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转变

修辞学论文第六篇：我国修辞学的研究方法转变

 

　　摘要：中国修辞学史、修辞观变革决定着修辞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变革, 进而推动修辞学的发展与完善。与修辞学理论认识深入与多元相适应, 修辞学研究方法也基本循着从狭义到广义、从单一到综合的路线发展。具体表现在经验归纳与理性分析相结合、统计演绎与个案切入相结合的多范式整合, 构件、个体、环节、关系等细化考察的多参数分析, 吸收相邻学科理论营养、借鉴多学科研究方法构建契合修辞学科特点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产生与运用, 也塑造和催生了新的修辞观。

 

　　关键词：修辞学; 方法论; 变革;

 

　　宗廷虎先生曾指出百年来中国修辞学研究历时演进的八种研究方法: (1) 罗列材料和罗列材料加按语法; (2) 模仿法或机械模仿法; (3) 唯物辩证法; (4) “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 既是观点, 也是方法; (5) “古今中外法”; (6) 多学科结合和交融及人文主义研究法; (7) 从“以语言为本位”到“科学主义研究法”; (8) 表达修辞学与接受修辞学互动互补的“言语交际全过程”研究法。 (1) 郑颐寿先生更是把中国上千年的“大修辞学”辞章学的研究方法归纳出十种: (1) 格致法, (2) 数理法, (3) 言语和语言的“动”与“静”“特殊”与“一般”、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法, (4) 比较法, (5) 逻辑法, (6) 系统法, (7) 符图法, (8) 探源盈科法, (9) “一坐双伸双化法”, (10) 否定之否定法。 (2) 虽然这两种划分无论从逻辑学还是方法论的角度都有待完善, 但基本反映了中国修辞学研究方法的大致面貌。

 

　　统观中国修辞学史, 最早对修辞现象认识和研究的方法还有很多, 虽不系统, 但很实用, 这些方法到钱钟书集其大成, 我们归纳为“微观现象考释法”“共时历时连类法”和“万殊一贯打通法”。 (3) 然而, 真正具有科学品位、可称为范式的理论和方法始于20世纪初, 其轨迹基本是循着从狭义到广义、从单一到综合的路线发展, 大略可分为五种范式。一是以唐钺《修辞格》为代表, 以谭永祥、吴士文等为承继的“辞格中心论”研究范式, 基本方法是分类描写, 这是最狭义的研究范式。二是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代表, 以宗廷虎、陈光磊等为承继的“两大分野”研究范式, 基本理论是“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修辞利用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 基本方法是辩证分析。三是以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为代表, 以张炼强、吴士文为承继的“交叉研究范式”, 基本理论是强调修辞与语法、逻辑、文化、心理等的共生与互动关系, 基本方法是交叉比较。四是以王希杰《修辞学通论》为代表的“三一”研究范式, 基本理论是零度修辞与偏离修辞、潜修辞与显修辞与四个世界 (语言世界、心理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 所构成的体系, 基本方法是归纳演绎互证。五是以谭学纯等《广义修辞学》《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为代表的广义修辞学, 基本理论是把人的一切自觉行为及运行过程都看作是修辞学研究对象, 基本方法是实证与思辨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具有范式性质的修辞学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变革, 大都具有学科新建或重建的科学意义, 如唐钺的辞格中心论与归纳方法首建了中国的技巧论修辞学, 陈望道的情境论与辩证分析方法首建了中国的表达论修辞学, 谭学纯等的互动论与综合方法首建了中国的广义修辞学, 这就是说, 学科建设与发展是方法论变革的必然结果。

 

　　整合中外对“修辞”的认识, 我们似乎可以下这样的包容性定义:修辞是借助特定手段追求最佳交际效果的互动言语行为。这个定义包含了从狭义修辞学到广义修辞学各有侧重的四个判断:强调“特定手段”的是技巧论, 强调“追求最佳表达效果”的是目的论, 强调“言语行为”的是行为论, 而强调互动的是主体间性论, 并且认为前三个判断都必须建立在第四个判断的基础之上, 因为修辞的成功取决于修辞主体间认识的同一性和规则的有效性。 (1)

 

