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湘西为例分析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差距的根源

　　一、引言

　　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大,但是民族自治区的面积却占到我国国土面积的64%,且大部分民族自治区域分布于我国西南、西北、东北等边疆区域。面积上的绝对优势、多民族混合杂居形成的复杂民族关系、地理位置形成的地缘政治意义等民族特征使得民族问题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特殊地位。相对于中东部多数地区,大部分民族自治区域在经济上都有一定差距,资源丰富、经济落后是民族自治区域经济的普遍特征。对于目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现状,多数人认为是历史、自然环境、结构、制度、政策、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从根源的角度来看以上结论还有待商榷。

　　从贫困经济运行系统的任何一个侧面去寻求原因不会没有道理,但是,若从全局的角度来考察,任何一个从侧面强调的原因,都无法完整地概括整个系统运行的机制特征,都无法摆脱逻辑的思路循环。基于上述思路,本文以湘西地区为例把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发展认定为一个系统,把众多因素归类为客观要素、观念、机制三个大方面,试图以高度概括的方式在整体化审视的视角下揭示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所在。

　　二、湘西经济发展概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东连张家界,东南接怀化地区,西与贵州的铜仁,重庆的黔江地区接壤,北与湖北鄂西自治州毗邻,是一个地处湘、鄂、豫、黔边境的老、少、边、穷、山、库地区,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等八个县 (市),自治州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经济发展落后。湘西自治州地处武陵山区,属全国18个贫困片区之一的武陵贫困片区,是湖南省唯一进入国家西部开发范围的地区。历史上湘西被称为“五溪蛮荒之地”,由于历史地理、区位等原因,本州经济多项指标与湖南地区平均数据相比均存在明显差距。 (如表1)

　　据统计,湘西地区不仅在湖南,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经济发展都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区域经济差距较大。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经济发展趋势相似,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其他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相较于中东部大多数地区的差距却在逐步加大,从根本上寻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对于自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具有更多的改善和指导意义。

　　三、整体化视角下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差距的根源解析———以湘西地区为例

　　(一) 根源之一—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素欠缺

　　区域经济发展往往是多个要素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发展结果。根据经济发展要素的不同影响来分,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投入资金等要素。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水力、森林等资源,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正是在相关自然资源的拥有状况上来开展的,资源的丰富程度和拥有数量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否坚实;人力资源是资源利用的主体,人力资源的数量多少和素质高低,决定了其他资源开发利用的水平;运输通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交通条件的便利状况决定了资源流动的可行性和数量;投入资金是区域经济发展中必要的杠杆要素,适当的资金投入是区域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一定量的资金流量是区域经济内部资源要素发生作用的催化剂和润滑剂;通讯设施、水利设施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对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发展而言,以上基础要素缺一不可,任何要素的缺乏都将直接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湘西地区的土地资源为例,由于地理地貌等条件制约,加上长期以来封闭的生存环境,湘西地区的经济主要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土地是农业的根本,适量的土地及良好的土地条件是农业生产成效的保障。与其他平原地区的土地资源相比,湘西地区多为山地,山地面积占到了全州总面积的70%,截止2011年底,全州耕地面积仅占到全州面积的12.68%,近年来该地区人口一直保持增加趋势,2009 年该地区的总人口为275.83万人,到2013年,该区域人口已达到292.1万人。人口增加,而土地总量不会增加,甚至会由于其他用途导致耕地总量减少,双重因素导致湘西地区的人均土地量日趋减少。

　　从土壤质地来看,该地区石灰岩广布,矿物质含量较少,且地层破碎、地表缺水,因此该地区的土壤瘠薄,土地开发难度大。土壤资源的贫瘠使得湘西地区的农业在规模种植和高产稳产方面缺乏优势,量少、质劣的资源状况使得以农业为主的湘西地区经济在土地要素上与其他地区形成了差异,农民纯收入水平自然也拉开了距离 (如表2)。

　　从图表可以看出,多年来湘西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湖南地区的该指标数一直都保持了一定差距。

　　农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农业收入与土地资源、种植技术、机械化程度都有关联,在后两者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土地资源的状况就对农民的纯收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湘西地区与湖南其他地区的农民收入差距与湘西地区劣质的土壤资源有紧密关联,土地要素对自治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对于西南、西北其他民族自治区域而言,多数地区和湘西地区一样都存在土地、基础设施、人类资源等要素方面的差异,如西南民族自治区分布区域也多为山地,同样存在水土流失、岩石滑坡等地表问题;而西北地区的草地、沙漠区域同样存在土壤贫瘠问题,土地要素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了当地的农业经济收入。在其他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投入资金等要素方面,湘西地区的资金要素同样有欠缺,以投资资金为例,区域投资资金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血液,投资的资金数量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的活跃程度,由于多种因素影响,湘西地区从1981年到1997年,湘西投资总额仅占全省总额的1.9%,17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到长沙市1995年一年的投资。

