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下欧洲激进派的经济替代方案

　　自 2008 年以来，世界市场已经被一场范围、深度和持续时间都非同寻常的经济动荡所破坏。

　　尽管衰退的程度有别，但全球经济的每个角落都未能幸免。在北美、日本和欧洲这些核心经济区，这个时期被普遍界定为“严重危机”，堪比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的衰退。现在，即使这次危机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经济前景依然极不明朗。2012 年 7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列举了世界各地阻碍经济复苏的因素，认为: “全球经济复苏还未展现出强劲势头，且已经出现了进一步衰退的迹象。”

　　就像资本主义史上其他主要转折点一样，重建国家和经济的强大力量现在已经发挥作用了。

　　在政治光谱的两端，政府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在意大利和希腊，“技术专家治国的政府”一筹莫展，而在其他国家，中右翼和社会民主党组成了类似的“共同阵线”政府，以支持对金融体系的紧急援助，并确保长期执行“稳定财政”( 即紧缩)的政策。即使有“独特的货币主义”( 即遵循美联储本·伯南克所提倡的路线) 这一因素的限制，更具干预主义色彩的政策仍然被保存下来，由此寻找财政紧缩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平衡，并且寻求合并债务来稳定金融体系。这就允许政府尝试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框架和权力结构。对一些观察家来说，这标志“自由市场”盛行数年之后“国家的回归”。

　　但它主要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始终是重要的，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危机时的政治复兴了对新自由主义甚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且为政治反对派开拓了新空间。

　　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已经爆发了，并且在继续发展，从全球的占领运动到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英国的反削减开支运动，以及法兰克福的“封锁法兰克福抗议运动”，这些极好地展示了左翼通常会使用的创造性策略。而且，激进左翼设法在选举舞台和更广大的政党领域重新建立了突出的地位。对根本的经济替代方案———其中有些即使在左翼看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的思考已经再次引起关注。社会主义战略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已经被重新提出，其中包括不但挑战而且改变政权的策略是多么重要这一问题。

　　然而，单凭重新燃起的兴趣，并不足以使评价经济替代方案———从凯恩斯通货再膨胀到社会主义者的过渡性改革———的标准变得特别明确。主流媒体最进步的声音之一、《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声称，目前并不存在“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即便在此时，我们应该牢记一点，就像伊斯万·梅萨罗所说的，这种评价的核心在于，“令人信服的”一词的含义是否取决于这种替代是否“首先必须取得资本资产的合法地位”，以便排除“超越资本”的思考。毫无疑问，左翼仍然在讨论如何建立这种替代性经济政策，以便在目前这一紧要关头维持反新自由主义联盟，而不介意这种计划是否是反资本主义的，由此，他们否定了用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来执行紧缩政策以摆脱危机的方式，并预先阻止了对工人阶级的进一步侵犯。

　　即便一种持续反对紧缩政策的政见，也将为新的、更广泛的斗争开辟空间，此时，就经济替代方案进行辩论，对左翼的如下工作而言显得非常重要: 重新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力量而亮相，并且能够为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提供组织和纲领基础，能够推进结构变革从而为那些界定民主和需求的斗争打开空间，由此指出一种不但妨碍而且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权力的道路。

　　一、凯恩斯主义的解释

　　随着危机的持续，新自由主义的拯救和摆脱危机的计划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的声音也愈加响亮。凯恩斯主义的分析认为，当单个的市场主体大幅缩减支出并减少负债的同时，正在膨胀的资产泡沫和金融的破产将导致有效需求的减少，使得个别的市场失灵转变为普遍的衰退，全世界都将出现劳动力和生产能力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与 20 世纪 30 年代一样，单个国家的新的总投资或净出口并不能带来新的增长。消费者负荷过重，并且担心他们的工作。资本家喜欢捂着钱袋不放，世界市场处于萧条性结构中: 美国作为“最后可依赖的消费者”已疲软不堪; 中国的不平衡已经暴露; 欧盟正被银行和货币危机所困扰。

　　不协调的币值调整战略有可能滑向“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战争。新自由主义减少政府债务以稳定金融的政策，错把危机的现象当成原因，实际上，它强化了危机。

