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崔颢诗歌中的多元化人生观

　　内容摘要：盛唐着名诗人崔颢在其诗歌创作中表现出多元化的人生观，在名利观上体现为“进取”与“退守”的矛盾，在生活观上体现为“希望”与“失望”的矛盾，在女性观上体现为“浪子诗人”与“女性的代言人”的矛盾。崔颢的多元化人生观的产生的思想渊源是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潮。道家的本土地位、佛家的主导地位和儒家的正统地位，都在崔颢多元化人生观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可以从崔颢的诗歌中感受到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它总是在崔颢消沉低落的时候牵动他向着积极的方向前进。

　　关键词：崔颢 诗歌 人生观 矛盾 影响

On the pluralistic outlook on life of Cui Hao’s Poems

　　Abstract: The famous poet in tang dynasty CuiHao in his poems showed diverseview of fame, diverse view of life and diverse view on women, diverse view of fame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gress" and "withdraw", diverse view of life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ope" and "down", diverse view on womenreflect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igal poet" and "women's voice". The originof Cui Hao's diversity of life was produced in the Tang Dynasty’s fusion of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Taoism local status,Buddhism dominantposition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position,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uiHao's formation of diversity of life. We could feel a kind of force to make progress inCui Hao's poem, it always affected a positive direction toward him when Cui Hao inthe low depression.

　　Key Words：CuiHao；poetry；philosophy；contradiction；influence

目 录

　　一、引言
　　二、崔颢诗歌中的多元化人生观
　　（一）“进取”与“退守”
　　（二）“希望”与“失望”
　　（三）“浪子诗人”与“女性代言人”
　　三、崔颢多元化人生观产生的思想渊源
　　（一）名利观
　　（二）生活观
　　（三）女性观
　　四、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崔颢以一首《黄鹤楼》奠定了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历来有不少写崔颢的学者，有的专门赏析名篇《黄鹤楼》、《行经华阴》，也有不少学者把崔颢诗歌分为妇女诗、边塞诗、山水诗、应酬赠答诗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浅析崔诗的风格。

　　这些学者在浅析崔颢诗歌风格的时候，仅仅是从一个层面上去论述。陈建华在《论崔颢诗歌的艺术风格》中谈到山水诗中蕴含的出仕归隐的愿望，郑伯勤在《论崔颢的诗歌》中谈到出仕与入仕的矛盾以及消极失落的情绪，唐佳在《论崔颢诗歌中的狂生本色》中谈到“热情的进取者”向“高蹈的退守者”的蜕化，柏桦在《崔颢——让诗仙也动容的荡子诗人》中谈到崔颢的浪子回头，批评《唐诗纪事》里把崔颢界定为“花花公子”的说法。我在参阅这些学者的论说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把有关对崔颢诗歌思想风格的论述总括为三组矛盾的思想，“进取”与“退守”的矛盾，“希望”与“失望”的矛盾，“浪子诗人”与“女性代言人”的矛盾，这三组矛盾的思想系统化多元化的人生观，即名利观、生活观和女性观。多元化人生观在崔颢的诗歌中得到体现。另外，文学离不开文化，在结合诗歌论述三观之后，我又从文化角度浅析崔颢多元化人生观形成的思想文化渊源，而这一点，也是研究崔颢的有关学者所没有涉及到的。

　　于是，对崔颢诗歌思想的系统化全面总结和思想文化渊源的探究便成了我这篇论文的主要价值和特色。

　　二、崔颢诗歌中的多元化人生观

　　（一）“进取”与“退守”