　　“技巧论”认为修辞就是表达技巧, 然而通向希望目标可以有多种不同途径, 在操作层面, 并不存在唯一合适词语放在唯一合适位置的情况, 更不存在万能的、绝对好的修辞方式。无论是积极修辞技巧, 还是消极修辞技巧, 其唯一存在意义就在于主体间有效性。“目的论”认为修辞旨在追求最佳言语效果, 然而, 最佳之“最”和最佳之“佳”都是极度模糊的, 它包括从满意到理想的巨大弹性空间。修辞效果的高低不在于表达者达到了什么目的, 而在于这些手段在主体间的认同程度和规则效度。“行为论”认为修辞就是求效行为, 但行为方式方向、力度烈度以及所借助的工具客体语言符号更是修辞共同体协调选择和控制的。由此可知, 在整个修辞过程中, 语言是隐喻符号系统, 具有模糊性;技巧是多选路径系统, 具有复杂性;目的是语效级差系统, 具有可变性;行为是情境匹配系统, 具有或然性。而要追求修辞的最佳效果, 唯一的途径就是修辞共同体把以上属性整合为认识的同一性和规则的有效性。因此, 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了修辞的主体间性, 整个过程, 各个层面, 多个维度, 进而催生了广义修辞学。

 

　　修辞观的变革自然决定了修辞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变革。也就是说, 修辞的主体间性决定了修辞过程的多变性、修辞现象的复杂性和修辞学学科的交叉性, 而与此相对应的自然是修辞学研究的多范式嫁接法、多参素分析法和多维度观照法。

 

　　一、多范式整合

 

　　多范式整合, 是指相互对立相互竞争的不同研究模型和方法优选、兼容的综合研究。我们知道, 范式是在任一特定领域中都能得到重复使用的模型和路径, 如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范式和建构主义/现象学范式, 前者强调定量方法, 后者强调定性方法, 由于两个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差异, 致使双方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各是自己之是, 各非对方之非。从而使得本来并非你死我活的两种范式变得水火不容。然而,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 人们逐渐认识到单一范式或方法论路径很难解决、解释所有问题, 于是不少学者取“范式相对主义”立场, 提出“整合方法” (或“综合方法论”) , 兼容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经验研究和理性研究、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等不同方法, 修辞学因其科学构成的复杂性, 自然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性。

 

　　一般而言, 定量研究是对从各种途径所获得的数据作量化分析, 通过对事物某一特征的量的规定性确定其存在方式与规律。而定性研究则是通过对事物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确定其存在方式与规律。“定性的一词意味着对实体的性质和过程的强调, 同时, 其涵义不能通过实验与考察, 也不能以量、数字、强度或频率来测量。”而“定量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 而不是过程” (1) 。以此律之, 传统修辞学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如案例研究, 个人经历研究, 内省研究, 访谈研究, 观察的、历史的、互动的以及各种文化的文本研究等。之所以多采用此种方式, 主要是因其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我们曾把这种不确定性称之为“混沌运动”, 并指出:“我们说修辞是一种混沌运动, 意味着修辞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因为要预侧修辞未来行为, 需要无穷多的初始信息, 但人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掌握无穷多的信息, 而用有限的初始信息是不可能预侧无限产生新信息的运动的。”“修辞是一个开放系统, 它不仅要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而且也受到内部不确定因素的制约, 于是便会产生混沌理论中的所谓‘蝴蝶效应’, 即在一定的‘阈值条件’ (语境) 下, 修辞效果或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中的变化极为敏感, 一个微小的变动或偏差, 将会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 而这往往是难以预测的, 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随机性。”“修辞系统不是简单的钟表模式, 而是复杂的混沌图景, 它是一个有序与无序、线性与非线性、确定与非确定、偶然与必然互根互补、同源转化、高度统一的世界。” (2) 因此, 从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始, 人们使用最多的还是定性方法, 不过, 人们越来越发现, 只靠定性研究, 不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而且往往很难把握研究对象的确定性规律, 这也就是不少人认为修辞学不具有科学品性的原因之一。于是, 人们开始自觉把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起来, 表现如下:

 

　　(一) 经验归纳法与理性分析法

 

　　经验是人们亲身经历和体验所获得的各种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并储存于大脑的知识, 是源于知觉或反思的观念。在人类生活中, 经验主要表现为一种行为反应, 而在科学研究中, 经验是对经历和体验的描述, 而科学就是经验逻辑化推演和系统化建构。这就是说, 经验是理性认识的起点, 是科学理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 修辞学根本上也是一门经验的科学。按照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相契合的原理, 修辞学最重要的方法自然就是经验描写的方法。然而, 科学事实是一种公共经验, 个体经验主要作为归纳判断而存在的。所以, 诸多个体经验只有在逻辑归纳后才具有科学品质。这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显性经验归纳法, 二是隐性经验归纳法。

