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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与庄子的人生境界对比(2)

来源:学术堂 作者:朱老师
发布于:2016-10-14 共7261字
可见,在达到人生至境的通途上,亚里士多德通过“沉思”使人成为“超然的观察者”,充分发挥人类最高的天赋---理智以达于理想的“闲暇”至境; 庄子则通过“心斋”进达“坐忘”之功,实现“无己”、“物我两忘”以及与“万物冥合”的“逍遥”至境。两者都立足于人自身的、秉持内在性的纯化之路,对至境的追寻都发端于“心”,因为亚氏的“沉思”中枢是“心”[13]198,469a11-18而非“脑”.当然,亚氏的“沉思”更具有鲜明的主体性,而庄子的“坐忘”则蕴含了对主客体界线的超越,达于“无己”、“物我两忘”.换言之,亚里士多德是从“有”而庄子是从“无”的角度达到人生的巅峰境界。
  
  三 至境的价值旨趣:“至乐”与“无用之用”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是令人快乐的,但不是俗世的消遣之乐。“闲暇自身能带来享受、幸福和极度的快乐。忙碌之人与此无缘,只有闲暇者才能领受这份怡乐”[2]273,1338a2-4.
  可见,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生至境即休闲的价值彰显并不是外在的获得,而是内在快乐的拥有,是人生所能获得的最大快乐。处于人生至境闲暇中的人,才能获得有理智沉思活动所产生的最大快乐。同时,在通往至境的沉思之途中,人过着最为幸福的沉思生活,而与此幸福所伴随的快乐也无疑是最真切的快乐。在至境中,理智的沉思活动是自足自在的,是完满且完善的生活。因为“沉思的活动,它在自身之外别无目的的追求,它有着自身的快乐”[1]228,1177b20“一个沉思者除了沉思之外一无所需”[1]228,1178b4.因此,沉思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从事,而且就在活动进行中臻于圆满,它没有明显的开始,也没有从前提到结论的发展,它就在进行本身当中全然完美地达成[14].这就是说,处于闲暇至境的人,历经着有理智沉思活动而获得最纯正而又确实的快乐[1]227,1177a25-26.而除了至乐之外,从更为实践的角度上看,闲暇也是德性生成与政治行为或活动所需要的[2]247,1329a2.
  
  而对于庄子而言,在逍遥的至境中,所达到的是无用之大用。诚如《逍遥游》所道出的: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人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6]29-30,《逍遥游》世人也有许多想如惠子那般,执着于俗识俗见,宛若狸狌,极尽自以为机巧之能事,往往因此陷己于困境、绝境而不自知。世人好“大”喜“功”,殊不知,“大”若垂天之云的斄牛也不得尽捕捉“小”耗子之“功”.惠子有大树,还要愁它“无用”; 世人也如此,只见眼前事物,眼光极为有限,自然无法体会庄子的“无用”之“大用”,当然也就无法获得“逍遥”的门道,更别想要领略“逍遥”之乐。因此,我们常常陷入日常的琐碎之中,而无视对境界的提拔,自始至终,无法体会到人生至高境界的乐趣。所以,唯无用能堪大用。
  
  可见,亚里士多德和庄子,均立足于人生至境,澄明其价值彰显与世俗价值体系之间的距离。因为,在世俗的功利价值中,直接、明显的实用价值则被当作衡量的基本甚或唯一标尺。而实际上,世间万物的价值并非表象的功用价值,而常常具有某种更为幽深的、间接而隐含的意义。因此,若以世俗的功利价值来审视,无论“闲暇”还是“逍遥”,无疑都会被视为“无用”或“虚”.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所带来的是内在性的至乐,而在庄子看来,“逍遥”所把握的是“无用之用”
  ,这都非世俗的“有用之用”的价值标准所能揭示的。这种超越世俗性的价值指向,在某种程度上为人追求人生的至境提供了形而上的价值导引。也就说,人生至境的追求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四 至境的理智角色:“崇智”与“去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智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关键所在。理智是人所独有的,且可进一步区分为主动理智与被动理智,而主动理智更是所有灵魂能力中的至高者[13]78,430a14-18.在人生至境追寻中,无疑更是将这种人的本质规定性发挥到极致。哲学的智慧是闲暇者所必备的条件[2]262,1334a22.因此,在人生至境中,智慧特别是理论理智将处于完满的状态。对理智纯化过程,就是对闲暇至境的求索过程。正因如此,如果将“沉思”作为通达闲暇的途径或手段,那么理智纯化则是其实质性的内涵。事实上,作为达到闲暇至境的“沉思”活动,不仅是人之理智灵魂的最高级状态,也是对宇宙万物的无上智慧求索过程。强调并推崇理智是纯粹的理智活动---沉思的必然要求。因此,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类将自己独有的天赋---理智发挥到极致,才能真正达于闲暇。换言之,“闲暇”至境绝非无所事事,而是与求知、崇智密切关联,是在洞察了宇宙万物的“真”之后所获得的精神自由。无疑,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理智的推崇是对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延续与升华。
  
  然而,庄子则认为一旦过于强调理智,就会妨碍人真正地达到逍遥。因此,理智反而成为人通往“逍遥”的障碍,“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绝圣弃智,而天下大治”[6]274,《在宥》。逍遥者必须超越理智的障碍,也就是“无待”于理智,才能进入“与道冥合”的“逍遥”境界。因为智慧使人失去纯洁的天性,成为争斗的“凶器”,“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 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6]108,《人间世》。庄子的“坐忘”使自己得以与万物消融为一体,需要“绝圣弃智,无知无欲”,“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6]205,《大宗师》,即抛掉自己的聪明,忘却所有的“知识”,在精神领域内毁弃自身的形体而完全融合于无所不为的“道”中。因此,“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5]250,第四八章换言之,庄子所追求的逍遥至境下的思维,是超越了理智思维的、“非对象化的”、整体把握式的、直觉“体道”式的思维方式。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庄子是凭借“以理化情”的精神摆脱生死之忧,而达致“适性、逍遥”的理想精神境界[16].当然,庄子并非是在反人类、反文明意义上的去智,而是说在人生至境层面,智慧对于逍遥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有待”的累赘。在终极的意义上,庄子指明了“智慧不一定使人幸福,相反,从根本上来说,智慧正是人的悲剧性之所在,因为智慧使人具有意识,而意识是人类悲剧的根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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