　　资金要素的缺乏直接影响了自治州区域经济的发展。其他西南、西北等民族自治区域在资金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自治区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投入得不到有效供给,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自然受到限制。诸多客观要素方面的欠缺在根本上使得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相比形成了硬性条件上的不足,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坚实丰富的要素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在客观上形成了可能性,要素方面的欠缺是自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根源之一。

　　(二) 根源之二———民族自治区域的意识观念滞后

　　一切行为与结果都可追溯到观念。落后的观念导向落后的思维,落后的思维又导致落后的行为、方式与手段,从而也只能得到落后的结局。民族自治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在客观要素基础上人为的主观作用的结果,区域经济的客观要素在一定思想观念指导引导下进行各种性状改变或作用,产生一定的经济结果。在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众的意识观念、政府的管理指导思想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深刻影响。作为经济发展主体,民众的意识观念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影响至关重要。民众的思想观念来自于传统观念、文化素质、与外界的沟通程度等方面,民众的传统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传承,要受到个体的文化素质及其对外交流的程度影响,与外界交往可以开阔民众视野,文化素质高低则直接影响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从视野来看,在我国贫困地区,越是贫困者,越注重农业,“以食为天”的思想就愈发根深蒂固。在少数民族地区,农区追求的是“自给自足不出门,男耕女织在山中”,半农牧区则是“养牛为耕田,养羊为御寒,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油盐钱,”虽然民族地区的资源种类比较丰富,但以耕地职能利用为主几乎成为经济开发的基本特征。经营项目单一是落后地区的相同现象。视野狭窄,看不到实物范畴的广泛性,看不到土地资源的多样性与多功能性。

　　视野方面的狭窄不仅带来思想观念方面的简单,也带来了简单思维,大多数人认为自然力是无限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人多是好办事的,只要有了足够的耕地,就可满足生存的需求,只要有了大量的劳动力就可具备“无限的创造力”,有了劳动力就可以开垦耕地,生存就有了保障。

　　以湘西地区的民众观念为例,湘西地区是苗族和土家族为主的聚居区,地理和社会上的边缘心理,使得该地区的民众思想观念普遍比较落后。另外该地区城镇化率比较低,大部分民众为农民,因此农民的思想意识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受经济水平及思想观念等影响,湘西人口的文化素质平均水平较低,据统计,2011年在每十万人口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中,湘西州在大专及以上程度、高中、初中方面的比例都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长期的封闭落后,加上小农经济的思想影响,很多人宁愿苦熬,不愿苦干,市场观念不强。较低的文化素质、狭窄的视野、落后的思想束缚等要素制约了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在经济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事物的发展离不开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科学合理的思想观念促进事物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并促使相关要素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不合理的思想观念则会限制事物的发展。西南、西北等民族自治州在地理位置、外界交流等方面与湘西地区存在同样相似的状况,民族民众的思想较为落后、封闭,湘西地区与众多民族自治州的民众思想观念状态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事实说明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民众思想观念有紧密联系,意识观念先进与否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三) 根源之三———民族自治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的作用机制失调

　　在系统运作中,要素之间的作用和沟通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不同要素之间的衔接与沟通都是在一定运作机制、管理机制、约束机制来进行的,只有如此,系统的发展才能形成一个有序的发展系统,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存在一定的作用机制来使其中的相关要素发生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系统内部的质变发生。基于机制的不同影响作用,民族自治区域经济系统的机制可以分为管理机制、分配机制、驱动机制、外部作用机制、产业结构等。不同机制从不同切入点对区域经济发生影响,如产业结构的机制影响主要是不同产业在区域经济系统中所占的比重来对区域整体经济发生影响。

　　湘西地区的经济系统同样也受到相关机制的作用,并产生不同的效应。以湘西区域的产业结构为例,2007年、2011年湖南省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7.6∶42.7∶39.7和13.9∶47.5∶38.6,而2007、2011年湘西州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8.8∶40.6∶40.6和15.6∶41.1∶43.3,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湘西自治州的产业结构与全省相比都处于产业不均衡发展状态,第一产业比重较大,非农产业的第二、三产业发展不足,这样的发展状况正是贫困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主要表征。第一产业的较大比重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展,制约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农村人口过多会影响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过多的农村人口还加大了农村生态的压力,导致生态平衡破坏和自然资源衰退,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他民族自治区域的产业结构同样存在类似特征,作为区域经济内部系统的结构系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系统内部运作的关键机制,由于一、二、三产业对经济总值的贡献各有不同,产业结构方面的失调带来的生产总值自然不同,由此区域经济差距形成。与产业结构的机制作用同理,其他分配机制、驱动机制也是湘西自治州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机制因素,因此各种机制失调是民族自治区经济差距的根源之一,根据相关机制的不同影响有针对性地调整机制将有利于区域经济差距的缩小。

　　综上分析,包括湘西地区在内的民族自治区域的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个独立循环又和外部衔接的经济系统,民族区域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归结于区域经济系统的客观要素、意识观念和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系统内部的机制和要素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的经济差距。

　　区域经济差距根源的整体性认知将有利于民族自治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全局性的统筹规划思维,从根本上改善民族区域经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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