 

　　显性经验归纳法是指明确指出诸多个体经验, 然后进行完全或不完全的归纳推理, 进而得出一般性结论, 如几乎所有对修辞手段的描写都是借助这种方法, 比喻就是通过典型举例的方法来判定这种辞格共性的构成因素、结构特点和修辞功能的。再比如反思 (内省) 法, 修辞学研究也往往是汇聚多个个体经验来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如张春泉在《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一书中运用了调查法, 主要调查“熟练表达者” (文学家) 和“一般接受者”对具体表达或接受时的心理历程, 而这主要了解每一个个体被调查者对自己当初心理体验的复读式内省或曰自我观察, 然后进行归纳推理, 得出概率性结论。这种研究其实也等于帮助修辞表达者与特定群体的接受者进行协商, 或者说是调查接受者对特定修辞规则有效性要求的比例。

 

　　隐性经验归纳法是指表面上看没有使用归纳法的形式, 但实际上某个断定是经过人们长期的共识性认知产生的。这主要表现在修辞效果的判定上, 如唐代贾岛《题李凝幽居》“鸟宿池边树, 僧敲月下门”之“敲”, 宋代王安石《泊船瓜州》“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 张先《天仙子》“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弄”, 周邦彦《满庭芳》“风老鹰雏, 雨肥梅子”之“老”与“肥”, 等等, 历代多称之为炼字典范, 就是建立在长期诸多文人集体性相同认知的基础之上的经验归纳。个体经验必须经过群体 (至少是群体中的多数) 认同才有价值, 所以对个体经验的归纳是非常重要的。当然, 如果这种体验不仅存在很大差异, 而且对立双方在影响上不相上下, 这时的归纳就有较大的或然性, 如杜甫《古柏行》中的“霜皮溜雨四十围, 黛色参天二千尺”, 从沈括和黄朝英争论此夸张是否应符合逻辑开始, 直到今天, 仍然势分两派, 而这也正是经验归纳法之缺陷所在, 因此, 修辞学研究, 仅从经验出发还不行, 还必须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推演。对此模糊修辞现象, 如果在经验归纳判定的基础上再进行理性的因果分析, 可能就更具有说服力。譬如, 分析这一夸张诗句时, 不仅静态地考察句子本身所反映的客观事理, 而且动态地放在特定的语境中, 考虑到诗歌语体、作者情感、作品题旨、描写对象和语篇关联这些影响因子, 再与宋代王祈“咏竹诗”“叶垂千口剑, 干耸万条枪”的违情悖理相比较, 就会发现杜甫诗句的可接受性所在。这就是说, 只有经验方法与理性方法结合使用, 修辞学研究才可能更全面, 更科学。

 

　　(二) 统计演绎法与个案深入法

 

