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现代语言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的理论不仅开启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对现代西方众多学科和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已是人所共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作为美国 20 世纪新修辞学以及修辞学复兴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修辞学界享有“亚里士多德第二”之美誉。伯克修辞学说的一大特点是强烈的跨学科性,他的理论远远超出传统修辞学的边界,涉及到了人类语言以及非语言符号交流的方方面面。在某种意义上说,伯克的修辞理论就是一种符号交往理论。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可见大量的关于语言本质和人的本质的精辟见解,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哲学。在研读伯克着述的过程中,我们时有发现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伯克的影响,伯克在诸多有关语言的观点上继承了索绪尔的观点,二者有明显的渊源关系。本文拟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伯克修辞学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以期发现伯克修辞学说的索绪尔渊源,希望有助于我们理解 20 世纪西方学术思想的某些特征。
二、伯克修辞学说的索绪尔渊源
1.语言的符号性
伯克(1969:43)在《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一书中对“修辞”做了如下的定义:“修辞根基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基本功能,……运用作为符号手段的语言在那些本性上能对符号做出反应的动物身上诱发合作”.这个定义不仅对什么是修辞做了说明,同时也反映了伯克眼中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是一种符号手段,人使用语言符号进行交往,并运用语言符号手段在他人身上引致某种变化并招致某种行动。在关于修辞的定义中蕴含了伯克的语言作为符号的思想。在这一点上,索绪尔被公认为是符号学的先驱或创始人,其“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002: 37)的思想被看作是他的第一重要思想。该思想确定了语言的符号本质,为后来许多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基调。伯克对语言本质的这一认识不可能不受到索绪尔的影响。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成为伯克修辞学理论之基石,修辞的产生根基于语言的符号本质。
随之我们要问的是,语言又是一种什么符号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在伯克的着述中找到答案。伯克(2003:341)认为,“语言是象征①表达和交际的、任意性的、规约性的媒介,这种媒介适合讨论它本身以及所有其他事物。语言的三个功能是:传递信息、愉悦和说服那些熟悉语言规约的人。在其传递信息的能力中,语言证明了它自己是象征行动的集体化的形式”.
伯克的这一段话论述了语言是一种任意性和规约性的媒介或符号。这里的任意性指语言符号与其所指的外部世界无一一对应的、必然的关系,有了任意性这一特征,语言就可以超越外在现实,不受现实的物理世界的限制,成为一个内在的系统。这里的规约性指语言符号的意义和所指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语言共同体成员所认可的,是可以被共同体成员用来传递信息并互相理解的。伯克关于语言符号的特性的这一观点与索绪尔有着直接的关联。众所周知,任意性是索绪尔语言符号思想的精髓所在,他将任意性原则看作是语言符号的第一条根本原则。
索绪尔反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分类命名集,他的着名论断是“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2002: 101)。语言是与外在事物无关的符号系统,它是一个与自然实在无任何映证关系的自足体系。关于语言符号的社会规约性,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是社会惯例,语言符号和它所代表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通过社会规约所建立起来的,而且,语言符号一旦确立起来,个人则无法改变它,语言系统的使用不受个人意志所决定,这也说明语言是任意的。
可见,索绪尔和伯克都是从符号学的意义上阐释语言的性质的。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且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语言是社会集体心智的产品。人们使用语言在社会中表达思想和交流感情,因此,语言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组织作用。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索绪尔的语言学和伯克的修辞学都是符号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
2.语言使用的选择性
伯克的修辞学说强调修辞是一种语言使用过程,是一种通过选择有劝说力的语言表达方式来对他人实施影响的过程。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来自于语言符号的不同组合,意义体现在对语言符号的构筑中。人类运用符号资源来表达意义和动机。在每一次修辞交往中,修辞主体对符号的使用是一种选择,一旦选择了一种表达法,实际上就是在回避使用其它表达法,就是对另外的表达法的拒绝。对语言符号的选择反映了发话者的修辞动机。话语的劝说性也来自于对语言符号的选择,语言符号的不同组合决定了修辞的不同效果和成败。在伯克看来,语言系统是一种相互交织的选择网络,修辞的实施就是在这一语义网络中做出恰当的选择。
