看来, 虽有尚待完善之处, 但依然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历史价值, 它“填补了我国语法科学研究的一项空白”[17]。“对新时期的汉语语法理论的开拓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8]。

　　第三, 深化了语言的民族变体理论。徐思益始终认为在中国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必须结合中国的语言实际, 必须找到汉语的特色并把语法特点揭示出来, 必须解决语言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为人们有效应用语言提供理论指导。从1989年起, 他带领新疆的语言学研究团队开展新疆语言现状调查, 主持了“八五”国家课题“语言接触和影响”。1995年弟子高莉琴在《回族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民族变体》一文中首次提出语言的“民族变体”理论:“回族话主要是因为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不同, 而产生的民族变体。”[19]徐思益颇为认同, 1997年主持出版了团队研究成果《语言的接触与影响》, 第一篇《总论语言接触与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使用汉语情况的调查》就是徐先生的论文。在此基础上他继续深入思考, 发表了《论语言的民族变体》这一重要论文, 深入阐述了语言的民族变体理论:“语言的民族变体指的是一个民族使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而普遍带有母语印迹, 它相对于本民族的母语来说是‘双语现象’;从被使用的民族语言来看, 它是这种语言的民族变体。”[20]若干年后, 高莉琴等继续这一工作, 主持了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五”科研项目, 2006年出版了《新疆的语言状况及推广普通话方略研究》。

　　语言的接触与影响正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迫切需要探索与解决的新课题, 徐思益及其团队的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

　　三、南派语言学的传承与创新

　　胡裕树、张斌和徐思益作为南派第二代的突出代表, 他们的学术思想与南派语言学创立者方光焘、陈望道的语言观、方法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胡裕树说:“在暨大, 我从……方光焘老师学语言学, ……方先生讲授语言课, 观点新颖, 特别能把国外的语言学理论用于指导汉语研究, 我听起来觉得很新鲜, 也下过一点功夫。”[9]4张斌虽然不是方光焘与陈望道的弟子, 但是因为与胡裕树交往密切, 不但熟悉方光焘的学术思想, 而且经常到陈望道家中请教或讨论学术问题, 对两位前辈的语言观与方法论了然于心。胡裕树、张斌的广义形态论, 就是对方光焘广义形态说的丰富和发展14。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体现了方光焘的学术思想。徐思益明确指出该书虽然“没有提方先生, 但那里面有很多思想都是方先生的思想。他 (胡裕树) 说实实在在宣传方先生的思想就行了。不举旗, 举旗, 人家要讨厌的”[5]51。胡裕树曾经和徐思益彻夜长谈自己的学术使命:不举南派旗帜, 但是必须将南派语言学发扬光大。“他 (胡裕树) 的一个根本思想, 就是怎么样发展南派, 怎么样发扬光大, 怎么样发扬光大方先生的学术思想。”[5]51

　　徐思益作为方光焘的大弟子, 他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和成就, 最重要的是对方光焘改造后的索绪尔学术思想的传承改造和发展创新, 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原则, 都与导师方光焘密不可分15, 因此, 学界早就把他作为方光焘学术思想的代言人、传播者和发展者16。

　　南派第二代不但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的学术思想, 同时在研究方法、学术气魄和科学精神上继承和发扬了南派传统。他们重视新理论与新方法, 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善于站在语言学前沿, 关注语言学研究的全局问题, 在语言学发展的关键时期能高屋建瓴提出一些具有导向性的意见, 提出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 为语言学研究指明方向, 其学术胆识与前瞻意识, 都是颇具南派特色的。

　　当然, 尽管南派语言学家有强烈的学派意识, 致力于推进南派语言学, 但是他们与北派语言学家如吕叔湘、朱德熙等保持了密切联系。张斌明确说常向吕叔湘“请教一些问题”, 同时也有“不同的意见”[11]292-293。徐思益专门回忆了自己与吕叔湘、朱德熙、高名凯等北派学者的学术交往、争鸣与友谊17。他们重视学习、借鉴北派语言学的理论成果, 往往在与北派语言学家的相互学习、相互争鸣中, 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学说, 从而提升了理论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多元理论的发展, 当代语言学在追求人类语言共性的价值取向上高度一致, 因此汉语语言学逐渐融入世界语言学范畴。南派语言学在保持特色的同时, 不断拓展自己的理论视野, 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语言类型学等方面多有建树, 逐渐和北派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融合, 体现了南派兼收并蓄、不断创新的治学特色。