　　上面提及, 归纳法其实是一种量的积累, 从而抽取相同属性的方法。然而这还不是典型的定量方法。广义地说, 定量方法就是通过对研究材料进行量化分析而得出一般性结论的方法, 包含调查、实验等一般活动方法和统计、图表、模型等具体操作方法。我们曾多次提到谭学纯在定量方法使用上的范例, 特别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更是纯熟地运用这种方法, 尤其值得赞赏的是, 谭氏把定量方法注入义素分析或辞素分析之中, 增加了研究的可靠性。 (1) 再如张春泉在《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 (2) 中的调查和实验, 其中的统计方法也是很值得称道的。如在“对一般接受者的问卷调查”中,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数字统计, 包括数字描写和示意图表等。首先, 调查对象的选择遵守具有广覆盖性的名义尺度:具体对象为一般大学生接受群体, 时间跨越2000、2001和2002三届, 专业涉及统计学、汉语言文学、数学、军事、经济、司法等, 问卷发放1070份, 收回1035份, 有效问卷980份。其次, 调查遵守被测定对象的顺序尺度, 如在调查“接受心理的复杂性”时, 其问卷列出八个广告, 问题是:“当下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出现大量形形色色的广告, 请您给下列广告打分 (分值为5、4、3、2、1、0, 5为最高值, 即如果您认为该广告十分好, 就给5分, 5、4、3、2、1、0依次递减。”这分值的确定就是遵循了顺序尺度。第三是遵守对研究对象程度差异的间隔尺度, 如上面对广告打分设计每一等级的间隔都为1。第四是遵守了被测定对象的比例尺度, 如对“今年春节不收礼, 要收就收脑白金 (A) 5; (B) 4; (C) 3; (D) 2; (E) 1; (F) 0”的调查结果是:选A的有52人次, 占5.2%, 选B的有83人次, 占8.4%, 选C的135人次, 占13.6%, 先D的143人次, 占14.3%, 选E的194人次, 占19.1%, 选F的386人次, 占38.9%。其他七则广告的调查结果都是如此, 同时都用扇形统计图直观显示其所占比例。即对修辞表达、接受、评价等进行统计说明。这是因为, 修辞现象的复杂性决定了修辞规律的不确定性, 所以很难进行全称概括, 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对随机的修辞现象作出概率判断。虽然结论是或然的, 但如果再配以演绎法, 至少能得出大概率修辞规律。概率归纳推理就是建立在统计的基础上的。我们曾在《混沌理论对汉语修辞学的启示》中指出:“修辞效果或未来行为对初始条件中的变化极为敏感, 一个微小的变动或偏差, 将会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 而这往往是难以预测的, 或者说带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 在传统修辞学中, ‘适情应境’可说是修辞的总原则,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想化原则。因为‘适应’有时是确定的、对应的、稳定的, 有时又是不确定、不对应、不稳定的, 如果所‘适’非‘情’, 所‘应’非‘境’, 收到的肯定是负面效果。以虎豹比勇武, 以尧舜喻圣明, 无论是中国文化传统, 还是王侯自身心理, 都应该说是‘适应’的, 然而桓谭《桓子新论》中说的帝王却因此怒而责问:‘何为比我禽兽’、‘何为比我于死人’?” (1) 而一些惯常认为恒定的修辞行为、修辞风格等, 有时因为突发或偶发因素的扰动而偏离轨道, 如计划周全的修辞策略遭遇失败, 言语失误又可能收到奇效。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主要指出要注意修辞的随机性, 但如果我们进行概率推理, 还是会发现大概率规律的:历代君主十之八九是喜欢以自己之功德比尧舜之圣明的, 进而运用概率推理推出在所有人中十之八九是喜欢以自己的德能与先贤相比的。研究到此, 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 利用演绎法去指导修辞实践:

 

　　以先贤比今人十之八九是成功的;

 

　　今以某先贤比某人,

 

　　其成功的概率也应该是十之八九。

 

　　同样, 为了弥补统计演绎法结论或然性的缺陷, 修辞学研究同时采取定性研究的个案研究方法。迄今为止, 人们的共识是:个案研究就是对单一的研究对象 (包括一个人、一种行为、一个现象等) 进行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种研究虽然也是一种经验性研究, 但因为这种研究较为深入具体, 某种意义上能够揭示研究对象深层的本质特征。尤其是对复杂的修辞现象, 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对揭示一般性的修辞规律自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方面, 谭学纯在多部着作和多篇论文中做过成功的尝试, 不但用个案研究证明广义修辞学的学科本质属性, 而且也证明它的广泛的解释能力和普遍适用性。如《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中依据广义修辞学中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三个层面和表达、接受两个主体的理论框架, 对余光中《乡愁》中的“乡愁”一词进行个案分析:

 

　　1.修辞技巧层面的解释:“乡愁”之喻的五个语义特征

 

　　“乡愁”的语义特征:乡愁的自然语义本为[+人+思念家乡+情感状态+忧愁悲伤+程度深], 但作者余光中却对其进行了重新的修辞设定:设定了“乡愁”发生的不同时间段:[+小时候+长大+后来+现在];设定了“乡愁”的视觉表象和感知表象:[+小小的邮票+狭狭的船票+矮矮的坟墓+浅浅的海峡];设定了“乡愁”的情感指归:[+母亲+新娘+大陆]。

 

　　“乡愁”的语义信息:由语词义的向心性变异为修辞义的离心性, 即由一种对家乡的思绪异变成这种思绪在时段取向、感知物象和情感指向的多维辐射。

 

　　“乡愁”的语义结构:从语词义的封闭性变异为修辞义的开放性, 由“乡愁是X”变异为“乡愁是X1———X4”。

 

　　“乡愁”的语义认同:从解释的权威变异为解释的自由, 即由词典的逻辑性权威解释泛化为情感性自由体悟。

 