伯克的这一观点使我们想起了索绪尔的语言是一个关系网络系统的主张。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关系之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索绪尔从两个向度分析语言的关系系统,一个是组合关系,另一个是聚合关系。聚合关系就是在多个表达式中的语言选择,组合关系就是对所选的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说明意义的选择是如何体现的。索绪尔(2002:171)在论述聚合关系时说:“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一个语言符号可以引起许多联想,使说话人记起与之有关的词,把不在场的语言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供语言要素组合时选择和替换,从而产生不同的意义。“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在人们的记忆里唤起一切可能跟它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词。”(索绪尔 2002:175)这样看起来,聚合就好像是一座词语的仓库,只要交际需要,就可以从中选用合适的单位,组句成段,组段成篇,实现交际的意义。
可见,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和伯克的修辞学说都将语言使用看作是一种选择的过程,意义是语言选择的结果。
3.语言创造意义
语言在本质上是为人类交际服务的,人类使用语言是为了满足各种交际活动的需要,比如传递思想和情感等。在这一点上,伯克更进了一步,认为意义并非原封不动地早已存在在那里,而是交际中的人通过对语言符号的选择来创造的,因此,意义不是先已存在之物,而是语言创造了意义。伯克进而从修辞学的视角进一步强调语言在表达态度和实现交际动机方面的作用,因为修辞最关注的是通过语言实施影响。伯克的语言是创造意义并进而表达态度和动机的系统的思想,反映出他的戏剧主义的语言观。戏剧主义的语言观关注语言的表态或劝勉(attitudinal or hortatory)功能,其核心是关注对他人行为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不是来自别处,是来自于通过词语的选择,形成“辞屏”(terministic screen)②来导引人们的行为。因为,选择某些词语的同时,即意味着放弃其它词语,人们对现实的关注也被导向这些词语所承载的领域。因此,语言的选择和运用总是浸透着说话者的态度和动机,意义也就来自于此。修辞就是“人通过词语的使用使他人形成某一态度或采取某种行动”(Burke 1969:41)。也就是说,词语的使用使态度得以形成,并因而使行动成为可能。其实,在这个论断中,也暗含了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的关系。实际上,在另外一本着作中,伯克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他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观点。他说,“一种 [语言] 形式就是一种经验方式,……它使我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体验”(Burke 1968:143)。这样说的原因是,语言为我们认识世界和人类自己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从而规定和限定人们的思维。这等于说,通过语言使用的选择,人们的思维方式得以形成。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密切。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接受了另一个人的语言表达,也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种价值观和思想。可见,语言是一种强大的资源系统。
伯克的这一思想我们也可以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中找到源头。关于语言的意义,索绪尔(2002)认为,没有先于语言而预先存在的概念,语言符号的存在不是用来代表事先确定了的概念,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的任意结合才不断地创造价值或曰产生新的意义。索绪尔从语言和思想的关系来说明语言符号的巨大功能,他(索绪尔 2002:157)说“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观念”.这几乎等于说,离开了语言符号,我们就不能思考,语言使得思想清晰,甚至语言本身就是思想,就是存在。语言不仅使人类交际成为可能,也是形成思想的重要方式。可见,在索绪尔的眼中,语言也是一种强大的资源系统。刘润清、张绍杰(1997)认为索绪尔之所以强调语言对思维结构形成的促进作用,是因为这是认识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基础。语言符号的本质决定了语言意义产生的途径。
我们可以从伯克的关于意义、态度和动机的论述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观点中体察出他对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他继承了索绪尔的语言是创造意义的符号资源系统的观点,认为意义不是先已存在之物,而是语言符号的多种组合所生成的,并从修辞学传统的劝说角度出发,将语言符号与态度和动机结合起来,语言符号的不同组合在创造意义的同时,也蕴含了发话者的态度和修辞动机。与此同时,伯克进一步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创造意义的观点,将语言看作为人之生存所不能离开的东西,语言符号的使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语言之于人成为了生存,绝非仅仅是一种表达意义的工具。
4.语言的本体地位
我们接着上一小节的阐述就可以看出语言的本体地位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和伯克的修辞学说中都有所涉及。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差异产生意义这一观点,被后来的学者加以引申和发挥,例如解构主义者拉康就曾宣称,通过语言的差异,“诞生了一个特定语言的意义世界,在这个特定的语言中,世界万物才得到安排……是字词的世界产生了物的世界”(转引自贝尔西 1993:18)。语言符号不是给先已存在的物或观念贴标签,这一观点成为后来后现代哲学大潮所倡导的话语中心论的先声。伯克也是这一潮流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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