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以后由欧美主要国家实施制裁引发的经济危机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经济， 对俄罗斯居民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 不仅恶化了底层居民生活水平， 也影响到了部分中产阶级居民的生活质量， 其生活方式受到的影响最大。尽管如此， 仅仅是经济利益受损的中产阶级举行了小规模的抗议卢布贬值和工资拖欠的集会， 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或者反政府运动， 相反， 西方主要国家的制裁， 让中产阶级深深体会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观恶意， 促使他们与政府达成共渡难关的共识， 在经济危机中通过调整经济行为化解冲击， 对俄罗斯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后果是有一部分教师、医生等从中产阶层滑落至底层社会， 这打击了知识分子阶层， 恶化了社会生态， 导致贫富差距增大， 社会分层加剧， 维护社会稳定的不确定性增加、压力增大。
关键词：中产阶级； 经济危机； 社会稳定；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Background of Russian Economic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ddle Class
一、引言
2014年俄罗斯在西方制裁和石油价格暴跌的背景下爆发了一系列经济问题， 如卢布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等， 甚至在2015年出现了负增长， 由货币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 2016年止跌企稳， 截至目前， 还不能判定俄罗斯何时真正摆脱经济危机困境。俄罗斯这场经济危机吞噬了居民财富， 使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 贫富差距加大， 尽管经济危机损害了俄罗斯民众的经济利益， 但是并不影响俄罗斯民众对普京总统的支持率。民众对普京政府在经济危机中的作为很满意吗？不完全是， 有25%的被调查者认为在经济危机中政府还可以做得更多。[1]（p3-14）2017年3月26日普京政府的反对派发起了大规模反腐败示威游行， 这次反腐败示威游行的爆发不排除有政治因素， 但也表明在经济危机状态下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降低。那么这场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产生怎样的影响？他们看待经济危机相关事件的看法与态度是否有别于底层居民？在经济危机恶化时采取的对策及参与政治的方式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心理？对经济危机状态下的俄罗斯社会报以求变还是求稳的心理？这些想法对俄罗斯的稳定是否有利？本文在介绍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文献综述基础上， 描述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冲击， 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中产阶级对经济危机相关事件的看法及态度， 结合相关事实以中产阶级为视角分析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二、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文献综述
（一） 中产阶级。
对于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研究， 社会学者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 包括中产阶级的构成、职业状态、消费状态、教育状况等方面， 而确定中产阶级范围是所有研究的基础， 围绕如何确定中产阶级有不同方法， 相对比较全面的方法是通过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生活方式、自我评价五个标准衡量确定， 这个方法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用于中产阶级的社会调查， 同时， 格里戈里耶夫等人 （2009） 曾介绍通过？ИЭФ？ （能源与金融研究所） 、？ИнститутРАН？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 、？НИСП？ （社会政策独立研究所） 三种方法确定中产阶级数量及范围。[2] （p1-148） 王广振等曾运用大量的俄文资料比较全面地阐述了21世纪初的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结构特征、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基本状况。[3] （p1-148） [4] （p44-61） [5] （p92-99）
2014年俄罗斯经济危机以来， 对于中产阶级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经济危机对其影响方面， 如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报告称相对于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而言， 此次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主要是生活质量下降， 因为大多数中产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卢布贬值的背景下开始通过节省开支度过经济危机， 但人数占比并没有出现显着下降， 即中产阶级的社会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6] （p3-21）