　　持异议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学权威未能理解这次独一无二的市场失灵的独特之处，因此也完全缺乏连贯的战略，以便从应急的金融稳定措施转向稳定增长和经济再平衡。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经济混乱，那些旨在摆脱危机而制订的政策，就得抛弃短视的紧缩措施，调整政策的构成，并看准时机，扩大经济干预的规模。新当选的法国奥朗德社会党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实施这种政策，例如，它坚持一种反紧缩政策( 而不是反新自由主义) 的纲领，主张欧元区重新采取“增长主导型”政策，同时依旧承诺要承担财政责任。

　　许多财经评论家的建议，比起中左政府和政党而言，显得更加大胆。基于对全球经济失衡的严重性和债务合并( 通过把债务从私立银行体系转嫁给国有部门来实现这种控制) 的充分性悲观估计，他们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缓解全球需求的疲软。任何像欧洲那样的“财政协议”，都需要作长久计，在这之前，不但应当先建立银行和财政联盟、通过欧洲央行实现债务共享，并且在更大程度上求助于欧洲稳定机制以保证主权债务者可以有序地推迟偿还债务( 包括允许退出欧元区) ，而且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短期的“增长协议”，政府由此不断举债，以便扩大公共基础设施的开支，以消耗私人部门的多余资金。在很多国家，有效需求的缺乏与结构性经常账户赤字结合在一起，美国也不再像原来那样是一个净进口国。因此，他们认为，世界市场根本性的再平衡是任何新增长阶段的必要条件。就像沃尔夫在警告那些受紧缩政策诱惑的统治精英时所说的: “这将是一种漫长而脆弱的复苏。更大的危险来自过早地压缩开支，而不是迟迟不压缩开支。”

　　保罗·克鲁格曼是《纽约时报》每周专栏作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他因这种身份而成为批评紧缩政策的头号凯恩斯主义者。他赞同凯恩斯对萧条的定义，即“萧条是长期低于正常活动的状态”，他认为，美国和其他核心国家自 2008 年以来一直处于萧条之中。对克鲁格曼来说，这种灾难“基本上是个技术问题，是个组织和协调问题……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经济就将强势反弹”。他认为，在萧条的中期到来之前不宜削减赤字，相反地，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应当大量吸收私人部门的剩余储蓄，并设法把它花出去，尤其当利率很低或负利率，而融资活动又可忽略不计时，更应该这么做。如果政府做得太少，或者很快转向紧缩政策，萧条必将加剧。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克鲁格曼极力强调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金融管理不规范导致了这次危机，不过，处理这些问题，并不是他解决危机的议程的核心内容。克鲁格曼的计划是技术性的，而且是相当传统的: 扩大财政刺激的规模，并扩张必要的债务和赤字以获得资金; 启动抵押援助计划; 将通胀控制目标由 2% 提高到 4%; 通过中央银行购买长期债券、私人债券和政府有价证券，以延续量化宽松的政策; 为债券设立长期的低利率目标; 并且像美国那样将货币贬值。

　　克鲁格曼和其他凯恩斯主义者的热烈评论所提供的，绝不是另一种全球发展模式。凯恩斯主义的方案可能遭致一连串明确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标准的尖锐回击: 那种公开宣布不太关心通胀问题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刺激投资;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最终将削减利润率; 以增加需求来弥补经济的震荡，对解决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分配不平等没有什么帮助。用更加马克思主义化的词汇来说，税收的分配、债务免除和公共产品供应并不是技术性问题，而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价值的实现不能与生产价值的条件相分离; 干预主义的政策需要加以确立; 并不存在技术政策的模型，据此可以将新自由主义的国家转变成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

　　实际上，就像上面内容所表明的，克鲁格曼的战略概念所真正强调的是“回到未来”这一特点。

　　就像在旧式凯恩斯主义国家一样，一旦量化宽松政策和改变银行资本结构的政策生效，作为私人代理的金融机构就将在全球市场环境中运作。由于只有通过分割银行职能和增加次级市场管理的透明度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它与凯恩斯所论述的“租地阶层的安乐死”很少相似之处。无论如何，这些政策并不意味着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决裂。这是将资本主义从新自由主义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国家/国际复兴”的紧急举措。当然，它们的战略视阈中完全没有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

　　二、社会民主的重新启动?

