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实业家的企业管理思想研究

　　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由此逐渐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民族实业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最初出现,可以追溯至 1852 年粤人郭甘章在上海虹桥兴办的船坞.一直到 1956 年国家完成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好走完了百年发展历程.在这艰难曲折的一百年里,涌现出郑观应、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陈嘉庚、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卢作孚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实业家,他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通过回溯总结他们的管理思想,可以找到当今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生命基因,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 "国退民进"提供有力证据.

　　正如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言: "在国家政权不稳定的前提下,财富的持续性积累是不可能的,工商经济成为一种被动性工具,企业家将从此 '隐身'为一个不再重要、缺乏话语能力的群体."[1]

　　由于外国侵略、清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腐败、国内战争等特殊时代背景的局限,旧中国民族实业家管理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是迟缓的、停滞的,真正的较快发展实际上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它明显地具有西方的管理理论、方法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两个来源,整体水平是比较低下的.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但总体来看,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具有一些优秀特点和借鉴之处.

　　一、充分开发和利用 "人和"的优势

　　正如孟子所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殖民统治,民族企业在诞生之初就受到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排挤和压迫,是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面临着 "天时"、"地利"方面的种种不平等,但是他们敢于对传统的用人弊端大胆进行改革,不仅广招人才、有效用人,而且不惜代价进行培养,这解决了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人才缺口问题.中国劳工由于政治界的关注、舆论界的同情和社会风气的开放,自我保护和团结意识得到了广泛的觉醒,各种工会组织也得以建立.另外,民族实业家是"实业救国论"的坚决拥护者,他们充分利用国人对外国商品的抵制心理,在 "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中国人用中国货"等旗帜和口号下进行产品的销售.例如,着名爱国华侨张弼士为实现"实业兴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葡萄酒公司---张裕酿酒公司,拉开了中国葡萄酒工业化的大幕.吴蕴初也充分利用了 1925 年抵制日货的高潮机会使得味精产销迅速增长.最后,积极开展公益活动也是集聚 "人和"优势的重要途径.民族实业家从原来亦步亦趋贴着皇家报效或家族回馈的商人,开始走出自我的小天地,面向更为广阔的民众,施展自己的社会情怀和抱负,在普众公益上进行了大量努力.

　　二、善用自身优势,创造名牌产品,重视市场营销

　　民族实业家深知外国商品之所以泛滥于中国市场,正是因为它们生产技术先进、产品质量优良,"凡百业如欲抵御外侮,而不力图改进产品,实非竞争之根本办法".因此,他们往往瞄准某种或某些外国畅销商品,仔细研究其优点和弱点,摸清其生产技术的关键,采取抢占市场空白、改进产品特色等手段,精心设计、研制能够赶上和超过这些外国商品的国产商品.同时,他们尽量利用自己了解本地市场、民族主义、劳动力成本低廉和企业易于转向等方面的优势,引进外国关键设备并在消化的基础上同国内设备结合配套,更舍得为科技研究进行投资.在市场营销方面,张裕公司宣传葡萄酒能"补血益气,强志耐饥,驻颜悦色,滋肠润肺",还广泛发放 《张裕葡萄酒补益之引证》的宣传册,最终取得成功,产品甚至销往海外.又如,东亚毛纺厂为使 "抵羊牌"毛线能够在洋货比较畅销的城市竞销,采用了 "厂商产销合作合约"的方法.

　　具体做法是: 由商店预交一部分进货押金给 "东亚",而 "东亚"按其押金数每月付息,并给商店以相应的产品; 在销售时,产品价格视行情而变,若有亏损,一概由 "东亚"负责.这种经销办法,经销商不担风险,又能获得较丰厚的利润,鼓励了他们与 "东亚"合作、与洋货进行竞争的积极性,这就使东亚毛纺厂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推销网 "抵羊网",加强了该厂在竞争中的实力.