本文所关注的中产阶级以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报告为主， 该报告为我们研究中产阶级提供了比较权威可信的参考建议， 该报告通过调查问卷法， 以五个标准确定中产阶级数量及范围， 研究中产阶级的社会构成、经济行为方式及价值观等问题。报告将中产阶级分为核心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两大类， 核心中产阶级以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者、企业主和高级技术专家为主；边缘中产阶级是指核心中产阶级的外围人群， 包含受过中等教育的企业基层管理者、小企业主、中级技术专家、自谋职业者、教师、医生等。[6] （p9-14） 目前的中产阶级研究基本上忽略了中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本质特征， 主要考虑中产阶级的经济意义， 确切而言本文所讨论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中间阶层的含义。在研究中查阅了很多中产阶级文献， 为了尊重原文献表述， 本文仍使用中产阶级这一表述。
（二） 社会稳定。
根据百科的定义， 稳定是一种状态， 不是静止不动， 而是事物良性更新的状态。通常所讲的社会稳定不是指社会生活的稳而不动、静止不变， 而是指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有序， 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社会稳定是相对于社会的不稳定而言的， 通常社会不稳定包括社会生活的严重波动和动乱， 严重波动如政治风波、经济危机、金融动荡等等， 动乱是严重波动的进一步发展结果， 这时整个社会生活处于极端无序和严重失控状态。社会稳定是一个社会系统， 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稳定等多方面， 其中， 政治稳定是核心， 经济稳定是基础， 思想稳定是重要条件。[7] （p3-89） 近年来， 专家学者关于俄罗斯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稳定的原因和不稳定因素方面。李福川 （2013） 关注俄罗斯分配制度， 认为一次分配中劳动者工资占比大于50%, 二次和三次分配中政府向居民承担大部分社会义务， 这种分配制度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稳定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是社会稳定的基础。[8] （p13-17） 王宪举 （2014） 认为普京通过一系列举措削弱了反动派力量， 改组了“全俄人民阵线”, 形成了统俄党一党独大局面， 进一步巩固了俄罗斯政党的地位， 俄罗斯国内政治稳定进一步加强， 但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9] （p11-25） 王宪举 （2016） 2015年俄罗斯团结一致应对西方制裁， 统俄党继续保持优势地位， 但依然存在不稳定因素。[10] （p38-48） 徐海燕 （2012） 尽管俄罗斯不同历史时期的居民政治参与率不高， 但是基本上能够满足维护俄罗斯政治稳定的需要， 这也是俄罗斯未来社会稳定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11] （p78-86） 欧阳向英 （2017） 认为俄罗斯经济能够不被经济危机击垮， 政治稳定和经济自给自足能力强是两个重要原因。[12] （p71-78）
（三） 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的关系。
目前关于中产阶级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是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 即中产阶级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第二种观点是中产阶级可能成为社会冲突的力量， 即中产阶级是社会“颠覆器”或“异化器”.实际上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是起到稳定的作用还是引发冲突的作用， 要结合具体事件的背景和中产阶级力量进行综合分析。关于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理论支持者主要有：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具有适当的物质财富， 最容易听从理性， 可以做到安分守己， 是理想的中庸阶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中等阶级的大多数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 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 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冲突， 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13] （p28-42） 而在韦伯看来， 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 在生存机会、商品占有、财富和收入上都是不同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为稳定， 也有改进的可能；他们形成了独立而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不一定会形成共同的有组织行为。