　　“进取”和“退守”是崔颢在游历过程中一直思考并在头脑中纠结的矛盾。

　　“进取”和“退守”是两种相反的名利观，也就是“出仕”和“入仕”，一种是积极出来做官，而一种则是远离官场，消极归隐。柏桦在《崔颢——让诗仙也动容的荡子诗人》中说：“崔颢的《行经华阴》中‘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地学长生？’之句的意思是‘这些人面对如此壮丽的华山美景，为何不停下来，就在此处超脱尘世、求仙问道呢？‘借问路旁名利客’曲折地吐露了内心的声音。诗歌蕴含的寓意：‘崔颢在人生艰辛的道路上，又想停下来了，他想流连并拥有一片风景，并甘愿在这片风景中获得永生。”唐佳在《论崔颢诗歌中的狂生本色》中，说：“崔颢的游历诗多是一种哀愁之思，表现出‘热情的进取者’向‘高蹈的退守者’的蜕化，但‘退守’绝非他的本意，而是‘进取’未得的苦闷的排泄。”郑伯勤在《论崔颢的诗歌》中也说：“从崔颢一生行迹和诗歌创作来看，兼有‘高蹈的退守者倾向——隐逸，爱好自然’和‘热情的进取者倾向——追求功名，向往边塞’，实质为得意与失意，出仕与入仕的矛盾，崔颢的主导倾向却是一位‘热情的进取者’。”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来看，崔颢的诗歌中体现了“进取”和“退守”的两种矛盾的名利观，但是，主导倾向是“进取”。

　　关于“进取”和“退守”的矛盾，在崔颢诗集中有八首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包括《赠怀一上人》、《游天竺寺》、《入若耶溪》、《晚入汴水》、《发锦沙村》、《行经华阴》、《黄鹤楼》、《维扬送友还苏州》。在这些诗歌中，有些诗歌的情感是毅然决然的，表现出要与封建官场决裂而退守的坚强决心。《晚入汴水》云：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

　　“泝”即“溯”，意思是逆流而上，这里表面上是写行船的不便，实际上是暗指官场的不顺。“客愁能几日？乡路渐无多。”这里是一个转折点，回乡之路越来越短，黑暗的官场生活也即将告一段落。“晴景摇津树，春风起棹歌。”行船逆流而上，千辛万苦终于快要靠岸，作者借美好欢快的景色表明自己的愉快和轻松，实质上暗指自己远离黑暗官场的畅快心情。“长淮亦已尽，宁复畏潮波。”淮水进入汴水之后，算是到了尽头，故下句说不怕有潮波了，暗指不怕再受到黑暗腐败的封建官场的排挤和重压，有回乡归隐、急流勇退之意。

　　有些诗歌虽然没有《晚入汴水》的情感强烈，但也表明自己隐退的心愿。

　　《行经华阴》云：迢峣太华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

　　河山北枕秦关险，驿树西连汉畤平。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

　　诗歌写尽“华山”、“咸京”、“三峰”、“武帝祠”、“仙人掌”、“秦观”“汉畤”等风景名胜，气势雄浑又富有哲理。在大自然美景中追求一种恬静安逸的生活，表明自己的归隐心愿。特别是最后一句“借问路旁名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

　　从华阴奔赴京城的人群日夜不断，这些人都是些追名逐利之人，这些日夜为名利而奔波的人们，面对如此壮丽的华山美景，为何不在此超脱尘世、求仙问道呢？和佛家的消极出世思想相类似，道家也要追求这种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安逸。

　　还有一些诗歌中“进取”和“退守”的矛盾纠结特别厉害。《黄鹤楼》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鹤楼》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诗歌前半段写出了人去楼空的感慨，中段写景抒情满怀豪情、自然流畅、气势雄浑，后半段写深重的乡愁。文势上给人以一种跌宕起伏的感觉。全诗开头部分给人以一种空灵虚幻的感觉，借人去楼空的感慨抒发自己的迷茫和愁绪。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为全诗的转折点，面对如此美丽的景色，作者顿时满怀豪情，情绪激昂。最后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情绪再次低落，“愁”字抒发了自己极其郁闷的心情，“愁“不仅有思乡之愁，还有理想抱负无法实现之“愁”，“空”、“愁”两字既有厌世隐逸之感，又有为自己壮志未酬而感到不甘和怨愤，体现了入仕与出仕的矛盾，希望与失望的交织。

　　从总体上看，我们不难发现，上面讲到崔颢的这些诗歌是“进取”和“退守”两种名利观并存并矛盾交织着的，但是看上去，似乎饱含了“消极”的情绪。这些消极的情绪是崔颢诗歌中的主导的情绪吗？一起来看看崔颢的边塞诗。

