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实证分析

　　引言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与否，与其国民福利水平的高低通常呈现正相关关系（崔东艳，2011）。许多经济学家用主观幸福感来度量国民福利。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强劲的增长态势，但国民幸福感却遭遇了“Easterlin悖论”陷阱，出现了“幸福停滞”的困局：经济增长并没有带动居民幸福感的同比例增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作为主要民生问题之一的社会保障，首当其冲成为党中央制定决策的切入点，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进的目标势必要从保障国民基本生活需求提高到追求国民幸福上来。在此背景下，强调以提高幸福感为导向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是对经济指标狂热追逐的纠正，也是对保障体制规范性建设的指引（郑功成，2005）。本文实证分析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继而反映重视及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

　　文献综述

    在众多影响幸福感的因素中，被研究得最多的当属收入，但“Easterlin悖论”的出现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其他影响因素的关注与研究，例如将视角转向社会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保障对于幸福感的影响这类相关文献比较少，其影响的显着程度也存在争议。V e e n h o v e n（2000）发现福利支出与平均幸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没有显着关系；而Di Tella etal.（2003）、Bruno（2000）和Rose（2003）分别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是显着的。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亓寿伟、周少甫（2010）采用我国9个省、2200名55岁以上老年人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公费医疗能显着地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对城镇老年人目前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着。牧丹（2013）利用华北电力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数据描述了我国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幸福感的关系，并基于线性回归模型，发现社会保障会显着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李晶（2012）对国际上普遍公认的几种幸福指数国家的排名结果及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进行分析，从而得出两者的相关性。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第一，虽然国内外研究各经济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已经日渐丰富，但绝大多数文献集中在收入与幸福感的研究上，少有学者将社会保障水平与主观幸福感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第二，大部分研究是定性理论研究，定量实证研究很少，这给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

　　第三，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分立户籍制度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地域广阔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明显，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捕捉到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基于此，笔者结合当前背景研究社会保障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以期验证社会保障水平确实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提出改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及回归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源于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同时，本文还将用到4 个直辖市及78 个地级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数据库和 2009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于一些被访问者的数据缺失，本文最终收集到了9189个居民样本用于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社会保障情况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如下的基准回归等式：

　　其中，下标i表示第i个居民样本，ε表示随机扰动项。因变量为happiness，是度量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指标。在公式（1）中自变量为 medicare，表示医疗保险；pension 表示养老保险。β1、β2分别是两者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在公式（2）中自变量为社会保障项目指数social_security。

　　X 和Z 是控制变量，X 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矩阵，Γ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Z 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宏观环境变量矩阵，П是其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

　　（二）变量定义

　　1.居民主观幸福感（happiness）。被解释变量happiness 的取值来源于CGSS问卷中被访者对问题“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回答。答案分为“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比较幸福、完全幸福”，分别对应1-5 的赋值。表1 显示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调查结果的分布情况。在最终的9189个样本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情况与全样本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回答“很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的比例为2.14% 和 7.66%，而样本中有18.01%的被访问者选择回答“一般”，另外56.55%和15.64% 的被访问者选择了“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这样的分布情况表明删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个体后实证结果不会有明显差异。

　　2.社会保障（medicare、 pension和social_security）。本文用来衡量居民社会保障情况的指标medicare 和pension 分别来自居民对调查问卷中的问题“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公费医疗社会保障项目？”和“您目前是否参加了城市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项目？”的回答。当访问者回答“参加了”即赋值为1 ，当回答“没参加”时赋值为0。Social_security的取值为 m e d i c a r e*0.5+pension*0.5，是分别赋予medicare及pension各0.5的权重再相加的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访问者的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另一类是其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性别（male），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年龄（age），是居民在2009年的周岁；民族（nation），汉族取值为1，其他为0；宗教信仰（religion），有宗教信仰取值1，无宗教信仰取值0；教育情况（education），即根据学历推算的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政治身份（communist），中共党员取值为1，其他为0；健康状况（health），来自被访问者对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的回答，答案“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取1-5的整数值；户籍（urban_hukou），适用于调查结果“非农业户口（城镇户口）、居民户口、军籍”的取值1，其他为0；工作情况（work），有工作取值1，其他为0；收入情况（income），即2009 年该家庭总收入的自然对数；婚姻状况，分为两个变量divorced 和married，分别表示离婚和已婚状况，当离婚和分居时，divorced 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当已婚时married取值1，其他情况取值0；收入公平（fair），来自于问题“考虑到您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资历等各方面因素，您认为自己目前的收入是否公平？”，回答“不公平、不太公平、一般、比较公平、公平”分别取值1-5 的整数。

