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的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

　　90年代

　　90年代我国语言学界的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呈现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态势，具体表现为：

　　（1）与索绪尔理论有关的专著增多；（2）阐述某一方面理论观点的专论是这一时期的主流；（3）出现两次与索绪尔语言理论有关的争论，一次是关于语言与言语区分问题的争论，一次是关于语言符号任意性的争论。（4）1993年12月18日，江苏省语言学会召集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部分语言学家召开以纪念索绪尔去世80周年为主题的“现代语言学在中国”座谈会，会后整理发表了署名郭伯康的会议纪要《索绪尔的语言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言文字应用》1994.3）。

　　（一）著作类

　　（1）1990年1月，高名凯《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论文集收录与索绪尔语言理论有关的论文5篇，其中包括关于言语语言问题论文4篇，还有《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述评见前文。

　　（2）1990年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该书第六章《现代语言学的开创者———索绪尔》，从“索绪尔的研究活动”“索绪尔语言理论要点”“索绪尔和现代语言学”“索绪尔的魅力”四个角度介绍了索绪尔和索绪尔理论。作者根据法文第一手资料和对索绪尔理论长期研究的积累，对索绪尔理论做了比较全面深刻的阐释，批驳了一些错误认识，如根据索绪尔花大量时间精力研究换音造词和尼伯龙根之歌等语言现象，说明他对外部语言学的强烈兴趣，等等。作者认为索绪尔理论“包含不少辩证法因素”“索绪尔的魅力正是来自他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论方面的光辉思想”“他提出现代语言学所应用的一系列术语，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关键术语，并被其他学科接受移植，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术语。”

　　（3）1990年6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方光焘《语法论稿》。该书是陆学海和方华根据方光焘1959年以后的语言学和语法理论课堂笔记整理的。与索绪尔语言理论有关的是《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选讲》之一（1962）、之二（1963）；《评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1959）《涂尔干的社会学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1959）《语言的记号性问题》（1959）和作为附录的根据日文本选译的《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这些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出版的。两部分《选讲》选取的内容是《教程》的绪论和共时语言学部分；第三篇论文内容如题，认为索绪尔的错误在于取消了语言的物质性，把存在于人大脑中的语言知识看做是本质的，是本末倒置。第四篇论文对比了涂尔干和索绪尔理论，认为索绪尔以前者理论为基础，尽管一些见解是正确的，但“有唯心主义的东西”。第五篇论文主要阐述对索绪尔和兹维金采夫对语言符号的看法，但认为语言符号不仅有示差、对立也有质的同一，不能把共时历时对立起来，任意性是语言符号的重要特征但不能把语言符号的全部特征归结为任意性。方光焘的两次《教程选讲》是国内最早刊出的关于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讲座材料。这本书与方光焘生前发表的论文编成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后来一起编入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4）1991年8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许国璋论语言》。该论文集包括与索绪尔语言理论有关论文4篇，这些发表于80年代的论文篇目和内容述评见前文。

　　（5）1995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刘润清的《西方言语学流派》。其中第四章标题为《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开端》，包括“索绪尔语言学产生的背景、关于比较语言学、语言的特征、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符号学、索绪尔的影响”6节，共计39页篇幅。该书有一个特点是，对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语言理论对索绪尔的影响介绍得比较多。

　　（6）1995年12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刘耀武《普通语言学教程》。该书的眉题是“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当代国外语言学研究———索绪尔研究’成果”。该书14章共322页，其中有关索绪尔理论部分占6章共131页。

　　“第四章索绪尔语言学”包括“索绪尔生平”“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本概念”“普通语言学教程与原始资料”“索绪尔及其时代”和“教程的影响和索绪尔学说”共5节内容；“第五章索绪尔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介绍了对音位学（该书标题写作“语言学”）哥本哈根学派、社会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等的影响；“第六章索绪尔的语言哲学”认为索绪尔思想来自社会学家涂尔干，是“社会学主义”和“心理主义”；“第七章索绪尔在语言学中的比喻”；“第八章索绪尔对乔姆斯基的影响”，主要说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区分对乔姆斯基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的影响；“第九章关于索绪尔的重要文献”，介绍国外关于“教程”和索绪尔思想研究的一些著作。