　　崔颢的边塞诗有七首，它们是《赠王威古》、《赠轻车》、《辽西作》、《雁门胡人歌》、《送单于裴都护》、《赠梁州张都督》、《古游侠呈军中诸将》。《赠王威古》云：三十羽林将，出身常事边。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饮马投荒泉。马上共倾酒，野中聊割鲜。相看未及饮，杂胡寇幽燕。烽火去不息，胡尘高际天。长驱救东北，战解城亦全。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

　　全诗叙述年轻边将王威古在边塞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以及为保卫边疆而献身的勇敢精神。全诗选取具有典型象征意义的边塞风物，富有边塞风情，风骨凛然，气势雄浑。“相看未及饮，杂胡寇幽燕。”酒还没来得及喝，边塞又起战乱，道出了边塞极其不稳定的状况，借战事的频繁表明了将士肩上的重担。

　　“报国行赴难，古来皆共然。”报国赴难，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职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作者在这里道出了自己的誓死报国之心。全诗借王威古的誓死报国之心来表达自己的心胸抱负，以报国之心来表明自己的入仕愿望。我们发现，崔颢的积极“进取”的浩然之气在边塞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而“消极”显然不是崔颢的主导情绪，“退守”也不是崔颢的主导名利观。

　　所以，崔颢“进取”和“退守”两种相互矛盾的名利观不仅体现在整首诗歌当中，而且更多的是体现在众多不同的诗歌之间。崔颢的诗歌中兼有“进取”和“退守”两种不同的名利观，但主导的名利观却是“进取”。

　　（二）“希望”与“失望”

　　王海平在《论崔颢诗的情感建构》中提到“崔颢的诗虽有痛苦、悲观的情感，但总体上总是被一种奋发勃然的情感基调掌握，形成诗歌情感的多层次性。

　　”也就是说，崔颢的诗歌既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积极生活观，又有对未来充满失望的消极生活观，“希望”和“失望”构成了崔颢两种矛盾的生活观。崔颢早年有俊才，风流成性，放浪轻狂，这些是崔颢情场得意的重要资本和因素。

　　像崔颢的爱情诗《川上女》和《长干曲》，“绿江无伴夜独行，独行心绪愁无尽。”（《川上女》）是对爱情的渴望，而“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长干曲》）

　　句中微妙的男女关切和爱慕之情则表明崔颢感情世界的升华，说的明白一点，也就是崔颢开始走向情场得意。而崔颢在之后却因情场得意而高兴的过了头，以为李邕会赏识他这个年少风流的才子，献诗的第一首就是“十五嫁王昌”。不料方板的李邕勃然大怒，骂了一句“小儿无礼”，就给他一个“闭门羹”。可以说，此时的崔颢已经从希望的巅峰跌入失望的谷底。此后二十年的漫游也使得崔颢渐渐步入中年，刚开始对仕途还报着希望的这样一种微妙的情感开始慢慢淡化，开始对仕途绝望并产生了逃避现实的出仕情绪。崔颢的前半生因为生活的如意而选择了“希望”的生活观，又因为“希望”的生活观而选择了“进取”的名利观；反过来崔颢的后半生也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选择了“失望”的生活观，又因为“失望”的生活观而选择了“退守”的名利观。用荣格的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说，大概就是这样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存在分期，前半生注重外部世界，是外向发展的。40 岁左右，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年危机，此时个人觉得一直追求的人生目标和雄心壮志正在失去意义，开始感到压抑、呆滞。

　　这时候，人已经没有年轻时候的精力和胆魄了，对自己的人生理想停止追求，人的精神开始从外向自己内心转化。”

　　崔颢诗歌中的生活观体现在“希望”和“失望”两个相互矛盾的层次上，而这一对矛盾则贯穿于崔颢诗歌的两个主题中：一是以感受、向往大自然为希望，以感慨时光飞逝为失望；二是以“贵贱各有时”为希望，以“天命”思想为失望。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主题：以感受、向往大自然为希望，以感慨时光飞逝为失望。这一主题的诗歌主要是在描写自然山水的纪游诗歌中体现出来的。主要有《发锦沙村》、《入若耶溪》、《渭城少年行》、《上巳》、《舟行入剡》、《黄鹤楼》这几首诗。《入若耶溪》云：轻舟去何疾，已到云林境。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事事令人幽，停桡向余景。

