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理论对伯克修辞学说的影响分析(2)

　　伯克关于语言的本体地位的观点可以从其着名的关于人的定义中看出。伯克（1989:70）认为，“人是运用符号（创造符号、滥用符号）的动物”.这说明语言或符号是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语言是人赖以存在的方式。人的一切感知包括理解、态度、判断、选择与随后的行动都是通过人制造、使用与误用的符号的介入而形成的。人与世界之间需要语言作为媒介，人类对于世界的观察需要借助语言才能开展。人离不开语言，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其对语言的使用。如果没有“语言使用”这个本质特征，人与其他动物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有了语言，才有了价值观、动机和行动，才有了社会与政治。人之本质源自于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这一事实。语言的存在记录了人存在的价值，书写了人存在的意义。人是语言的创造者，同时更是语言的产物。

　　伯克对于人的定义成为理解其修辞学说的必不可少的一点，他的修辞学理论不仅是关于修辞的学说，更是从宏观上关于人类符号行为的学说。伯克的关于语言与人的关系的观点与很多哲学家的观点一致，比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说法，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是生活形式”的观点，伽达默尔的“语言是思维方式”的主张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伯克的关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论述中体会到语言的本体地位在伯克的着述中的重要地位。关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伯克（1989）的观点是：语言并非反映原本的现实，语言构建现实。我们所选择使用的语言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观察世界与现实的途径或视角，语言就是存在于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媒介，因而其显现的并非原本的“现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只不过是通过语言的滤色镜而被过滤化了的世界或者说虚拟的现实（virtualreality）。我们所选择使用的语言为我们构建了一个认知框架，这一框架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态度、一种哲学。因此，不同语言符号的组合就会构筑其不同的认知框架，就会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得到凸显，而另外一些方面则被淡化甚至完全遮蔽。语言使用的竞争就是视角之间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使自身通过语言所描绘的现实能被人们当作真实的现实来接受。因此，语言建构“现实”,创造“世界”.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词语编制的世界里，它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情感世界以及社会活动。我们人作为使用符号的动物就注定要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我们不可能直接面对实在，语言成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媒介，我们终将逃不过语言的掌控。因此，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我们所建构的语言世界成为我们生存的现实，它比物理世界更直接地作用于我们。伯克的关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后的普遍观点，哲学家们纷纷摒弃了语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面镜子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现实是语言建构的产物，例如维特根斯坦（1996:85）“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

　　笔者认为，伯克极力倡导语言创造意义，强调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将语言的本体地位不断地上扬，其根源离不开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差异产生意义这一理论观点。语言符号的差异产生意义根源于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关系。能指与所指是语言符号系统里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符号把概念和音响形象联结起来，音响形象是符号的“能指”,概念是符号的“所指”.语言符号与外在事物无关，概念是心理的，音响形象也并不是物质的声音，而是心理印象。语言符号系统内的关系主要是指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两者之间并无内在联系。索绪尔（2002:102）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任意性是符号的本质属性，能指和所指两者的联系不是特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

　　正是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才使语言的意义产生于符号之间的差异。因为在语言符号系统内，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既然是任意的，对这一联系的认定就只能依靠与其他的能指和所指的差异来进行。所以索绪尔（2002:164）说：“任意和表示差别是两个相关联的素质。”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任意性关系，不存在音响形象和概念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概念意义的不同来自于能指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将这一说法引申和扩展，即可发展成语言把握人和世界，人无法离开语言生存，世界是语言所塑造的世界，语言就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伯克的修辞学说中对人与语言之关系的探讨也是在索绪尔之后对其理论的延伸和发展，与其它学科和领域一样，与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不无关系。