　　该书索绪尔研究部分的最大优点，是索绪尔生平介绍很详细；其次是国外相关研究介绍得比较多，令不能接触外文资料的学者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最大的缺点，是印刷错误极多；其次是语言表述有些混乱；第三是没有吸收语言学的通行译名，没有关注汉语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中国语言学史不熟悉；第四是对《教程》主要概念有误解；第五，缺乏论证直接做结论，或论证不充分，难以服人，如认为索绪尔的哲学基础是社会学主义和心理主义。

　　（7）1999年10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方光焘的60年代初的研究生，吴为章比较充分吸收了语言学界相关的研究成果，以一种赞赏的态度介绍索绪尔语言理论。书中有两部分内容与索绪尔理论有关。第一章普通语言学史包括三节，其中第二节为“索绪尔和现代语言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二、索绪尔的巨大反响”，用占第一章一半，共19页的篇幅介绍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及影响、语言学界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研究。第二章题目为“语言和言语”，包括“第一节语言与言语的区分；第二节语言与语言系统；第三节言语与言语环境”，用48页的篇幅单独论述索绪尔的区分和语言学界的争论，语言和语言内部系统，以及语言运用。

　　这在语言学教科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只是有一处错误，就是把索绪尔的外部语言学归入言语语言学：“言语的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外部要素’，因此可以称为‘外部语言学’。”

　　（8）1999年6月，海潮出版社出版了徐德江的《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徐德江在从1993年到1996年连续四年的时间在他主编的《汉字文化》上发表10篇以《汉语文教学与索绪尔的贡献和局限》为副题的论文，分专题对索绪尔语言理论进行述评，其后又将在1998年发表的《汉字与普通语言学》与上述10篇文章合编为正文，外加一篇《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附录，编成此书。该书出版后，伍铁平、岑运强和聂志平等著文对其进行了批驳。徐德江的索绪尔研究，充满了对索绪尔的误解和歪曲，混淆语言和文字概念，乱用语言学术语，乱造术语，表达逻辑混乱。

　　（9）1999年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和补充》。该书是王寅在90年代发表关于语言符号象似性的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该书汇集了国内外学者对任意性批评（主要是外语学界）和国外关于句法象似性研究成果，并以皮尔斯符号三分的理论为基础，来论述语言符号的象似性。他把象似性定义为“符号在音、形或结构上与其所指之间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现象”。从定义上看，作者没有像一般对符号的理解那样，把符号看做能指与所指的符合统一体。

　　该书的论证逻辑有些混乱，把需要证实的东西或者根本不能成立的东西直接拿来作为论据，想当然的东西比较多，并且混淆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如果符号与其所代表的对象之间存在某种映照性相似现象，则该符号就具有象似性。象似性是与任意性相对的。任意性具有‘人为’性质，指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间由人所约定俗成的关系，其间没有什么理据可寻；象似性具有‘自然’的性质（Verhaar1985:22）因此象似性是语言符号的自然属性。”王寅的上述论断中，首先对任意性的理解不对，任意性不等于约定性；其次，更主要的是，语言符号有没有象似性是需要证明的，而作者不经证明，直接越过这个重要环节，由象似性具有“自然”的性质，（以他人的说法作为论据），就直接过渡到“象似性是语言的自然属性”，而且两个“自然”内涵还不一致。关于英语“象形造字”，王寅分作四类：简单取形造词，直接用字母形状来表示事物：I-bar（工字钢）；会意取形用某些字母与事物符号的相似之处，经思考加工而后构成的词语：doubleO（仔细检查，字母O表示两只瞪圆的大眼睛），wrong-O（坏蛋，字母O表示蛋）；隐形构词，将与某事物相似的个别字母隐蔽地嵌入在单词（多为单词的首字母），如water（水，字母W象水波）；借形构词，用其它文字的字母来象形构词，如用希腊字母构成的词：ε-type（山字形）。

