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形成发展
梁启超（1873--1929 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学者。梁启超的人生道路虽丰富多彩，但其人生哲学的轨迹却清晰可寻：1873 至 1898 年是梁启超人生哲学的奠基时期。梁启超在青少年主要接受儒家教育，1890 年后追随康有为，初步接触西学。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人生哲学可谓“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即以儒家人生哲学为主体，但也初步受到西方人生哲学的影响。1898 至 1912 年是梁启超人生哲学的形成时期。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大量阅读西方学术着作，并用西方人生哲学批判改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但由于其根底是儒家人生哲学，因此这一时期梁启超的人生哲学可谓“中西合璧”.1912 至 1919 年是梁启超人生哲学的成熟时期。他不仅在政坛大显身手，而且在学术研究上步入辉煌，最终创立了趣味主义的人生哲学。
第一节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奠基时期
农历1873年12月26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一个耕读传家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梁维清考取秀才，曾担任过县教谕，父亲梁宝瑛是乡村的私塾先生。梁启超从小就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两三岁时其母赵氏便教他识字，四五岁时在祖父的教导下学习“四书五经”,祖父不仅教他读书，而且也向他讲述历史故事，“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 ,在梁启超幼小的心间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梁启超八岁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到九岁时就能写洋洋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考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三岁开始学习训诂考据。十七岁时参加广东乡试，以优异的成绩中举，获得了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
1890年春，十八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伴下进京赶考，参加会试。回家途经上海时，购买了《瀛环志略》等西学书籍，它为梁启超打开了一扇思想窗户，初步接触西方世界。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一道拜谒康有为。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以其扎实的经学功底、新颖的西学知识和对天下大势的深刻分析，使梁启超产生极大的心灵震撼，心悦诚服地拜康有为为师。从此他追随康有为，走上了变法维新、启蒙救国的道路。
1895 年 3 月，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发起着名的“公车上书”,请求变法。同年七月，“强学会”在京成立，梁启超被委任为书记员。1896 年 7 月，梁启超应黄遵宪邀请，赴上海主笔《时务报》，发表着名的《变法通议》，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1897 年 10 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梁启超前往长沙“时务学堂”任总教习，积极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1898 年 4 月，应康有为之召，赴京参加“保国会”,筹备“维新”工作。同年 7 月，梁启超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赏“六品卿衔”,专门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和译书局的相关事务。但在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疯狂反扑下，“戊戌变法”遭到失败。梁启超侥幸逃出虎口，流亡日本。
从梁启超青少年时期的人生道路可以看出：梁启超出生在家境较好的乡绅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饱读儒家诗书的知识分子，他从小接受的是正统儒家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这种家庭环境和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梁启超，自然信奉儒家的人生哲学。特别是十七岁中举后，被誉为“岭南神童”,使梁启超更加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决心效法儒家先贤，立志内圣外王，为国家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因此青少年时期的梁启超，主要信奉的是儒家人生哲学。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受康有为的影响和中国面临巨大民族危机的刺激，梁启超开始接触西学，初步了解西方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科技文化，因此对其人生道路产生很大影响。但从总体上来说，此时的梁启超对西学还停留在知之不多、浸淫未深的阶段，因此儒家人生哲学依然是梁启超的主旋律，换句话说，西学尚未撼动其儒家人生哲学的主体地位。
第二节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形成时期
1898 年 9 月，梁启超到达日本，开始大量阅读日译西着，对西方的学术思想产生强烈兴趣。他写道：“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也就是说，梁启超在东渡日本不久，其思想、言论和人生观、价值观均发生巨大变化。
1898 年 12 月，梁启超创办《清议报》。他指出《清议报》的办报宗旨是“为维持中国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国人之学识。” 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了大量介绍西方近代学说的文章，意在增长国人学识，启蒙民智。1901 年，梁启超又创办《新民丛报》，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长达十多万字的《新民说》。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认为国民是国家的根本，要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在梁启超看来，所谓“新民”并不是全盘抛弃中国之传统而接受西方文明，而是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改造。“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实乃无功。” 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出了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学习西方民主自由精神，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中西文化互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唤醒民众思想觉悟，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
梁启超不仅在启蒙宣传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开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接触，逐渐接受革命思想。他曾主张对清政府实行破坏主义，“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 .这些思想比起他以前的改良主义，确实进步巨大，只要再往前跨进一步，就可以进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行列。可惜梁启超没有跨出这一步。1903 年初，应美洲保皇会邀请，梁启超到加拿大和美国访问。受康有为保皇思想影响，同时也目睹美国社会的某些弊端，梁启超回到日本后，不再提“破坏主义”与“革命排满”,而主张“君主立宪”,重新回到改良主义道路。1905 年 8 月，孙中山创立同盟会，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与梁启超发生激烈论战。在这次论战中，笔锋雄健的梁启超却屡屡败北，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被驳得体无完肤。1907 年 10 月，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次年 2月迁往上海。然而，满清贵族不仅没有采纳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反而勒令“政闻社”解散，梁启超黯然神伤，暂时退出政治舞台。
从梁启超旅居日本的经历可以看出：他对西学和西方人生哲学有相当的了解，他不仅大量引进西方人生哲学，而且力图用西方人生哲学批判改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形成了中西合璧的人生哲学。但梁启超批判改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并不是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而是吸收西方人生哲学的精华，淘汰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中的陈旧腐败因素，使中国传统人生哲学跟上时代步伐，重新焕发出自己的生机活力。正如他在《新民说》中所指出的：“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实乃无功。”在梁启超看来，单纯移植西方人生哲学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但固守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不适应时代发展，只有中西人生哲学相互交融，促进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近代转型，才能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而梁启超本人则身体力行，形成中西合璧的人生哲学.
第三节 梁启超人生哲学的成熟时期
1911 年 10 月爆发辛亥革命，消息传到日本，梁启超认为时局转变，事有可为，政治热情重新点燃。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梁启超调整了政治策略，认为只有联合袁世凯，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不仅放下与袁氏的不共戴天之仇，而且对他进行肉麻吹捧：
“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
1912 年 11 月，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组建为进步党，入阁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袁世凯之所以任用梁启超，一是为了装潢门面，捞取政治名声；二是为了拉拢梁启超和进步党，防止国民党一家独大。当梁启超察觉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阴谋后，毅然与袁世凯决裂，不仅对袁世凯口诛笔伐，还积极组织护国运动。他帮助蔡锷逃回云南，前往广西策动陆荣廷起义，粉碎了袁世凯称帝的黄粱美梦。1917 年 7 月，他又协助段祺瑞挫败了张勋复辟。由于梁启超在两次反对帝制、扞卫共和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声威日重，被誉为“再造共和”元勋。
1918 年，梁启超告别政坛，潜心学术研究，撰写《中国通史》等着作。1918年底赴欧考察，以游记和心得形式，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和考察体会，回国后整理成《欧洲心影录》一书。晚年的梁启超主要进行讲学和学术研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兼任燕京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完成了一批学术着作，为我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化积累做出了重大贡献。1926 年3 月，梁启超因肾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由于医务人员疏忽，被错割右肾，此后身体长期虚弱。1929 年 1 月 19 日因病去世，享年 56 岁。
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甚至反复无常，因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和诟病。但在人生哲学上却趋于成熟，创立了趣味主义的人生观，认为趣味是生活的本质，趣味的生活才是合理的生活，趣味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从欧洲考察回来后，他看到西方文明的弊端，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的心灵、情感问题，主张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儒家人生哲学。他把“仁智勇”三者的交融统一视为理想人格，推崇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强调每个公民都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把这种社会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生实践，就是努力学习、辛勤劳动、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