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对三种人生之乐的排序(2)

另外邵雍的这种内在修养还辐射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宋史·邵雍传》记载邵雍春秋两季经常乘牛车出游，很多人都能听得出他的车音，每到一处，人们争相迎候，儿童和奴仆甚至奔走相告：“吾家先生至也。”甚至老百姓在家务事上遇到麻烦，也会向邵雍求教，邵雍每次都真诚地开导劝引，并且总能让人心悦诚服。洛阳城中甚至有十几家人仿照邵雍的安乐窝盖房，谓之“行窝”.以至于邵雍死后，有挽诗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8].邵雍虽身处官僚体制之外，却仍以其高尚的品德，深厚的学养，对当时士大夫阶层乃至普通市井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无怪邵雍之父邵古临终前自豪地说“吾儿以布衣名动朝廷”[9].在邵雍百年之后，哲宗元佑中赐谥康节，以彰邵雍德行。徽宗崇宁初，又准邵雍从祀孔子文庙，追封新安伯。邵雍可以说是唯一一位以布衣入祀孔庙的儒者。
　　
　　邵雍认同名教价值规范，塑造了自己高尚的道德人格，并能够以布衣之身教化乡里，取得了很高的社会名望。个体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名教之乐”还不是邵雍最高境界的人生追求，“名教”虽然让他在修德成人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的快乐，但是不能通过仕途达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抱负，始终是邵雍的无奈和失落。邵雍早年仕途不顺，中年以后，在朋友的举荐之下，虽然也有多次为官的机会，但无奈身体健康状况、官场党派争斗的政治氛围以及爱惜名誉等原因使得邵雍终未能进入仕途，他曾忧伤地感叹：“功名时事人休问，只有两行清泪揩。”[10]邵雍的隐居不仕实则是他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既然不能通过仕途实现自我，那么不如效仿孔子，从“立功”转向“立言”,把自己的惊世才华化为不朽文字，“推天道以明人事”.可见“名教之乐固有万万焉”,但其中又有多少不可期、不可得，接下来“况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在“观物之乐”中，个体的认知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的高级需求才真正获得最大满足，邵雍在天人一体的境界中达到了人生快乐的至高境界。
　　
　　三、观物之乐
　　
　　“观物之乐”是指一种以客观理性的眼光，超脱一己之利害好恶，以“天下之心”去观察万物之理，从而在达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所体验到的快乐。
　　
　　他在《皇极经世书》中对“观物”作了如此阐述：“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11]在邵雍看来“观物”是通往真理的道路，观物之乐在一定角度可以说是个体认知需求获得满足时所体验到的一种快乐。然而个体要把握这个“天下真知”,则不能以我观物，需以物观物，邵雍认为以物观物，由物性决定，比较客观公正；以我观物，则往往会掺杂个体私欲的情绪和偏见，而主观偏见往往会遮蔽物之本真，自然也就无法观物以得理了。但邵雍的“以物观物”又非完全“无我”,而是我中有物，物中有我，物我一体，自己也可以被看作对象之“物”去理性的观察和审视，从而超越一己之局限，淡化个人的喜怒哀乐和荣辱得失，使心灵回归一种本真的自我。这种本真之我是主体因对物与我的双向观照与领悟后，在更高层次上审视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因而能做到“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12].邵雍的观物不是主体对客体单向的认知与塑造，而是物与我的相互交融，在将万物的存在还原为本真存在后，人通过对外物的本真存在领悟了自身的本真存在，在这种本真存在的境域中，即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潘立勇先生认为“‘观物之乐’是邵雍在融儒家之善的道德境界与道家之真的宇宙境界为一体的审美境界中实现的，其既吸收了儒家道德人格的境界，又秉承了道家与物合一的宇宙人生境界，是超越了二者的美的生命境界，其既注重在现实人生中寻求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又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与超越，其实这也是一种审美与休闲的境界”[13].“观物之乐”可以说是个体在认知和审美两个层面上获得满足时的快乐体验。
　　
　　邵雍是“北宋五子”中唯一主张把“观物之乐”放在“名教之乐”前面的人，“观物之乐”之所以能够被邵雍视为最高层次的快乐，主要还在于他在观物中能够“推天道以明人事”,实现儒家明体达用的经世理想，获得儒家对个体之我的价值安顿。邵雍的鸿篇巨着《皇极经世》
　　就是要通过象数易学的推演，体察把握天地万物阴阳消长变化之理，将推得的阴阳消长之理应用于人事治乱之中，以明进退存亡之道，通兴衰治乱之用。书中的内容不仅囊括天地万物消长变化的因果，更包含着圣贤事业成就的道理。如邵伯温解释《皇极经世》所以成书时说：“《皇极经世》之所以成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13]邵雍终身未仕，不能通过仕途一展平生抱负，那么观物立言则就成为他成就圣贤事业的另一种选择。邵雍通过以物观物，用理性的心态、淡泊的眼光观照人生，摆脱了物欲情欲，洞彻了功名利禄，参透了悲欢生死，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散淡快乐，超尘脱俗。
　　
　　“观物之乐”超越了“人世之乐”即物质、安全、归属需求获得满足带来的享受和愉悦，也超越了“名教之乐”即被尊重、被认同需求获得满足带来的快乐，因为“观物之乐”是一种更为洞彻，更为超脱的人生境界，他满足了个体更高层次的认知、审美需求，特别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需求，这种最高需求的满足，能够使个体进入快乐的高峰体验，获得深刻的幸福感。有了这种幸福体验，低层次的需求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也就更容易获得满足。因此，邵雍可以做到安贫乐道、淡泊名利，虽一介布衣，却可安乐一生。
　　
　　参考文献：
　　
　　〔1〕〔3〕〔4〕〔7〕〔10〕〔11〕〔12〕（宋）邵雍。邵雍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朱 易安，傅璇琮。《全 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5〕〔6〕〔8〕〔7〕〔9〕邵 伯温。邵 氏闻见录[M].北 京：中华书局，1983.
　　〔13〕潘 立勇，赵春燕。邵 雍“乐”的三重境界[J].美 育学刊，2012（5）。
　　〔14〕（清）王植《总论》引邵伯温语，《皇极经世书解》卷首上。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七。术数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