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玄冥之境的实质与现实意义(3)

　　四、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对郭象玄冥之境的评价
　　
　　就人的存在而言，仅有精神上的安顿是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顿的，但如果执迷于现实生活中的所得所失，就又会使人的精神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如何实现精神上的安顿与现实生活的统一，正是郭象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也是魏晋名士所面对的困惑，即如何在黑暗的政治统治之下保持自身的精神的安顿，无心而玄冥正是出于对这个难题的解决而提出的。对于“少有全者”的魏晋名士而言，这样的内外玄冥、顺性而逍遥的境界，既解决了外在的人生境遇的顺与不顺，又实现了自身精神的安顿，自然是名士们所向往的。那么内圣是否一定能够外王？ 内外相冥是否真的能够带来人生境遇的改变呢？
　　
　　从郭象的表述来看，郭象的玄冥之境是一种由内心的安顿而实现的外在境遇上的安顿，是内外相冥的状态，依照这样的认识，由无心到成性，到物物而不累于物，应当是由内而外的相安顿。从人自身存在的状态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内心的安顿和人生境遇的安顿应当是一体的，并无时间上的先后。而从逻辑上来分析的话，人生境遇的安顿则是内心安顿的必然结果，内心的安顿则是人生境遇安顿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内心的安顿可以，同时也是必然能够实现外在的人生境遇的安顿的。这是依照郭象的思路得出的结论，但理论自身想要实现的境界和其在现实中所能实现的程度往往是有差距的，内心的安顿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带来人生实际境遇的坦途。现实中的人生的遇与不遇、生与死、顺境与逆境，并不会因无心之玄冥而有所改变，所改变的只能是人对待遇与不遇、生与死、顺境与逆境的态度而已。郭象显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命非己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于命者，无往而非逍遥矣，故虽匡陈羑里无异于紫极闲堂”（《庄子·秋水注》） ,无心只是要安于性命，命运并不会因无心而变得平坦，所谓的“匡陈羑里无异于紫极闲堂”亦不过是内心的自我安慰罢了，他的内圣外王的玄冥之境实际上也就成了一种纯粹的心灵境界。以无心来对待人生，则人生的遇与不遇、生与死、顺境与逆境都是人生自身，无所谓增无所谓减，亦无所谓得无所谓失，都是人生之变化，若无遇与不遇、生与死、顺与逆的跌宕变化也就不成其人生了，所以当以无心而待之，这样自然也就无喜无悲了，内圣外王的玄冥之境实际上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理想境界，由内圣到外王也就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了。再退一步说，郭象的玄冥之境原本的逻辑是由性定命、无心顺性则命运安顿，性决定命，但性是内在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如何却是可以感知的，是体现在人生的顺与不顺、遇与不遇、寿与夭折之中的，无心而顺命的要求在现实中实际被转变成了安于命而为，其结果反倒成了命决定性，有什么样的命运就有什么样的性，安于本分就是顺命而为了。这样一种逻辑和现实上的混乱也使得郭象玄冥之境中的个体性和超越性荡然无存，纯粹成了使小民能够安于现状，士大夫得以维护其地位，君主能够实现其无为而治的思想工具了。
　　
　　从社会效益上来看，郭象的精神上的超越是使言行发于自性，而性在郭象那里却是因人而异的、具有个体差异性的、无统一标准的。况且，作为人的存在而言，人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依性而为到底是依自然性而为，从而好逸恶劳、趋利避害呢，还是依社会性而为，从而礼让恭谦、舍生取义呢？ 锦衣玉食、荒淫奢侈者，可以谓我无心而顺性也； 一箪食，一瓢饮，自得其乐者也可以谓我无心而顺性也。自我的有心无心成了是非判断的标准，高居庙堂、锦衣玉食可以是无心，隐居山林、节衣缩食也可以是有心而为。以是否无心顺性作为言行是否得当的标准，固然有可能实现自我内心的安顿，但对于社会而言则失去了判断是非的统一标准，其危害不可谓不大，支遁对郭象适性逍遥的批评也正是基于此，据慧皎《高僧传·支遁传》中记载，支遁曾在余杭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游》，批评郭象“适性以为逍遥”的说法时指出：“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高高在上的君王如果没有约束地适性自为，多半会成为为害世间的暴君。
　　
　　总而言之，达到了玄冥之境的圣人固然在理论上实现了道家神人和儒家圣人的统一，将内在的精神境界和外在的事功需求结合了起来，使得内心的逍遥平静与外在的经世治国之功用相统一。但在现实中，内圣和外王之间的矛盾依然是不可调和的，内圣外王的玄冥之境在落到现实层面时，并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状况，所能改变的仅仅是对待人生的态度而已，由内圣而外王的内外冥合的境界在现实层面上也就完全变成了安于性命的纯粹的心灵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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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 中华书局，2004.
　　[4]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 中华书局，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