　　首联写出了行舟的轻快之情，不一会儿已到云林之境。颔联“鱼”、“鸟”、“山“、“水”等景物的描写承接了首联的欢快，写景自然流畅，充满愉悦之情，给人以“如在画中游”的感觉。“岩中响自答，溪里言弥静。”行船进入若耶溪，可以听到岩石的回声，越来越寂静。而最后一句“事事令人幽，停桡向余景。”

　　却把情绪降到了冰点。“幽”即“忧”，“忧”和“余”给人以夕阳西下的失落感，让人感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奈和忧愁。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真令人烦忧，不管是壮志未酬之忧、边塞之忧，还是忧国忧民的情丝，都隐隐约约地暗含在诗中。诗歌前三句在写景之中表明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体现了感受、向往大自然的希望之情，而最后一句则发出了时光飞逝的感慨和壮志未酬的忧愁，体现了感慨时光飞逝的失望之情。

　　具有类似情感的另外一首典型的诗是《舟行入剡》，诗云：鸣棹下东阳，回舟入剡乡。青山行不尽，绿水去何长。地气秋仍湿，江风晚渐凉。山梅犹作雨，溪橘未知霜。谢客文逾盛，林公未可忘。多惭越中好，流恨阅时芳。

　　诗歌写及东晋王徽之雪夜访戴逵的人事之好，谢灵运受剡溪美景陶冶而得佳句，谢安、王羲之与僧道林令人仰慕的交游，自然生发出“多惭越中好，流恨阅时芳。”的感慨。诗歌借景抒情，借名山丽水反衬内心愁绪，使景物染上了情感的色彩。最后一句“多惭越中好，流恨阅时芳。”中“惭”、“恨”两字表明了心中的怨恨和懊悔，后悔当初没有好好欣赏眼前的美景，等到失去的时候才知道珍惜，感慨因错过美好时光而未曾很好的游览，感慨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一去不复返和对时光飞逝的感慨。诗歌很明显地令人感觉到了这样一种感受、向往大自然所产生的希望以及对时光飞逝的无奈而产生的失望之情。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主题：以“贵贱各有时”为希望，以“天命”思想为失望。这一主题的诗歌主要是一些女性诗和说理诗，如《长安道》、《卢姬篇》、《江畔老人愁》、《邯郸宫人怨》、《行路难》、《长门怨》等。盛瑞裕在《崔颢诗浅论》中说：“崔颢的诗说透唐代妇女生活的孤独忧愁，对妇女的关切，如《川上女》、《杂诗》，讲宫女的痛苦，如《行路难》、《邯郸宫人怨》、《长门怨》是通过人物命运的自叹，把封建统治者任意玩弄、抛弃妇女的卑劣行径和妇女任人摆布、无力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惨境况写得真切具体，有针砭时弊、呼唤人权的积极意义。”崔颢在一系列女性诗尤其是写杨贵妃兄妹的依势弄权、专横跋扈的诗篇中，是体现两种情感的，一种是对贵族阶级依仗权势欺压百姓的行径和腐朽奢侈的生活的讽刺和批判，一种是对受压迫的贫苦百姓和不幸的女性的同情。诗歌用“贵贱各有时”的道理来警告贵族阶级和封建统治者，告诉他们世事无常，政局瞬息万变，只有约束自己的行为，改革不良风气，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长安道》云：

　　长安甲第高入云，谁家居住霍将军。日晚朝回拥宾从，路傍揖拜何纷纷。

　　莫言炙手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莫言贫贱即可欺，人生富贵自有时。一朝天子赐眼色，世事悠悠应始知。