　　三、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

　　民族实业家大多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教育,因此他们不仅熟悉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精髓,而且懂得将其适用部分改造后运用到中国的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加科学管理,不仅更能适应对传统文化不合理之处的逐渐改革,而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

　　例如,1922 年成立的上海康元制罐厂就秉承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在 "厂训"和 "训练通则"中提出 "勤、俭、诚、勇、洁"的思想,要求职工 "不偷懒、说实话、有过改之、遵纪守法",并要求职工做工与读书相结合,每天上文化技术课.这种做法在当时中国、至少在上海地区都是较为普遍的.

　　又如,被毛泽东认为 "不能忘记的四个人之一"的卢作孚,虽然只受过小学教育,但他依靠自学和实践,不仅成了一名有很高经营管理能力的实业家,而且能对经营管理进行多方面的理论探讨.在 1926 年 6 月刚刚创办民生公司时,他就制定了公司的宗旨: "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了完全实现上述宗旨,他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企业文化建设: 倡导高尚的精神价值观,宣传 "个人的工作是超报酬的,事业的任务是超利益的"; 重视个人价值,培养职工对公司的忠诚感,宣传 "职工困难、公司解决,公司困难、职工解决",但他本人却过着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 倡导企业职工之间的相互了解; 重视职工培训.卢作孚的做法使民生公司职工的技能、文化素质发生了显着提高,从而使民生公司在社会上享有"社会大学"的美誉.

　　四、重视企业战略管理

　　首先,在战略分析阶段,强调对战略环境作系统、全面的分析,注重投资环境,"谋定而后动",重视权变.例如,"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在创办企业之时,总是首先根据初步获得的市场信息,大致提出一个经营目标,然后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尽可能获得充分的信息和情报资料,最后在研究分析各种资料、仔细考虑各方面条件和问题后作出投资决策."轻工业之父"张謇的重要经营战略之一便是 "察世变,观物情".大生集团内部各企业特别是几座纱厂的创办,都是把握时局、抓住机遇的结果.他认为,在现代市场竞争中 "商情变幻,瞬息万易,营业之计划,则尤在衡量时局、斟酌市情以权操纵".

　　其次,在战略选择及评价阶段,积极开展中纵向联合经营和横向多元化经营,增强经营稳定性,降低经营风险.张裕公司在成立初期就自建葡萄园和玻璃厂,实现原材料和酒樽器皿的自给,以降低成本、确保酒品的质量.新新百货公司自设有新大银行 (资金供给)、新新实业公司 (专营房地产)、福安烟行 (香烟)、福安南货公司 (南洋百货)、奇美服装厂 (服装)、绿宝饮料公司 (饮料) 等数家附属企业,获利丰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确保原料供应,在烟草产地设立栈房、收烟厂,并负责指导农民改良种烟的方法,贷借肥料,预约收购.

　　公司还围绕香烟生产、包装产业链,成立了造纸公司、锡纸厂、制罐厂、印刷厂等.生产纺织机械的大隆机器厂在创办初期就制定了多元化发展的经营策略,确立了 "以铁业为本,以棉业为手段"的铁棉联营理念,还跨行业经营房地产,以房地产利润反哺主业的发展.

　　这些做法在当今的新希望集团等公司中非常普遍和有效.

　　最后,在战略实施及控制阶段,注重战略执行,实行层级管理、民主管理和成本计算制,坚持"全员训练"和 "全面训练",严格考核与奖惩,重视职工福利待遇,加强财务管理,完善财务制度.仅以成本管理为例,张謇认为 "各工厂制造之货,非减轻成本,不足以敌外国进口之货."指出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并在其经营的企业施行了一系列成本管理的措施: (1) 成本计算制.规定每天要编制相应的成本计算表,分送给经理、银行和主管人员,并在表上注明原料、产品的市价,经营的盈亏,工作的效率等,以便了解经营状况,对成本及时监控; (2) 领用和消耗的计划分析.各部门对当天要使用的人力、原材料、燃料事先作好计划,按计划领取,当天晚上统计实际消耗,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3) 节约开支.从办厂开始就力求节俭,这对于降低总成本具有积极作用;(4) 改进技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产品单位成本.