　　对此，我们认为，如果没有后边的bar，何人知道I是工字钢？这不是“直接用字母形状来表示事物”；同理，如没有前边的词语，O到底像眼睛还是像鸡蛋，是像车轮还是像烧饼？如果W在water“像水波”，那么在widget（小部件，装饰物，按钮，等）里像什么？总不能说它像曲线吧？那么，ε又是什么山形？作者认为，“即使拼音文字，在其发音和拼写上与它们的所指之间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P36）。这种说法让人感到匪夷所思。而国外语言学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象似性论证最好的句法结构的象似性的研究，在本书中作为一章占全书1/3的篇幅，但这种象似性又与作者对象似性的界定不相符，因为句子或句法结构不是语言符号。而作为该书的最后一章《象似性与文体学》中认为，“象似性原则亦可反映文体特征”，也与作者对象似性的定义无关。

　　（10）1998年11月，东方出版社出版了W·特伦斯·戈尔登文、阿贝·卢贝尔图、咏南译的《索绪尔入门》（西方文化漫画集成本）。这是一本用图文并茂的形式比较全面地介绍索绪尔理论及其对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影响的通俗的入门读物。

　　此外，与索绪尔语言理论有关的还有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这是一部64万多字的大部头著作。该书分总论、语言符号学、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共4编，其中语言符号学部分比较准确地介绍了索绪尔对符号（书中称为“记号”）、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以及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等理论观点，在相关领域扩大了索绪尔理论的影响。

　　（二）专论

　　1990年到1999年国内发表索绪尔理论研究论文95篇，译文2篇。因本阶段有关于言语语言和任意性理据性的两次争论，所以对与此有关的文章及观点的述评，放到下文。

　　聂志平1990年发表两篇论文《论语言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区分》（《兰州大学学报》1990.3）《语言：语法系统句段关系与联想关系———索绪尔语法学思想初探》（《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0.5）。前者阐述索绪尔语言共时历时理论并批驳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学者对索绪尔的错误认识（主要是针对徐思益1980年论文），认为语言的演变来自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调整，一般所谓的语音演变规律，不过是语音演变的条件，而不是演变的动因。后者首先从对立差别角度论述了对系统的理解，认为系统除了皮亚杰论述的整体性、自调性和转换的规律性之外，还应该有共时性。索绪尔的系统理论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而后主要从语言符号系统角度阐述索绪尔语法思想，并从汉语语法角度做了发挥。此外，在1998年第3期《大庆高专学报》发表的《有关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三个问题》，通过对学术思想史的考察，认为人们言之凿凿索绪尔受格式塔思想影响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作为格式塔出现的标志关于似动性的研究成果出现于索绪尔1912年停止讲课之后。结合汉语研究阐述索绪尔思想的还有严戎庚的《共时历时学说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2），以及王希杰的几篇以语言言语区分为理论原则研究“位”与“体”及区别语言规范性和言语的得体性的论文（述评见下文）。

　　刘耀武1990、1991相继发表《索绪尔二题》和《索绪尔在语言学中的比喻》，前者包括《索绪尔生平》和第二篇论文的内容，对索绪尔的生平作了迄今为止最为详细的介绍。两文内容收入其《普通语言学教程》（1995）。皮鸿鸣1992、1994年发表《索绪尔语言观的层次》（《武汉大学学报》1994.2）和《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武汉大学学报》1994.4）。前者认为索绪尔语言理论有符号-系统观、形式-价值观和二重价值的结构观三个理论层次，其间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联；后者认为符号关系原则和共时结构原则是索绪尔语言理论根本性的方法论原则。

　　徐德江在1993年至1996年的四年时间里，在其主编的《汉字文化》中连续发表10篇以“论汉语文教学与索绪尔的贡献和局限”为副题的论文，这些论文1999年编入《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述评见上文。对徐德江此类研究，最早著文批评的是伍铁平，文章标题很醒目：《不要胡批索绪尔》（《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4）。

　　索振羽1994年连续发表3篇论文：《索绪尔的语言共时描写理论》（《语文研究》1994.1）、《索绪尔及其〈普通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2）和《索绪尔逸闻趣事三则》（《语文建设》1994.7）。索振羽认为，索绪尔的系统学说使20世纪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索绪尔提出从语言系统中划分出单位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理论为语言的静态分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索绪尔的重大贡献在于构建了语言研究的整体框架，出色地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于相对次要的问题也在理论框架中预留出合适的位置，给后辈语言学家以有益的启示。索振羽先生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