　　社会民主党在其计划中并不反对紧缩，在其政治动员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从欧洲南部边缘地带到北欧社会民主政权的心脏地带，政府都实行了紧缩，而且总的来说都接受了欧洲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对欧元危机的救助方式，即使法国奥朗德政府仍然有待经受真正的考验。他们甚至未能就一项温和的财政交易税达成一致，也未能就普遍征收“危机税”达成一致。社会民主阵营中替代方案主要来自其盟友、社会运动和左翼政策团体和思想家。凯恩斯主义者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任何特征都毫不关心，与此相反，这些人试图重建社会民主战略，这意味着将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决裂。

　　通过吸收后凯恩斯主义理论，尤其海曼·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理论，这种方式更强调金融市场中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导致“受控制的”战后体系让位于新自由主义时代“不受控制的”体系。

　　应当认识到，这种观点受到了如下一些新经济政策理论的反击，诸如“有效市场假说”、“理性预期”、“通胀目标制”、“风险分散”等等，这些理论都鼓励高度举债、高度投机性的金融架构，这又与一项在自由贸易中促进竞争的宏大政治计划相联系。所有这些都能消除国家的政策分歧和分配争议，同时允许信贷机构和投机者的大胆冒险。解决危机的替代方案所必须面对的主要障碍，就是金融市场中固有的、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所推动的投机逻辑。

　　要想追寻自从危机爆发以来所有进步人士和重新嵌入金融之中的方案，是不太可能的。在欧洲“课征金融交易税以协助公民”( ATTAC) 组织网络和国际贸易联盟的领导下，各种运动所提出的开征金融交易税的要求，尽管在税率、范围和不同国家有所不同，不过，这种要求很久以来就处于前沿和核心地位。在危机的背景下，更加强调将养老金的筹措与政府重建基础设施的刺激方案相联系。由各色雄心勃勃的进步智囊提出的金融改革方案，已远远超出银行的资本重组，聚焦于紧急援助过程的改革，从而更关心分配; 在金融机构中采取部分公正的立场以扩张公有权; 对“不良资产”涌入“坏银行”的情况进行改革; 减少金融机构所受的“道德风险”刺激; 重新控制金融机构，以限制银行的委任权，并增加次级市场的透明度; 形成新的超国家机制( 尤其在欧元区) 以重组主权债务。换言之，社会民主派的方案必须在市场之外加强对金融的公共管理，同时按比例减少金融对市场的控制。

　　在这里，我们要指出一个关键的理论战略观点: 对后凯恩斯主义者来说，信贷市场的崩溃以及它对货币供应的影响，对总需求的暴跌来说显得非常关键。除了中央银行采取的刺激措施之外，货币的供应基本上都中断了: 信用是货币实现利润的关键。所以，即便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很重要，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是金融体系。

　　但是，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互担债务和银行资本结构的调整，以及修正次级市场的管理结构; 这些只能为重新开始投机活动提供一个新的基础。现在需要重新施行严格的金融制度，分散风险，并为实体经济的投资进行融资。

　　不过，还有另一个观点在这里起作用。信用泡沫，特别在次贷市场和消费信贷方面，已经被认为是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实际工资停滞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工人不得不通过贷款来维持生活水准。由于银行仍然需要消费者，并且要求新的金融机制以抵消风险投资，因此，上涨的资产价格将使消费者增加举债，从而进一步刺激信贷市场和过度负债，然而，企业方面采用了一种不同的举债方式( 但结果是相同的) ，即短期冻结股权人所持股票的价格。在国际层面上，这一点得到强化，通过与东亚和海湾国家的结构性贸易不平衡，盈余回流到作为“最后可依赖的消费者”的美国。欧盟形成了它自己新的重商主义的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存在于欧洲的核心与边缘之间。有鉴于此，社会民主派旨在摆脱金融危机的替代方案，经常被认为是通过改变国内的分配进程，并重新平衡世界市场和各国之间的有效需求，从而终结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只有重建“黄金时代”，这一点才能实现，即工资不断增加，资本存量与生产力的增长协调一致，这首先意味着提供了稳定的有效需求。