二战后的美国学者米尔斯认为“各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态不同， 物质利益互相矛盾， 意识形态不一， 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 “在整个权力结构中， 他们是依赖性变量， 他们并不会自己展开强大的政治运动”.[14] （p6-8） 由此， 米尔斯认为白领阶层是“政治后卫”, 这一论述随后成为中产阶级具有社会稳定功能的重要依据之一。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的研究者认为中产阶级是指在社会中处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中间地位的一部分人， 是人数最多的社会群体， 完成一系列职能， 其中， 最重要的是社会“稳定器”和熟练劳动力再生产源泉的职能。[15] （p106-107） 俄罗斯社会学家吉洪诺娃认为中产阶级在教育水平、专业技能方面具有优势， 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 是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支持者， 同时， 因为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使其有助于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16]
关于中产阶级不是社会稳定器作用， 而是社会稳定“颠覆器”的作用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托克维尔、亨廷顿、勒庞和塔尔德等。托克维尔认为在法国大革命中， 中产阶级充当的是一个革命阶级的作用。亨廷顿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中， 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 他们是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源泉。”勒庞和塔尔德认为个体的从众和模仿心理容易结成一个群体， 而这样的群体行为中， 理性不起作用。如果一群对社会心怀不满的人聚到一起， 成了群体， 那么他们将是不可控制的， 因为这样的群体将无理性可言， 无组织可言。[17] （p9-24） 同时， 有研究指出， 中产阶级也可能是社会稳定的“异化器”, 戴维·萨伯斯、米尔斯等为代表人物。戴维·萨伯斯以20世纪30年的德国为例， 指出当时的中产阶级同时面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压力， 有强烈的“地位恐慌”, 最终走上了既反对资本主义， 又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 即支持了法西斯的异化道路。米尔斯认为， 美国中产阶级也普遍冷漠， 他们“既不是激进派， 也不是自由派；既不是保守派， 也不是反动派；他们是”逍遥派“, 是”政治的局外人“.新中产阶级缺乏团结， 也没有机会成为独立的集团或政党登上政治舞台， 明显的中产阶级运动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并不存在；他们也没有公共地位， 在政治上缺乏热情、漫无目的， 如果参与政治斗争， 他们也只是站在大局已定的胜利者尾巴之后的”政治后卫“, 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器。“[18] （p43-51）
当然， 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已经历史被证明， 但是关于中产阶级会引发社会冲突也被现实证明， 所以， 中产阶级并不是必然的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是有一定条件的。关于中产阶级是引发社会冲突的质疑者认为中产阶级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一方面中产阶级足够强大， 是一个真正性质上的阶级；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物质能够得到保障， 并且具备共同的利益。第一个方面如果不满足， 那么表明中产阶级的力量薄弱， 起不到社会稳定的作用；第二个方面的两点如果同时被破坏， 表明中产阶级可能扮演社会冲突的角色， 起到破坏社会稳定的作用。基于中产阶级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条件分析， 本文以乌克兰危机之后的俄罗斯经济危机为背景， 分析这场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考察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
三、经济危机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一） 经济地位优势弱化。
在俄罗斯石油经济繁荣时代， 居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中产阶级人数不断增加， 甚至有预测称2020年俄罗斯中产阶级比重将会扩大到53%[19], 但是2014年的货币危机、2015年后的经济危机， 使得中产阶级财富缩水、收入减少、社会经济安全保障下降， 甚至因为失业和收入减少有一部分人跌落底层社会， 中产阶级人数减少。
1. 货币贬值对核心中产阶级产生直接影响。
在中产阶级中核心中产阶级处于该层级的顶端， 收入最高、能力最强， 有能力进行投资和储蓄， 经济上拥有财务”缓冲垫“, 即账户上有足够的”储备金“, 但这部分货币不足以购买房产或者汽车， 所以， 中产阶级更喜欢用信贷的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这个行为能够充分彰显中产阶级身份， 但经济危机让使用信用贷款的中产阶级的还贷成本剧增。2014年俄罗斯以外币计算的住房抵押贷款购房者至少有25万人， 这类住房抵押贷款购房者因卢布贬值导致偿贷困难， 在该年至少发生了两起聚集于银行门口的小规模集会活动。同时， 原来有改善住房计划的中产阶级不得不推迟购买住房， 甚至购买汽车及家用电器等耐用品的计划也推迟。据调查2015年由于货币贬值导致储蓄缩水或者以货币支付的贷款增加的核心中产阶级为15%, 货币贬值导致核心中产阶级财富缩水， 不仅抑制了投资和消费信心， 甚至很难维持原来生活。