　　乐眉云1994年和1997发表两篇论述索绪尔符号学说的论文《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外国语》1994.6）和《再论索绪尔的符号语言观》（1997.4），集中讨论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这一时期介绍国外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成果的有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价》（《国外语言学》1993.4）和戚雨村《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外国语》1995.6）、《索绪尔在世界和中国》（《中国文化与世界》第4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和魏育邻《丸山圭三郎对索绪尔语言学手稿等原始资料的研究》（《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洛阳）》1999.3）《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文化人类学意义：日本著名学者丸山圭三郎的索绪尔研究综述》（《东方丛刊》1999.4）信德麟论文对斯柳萨列娃根据1990年整理出版的恩格勒评注本《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进行述评。戚雨村前篇论文介绍了戈德尔、恩格勒和斯柳萨列娃的研究成果，索绪尔《关于青少年时期和求学年代的回忆》，以及根据这三种文献澄清了对索绪尔有关语言言语、共时历时、内部语言学外部语言学3组概念论述的一些误解；后文介绍了索绪尔理论在法国、德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我国的影响。此外，索绪尔《关于成立修辞学教研室的报告》被张学曾翻译成中文（《修辞学习》1992.3）。

　　姚小平的《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德国根源》（《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3）是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文。该文从系统观、社会心理观、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以及句段关系联想关系等四个方面，比较详细地比较了索绪尔与洪堡特、保罗语言理论的相似之处，论证了索绪尔与后者所代表的德国语言学的渊源关系。

　　90年代后期，我国的语言学者还关注了国外刚出版不久的《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张绍杰、王克非著文进行介绍并与通行本《教程》进行比较研究，发表论文《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4；张绍杰、王克非）《追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读《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外国语》1997.4；王克非）。这表明我国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者眼界的扩大。在2001年，张绍杰将该书翻译出版。

　　（三）第二次关于语言言语问题的讨论

　　90年代开展的第二次关于语言言语问题的争论，起源于王希杰、刘叔新对语言言语区分和对该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强调以及在汉语具体研究中的应用和范晓对王希杰的批评。

　　早在1983年，王希杰发表1982年他参加中年语法学者讨论会时选读的论文《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83.4）。在这篇得到吕叔湘赞赏的文章中，王希杰根据语言言语区分的原理，主张把句子分为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认为前者是一般的、抽象的、概括的模式，同客观现实不发生直接关系，是属于全社会的；后者是语言中句子的实现形式，同现实发生直接关系，并具体论证了两类句子的不同分析方法。除了上文外，还有《略论语言的词汇和言语的词汇》（《杭州大学学报》

　　1993.1）《抽象的词和句与具体的词和句》（《广西师大学报》1993.3）《语法研究中的静态与动态》（《语法研究和探索》七，1995）《论显句和潜句》（同上，八，1997）《语言的规范性和言语的得体性》（《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1）等论文。王希杰把属于语言的，叫“句位“、“词位”，把属于言语的，叫“句体”、“词体”，是语言单位在使用中的体现。从中可以看出，王希杰是把语言言语的区分当做语言研究的一般性的方法论原则，并把它贯彻到语言分析的其他方面。可以看出，王希杰的“位”和“体”的区分与高名凯在《语言论》中区别“位”与“素”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从语言理论还是具体研究实践角度，这种认识和实践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1992年刘叔新发表论文《语言和言语问题的重新认识》（《语言学通讯》3、4合刊；也载《刘叔新自选集》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评价语言言语讨论中对语言言语的理解，基本上还是站在斯米尔尼茨基的立场，认为“语言和言语的正确划分，对于语言学各部门的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法的合理确定，起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在1994年第3期《汉语学习》上，范晓发表论文《语言、言语和话语》，其中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对语言言语的理解，一个是对王希杰区别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的批评。范晓认为言语是一种行为，说（或写）出的句子叫话语，“话语是由两个互相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话语内容，也就是言语者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个部分是话语形式，也就是言语者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语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语言，是族语的个别形态，是族语存在的形式”，语言是话语的形式，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针对王希杰的观点，范晓认为“是把语言的语法研究架空，搞乱和迷糊了语法研究的对象”。范晓对语言和言语的认识，不同于语言学界通常的理解。