　　诗歌前两句写贵族、官僚阶级的高贵权势和生活场景。诗歌第三句突然转折，写豪门权贵声势煊赫，炙手可热，殊不知一旦失势便火尽灰灭。全诗道出了贫富自有时，贫贱也可能只是暂时的，富贵也可能很快消失。全诗的两层情感是：一、讽刺封建贵族势力的专横跋扈和腐败奢侈，同时也提醒唐王朝的君主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生活作风，对封建制度提出质疑；二、鼓励贫苦百姓要自强不息，好好生活，不要向封建贵族势力低头，表明了自己同下层贫民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对他们既同情又支持。“莫言贫贱即可欺，人生富贵自有时。”

　　是全诗的主旨，体现 了贵贱各有时的人生真谛，而最后一句“一朝天子赐眼色，世事悠悠应始知。”便是这一真谛的成因，一朝天子的一个眼色，就瞬间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长安道》一诗主要是表明崔颢“贵贱各有时”的思想，而《江畔老人愁》中崔颢的思想却显得相对矛盾，受到两种人生态度的左右。《江畔老人愁》云：江南年少十八九，乘舟欲渡青溪口。青溪口边一老翁，鬓眉皓白已衰朽。

　　自言家代仕梁陈，垂朱拖紫三十人。两朝出将复入相，五世叠鼓乘朱轮。父兄三叶皆尚主，子女四代为妃嫔。南山赐田接御苑，北宫甲第连紫宸。直言荣华未休歇，不觉山崩海将竭。兵戈乱入建康城，烟火连烧未央阙。衣冠士子陷锋刃，良将名臣尽埋没。山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纵横填白骨。老人此时尚少年，脱身走得投海边。罢兵岁余未敢出，去乡三载方来旋。蓬蒿忘却五城宅，草木不识青溪田。虽然得归到乡土，零丁贫贱长辛苦。采樵屡入历阳山，刈稻常过新林浦。少年欲知老人岁，岂知今年一百五。君今少壮我已衰，我昔年少君不睹。人生贵贱各有时，莫见羸老相轻欺。感君相问为君说，说罢不觉令人悲。

　　全诗借老者口中叙述的其家族由盛而衰，由富转贫的悲惨经历，述说老人的无奈和世事无常的悲哀。诗歌从第三句开始是老人陈述自己家族的荣华富贵，“仕梁陈”、“垂朱拖紫”、“出将入相”、“乘朱轮”、“尚主”、“嫔妃”、“御苑”、“紫宸”等都是富贵的象征。“直言荣华未休歇，不觉山崩海将竭。”是全诗的转折，老人的家族开始随着战乱而走向衰败，山川易改、名将埋没、白骨纵横，一派凄凉。战乱之后“虽然得归到乡土，零丁贫贱长辛苦。”荣华富贵一去不复返，无奈和哀叹之情在诗歌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人生贵贱各有时，莫见羸老相轻欺。”表明了“贵贱各有时”的情感，体现“希望”的生活观，“感君相问为君说，说罢不觉令人悲。”后两句中的“悲”字令人感觉到无奈和悲哀，句中蕴含着一丝消极“天命”思想，感觉到世事变化无常，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知道，崔颢既有“以感受、向往大自然为希望，以感慨时光飞逝为失望。”的矛盾思想，又有“以贵贱各有时为希望，以天命思想为失望。”的矛盾思想，但是，崔颢的主导生活观还是“希望”，“失望”之余总会被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所牵动，指引着崔颢满怀希望地去迎接未来。

　　（三）“浪子诗人”与“女性的代言人”

　　“浪子诗人”的提法，出自柏桦的《崔颢——让诗仙也动容的荡子诗人》，文中说崔颢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这种评价也不是毫无依据，因为有关崔颢为人不正的说法史书和文献上均有记载，像《新唐书》、《旧唐书》、《唐才子书》都记载说崔颢“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旧唐书》记载说：