2. 核心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相对减少。
核心中产阶级的中产阶级地位相对比较稳固， 他们在教育水平、职业技能与职业地位方面优于其他居民， 经济危机期间核心中产阶级与边缘中产阶级及底层居民相比， 哪个阶层的绝对收入减少的更多呢？比较2015年10月与2014年2月家庭月收入均值， 核心中产阶级下降了1321卢布， 边缘中产阶级增加了379卢布， 潜在中产阶级增加了1478卢布， 其他居民增加了1500卢布。[20] （p48-64） 即核心中产阶级的名义收入是下降的， 其余居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的， 那么核心中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中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了吗？当然不是， 根据俄罗斯储蓄银行计算， 从2014年第三季度经济开始衰退至2017年1月， 将自己归入中产阶层的居民比重从61%减少到51%, 即减少了1400万。[21]经济危机中出现了阶层下移， 但是下移的这部分以边缘中产阶级为主， 并不影响核心中产阶级的绝对地位。
（二） 社会经济安全保障明显下降。
不论是民众还是国家， 在经济危机中最担心的是失业， 因为失业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失去稳定收入来源， 对于国家而言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这是经济危机最可怕的地方。那么， 在经济危机中， 失业对谁的影响最大呢？是有贷款的中产阶级， 因为他们失业意味着返贫。此次经济危机期间， 中产阶级失业的人数并不多， 根据调查， 在经济危机中大约仅有2%的中产阶级失去工作， 但是基本上很快能找到新工作， 大约有7%的底层居民失去工作， 但是有40%无法很快找到新工作， 中产阶级与底层居民的再就业能力差异可能与中产阶级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有关。尽管中产阶级失业人数很少， 但在工作岗位中的经济安全保障明显下降， 2015年核心中产阶级中被拖欠工资占有5%, 拿”白条“工资的占82%, 拿”白条“工资的比例显着高于其他居民， 这可能与核心中产阶级在单位的位置和工资较高有关。[20] （p48-64） 截至2017年1月几乎每个州都有拖欠工资的问题， 拖欠工资最严重的领域为制造业和建筑业， 这两个领域的拖欠工资分别占拖欠工资总和的50%和25%.[1] （p10） 所以， 在此背景下， 核心中产阶级就成了拿到”白条“工资比例最高的那部分人群， 即隐性失业掩盖了真实性失业。
四、中产阶级对经济危机相关事件的看法和态度
截至2017年6月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 中产阶级因其消费的前卫性和投资的敏锐性对发生在经济政治领域的危机、政府的应对制裁和稳定经济社会领域政策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们对相关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对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中产阶级对与经济危机相关事件影响的评价。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人民生活在被西方国家制裁及反制裁的现实中， 对于这些重要的政治经济事件， 中产阶级持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呢？首先， 对待克里米亚重新统一的事件上， 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具有正面影响的占比为65%, 具有负面影响的占比为32%, 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同时存在的占比为24%, 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占比为27%, 可见， 中产阶级认为俄罗斯重新统一克里米亚是一个具有重要里程碑的事件， 其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关于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制裁事件， 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具有正面影响的占比为43%, 具有负面影响的占比为61%, 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同是存在的占比为35%, 没有什么特别影响的占比为30%, 即在被西方国家制裁事件上， 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关于俄罗斯对美国、欧盟和其他国家采取限制进口措施， 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具有正面影响的占比为53%, 具有负面影响的占比为59%, 同时具有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的占比为37%, 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占比为25%, 即在被西方国家制裁这个事件上， 中产阶级和其他居民都认为反制裁措施是一个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的事件， 并且中产阶级认为负面影响更大。综合而言， 在克里米亚重归俄罗斯、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和俄罗斯反制裁这三个事件中， 中产阶级与其他居民对事件影响的评价结果相近， 其中， 中产阶级认为克里米亚回归具有正面影响的占比更高， 认为西方制裁和俄罗斯反制裁的负面影响也更大， 具体调查数据详见表1.
