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快速发展时一期，利益格局逐渐发生变化，分配机制也不断调整，这必然会影响不同利益主体对公平的体验、评价、期待以及审度，从而影响着民众公正观的变化。在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制度的变革需要民众观念的变迁加以配合，而后者一的滞后或者一超前会对制度本身产生掣肘或者一破坏，成为制约社会制度继续向前演进的主要因素。
公正是人类最古老的价值理念之一，是政治生活的产物。公正的观念不是理想社会的追求，它是在社会物质财富不能完全满足人们需要时一，用来引导、调节分配机制的产物。它解释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又决定着生产与分配的依据。公平观念最基础的价值是人们的经济利益，它“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公正观既是理念(lea)，也是价值(value)，它是人们对公平这种社会规范的观点和看法，是社会成员对他所生活时一代的资源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合理的判断与评价。这种主观态度与评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受历史条件和现实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而具有独特性。当代市场主导下的经济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达到更为丰富的阶段，社会成为一种合作体系，尤其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这对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非任何社会利益关系都是公平的适用对象。只有那种在一个合作的社会体系中，存在利益差别与冲突的各方为一定的目的而结成的恒定的社会合作关系才是公平的适用对象”。市场经济需要公平正义，现代公正观也体现了人们对分配领域的理想:“人们的公平理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市场经济对于分配方式的转变，是从按身份到按贡献进行分配。它强调了公正观中的“应得”的要寻豪一一“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正义就是给子每人所应得的，然而应得的标准本身己经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它是基于比较得来的。对于公平的感受，公民更多的是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进行比较—纵向的比较与横向的比较，以及付出与所得之间的比较;而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念，公正观更多的是一种评价与关注，它受社会传统习俗、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当中具有普遍性，是集体价值观。相对而言，正义观比公平感更为频繁和大量，且结果不同。
在2007年“社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研究”的调查中，人们对于改革成果分享公正性的回答是否定的，但当被问到自己的收入是否与贡献相符时，大多数人却给子了肯定的回答。⑤既然收入与贡献相符，就说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是公平的，被访公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了。然而，为什么会有改革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只有少数富人享受到了成果的看法呢?这说明，对于收入与贡献是否相符，人们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感受回答的，而对于改革公平性，却是根据对社会普遍问题的看法回答的。前者是公平的感受，后者是公正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可是在大多数公正观念中，贫富差距扩大是始终不能接受的不正义‘有两个标准影响着受访人的公正感受:是否经由个人作为，是否符合公共(集体)利益”。公正观的形成与公平感不同，感受只与自身遭遇有关，而观念则是对比自身的发展变化与他人的变化，并且是一种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的看法。
民众的观念意识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相关政策是分不开的。中国政府作为国家意识的塑造者，它的公正观、社会政策以及对社会重要事件的处理影响了人们的认同。因此，民众公正观的变迁首先是具备时一代特征的社会公正理念的变迁，其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代表的政策导向的变迁。
1.不患寡而患不均
中国建国初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分配采取单一和直接的方式—-平均主义，社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人们对经济分配领域中的公平与否的关注与评价并不普遍‘平均主义的制度实践使人们在物质生活上保持了相对平均、差距较小的状态，并促成了平等心态的产生。”这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素朴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建国初期的土地平均大大提升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对推动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民生活安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改善，这种平均主义尤其是形式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打击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
2.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人们的智力、体力和能力都不相同，如果一味要在结果上追求平均，事实上就会造成不公正的分配。因此，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打破平均主义之后，于1987年提出了按劳分配，进而于1993年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毛饰良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的差异，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公平政策的不同的目标和重点，初次分配公平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效率，重点是促进分配规则的公平，再分配公平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矫正初次分配的不公或者一不平和促进最终分配结果的公平，重点是促进基本权利的公平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这种公正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大幅的提高"199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高达57600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五年实现。”但是在克服生产积极性不足、促进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也显现出了这种公正观给人们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副作用:社会拜金意识严重、贫富差距扩大、一切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等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出现，使社会矛盾增加，代表着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一度到达危险的边缘。这表明，尊重差异是这一阶段公正观的特征，我们要重新调整公正观念，树立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分配理念。
3.更加注重公平正义
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于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逐步实现全体人员的共同富裕”。从此，公正不再处于兼顾的地位，而是己经成为中国社会的首要价值。2008年3月18日，温家宝在记者一招待会上谈到:“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2010年，他再次指出: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公正观的确立，是中国社会观念史发展的重要事件，对促进中国社会和谐的社会心理、维护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于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倡导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更进一步表明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④指明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在政策制定的同时，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的公正观产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还需要收集更为实证层面的来自社会公众的态度。