　　“崔颢有俊才。”如此说来崔颢不仅有英俊的外表和过人的才华，而且还是一个好色之徒，是古代文人中典型的风流才子，喜欢到处寻花问柳，玩弄女人的感情，因此对女性是及其不尊重的。那么为什么又说崔颢是“女性的代言人呢“？这不是和之前“浪子诗人”的提法相矛盾了吗？但是我们也知道，许多学者在对崔颢的女性诗的主题进行界定的时候，都认为女性诗多写贵族、宫女、民女的生活，涉及到贵族阶级的娇逸自得、宫女的哀怨和男女情爱，既有对贵族阶级的批判性又有对下层女性的同情心。一个“浪子诗人”，一个好色之徒，一个对女性及其不尊重的人又怎么会被称为“女性的代言人”呢？王海平学者在《论崔颢诗的情感建构》中说到“崔颢的女性诗中有两类表达不同情感的诗：

　　其中一类是表愤激之情的讽刺诗，以《卢姬篇》、《相逢行》为例，是在众人敢怒而不敢言的情况下，崔颢挺身而出，为女性说话的。崔颢是基于‘人’出发来写女性的，把她们当作同自己般有感情的生命来对待。崔颢从情感上对女性‘人格’进行肯定。”也就是说，在王海平学者看来，崔颢是在为女性说话的，也就是以女性代言人的身份来批判封建王权和贵族特权，表达对女性的同情的。

　　那么具体是不是这样，我们从崔颢的诗歌中来进行分析。

　　按照学者王婕在《关于崔颢妇女诗作之我见》中的分类，女性诗分为宫怨诗、闺怨诗、爱情诗三类共十六首。既然说崔颢是兼有“浪子诗人”和“女性代言人”的身份，表现两种相互矛盾的女性观，那么诗歌当中应该兼有这两种情感基调。体现崔颢“浪子诗人”情感基调的首先不可能是宫怨诗和哀怨诗，那么就是爱情诗了。崔颢的爱情诗有《川上女》、《长干曲》、《古意》三首。《川上女》描写的是船家女的生活，具有淳朴的民风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最后两句“绿江无伴夜独行，独行心绪愁无尽。”显示出了船家女孤独怀春的情思，表达了对少女孤独生活的同情。在这里，崔颢更像是一个“女性的代言人”，而不是“浪子诗人”。而《长干曲》四首是以男女问答的形式表达男女之间的关切爱慕之情，诗歌是对劳动女子朴素美好情感的讴歌，是健康积极向上的。唯独《古意》这首诗，历来都是被异样的眼光所看待，不少人也是以这首诗来界定崔颢的人品的。《新唐书·崔颢传》载，“初，李邕闻其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去。”崔颢也因此而失去了入仕的大好时机。最后四句：“舞爱前溪绿，歌怜子夜长。闲时斗百草，度日不成妆。”贵族少女嫁给一美少年，生活极娇逸自得，整天莺歌燕舞，游手好闲。这首诗是有点儿轻浮的色彩，但是要因此而完全否定崔颢，却有点过分。

　　因为无论如何，这也是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和向往。《唐诗纪事》里却将他一棒子打死，干脆说他‘有文无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但是，就像柏桦在《崔颢——让诗仙也动容的荡子诗人》中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强调“看一个诗人应该针对他的诗，而不是他的人品。”我们不能因为崔颢的人品而否定他的文品。崔颢早期是一个“浪子诗人”，但 “浪子诗人”不是崔颢诗歌中反映的主体女性观，崔颢诗歌中的主体女性观应该是“女性的代言人”。

　　崔颢在众多的宫怨诗和闺怨诗中表达着的相似的情感，那就是对女性的同情。《行路难》云：君不见建章宫中金明枝，万万长条拂地垂。二月三月花如霰，九重幽深君不见。艳彩朝含四宝宫，香风吹入朝云殿。汉家宫女春未阑，爱此芳香朝暮看。看去看来心不忘，攀折将安镜台上。双双素手剪不成，两两红妆笑相向。建章昨夜起春风，一花飞落长信宫。长信丽人见花泣，忆此珍树何嗟及。