　　“乡愁”的释义元语言:从中性变异为智性, 即由语义边界清晰的语词义“深切思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变异为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修辞义:“乡愁是X1—X4”。

 

　　2.修辞诗学层面的解释:“乡愁”的语义变异如何推动了语篇建构

 

　　“乡愁”进入目标语篇, 不仅是调节性修辞元素, 而且是结构性修辞元素。“作为标题话语和语篇关键词, ‘乡愁’的自然语义构成了《乡愁》的语篇叙述压力。《乡愁》的语篇新颖度, 取决于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由‘乡愁’的自然语义构成的语篇叙述压力。余光中摆脱叙述压力的修理处理, 是在语篇起始句脱离‘乡愁’的自然语义, 从不同的向度, 重建‘乡愁’的修辞语义。每重建一次‘乡愁’的修辞语义, 就为语篇叙述注入一次能量。” (1)

 

　　3.修辞哲学层面的解释:“乡愁”之喻如何参与建构了“乡愁诗人”

 

　　“乡愁”之喻, 是“修辞动物”。余光中把非自然语义植入自然语言, 而这种语义的修辞变异, 无疑参与建构了作者的精神世界。

 

　　4.“表达—接受”互动过程中的“乡愁”

 

　　这又分为四个层面: (1) 作为篇名, “乡愁”是表达者依据个人审美体验重新审视的认知对象, 是接受者有待重新认知的对象。 (2) 进入语篇叙述的“乡愁”, 对表达者是已知的、对接受者是未知的。 (3) 语篇生成之前, “乡愁”的系列化修辞语义处于表达者认知区域的中心位置和待梳理状态;处于接受者认知区域的边缘位置和待激活状态。 (4) 语篇生成之后, “乡愁”在“表达—接受”互动中对接。 (2) 正是这种深入的个案分析和广谱的演绎, 使得狭义修辞学面对语篇中一个词的解释空间得不到有效拓展的状况在广义修辞学的解释框架中体现了解释力, 既能揭示修辞本质, 又能统辖修辞现象, 达到理论与实践、理论与方法的高度统一。

 

　　二、多参素分析

 

　　分析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它是把研究对象的整体拆解为构件、类型分化为个体、过程裁剪为环节和因果关系的细化认知方式。由于人们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的认识不同, 其分析的范围也有差异。自然, 不同的修辞观也决定了修辞分析范围的差异。一般而言, 修辞分析应包括修辞的整个过程及其决定修辞成败、优劣的所有参变因素, 如:

 

　　传统修辞分析着墨最多的是修辞手段, 从最早唐钺的《修辞格》始, 学者们就对各种修辞手段的类别、结构、功用、适用环境、与其他手段的异同, 以及使用时注意事项等进行或详或略的分析, 其中范畴分类、整体分解、过程分段说明就是分析方法的基本模式。修辞手段包括修辞工具和材料, 主要指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层面的修辞潜质, 特定修辞手段如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构成方式与修辞作用等。如大多数的修辞学着作都对语音、语形、语义、语法以及辞格各层面的修辞构式、功能、关系等进行详尽的分析, 正如唐钺所说:“要讨论修辞格, 为便利起见, 不得不把他们分类。” (3) 他自己就是这样研究的, 如把修辞格分为根于比较的、根于联想的、根于想象的、根于曲折的、根于重复的五个大类, 每个大类下面又各分小类, 如在“根于比较的修辞格”下面又分为“根于类似的修辞格”和“根于差异的修辞格”、前者又分为“显比格”“隐比格”“寓言格”、后者再分为“相形容”“反言格”“阶升格”和“趋下格”。整体分解是把一个整体事物拆分为几个组成部分来认识的方法, 如同样对比喻进行分析, 还有学者把比喻分解为各构成要项进行认识。如陈望道认为“这格的成立, 实际上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等三个要素, 因此文章上也就有正文、譬喻和譬喻词等三个成分” (1) 。而钱钟书的“喻之二柄与多边”则是更进一步细化比喻的各个组成部分。 (2) 过程分段是把一个完整的过程拆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来考察, 现在的修辞学研究大都是对修辞过程进行分段考察的, 如谭学纯、唐跃、朱玲的《接受修辞学》、谭学纯、朱玲的《广义修辞学》和谭学纯的《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就是把修辞从表达-接受-互动的整个过程进行细密分析, 张宗正的《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也对修辞活动的整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要素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

 