（二） 中产阶级在国家稳定与变革方面的立场。
在今天的俄罗斯， 尽管经济危机带来的贫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 但是以往的社会变革中人民更多地体验到社会动荡而不是稳定和发展， 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其他居民都对”突击式“解决社会贫穷问题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这无疑是沉重打击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全体俄罗斯居民的信心。[22] （p147-148）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他们， 俄罗斯所有的社会变革可能只会使社会状况越变越坏， 所以有50%的中产阶级在面对危机时， 主张国家干预维持社会秩序， 有75%的人认为国家应该出现在一切需要的领域；在稳定与变革选择中， 有69%的中产阶级选择稳定， 核心中产阶级甚至为78%.尽管， 中产阶级主张自由和民主， 但他们主张的自由和民主是国家主导下的自由和民主， 他们主张的稳定也是在国家主导下的稳定， 遇到执政党和其他党派发生原则性分歧时， 大部分中产阶级会选择站在国家执政党一方。
（三） 中产阶级应对生活恶化的可能措施。
2015年的经济危机使俄罗斯GDP出现负增长， 居民实际收入下降， 经济低迷， 那么中产阶级在面对生活恶化后可能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呢？首先， 几乎有一半的俄罗斯人会采取自主的保障措施， 即兼职， 在这点上中产阶级与其他居民相差不大， 但是积极性在下降。其次， 中产阶级和其他居民中选择参加集会、示威、绝食罢工有所增加， 表明居民准备采取集体性政治活动倾向增加， 反映出居民在维护自身利益、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方面的意识在增强。再次， 移居到国内其他地区占比在增加， 这个比例增加反映出了俄罗斯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 在不同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明显不同， 比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失业率比印古什共和国和图瓦共和国的明显低。[23] （p68-80） 但有一点很明显， 绝大多数人不赞成移民海外， 因为俄罗斯人明白”西方“不是”梦中天堂“, 也不赞成加入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拿起武器扞卫自己利益， 但是他们会选择其他73%, 其中， 中产阶级占比为66%, 其他居民占比为80%, 相比之下， ”和朋友同事讨论政治事件“这一问题的回答上， 中产阶级比其他居民高出12%, 此外， 作为观察员、签署请愿书、宣传等方式参加政党选的参与占比稍高一些。从上述两表可以观察到， 俄罗斯中产阶级采取制度化方式表达诉求的方较为温和的方式去争取利益。
表3和表4列出了2014年经济恶化时中产阶级采取的应对措施和参加政治生活的方式。政治参与和非政治参与是中产阶级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机制， 也是中产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重要方式， 其中， 政治参与是中产阶级实现利益诉求， 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方式， 如果一个政府为中间阶层提供成本最小的政治参与方式， 那么无疑有利于社会稳定。在上述两表中， 加入政党、参加党政工作， 参加政党竞选工作、通过工会工作、通过社会网络媒体等支持政治支持者等都属于制度化参与政治工作， 参加集会、示威、绝食罢工， 拿起武器扞卫自己的利益等属于非制度化的参与政治工作。非制度性参与政治工作与制度性参与政治工作相比具有自发性、对抗性， 一般是制度性参与政治工作失效、利益诉求不能够正常表达的情况下使用。根据调查数据可知， 不参与政治生活的俄罗斯居民占比为式并没有加强， 非制度化在增强， 这是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正常途径解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和朋友同事讨论政治事件“和”不参与政治事件“及”采取什么不做的和具体做什么不确定“的占比增加， 从表面上看对俄罗斯社会稳定有利， 其实质上是在生活、政治淡漠的背后意味着正常利益诉求受阻后的冷漠， 这种冷漠的沉默往往具有极强的负效应， 具有潜在的强大破坏力， 如果这个沉默的群体过于庞大， 在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时， 往往会因某个事件引爆不满情绪或者被反对派利用而使社会陷于动荡。[24] （p131-137）
（四） 中产阶级在个人与社会利益之间的选择。
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源方面拥有其他居民无法相比的优势， 那么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抵触的时候， 中产阶级会舍弃个人利益而维护国家利益吗？下表的调查显示， 中产阶级和其他居民在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进行选择的时候， 有66%的调查者认为不应以共同利益为由牺牲个人利益， 需要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利益。