　　90年代以来, 张斌成功把心理学、韵律学、信息论、系统论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渗透到汉语语法的研究中, 明确提出从认知视角来描写与解释语言现象, 率先从认知角度提出了句子的理解策略, 即“词语提取策略”“词语预测策略”“尝试组合策略”和“模式对照策略”[9]397-40, 为语言学界“参与计算机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 开了理论研究的先河”[11]156。

　　胡裕树、张斌等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语言学人才, 南派的学术思想得以继续传承与创新, 可以说他们是南派语言学的第三代, 体现了南派语言学的研究趋势与最新成就, 学界理应对此进行跟踪研究。胡裕树的弟子陆丙甫是南派第三代中成绩突出的一位, 他是我国最早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张斌在《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坦率指出, 中国语言学的百年发展历程, 在理论与方法上多以吸收消化西方学说为主, 像陆丙甫这样“注重方法探索和理论创新的不多”[21]。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中, 陆丙甫除了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经典着作, “同时也作了许多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工作, 例如他的有关普遍共性的研究, 以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 都是在语言共性背景下而作的探索和努力。”[22]

　　90年代初, 博士毕业后旅居日本, 现为日本大阪产业大学国际学部教授、孔子学院院长的张黎同样是胡裕树的弟子。30年来一直致力于汉语意合语法研究, 他基于认知类型和语言逻辑视角所建构的汉语意合语法理论与分析原则18, 引起了中日同行的瞩目:“意合语法是对以形态为中心的语法研究的挑战, 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方向性探索, 也是对汉语语法研究传统的一种认同和回归。”[23]齐沪扬、张谊生、陈昌来等的语言研究深受导师张斌的影响, 他们在语法研究特别是汉语语法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同样值得关注, 他们也是南派第三代的重要代表。他们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他们的研究旨趣与研究走向值得研究。他们还培养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语言学人才, 有很强的学派意识, 对此进行跟踪研究, 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

　　以上对南派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与评述, 期待引发更多学者关注、思考和研究中国语言学流派问题, 毕竟学派的存在和争奇斗艳是学术繁荣的标志与推动力。我们不应谈“派”变色, 而应实事求是地进行系统而科学的研究, 为语言学科的发展繁荣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语言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 在国际语言学界占有应有之位, 需要语言学家们脚踏实地持续创新, 需要为不同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合适的文化土壤, 需要对已经出现或正在形成的学术流派或学术思潮进行跟踪研究, 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以宽广的胸怀及时向世界推介传播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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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陆丙甫.汉语的认知心理研究——结构范畴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3.
　　[22]金立鑫.语言类型学——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J].外国语.2006 (5) :35.
　　[23]徐国玉.汉语语法研究的方向性探索——《汉语意合语法研究》评介[J].汉语学习, 2013 (4) :112.

　　注释：

　　1 参见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7年, 第111页。
　　2 参见朱晓军《徐思益教授访谈录》,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67-70页。
　　3 参见陈炯《论中国语法学界的南派与北派》,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1998年第1期, 第51-56页。
　　4 参见施发笔《中国语言学“南派”的形成与发展》, 《江南论坛》, 2016年第10期, 第33-34页。
　　5 参见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 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7年, 第111页。
　　6 参见林莉《“广义形态”说在汉语语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第1-40页。
　　7 参见朱晓军《徐思益教授访谈录》,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41页。
　　8 参见朱晓军《徐思益教授访谈录》,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55-70页。
　　9 参见王希杰《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 1964年第1期, 第157-169页。
　　10 有人认为王希杰是南派第二代, 但更多学者认为他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派:“三一语言学派”。参见徐思益为李名方, 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年第1-9页) 一书所写的序言。
　　11 参见林玉山、吴晓芳《论张斌、胡裕树的语法思想》,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3期, 第127页。
　　12 参见胡明扬《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忠实传播者--理论语言学家徐思益教授》,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1期, 第151-152页。
　　13 参见钟玖英《方光焘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2017年第3期, 第49-54页。
　　14 参见吴晓芳《张斌语法思想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 第287页。
　　15 参见邹洪民《学海寻珍流执着边原拓宝洒热忱--徐思益教授传略》, 《语言与翻译》, 1996年第2期, 第69-75页。
　　16 参见王希杰、聂焱、郑荣馨《学派和学风及其他》, 载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年, 第390-391页。
　　17 参见朱晓军《徐思益教授访谈录》,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第75-84页。
　　18 参见张黎《汉语意合语法研究--基于认知类型和语言逻辑的建构》, 东京:白帝社, 2012年, 第7-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