　　语境自然也是修辞学的重要参数, 无论表达还是接受, 无论文体还是文本, 都与语境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其中文本、场合、时空、交际对象、社会文化背景各层面构成了语境的全部内容。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对“普通作文书”所谓“六何”的分析, 最后得出自己“修辞的观点”:“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 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 (3) 此后王德春、宗廷虎、张炼强和王希杰等都对修辞语境进行过探讨。20世纪以后语境分析逐渐细化和专门化, 其中较为深入全面的当数王占馥和冯广艺, 如王占馥的《语境学导论》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3) 、《语境和语言运用》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5) 、《汉语语境学概论》 (南方出版社, 1998) , 而冯文艺的分析尤其值得称道。在《汉语语境学概论》 (冯广艺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 中, 作者对语境的一般构成要素 (六何) 和特殊要素 (传媒要素、伴随要素) , 对语境的各个细类, 诸如微观语境与宏观语境、显性语境与隐性语境、简单语境与复杂语境、题旨语境与情境语境、情绪语境与理智语境、逻辑语境与人为语境、模拟语境与零度语境、单语语境与双语语境多语语境等, 都做了非常细微的描写和说明。尤其对宏观语境中的社会环境、社会政治制度、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 人文心态中的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社会心理、民俗风情、文史典故, 还有时代特征和面貌、地域形貌和方言等都有精细的分析。而《语境适应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在上部着作的基础上又对语境的适应进行了全面分析, 如对微观语境的适应:“适应语音语境”“适应词汇语境”“适应语义语境”和“适应语法语境”, 对伴随语境的适应:“对面部表情的适应”“对手势动作的适应”“对身体姿态的适应”“对身体距离的适应”。进而归纳出四大语境适应律:互动律、虚拟律、替换律和填充律。这些分析, 有构件的拆解, 有类型的分化, 有环节的截取, 有因果关系的透视, 可以说是中国修辞学做得较好的部分。

 

　　对主体分析较为复杂。传统修辞学认为只有表达者才是主体, 修辞就是“我”适应、选择、创造了怎样的对象、环境和辞式, 从而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对修辞主体的分析主要侧重表达者从需要、动机、目的, 到根据交际对象和语言环境遣词造句整个过程的分析。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在分析修辞过程时就主要侧重在表达方面, 如在论述“修辞准备”时, 就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 “内容上的准备”既包括“写说者必不可少的经常修养”:“生活上的经验”、“学问”和“见解和趣味”;也包括“临时经心努力的地方”:“随时细心的观察”和“临时检阅报章、杂志和书籍”。形式上的准备主要分析了“两种表达法式”:记述的和表现的。后来大部分修辞学着作基本都是把“写说者”“表达”作为主体来分析的。这自然突显了修辞的主体性。

 

　　广义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大不相同, 分析范围和分析角度也有区别。比如, 传统修辞学认为:“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 (4) 前者说的是修辞手段, 后者说的是修辞行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两个判断的“主体”都是表达者。然而, 广义修辞学却认为, 修辞活动有两个主体, 一个是表达者, 一个是接受者。修辞活动就是“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表达和接受构成修辞活动的两极, 二者互为因果, 各自通过对方确证自身的价值。修辞信息通过表达者的语言能力, 转化为语言行为, 外显为物态化的话语材料, 然后作用于接受者;接收者以给定的话语材料为对象, 遵循一定的言语交际原则, 调动自己的知识库存, 以自己对于表达者输出的修辞信息的理解, 证明交际效果的相对优化。由此可见, 所谓‘最佳’交际效果, 在表达者那里, 只具有可能性;在接收者那里, 才具有现实性。而把修辞活动的主体限定在表达者一方, 实际上取消了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界限。” (1) 基于广义修辞观的研究在做修辞主体分析时就要复杂得多。在《广义修辞学》中, 作者不仅探讨了“表达论”和“接受论”, 更重要的是对表达与接受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 如“表达和接受的认知前提”“主观互联的合法化”“语义生成的修辞认知”“双向互动的文本建构”“修辞话语的双向建构”和“修辞策略的双向调控”等。在《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中, 作者不仅对接受者参与对表达意义生成、补足省略表达的修辞信息、表达正误和接受效应、颠覆意义和意义重建、未然表达的接受预期进行了深入分析, 而且对修辞主体间性以及主体角色的互动共生转化等复杂关系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广义修辞学改变了分析的方向, 扩大了分析的范围, 增加了分析的视角, 特别是对修辞接受和修辞主体双方互动动因、条件和规则的分析尤其值得重视。