　　5.二元对立的术语体系

　　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之所以能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除了其理论原则和观点的创新外，还在于他在方法论方面的变革。他所运用的哲学二元论的研究方法也同样影响了整个 20 世纪的语言研究以及众多其他学科的研究，为它们提供了更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论意义，这也是他经常被看作为语言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哲学二元论趋向于从多元的复杂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二元划分。例如，在哲学或宗教中就存在着大量的二元划分，例如天与人、主体与客体、人与神、精神与物质、瞬间与永恒等。这种无所不在的二元划分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索绪尔将这种认知方式移植到语言研究中。他的语言理论就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方式的基础上的，他以一系列的二分来构建他的整个语言学大厦，在语言理论研究中首先确定了一系列的二分对立。因此，许国璋（2005:101）认为“索绪尔语言学是研究对立关系的语言学”,这为现代语言学方法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索绪尔的魅力除了来自于他富有哲理的理论原则外，还来自于他的方法论方面的光辉思想。它所创建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形式与实体等成对术语都已成为当代语言学领域的关键性术语，而且它们被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移植过去，成为很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术语。可以说，索绪尔在科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来自于他对这些成对概念的明确界定。

　　索绪尔提出一对术语后，接着阐述两者之间的差异或对立性，随后剖析两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或密不可分性，最后指出区分的意义。例如索绪尔所提出来的第一对二分术语“语言”与“言语”,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活动不能混为一谈”（2002:30）。接着他分别定义了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语言“它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2002:30）。“言语却是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2002:35），“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2002:30）。语言和言语具有不同的相区别的特征，语言是十分确定的，语言是人们能够分出来加以研究的对象，言语活动是异质的，而语言却是同质的。语言与言语又是密切联系的、互为前提的，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主要部分，是形式的系统，言语是个体，是语言系统的实现。他的着名的“语言好像下棋”比喻将语言比作为游戏应遵循的规则或惯例，把言语比作为人们实际所玩的一次次下棋游戏。他的另一个比喻“语言是一个交响乐章”把语言比作乐章，把言语必做一次次的实际演奏。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然而，如果语言离开了言语的各种表现，语言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具体存在。言语总是先于语言的，而且促使语言演变的也正是言语。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能够使我们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学家面对的是具体的、无限的语言事实，要研究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必须从中抽象假设出一个结构系统来，通过对这个结构系统的描写和研究进一步对言语事实做出解释。语言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即是从具体的、无限的言语事实中概括出抽象的、有限的语言系统。王希杰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是现代语言学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之一”（1994:15）。其实这一区分还具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它阐明了任何科学程序所必须的抽象过程，为我们研究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提供了一种科学方法。

　　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论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影响可以从伯克的修辞学研究方法中找到一些印证。在伯克的修辞学说中，也存在一些二元对立的术语，如行为（action）与运动（motion）、反映（reflection）与背离（deflection）、同一（identification）与分离（division）等。伯克修辞学所关注的是这些成对术语中的前者。“行为”指的是人类运用语言符号的象征行为，行为的产生隐藏着目的和意愿，语言作为象征行为意味着语言符号的使用具有选择性和目的性。

　　“反映”源自于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这一观点，语言的使用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渗透了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当我们选择使用某一词语的时候，它就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一种角度；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语言符号的使用必然对我们的观察和理解造成扭曲。伯克认为，“即使任何词语都是对现实的反映，但就其本质来说，词语对现实而言肯定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它同时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背离”（Burke 1989:115）。“同一”是伯克修辞学思想的核心概念，指说听者双方在交往中取得的一致性，是修辞实施的目标。“同一”源自于“分离”,人既是与他人相连的，又是与他人相分离的。在任何修辞情景中都存在着同一与分离两股力量的较量，正是通过修辞，我们消除分离，实现同一。这些成对术语的使用体现了伯克的二元思维方式，以致于有学者把他称作一个“二元论者”（如 Rueckert 1994,Conrad & Macom 1995 等）。
　　
　　三、结 语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对伯克修辞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探索了伯克修辞学说的索绪尔的渊源。索绪尔语言学所留下的财富是极为博大精深的，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包括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内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等西方现代思想的来源”（陈本益 2005:472）。可以说，整个 20 世纪的语言研究以及其它人文社科研究都与索绪尔语言理论有着数不清的传承关系，伯克修辞学也是其中之一。我们认为，将两者的理论与学说进行并行梳理，找出其交合点，也是回顾和整理 20 世纪学术思想的一种有益尝试。希望本文能为“索绪尔研究”这一历久弥新的领域的发展发挥一点作用，并以此推动国内的伯克修辞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