对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层面进行考察，其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文献和实证访谈的资料。文献包括史料以及对中国民众不同阶段公正观的己有研究，其完整性相对较弱。因此，本研究重点补充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民众当前公正观的访谈调研，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情况，访谈时一间为2013年1-3月和8月。调查采取分地区抽样⑤的原则，最终有效样本数108份。访谈对话的提纲具体分为以下几个主题:
1.从“不患寡而患不均”到接受整体改善的基础上贫富差距的出现
2002年在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对“收入差距过大”持同意态度的民众占95%，对“政府有责任降低收入差距”持同意态度的占76%。在接受对比的22个国家中，这一数字超过了欧美国家。
然而，收入差距扩大在大多数民众看来，是一个严重的公正问题。在2002年12月北京市的调查中，针对“最恶化的社会问题是什么”的回答“收入差距过大”占据榜首。同时，人们认可目前生活的绝对水平有所提高。2004年，国家统计局对“征地给失地农民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主观意向问题)”的回答中，占比例最高的是“生活质量提高”，占35.3%，而选择“生活水平下降”的只有13.2%。
与文献数据相一致，本研究的大多数被访者一对于中国社会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的变化是接受的，认为现在“机会多’、‘更自由”、可以靠努力改‘积极性也在提高’、‘按劳分配更合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建国初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印象深刻，对“吃不饱肚子”的生活心有余悸，“分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了”。也有被访者一怀念建国初期，“虽然国家并不富裕，但是大家同吃一锅饭，享受平均分配粮食。可以夜不闭户”，而“现在贫富差距太大，腐败现象严重”,“物价水平远远比收入水平高得多，现阶段压力较大”。大多数人清楚地认识到平均主义“消磨人的意志，让懒人投机取巧，社会缺乏创新动力”，而对目前腐败、贫富差距问题的程度，被访者一的感受是“并没有达到不能忍受的程度，可以慢慢调整”。针对贫富差距，被访者一认为是“由个人造成的”“以前，即使个人很努力，也平均分配，后来个人也不努力了”。
2.从分配结果的平均到对机会平等的转变
市场提供机会平等受到被访者认可的首要原因是，有利于个人价值与潜能的实现发挥，竟争能够“使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更大程度的激发”;其次，市场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坑“市场竟争更公平”，因为“平均收入对劳动多的人不公平”‘只有竟争才有发展”。市场的优势在于“市场竟争能实现机会均等，有能力的得到更好发展。依据各自实际能力获得应有报酬是公平的，同时一能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高收入者一可以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市场第三个优势在于提供按劳分配的机会，这一点在年轻的被访者一中更加容易得到认可:‘平均收入不利于调动劳动者一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对多劳动者一肯定是不公平的”。
在访谈中，多数被访者提到“有法律保证”和成熟的市场监管会更加公平。针对过去的平均主义的优势，也有被访者谈到“心理和物质上都很平衡”，同意平均分配“可以照顾到社会上的贫困者，使大家都有温饱的生活”。抱有这种公正观的被访者年龄都在40岁以上，职业为土人或己退体。但是，他们认为“平均收入不能解决生产问题”。公平的评价与幸福的感受并不必然是一致的。‘过去虽然比较公平，但还是现在感觉更加幸福。”。
3.对志向与0赋带来的贫富差距的肯定
被访者表示接受，志向与享赋不同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并且认同国家通过教育、宣传的方式鼓励人们奋进，在社会上形成好的风气。还有年轻的被访者强调:“公平就是给子人们应得的分配。”然而，针对并非出于享赋与志向的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被访者一表示反对。2006年，关于“社会成员的公正观念”问卷访谈显示:“导致穷人变穷的原因中那些社会因素是不合理的，个人因素是合理的。”这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进行的全国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可以接受的引起收入差距的原因分别有技术令长(26.6%)、文化学历(25.7%)、吃苦耐劳(17.7%)、脑子聪明(10.7%)以及胆大敢干(5.5%)。
此外，被访对象并没有忽略国家保证公民基本生活的责任“保证贫困人民的最低生活标准”。同时，被访者承认，是否要为富裕生活而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是一种个人选择，“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同的选择意味着自己的生活追求不同，社会应该尊重和允许人们各得其所‘他人不应该干涉个人选择”。这显示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人们的价值观念更加多元而宽容。
4.对政府为实现社会公正进行分配调整角色的接受
被访者一普遍认为，政府通过税收的再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是必需且有效的做法。因为“当前社会高收入者一不仅仅是通过生产劳动，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占有社会资源、社会信息‘用钱赚钱’。政府也为其提供着比低收入人更多地社会保障”。
当然，这部分被访者一只是赞同政府通过再分配的调节手段，而不主张直接干预或者一过度调节，以免“打击了他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要避免“使低收入者一增强对福利的依赖性”;要注重行业间差异，“一些竟争性较强的行业，比如科技密集型产业的高收入者一就不应征收过高的赋税，反而应通过各种补贴子以激励，以保证国家的整体产业竟争力。反之，一些垄断性行业，如能源或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则应该对高收入者一征收更高的赋税……”同时一还要“把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方式加以区分”，以区别对徐“靠艰苦努力遵纪守法获得的财富不应收税太多”。
被访者意识到政府的这些行为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老百姓不怕穷，怕的是比较。以前穷的日子照样过来了，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穷人肯定心理不平衡，差距太大的时一候，肯定会导致社会动荡。”针对政府这种调控行为的效果，被访者一普遍表示乐观:‘凌口果国家和社会实施措施得当，贫富差距是有望被缩小的”。尤其在达到政策目标的途径方面，‘依然可以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让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5.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转变关于分配公平问题，被访者一同意效率、同意公平以及同意二者一要并重的人数几乎相当。首先，访谈者一意识到“蛋糕太小，分配合理又有何用”，而且“为了让国家更富裕，国际地位更高”，也应该坚持把蛋糕做大。访谈者一意识到，把蛋糕做大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总体实力的提高很有必要“国家用来分配的资源更多了，更易调配资源”。其次，访谈者一意识到当前中国的迫切问题是公正问题‘现在应该考虑如何分配蛋糕、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让老百姓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并调整的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发展方向与政策，也使民众的心态和观念逐步走向成熟。这不仅是教育的结果，更多的是一种实践带来的体验。只有在实践过程中历练成熟的政策导向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民众认可与支持。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不断的谋求与追寻恰恰说明了公众对于正义原则的认知是随着社会进步而发展的。“从单一的政治立场或表现，转向依赖多种其他的原则:守法、坚持程序、社会平等、制度公正。”我们需要不断地继承与总结寻求正义的过程，中国几于年的发展正在证明着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