　　居民所在城市的宏观数据变量包括：收入差距（inequality），是2009年该城市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值；经济增长率（growth），是2009 年该城市GDP的增长率（% ）。

　　（三）数据描述

　　表2 显示了模型中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用于实证研究的9189个微观样本涵盖了全国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82个城市，其中东部32个，中部30个，西部 20 个，说明研究样本具有一般代表性。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happiness的均值为3.76，处于中等偏“比较幸福”的水平。医疗保险medicare的均值为0.87，说明样本中87%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的社会保障项目，养老保险项目pension 参与的居民却只有46%，低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这两个变量的标准差分别为 0 . 3 3 和 0 . 5 。社会保障综合指标social_security的平均值为0.66，标准差为0.33。

　　实证分析

　　（一）基本结果

　　由于在本文的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happiness 的取值是1-5 的整数，是一个表示程度的有序变量，因而本文采用OP模型对其进行估计。

　　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不仅列出了解释变量的偏回归系数，还列出了解释变量对happiness 的边际效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变量social_security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 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说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能够显着增进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体来说，当社会保障指标提高一个标准差（0.33），能使居民感觉“很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居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概率下降 0.21%、0.83%、1.42%，但却可以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完全幸福”的概率上升0.85%、1.61%。

　　通过对以上实证结果的分析，本文认为社会保障可能主要通过以下三种路径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首先是经济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某些方面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领取低保），从这个方面社会保障对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其次是心理路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作为社会的“安全网”和“稳定器”防范于未来的风险，给人们心理上安定的感觉，还可以增加社会信任，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最后是社会路径，社会保障可以使国民收入再分配，促进了社会公平，从而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对于其他控制变量，除了工作情况（work）和经济增长率（growth）两个变量不显着以外，其余变量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着影响。并且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既有文献的研究发现大体一致。

　　（二）分项结果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分量最重、人民最为关注的当属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所以为了考察这两个指标各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差异，现将其作为单独的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根据边际效果的数据来看，医疗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实证结果进一步说明，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对提高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医疗保险影响大于养老保险影响的可能解释是：首先，医疗保险的覆盖度大于养老保险，从全体样本中就可以看出，有87% 的居民参与了医疗保险，只有47% 的居民参与了养老保险。其次，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医疗保险的重视，因为健康对个人会产生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影响。最后，健康问题贯穿于人的一生，而养老保险的作用一般突出体现在老年生活方面。

　　（三）分群体结果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保障对于不同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本文按不同标准将被访问者分为不同群体，以观察社会保障对其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首先，按照被访问者所处的地域，将样本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居民两个子样本；其次，再按照 CGSS 问卷中的问卷类型将被访问者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子样本；最后，根据被访问者家庭收入是否达到平均收入将其分为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两个子样本。分别对以上子样本进行 OP 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5 所示。对于每个子样本，社会保障都显着影响其幸福感，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以后，人们更重视还未得到满足的更高层次的需求。生活在经济相对发达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其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中高层次的需求可能占比较多。并且，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更倾向于照顾普遍大众及弱势群体，故对生活环境较差的居民影响较大。

　　结论

　　本文以 CGSS2010 年微观大样本数据，对社会保障是否会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

　　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社会保障的确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着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正相关性。此外，通过分项分析发现：

　　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都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根据边际效果的数据来看，医疗保险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高于养老保险。在分群体分析中，社会保障对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东部，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城市，对低收入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高收入群体。这说明，随着生活条件的提高，社会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将逐步变小。

　　针对以上结果，本文建议可以将提升居民幸福感为方向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改进社会保障体制：

　　第一，缩小社会保障群体间的差距，增加社会保障受益覆盖度。首先，缩小差距可以增加社会公平。其次，增加覆盖度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横向扩展。提高政府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标准，给低收入者改善生活的空间，让所有国民尤其是让低收入者都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有利于公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赖，从而从整体上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第二，完备社会保障体系的项目，加强制度整合。这是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纵向扩展，会使社会保障项目日益丰富，完全保障居民生活中多元化的各种需求，让居民从精神层面得到保障。此外，各项目间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加强各项目之间的整合程度势必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有益。当然，对于体系中的重点项目，如医疗保险，要更加关注。

　　第三，优化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保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制度，也是政府的一项永久性事业，需要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基金机制等，顺应社会多样化的趋势。

　　参考文献：

　　1.崔东艳.以提升幸福感为导向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J]. 学理论，2011（15）。

　　2.郑功成.社会保障概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Paul Dolan, Tessa Peasgood, MathewWhite.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onthefactorsassociatedwithsubjectivewell-be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2008（29）。

　　4.亓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J].公共管理学报，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