 

　　三、多视角观照

 

　　西方主体间性理论认为, 同一层面、同一视域、同一类属的两个或多个对象都具有互渗、互生、互释的关系, 也就是具有同一性, 所谓广义的“间性”, 如学术研究主体之间的同一性是主体间性, 文本之间的同一性是文本间性, 学科之间的同一性是学科间性。而对复杂性科学如人文科学、尤其是修辞学进行研究的时候, 从学科本身切入往往难得要领, 于是, 研究者们就尝试“旁敲侧击”“触类旁通”, 利用学科之间的特征同一性和方法有效性进行跨学科共享。这是因为, 修辞本就是复杂的人的行为, 它关涉到影响这个行为的各个方面, 如社会、文化、逻辑、心理、审美、传播、哲学等, 自然, 研究修辞行为的修辞学就具有了交叉或综合的性质, 因此, 从不同角度切入可以扩大视野、拓展级次、挖掘深度, 更重要的是, 这种研究既可能在学科的交叉处有所发现, 又可能在学科的分离处有所借鉴。比如, 对同一种修辞现象, 用心理学方法去研究, 既可揭示其心理基础, 又可通过其观察法和自我观察法透视其心理机制, 从而揭示其运行规律。

 

　　随着新的修辞观的不断完善, 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也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 从自我审视到借“眼”通观。用谭学纯的话说就是修辞学研究必须“融入大生态”:“修辞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 合逻辑地导向多学科构建的学科大生态和多学科共享的学术空间;基于修辞学交叉学科性质和跨学科视野, 融入学科大生态、面向开放性学术空间的广义修辞观, 一定程度上契合修辞学研究突围的内在诉求。” (2) 谭氏从研究主体的角度指出跨学科研究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主体协同合作;一种是具有不同学科知识结构的同一研究主体打通学科界限。” (3) 其实, 就方法论而言, 多视角观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吸收相邻学科的理论营养

 

　　这是把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知识应用到修辞学研究中去, 或者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解释、佐证修辞学问题。比如早在20世纪初, 陈望道等就认识到修辞学与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的紧密关系, 并尝试用这些理论解释修辞现象。而他的弟子宗廷虎则对此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修辞新论》中, 辟专节论述“修辞学的理论营养来源”, 对“修辞学的哲学基础”“语言学的理论营养”和“形式逻辑理论”“文学和演讲学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等对修辞学建设的重要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特别是还专门发表了《探索修辞的美———〈修辞学发凡〉与美学》《修辞学与语言学》《修辞学与心理学》等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呼吁、鼓励、支持这种交叉研究, 如胡裕树、宗廷虎在为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写的书评中指出:“该书最鲜明的特点是高屋建瓴, 视野宏阔, 多角度透视, 多方位观照。它打通了文学和语言学的界限, 借鉴中国传统的文学、美学、哲学、修辞学理论和西方人文科学尤其是20世纪的文艺学、文化学、符号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哲学等理论, 既从宏观上变换视角, 对文学语言的逻辑理据、民族特质、心理机制、审美追求、修辞意识、个性特征、游戏旨趣、变异规律等进行科学分析, 又从微观上深人文本, 对诗歌语言、小说语言、散文语言等进行细读审视, 最后通过科学整合和哲学升华, 建立起一个以规范问题、艺术问题为研究起点, 以交叉扫描、逻辑推演为基本方法, 以揭示规律、指导实践为主要目的的新的学科体系。” (1) 最值得一提的是张炼强, 该学者一半多的学术研究都是对修辞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探讨, 如《修辞艺术探新》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和《修辞论稿》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两部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大多是关于这方面的。而《修辞理据探索》则完全是借助逻辑学理论来解释修辞学问题, 即“修辞的逻辑理据”, 作者用普通逻辑中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知识全面解释词语修辞、句子修辞、篇章修辞和修辞格的运行机制, 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修辞认知理论与实践》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中, 作者更对修辞现象进行认知学考察, 探讨修辞行为的认知思维理据, 而在《汉语修辞文化》 (语文出版社, 2005) , 又对汉语修辞对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对汉民族心理特征的反映, 汉语修辞与儒释道文化、与衣食住行文化、与官场规制、考试制度、币制沿革、婚姻习俗、汉语汉字等都做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阐释。

 

　　(二) 与其他学科构建交叉学科

 