中产阶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做出有利于个人的选择可以用两点来解释：第一， 根据奥尔森教授的集体行动基本规律。当集团的利益目标与社会公众利益发生矛盾时， 若没有外部激励或者有效约束的情况下， 利益集团会优先满足自己需要， 即小部分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社会公众利益。[25] （p5-191） 第二， 集体选择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集体需要而产生的。但是集体选择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强烈的分配上的动机 （集体选择中优势集团可以一定程度上支配弱势集团） .因此， 集体选择的结果既可以是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集体需要， 也可能只是有助于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需要。即同一项制度安排变迁对于不同的个人或集团而言， 意味着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26] （p3-95） 目前， 在俄罗斯中产阶级并没有利益代言政党或者集团， 中产阶级对俄罗斯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有深刻体会， 所以， 对以国家利益或者共同利益之名牺牲个人利益持怀疑态度。
俄罗斯社会的稳定有其独特性， 其政治稳定是基础， 尽管其社会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 但是就目前而言可以保持社会稳定， 那么从社会分层的社会学角度来看这场经济危机中的中产阶级作用， 中产阶级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对客观事件的看法， 以及他们通过调整自身经济危机的做法， 如反对用武力扞卫自己的利益， 选择示威、游行解决问题， 或者选择指望政府， 以什么都不做的方式等待危机过去， 这些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但也是隐藏着潜在危机。
五、经济危机中中产阶级发挥的社会作用
在这场危机中， 中产阶级是否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前提条件有两点。第一， 数量足够大， 有较大的影响力。第二， 有共同利益。首先， 按照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统计人数来看， 核心中产阶级占比18%-20%, 边缘中产阶级占比16%-18%, 两者之和占比30%-40%之间， 接近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是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力？这取决于中产阶级是否有一定的话语权， 迄今为止在俄罗斯还没有一个政党或者组织能够代表中产阶级， 尽管在此次危机中经济受到损害的中产阶级集体示威维权， 但是没有政治目的， 仅仅是为了维护经济利益， 比如卢布贬值导致还贷困难、教师工资延迟发放等。其次， 中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如何判断呢？目前， 不考虑中产阶级与其他居民的宗教文化差异， 中产阶级普遍对政治比较淡漠， 最关心的是经济利益， 这具有普遍性和差异性， 普遍性有两点：第一， 尽管中产阶级从事不同职业在不同岗位， 但是以国有单位或者国家机关为主， 都是国家预算单位， 尽管存在开工不足和拨款不到位现象， 但是收入较其他部门稳定有保障。第二， 核心中产阶级以单位中层以上管理者和受到高等教育的高级技术专家为主， 收入较高， 对国家的依赖性更高。差异性有两点：第一， 中产阶级内部收入分化加剧。一些能源部门、金融部门及国家强力部门职员工资收入不断上升， 教育、卫生等公共部门职员工资收入因为预算缩减相对下降。2016年俄罗斯采矿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金融部门人均月工资分别为：7.74、8.81、7.83万卢布， 而卫生和教育部门的人均月工资为2.98、2.80万卢布。[27]即金融和开采部门的名义工资增加， 卫生、教育等部门的名义工资基本停止增长， 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 内部分化加剧。第二， 中产阶级内部职业构成发生变化。有资料显示， 经济危机后中产阶级构成有所改变， 教师和医生、科学工作者和小企业主正在被安全部队和官员”挤出“中产阶级队伍， 教师、医生中更多的人加入赤贫行列。[28]可见， 根据中产阶级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两个条件来判断， 俄罗斯中产阶级具备一定的规模， 但是没有话语权， 并且存在利益差异， 利益受损者集中于教师和医生以及小企业主群体， 并且教师和医生工作于国家预算单位， 此次危机并没有运用过激的维权方式。经济危机期间中产阶级不断调整经济行为以适应经济状况， 并且已经逐渐适应了俄罗斯经济”新常态“, 这种适应经济变化的行为对俄罗斯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作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第一， 消费支出转换效应支持了国内产业成长， 特别是旅游业。卢布贬值使海外度假的成本大幅增加， 进口产品消费也变得更加昂贵， 但恰恰是这部分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效应是最大的， 卢布贬值引发俄罗斯居民的消费支出转换效应， 使得更多的消费留在国内， 支持了俄罗斯国内产业的成长。[29] （p42-45） 同样， 这种消费策略的调整对本国服务业也产生了明显影响， 其中， 对旅游的影响尤为突出， 由于出境旅游价格大幅度提升， 更多的俄罗斯人选择国内旅游， 所以， 2016年被称为俄罗斯旅游业的转折年， 因为首次出现国内旅游的人数大于出国旅游的人数， 国内旅游人数增加最多的两个地方分别是：克里米亚和索契， 克里米亚的回归使得去克里米亚的人数超过上年同期25%, 索契是俄罗斯国内旅游胜地， 所以， 去索契的国内游客也明显增加。[30]第二， 维权限定在利益受损人群和特定部门。经济危机期间， 在莫斯科以外币结算的住房抵押贷款者因卢布贬值导致出现了部分贷款还款困难， 曾集中于银行门前要求政府和银行为其继续还款提供解决方案。教师、医生因欠发工资而进行小规模罢课、停工等都限于局部的利益受损群体。