　　我昔初在昭阳时，朝攀暮折登玉墀。只言岁岁长相对，不悟今朝遥相思。

　　全诗写深宫美人终身禁锢，春风杨柳，见花而泣，伤感悲情。“二月三月花如霰，九重幽深君不见。”花虽美，但是九重深宫，见不到君王，甚感忧伤。

　　“汉家宫女春未阑……两两红妆笑相向。”春意盎然，情意绵绵，正是怀春的季节，而深宫美人只能对镜梳妆，浓妆艳抹，只能留着自己看。“长信丽人见花泣，忆此珍树何嗟及。”春风把一片花瓣吹入深宫，却让美人喜极而泣，倍感珍惜。

　　这是一种何等的悲凉。“我昔初在昭阳时，朝攀暮折登玉犀。”一句更是道出了深宫美人的哀怨，谁又能想到，曾经深受宠爱、尽享荣华富贵的妃子，如今早已物是人非，只能独守深宫，留下声声叹息。“只言岁岁长相对，不悟今朝遥相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留下的只有思念。作者在这里对女性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对封建君王给予了讽刺和批判。《杂诗》云：可怜青铜镜，挂在白玉堂。玉堂有美女，娇弄明月光。罗袖拂金鹊，彩屏点红妆。妆罢含情坐，春风桃李香。

　　诗歌中“青铜镜”、“白玉堂”、“金鹊”、“彩屏”、“红妆”写出了一个贵族少女的奢华生活，明月照人，浓妆艳抹，只可惜这美丽动人的女子只能独守空闺，自我欣赏。物质上的富足无法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因而她感觉自己辜负了大好的春光。“妆罢含情坐，春风桃李香。”梳妆罢，只能含情而坐，任春风桃李飘香，而无奈思春。作者在这里寄予了自己对女性的同情。

　　三、崔颢多元化人生观产生的思想渊源

　　崔颢的这种多元化的人生观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首先，任何一个诗人的诗歌创作必然要受到前代诗人的影响，崔颢也不例外，作为盛唐诗人崔颢，更多的是受到“初唐四杰”的影响，唐朝由于兴科举和重修《姓氏录》，六朝以道家理论为主的谈玄遗风被初唐新生一代具有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诗人所扭转。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有仕途的坎坷，但坎坷并非绝望；有命运的悲凉，但悲凉并非消沉；有羁旅的乡愁，但乡愁并非凄凄楚楚；有人生的不平，但不平并非恩恩怨怨。可见，对人生希望和失望并存的相互矛盾的人生观在初唐诗人中已经有所体现，然而追根溯源，崔颢和唐代文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唐代的思想潮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儒释道思想表现出斗争性和统一性，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现象，这些在唐代文人的诗歌中或多或少的得到了反映，崔颢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

　　（一）名利观

　　在面对“进取”和“退守”，也就是“入仕”和“出仕”的问题上，儒家一贯主张“积极入仕”，强调以身任天下，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要求人们把个人的安身之命与天下兴亡、百姓福祉联系在一起。《赠王威古》、《古游侠呈军中诸将》、《雁门胡人歌》等边塞诗体现了崔颢拳拳报国之心，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心胸抱负。《结定襄狱效陶体》通过写为民断案，造福百姓，关心百姓疾苦，表明了崔颢“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道家崇尚清新寡欲，追求返璞归真；佛家崇尚涅盘解脱，追求得道成佛；儒家则崇尚道德至善，追求成己成人、平治天下的圣人境界。同是“出世”，佛家和道家却大不相同。道家是傲世，立身于世而不能容世，而佛家是厌世，是无法立身于世而主张远离尘世，它比道家更具有全盘否定的意味。所以，道家是坦然出世，而佛家是痛苦出世。佛家要求证得涅盘，进入不生不死、永恒安乐境界，即涅盘寂灭的出世思想。于是，崔颢在儒家的“积极入仕”思想、道家的“积极出世”思想和佛家的“消极出世”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从“出仕”到“入仕”的矛盾，具有“进取”和“退守”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人生观。虽然佛家思想在当时占有主导地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其地位始终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在消极“退守”的同时又回到积极“进取”上来，这种儒家思想中特有的奋发向上的力量也支撑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向前发展。