　　这是第一种情况的延伸, 即系统地建立一个新的交叉学科。如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吴礼权的《修辞心理学》、黎千驹的《模糊修辞学导论》、陈炯主编《中国文化修辞学》、郭焰坤《文化修辞学》等, 都基本是两个学科嫁接、化合而形成新的知识。而《广义修辞学》三个层面中的“修辞美学”和“修辞哲学”更是这方面结合较好的范例。交叉学科的方法论意义在于观念互释和学科共建, 这是一种既继承相关学科基因又生学科新质的研究模式。如谭永祥的《汉语修辞美学》, 本质而言这是一部修辞学着作, 它的体例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基本相同, 都涉及修辞的定义、对象、范围、辞格、辞趣等重大问题。然而与《发凡》等修辞本体研究不同的是, 谭氏研究修辞是以美学为参照的, 他只研究修辞与美学相交的那一部分, 只透视两个学科杂交生成的新质。所以, 谭氏不认同“消极修辞”, 因为它不具有审美属性;在考察辞格与辞趣时, 一个基本参照系就是审美功能, 这是专门修辞学研究所不及的。

 

　　(三) 自觉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表示, 修辞学研究中的大部分方法或者是共享的一般科学方法, 或者是借鉴相关学科的方法。但借鉴不等于生硬套用, 而是重在契合修辞学科特点的化用。在这方面谭学纯等的研究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无论是对一类修辞现象还是一个研究个案, 谭氏等都能从修辞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共性中找到具有同一性的研究路径, 也能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通性中找到从源学科到目标学科的有效性研究方法, 并在具体的分析中见出新意和智慧。这在《巴金〈小狗包弟〉:关键词修辞义素分析和文本解读———兼谈文学修辞研究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9期) 、《这也是一种X:从标题话语到语篇叙述》 (《语言文字应用》2011年第2期) 、《“这也是一种X”补说:认知选择、修辞处理及语篇分析》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5期) 、《小说修辞学批评:“祈使—否定”推动的文本叙述》 (《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 等系列论文和多部论着中都有具有科学性、示范性的展示。同样, 我们也在文学语言和一般性修辞研究中尝试了学科互文研究方法。如我们在《修辞学研究与运筹学方法》中就借用了运筹学中的“计划方法”和“运筹模型”等方法, 在《混沌理论对汉语修辞学的启示》中又在“运筹模型”中加了“混沌控制算子”, 还在《汉语修辞学方法论的三个理论问题》中借鉴了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验观察法”, 都对揭示修辞某一方面的特质有重要作用。

 

　　由上可知, 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必然引起修辞学学科的改造与重建, 正如技巧论与归纳法构建了狭义修辞学;互动论与多范式整合、多参数分析、多视角观照等方法, 则扩建或重建了广义修辞学。修辞学史证明, 修辞学的发展呼唤新的方法和方法论, 而方法和方法论的变革, 又必然强化或完善修辞学的学科建设。因此, 如果我们在原有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推进修辞学方法论的变革, 必将为中国修辞学注入新的内涵, 也必然为中国修辞学拓展新的学术空间。

 

　　注释

 

　　1 宗廷虎:《论百年来与时俱进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方法》,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2 郑颐寿:《辞章论上编---普通辞章学》,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16年, 第78-101页。

　　3 高万云:《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4年, 第279-298页。

　　4 鹿晓燕、高万云:《修辞主体间性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 《当代修辞学》2016年第1期。

　　5 [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主编:《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 风笑天等译,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11页。

　　6 高万云:《混沌理论对汉语修辞学的启示》, 《修辞学习》1998年第2期。

　　7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38、46、54、91页等。

　　8 张春泉:《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2-26页。

　　9 高万云:《混沌理论对汉语修辞学的启示》, 《修辞学习》1998年第2期。

　　10 高万云:《混沌理论对汉语修辞学的启示》, 《修辞学习》1998年第2期。

　　11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125-129页。

　　12 唐钺:《修辞格》,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2年, 第2页。

　　13 (3) (4)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6年, 第72、7-8、3页。

　　14 钱钟书:《管锥编》,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第37-40、548-549页。

　　15 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97页。

　　16 谭学纯:《问题驱动的广义修辞论》,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80页。

　　17 谭学纯:《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 《文艺研究》2015年第5期。

　　18 胡裕树、宗廷虎:《大视野高品位新理论---简评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 《修辞学习》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