观察经济危机期间中产阶级的维权方式， 可以发现中产阶级维权方式的选择一方面与其阶层内部经济利益差异有关系， 另一方面与国家的舆论引导及其国民对危机产生原因认识有直接关系。第一， 在民意调查中有70%以上的民众认为此次危机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 并且这场制裁不会很快解除。尽管在2017年国际冲突升级和物价上涨的担忧有所下降， 但是至少有80%的民众认为这场危机会持续两年或者更长时间。[31]第二， 据民意调查显示， 愿意参加扞卫自己权利及反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示威活动的受访者占1/3左右， 不会参与政治相关的大规模抗议集会的受访者占1/5左右， 有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街头示威集会是表达自己立场的较民主的方式， 这项调查显示， 俄罗斯民众更关心生活水平下降， 2/3的受访者正采用忍耐的方式调整经济行为以化解经济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时， 欧美主要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中产阶级的体会更深， 所以对普京的支持率会因为爱国主义情绪高涨而呈现螺旋上升。中产阶级的这种认识及其对国家的依赖性会使其采取改变经济行为的方式去适应经济危机， 而这种行为对于俄罗斯平稳度过危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六、总结
中产阶级与底层居民相比， 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 但是因为职业群体构成复杂， 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存在异质性， 所以， 在经济危机期间只是经济状况恶化的中产阶级提出了利益诉求， 比如被拖欠工资的教师、因卢布贬值导致无力还贷的购房者等。大多数中产阶级选择隐忍， 这与他们对经济危机持续时间的预期和生活经历有关， 因为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民众经历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危机比较频繁， 他们对经济危机的紧张程度在下降， 承受能力在不断增强。西方制裁延至今日， 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欧美国家的敌意， 正视俄罗斯外界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 他们根据外部环境和经济状况不断调整预期， 暂时与政府达成了共渡难关的共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会不断地反思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失去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危机期间调查显示俄罗斯人中选择亲西方策略的人数明显下降， 选择国家稳定的人数明显上升， 这场经济危机改变了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亲西方思想， 这可能也是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的一个因素。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更多中产阶级在此次经济危机中生活水平下降， 而社会阶层分化在日益加剧， 如果这种状况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 则也容易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2017年初大规模反腐败游行， 撇开政治层面因素， 可以认为是民众对经济持续低迷压力的反馈， 是民众对贫富差距扩大、政府治理经济能力欠佳的不满情绪的表达， 这场游行示威对普京政府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经济危机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不容小觑。正如文献指出：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 如果不是来自上层阶级政治选择的重大分裂和决策失误， 那么就可能是社会地位下滑的原中间阶层所滋生的不满情绪。[32] （p115-1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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