　　（二）生活观

　　“保持自然本性，回归自然，在大自然中获得永生。”是道家思想的主张。

　　《发锦沙村》表明了隐迹山水的情怀，表达出对祖国河山的赞叹和美好大自然的向往。但是崔颢为什么既有感受、向往大自然的希望，又有感慨时光飞逝的失望，那是因为崔颢既受到道家“回归本真自然”的影响，又受到儒家“以天下为己任”思想的影响，崔颢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抱负始终未能实现而又年岁渐老，故感觉到时光飞逝的无奈和惋惜，这正式儒家仁义道德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起作用。佛家的“消极逃避”的出世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的“因果报应”和“来世”观念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佛教教义有“众生轮回，生生不已。今生种善德，来生享福果；现世行恶业，下世得恶报。

　　一律平等，丝毫不爽。”佛教来世的幸福要建立在今生的道德基础上的造福行为，它有利于约束上层阶级的行为，再加上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这些都有利于维护下层百姓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他们支持。相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家思想，它的“天命”思想却是极其消极的逃避思想。孔子继承了传统宗教的天神崇拜和天命观念，把人类命运和社会秩序看成是天命所定。而道家的“天命”思想是主张天人平等的，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论及了天人平等问题。同为“天命“思想，儒家是消极的天命思想，而道家是积极的天命思想。

　　崔颢在儒家的“消极天命”思想、道家的“积极天命”、“回归自然”思想和佛家的“生死轮回”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从“感受、向往大自然的希望”到“感慨时光飞逝的失望”的矛盾，从“贵贱各有时”到“天命”思想的矛盾，具有“希望”和“失望”的两种相互矛盾的人生观。佛家思想在当占有主导地位，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根深蒂固，但是我国本土的道家思想也体现了很强的生命力。

　　（三）女性观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从封建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占据有利地位。儒家思想一直崇尚“男尊女卑”、“以卑就尊”、“夫主妇从”、“三从四德”、“妇随夫葬”。所以，在崔颢这个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娶妻惟择美者，俄又弃之，凡四五娶。”的现象并不奇怪，“二月三月花如霰，九重幽深君不见。”（《行路难》）和“泣尽无人问，荣华落镜中。”（《长门怨》）的现象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时代的必然。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本土以来，其地位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但始终没有取得主导的地位。佛教在制度上和修行上本身也存在“男尊女垢”的价值取向，而且为了促进佛教思想的传播，佛家思想还是要努力去迎合“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和儒家思想本身，然而佛陀在创教之初就已将众生平等作为佛教的根本教义，“男女同尊，究竟平等”才是佛教女性观的真义和根本。道教对妇女抱有一种宽容甚至尊崇的态度，道家歌颂了许多偏属于女性的品性，如虚静柔弱性、辞让不争性、纯真质朴性等。道教从“阴阳和合”的理论提出男女平等思想，又从“重人贵生”的理念提出保护女性的主张。于是，崔颢在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佛家的“男女同尊”思想和道家的“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对女性从不尊重到尊重，从“浪子诗人”到“女性的代言人”的两种相互矛盾的女性观。而又因为唐代佛家思想的不断发展和主导地位的确立，佛家的“男女同尊”冲击着儒家的“男尊女卑”，使得崔颢更多的具有“女性代言人”的女性观。

　　四、结语

　　崔颢的名利观、生活观和女性观这三大人生观在崔颢的诗歌中得到了非常全面的反映。不论是“进取”和“退守”的矛盾，“希望“和”失望“的矛盾，还是“浪子诗人”和“女性代言人”的矛盾，都是崔颢自我的人生写照，受到儒家的“积极入世”、“消极天命”、“男尊女卑”等思想，道家的“积极出世”、“回归自然”、“积极天命”、“男女平等”等思想，佛家的“消极出世”、“生死轮回”、“男女同尊”等思想的影响。道家的本土地位，佛家的主导地位和儒家的正统地位，都在崔颢多元化人生观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虽然崔颢的诗歌中体现了“进取”和“退守”、“希望“和”失望“、“浪子诗人”和“女性代言人”的多元化人生观，但是总体上来说，是倾向于“进取”、“希望”、 “女性代言人”的积极的人生观，使他在低落消沉的时候总是被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牵动着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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