　　五、灵活的经营指导思想

　　"在一个国家政局比股票行情更加动荡不定的年代,在一种全民追逐 '搞定'而不是契约的文化环境中,显然无法奢望 '公司'成为一种 '力量'."[7]

　　在扭曲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要紧抱 "洋"和 "官"的大腿,这种先天的羸弱注定了它们无法健康成长起来.在政治动荡时期,民族资本企业的经营活动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晚清督抚集团、民国军阀和党政要人等利益集团在行使公权力时往往对民族资本企业进行肆意勒索、掠夺、吞占.为了生存,部分民族资本企业并不考虑自己的内资与外资身份,经常以外资的身份获取生存余地.外资企业能享受很多好处,除了内资企业普遍不得不承受的 "低国民待遇",最突出的就是 "免受来自公权力的勒索"或 "合法伤害权".在内资外资税负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内资企业如果能挂上外资旗号,其在税负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很多内资企业纷纷到列强使领馆注册,摇身一变而成为外资企业.有学者统计,在整个 19 世纪我国沿海的外资企业中,华商参股的至少有 62 家、资本总额在1 000万两白银以上,而洋务运动中所创办民用企业投资总额不过2 796. 6万元,外资在华的投资总额也不过5 433. 5万元,披着 "洋 皮" 的 华 资,分 别 占 到 了 35. 76% 和18. 40% .在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怡 和 洋 行 旗 下 的 华 海 轮 船 公 司 华 商 占 股56. 67%,北清轮船公司华商占股 1/3,鸿安轮船公司华商占股 70%.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火爆,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几乎每个工业部门.

　　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企业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董事会.这种内资的 "出逃",其实就是当时政府腐败环境造成的代价.

　　1937 年-1945 年抗战期间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经济的崩溃时期",本来就发育不良的民族资本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在此期间,永安百货公司为了应付时局、维持经营,从最初的向港英政府注册到抗战开始后被迫转向美国注册,再到日军 "军管"时期为摆脱与美国的关系转向汪伪政府注册,尽管有投机之嫌,但也充分说明了近代民族实业家 "实业救国"思想实践的艰辛历程,同时反映了他们的发展受制于政治环境的无奈,不应成为被诟病之处.

　　六、结束语

　　"国不强,则商不立".在近代中国,民族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社会基础设施,如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交通运输体系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等,都没有建立起来.然而,民族实业家没有对经营环境持 "三妇"心态①,而是采取积极的 "立商强国"思想.正是在上述管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族企业依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以弱敌强甚至以弱胜强,与外资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成长为一股有显着影响的力量.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作过高度评价: "民国时代,中国重新构建了社会的上层结构.其中,商人阶层的整体崛起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10]

　　但是,在评价民族实业家某些有效的经营管理思想与实践时,必须注意到管理工作的 "二重性原理": 一些有效的管理措施会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甚至对中国的企业管理理论有所贡献; 但也就是这些有效的管理措施必然会因社会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体现出剥削的一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对民族实业家的管理思想不能评价过高.

　　张之洞曾如此评价民族实业家的缺点: "中国商人趋利,近则明、远则暗,见小欲速,势散力微."[12]

　　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对那些追求短平快获利的 民营企业家仍然适用.

　　参 考 文 献:

　　〔1〕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1870 - 1977(下)[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9.

　　〔2〕刘含若.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M]. 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560 -561.

　　〔3〕〔4〕赵靖. 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86 -490,554 -557.

　　〔5〕〔11〕谭力文,包玉泽. 20 世纪的管理科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290 -294,296.

　　〔6〕欧绍华. 论近代中国民族企业战略管理思想及其实践[J]. 中国流通经济,2013(4) :67 - 71.

　　〔7〕雪珥. 清朝的公司为何不举[J]. 商界(评论),2010(11):38 - 41.

　　〔8〕雪珥. 人人反腐人人腐[N]. 中国经营报,2011 - 12 -19.

　　〔9〕崔海霞. 永安公司的"孤岛"繁荣与图存[J]. 管理学家(实践版),2013(11):56 -62.

　　〔10〕吴晓波.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 1870 -1977(上)[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2.

　　〔12〕雪珥. 权力是资本之母[N]. 中国经营报,2011 - 12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