　　进步的工会和社会运动主张分配制度改革，以摆脱危机，他们就公民的基本收入、强大的工会以及工作场所提出了重要意见，强调国家在控制金融和管理市场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由此所遵循的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工资优先、快捷有效、压制金融”的摆脱危机的新战略。这不仅是一个反紧缩的方案，也是一个反新自由主义的方针，在这个意义上，它只存在于现有的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之外。

　　尽管可以从历史上的社会民主政治领域中找到这种战略，但是，这些建议，特别是这种战略视角，实际上很少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关注，除非是将它们看成扭转日益坍塌的需求所采取的临时和特殊措施。应当指出的是，这种环境所衍生的建议的战略视界在一些重要方面是狭隘的。比如，限制金融的建议往往将战后受到限制的体制理想化，并将它们投射到这种新的背景下。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提出一种彻底的二分法，即将掠夺成性的、不稳定的金融经济和“真正的”生产性经济完全对立。考虑到新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在时空上的不同，因此，如果没有金融机制和投机性期货市场，资本主义就是不可想象的。在浮动汇率体制下的现代货币信贷系统，通过货币的积累，直接扩张了所有资本家的物质利益。金融资本不仅扮演了投机角色，也主导着剩余产品的分配和风险评判。这种经济职能的执行带来了很不完美的效果; 这也是一种政治职能: 强加社会纪律，并在作为价值的货币方面扞卫资本家的普遍利益。

　　重建社会民主主义替代方案的建议，不但缺乏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支持，而且就左翼战略的连贯性而言，它们自身也是成问题的。银行的国有化和社会化被放到了边缘地位; 重组工业的政策依赖补贴和信贷结构的刺激，而不是源于新的规划能力; 养老金政策过度依赖私人资本和金融市场。我们很难不把这些摆脱危机的战略与 20世纪 90 年代的“竞争性合作主义”联系起来。他们并不提供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视角，即使作为一种万能的战略目标也是如此。他们宁愿尝试着详细说明“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下，当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得到再平衡时，竞争可以受到引导，从而发挥更好的作用。这种重新启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旨在扞卫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免遭紧缩政策的侵害。政治实践———它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转变战略的组成部分———已经消失不见了。

　　三、激进的建议

　　严格区分前面讨论过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建议和来自激进左翼的建议的作法，是不准确的。二者都优先强调反紧缩的斗争和重新控制金融。而且，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对弱小，使得采取更加激进的干预措施的主张支离破碎，也很难得到明确的说明。最根本的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不稳定和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周期性的、必然的特征。从普遍意义上说，危机的源头总是存在于过度积累这一过程中，积累资本的无限需求与生产和实现价值的有限基础之间存在矛盾。但危机总是独特的历史事态，危机暴露了国家是矛盾的决定性中心。

　　遵循这一前提，激进的替代方案需要立足于以下分析: 新自由主义的扩张阶段( 始于 20 世纪80 年代早期) 通过在核心经济区大规模重组社会空间的生产组织，来形成自己的有活力的积累。

　　随之而来的对资本存量的破坏和更新———以及在良好的经济形势下提高剥削率———恢复了增长;但是，总积累深化了紧缩、国际化和金融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国际竞争规则并没有受到国家形态的约束，相反，这种竞争对工资、税收、支出制度以及不断合理化的资本存量和价值链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国际出口市场和信贷的膨胀都因一系列成问题的金融革新而得到巩固，它弥补了我们可称之为“竞争性紧缩”的整个世界市场结构中总需求的不足。这种高风险的抵押市场的崩溃，导致了更加广泛的经济危机，并暴露了金融部门之外诸如钢铁、汽车、建筑和其他行业的过度积累。