　　针对范晓的批评，王希杰在同年第5期《汉语学习》发表《语言和言语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表明接受朋友转达的范晓希望谅解的意见，但没有从正面对范晓进行反批评，只是说此前发表的论文已对此做了预答复以及1982年论文发表后吕叔湘、王维贤等的支持态度，呼吁对语言言语问题进一步研究。而岑运强针对范晓论文1994、1996年发表两篇论文《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1994.4）和《再谈语言和言语、语言的语言学和言语的语言学》（《吉安师专学报》1996.3），依据索绪尔对语言言语区分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解，把言语看做说话行为和其结果话语的总和，批驳了范晓对语言和言语的理解。岑运强对言语的理解，来自索绪尔，也是自高名凯以来我国多数语言理论学者的理解。

　　（四）关于任意性问题的争论

　　在语言学界对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提出质疑的主要有两类学者，一类是古汉语研究界的，一类是外语学界的。前者以南京师大的李葆嘉为代表，后者以上文做过述评的许国璋和王寅为代表。

　　李葆嘉在80年代开始就对任意性进行质疑，在华中师大主办的《语言学通讯》1985年第3期和1987年第4期上发表的论文《国外对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批评》和《索绪尔任意性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此外还有全国首届青年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这三篇论文的观点反映在1994年连续发表的两篇论文《论语言符号的可论证性、论证模式及其价值》（《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4.2；）和《论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失误和复归》（《语言文字应用》1994.3）中。

　　李葆嘉认为，语言符号具有可论证性，“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实际上是个虚构的原则，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命题实际没有任何意义”；索绪尔从任意性出发，到把任意性一分为二为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再从把相对任意性解释为可论证性，到把绝对任意性解释为可论证性的转移，索绪尔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任意性的反面；索绪尔任意性的失误在于：（1）对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加历史的探讨，而以“任意性”一言以蔽之，（2）以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差别来证明同一语言系统之内能指和所指结合关系的任意性，（3）把符号的历时演变性与符号的不可论证性混为一谈；“符号任意性原则的要害就在于将语言主体在具体的认知活动中的历史主动性一笔抹杀，用“共时”之剑斩断了语言的源流关系”；而“把语言内部演化运动的标志阐述为不断地由论证性过渡到任意性和由任意性过渡到论证性，则是任意性原则向可论证性原则的全面复归”。

　　李葆嘉认为，符号的可论证性是指在某一符号系统内(可能涉及与之有亲缘关系的系统)进行历史性溯源所揭示的、隐藏在语词符号内部的理据性，它只能存在于某一系统之中。世界诸语言之不同，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可论证性可以通过追溯某个符号最初的构成来获得。

　　直接著文反驳李葆嘉的是索振羽和聂志平。索振羽在《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上发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是正确的》，着眼于索绪尔对任意性、绝对任意性、相对任意性或可论证性的理解，对李葆嘉总结的索绪尔任意性的三个失误进行逐一反驳，认为李葆嘉对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

　　聂志平在1997年第3期《学术交流》上发表《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兼与李葆嘉先生商榷》，也基于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认识，认为任意性是指符号能指所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相对任意性或可论证性与绝对任意性不是一个层次，除了极少数象声词以外，是指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包括复合词与构词语素之间、根词与派生词之间以及同源词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可论证性并不能构成对任意性的否定，李葆嘉认为根词来源于“象声”也是不可证的。

　　与60年代语言学界的讨论相比，90年代关于语言言语和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讨论，参与者不多，直接针对对方学术观点的批驳与反驳很少。在某一个理论问题上，尽管有不少文章，尽管观点有差异，但交锋不多，许多是自说自话。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关于语言任意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理据性、象似性问题讨论的文章所占比例是最大的，一直延续至今。1999年张绍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还完成了以任意性研究为主题的英文博士论文。作为90年代的关于任意性问题争论的尾声，王寅在一系列论证象似性的论文的基础上，于1999年出版专著《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对索绪尔任意说的挑战与补充》（关于该书的述评见上文）。而关于语言言语以及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关于言语语言学问题的讨论，还导致2002年在武汉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该会议论文集出版于2005年。

　　参考文献：
　　[1]聂志平.徐德江索绪尔语言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6）.
　　[2]李宇明等.语言、言语和言语语言学或言语学[M].崇文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