　　一些关于这次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接受了这些理论，尽管在分析此次危机的成因时仍存在众多分歧。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经济停滞、过度投资、资本存量生产能力的衰退、金融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中心地位等等———的领悟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所有这些热烈的辩论中，要找出极为不同的纲领性提案并不容易。确实，“工人不该为危机付出代价”和“占领银行”是普遍的要求。不过，并不存在一个雄心勃勃的转变方案———标志着激进左翼反资本主义干预的方案。

　　在欧洲之外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在北美和日本，激进的计划非常之少，这反映了这些地方社会主义政治力量的边缘化。然而，仍然存在一些干预的个案，它们的政治立场和分析立足点各不相同，不过为激进左翼提供了参照框架。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重申了左翼的批评传统，认为金融不稳定和信贷循环以及社会剩余财富的私人分配不但要求银行国有化，而且也要求它们的社会化。

　　考虑到银行体制在处理危机时的固有倾向和它那种必不可少的货币和信贷供应方面的功能，少数作者，如列奥·帕尼奇和罗宾·布莱克伯恩，还有已故的彼得·戈万，呼唤民主控制下银行体系的“公共事业”概念。这次危机复兴了一系列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将扩大金融体系中的公有权与广受欢迎的满足社会需要的计划和缩短工作时间、资本控制和社会再投资以及国家和工作场所的激进民主化结合在一起。这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理论，并在从气候正义到激进城市运动等一系列方案中充当了“新政”的指导。

　　这些战略并不能被认为与激进左翼的变革计划是一体的，当然也不能被认为是一系列激发各种运动的活动要求的集中体现。但是，它可能标志着一些显着的核心主张，这些主张是社会主义者在摆脱危机的斗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的组成部分。

　　四、欧洲激进派的经济替代方案

　　尽管这些具体的理论所针对的是一次独具特色的危机，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危机中所提出的各种“替代性经济战略”是一个明显的先例。

　　这些方案有不同的来源，比如法国左翼的“公社方案”，瑞典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梅德纳计划以及英国本奈特( Bennite) 和独立左翼的各个版本的 AES( 作为替代性经济战略而直接创造的) 。当议会外的政治造反运动已成为历史遗迹，当完全依赖渐进的议会立法( 通过官僚政府的扩张) 进入资本主义权力体系的战略成为历史遗迹，在此背景下，这些方案就拥有了某种共同的概念，即“结构性改革”。这是建立在如下认识上的: 在自由民主主义占优势地位的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超越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应当包括一系列政治上的决裂，实现这种决裂的途径，在于将那些致力于改造国家核心制度的激进政党与议会外的斗争和工人阶级的计划( 这是基础) 结合起来。为替代性经济计划提供的关键性战略指南，以如下事物为核心: 处于政府核心的协调规划的新形式、核心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计划协议的形成、对金融部门以及投资与信贷分配的限制; 社区和车间规划的去中心化与民众参与; 以及国家更加深入的民主化。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攻击和左翼的失败中，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已经被送入政治档案馆。在许多地区，特别是欧洲的核心国家，有人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战略的重心如果不是转向全球层面，至少不得不转向地区层面。至于在其他层面，所能做的就是以各种供应学派的措施来改善竞争，具体的措施在于扩大工人对劳动过程和公司战略的参与，或加强市场之外的机制。对左翼的其他部分来说，这些发展证明了长期存在的一个观点，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同时也表明有必要扩大暴动的范围和过渡性方案的规模。这些立场表明，一方面，激进的左翼政党已经集结在“欧洲左翼党”的周围，另一方面，应当建立一个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

　　在南方国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依然将关于结构改革问题的辩论当作理论和斗争的焦点。整个欧洲的危机已经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ＲMF 组织尤其拉帕维塔斯( Costas Lapavit-sas) 的主张，已经引发了热烈的辩论，他们宣称，对希腊工人阶级和欧洲其他边缘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言，留在欧元区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绝对的损失。他们认为，在经济竞争力和国家能力相去甚远的不同国家启用单一货币，是一种可怕的错误。

　　在核心国家，欧洲资本正在启动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以便为帝国的野心服务，然而，贸易竞争、劳动力流动以及不受阻碍的资本流动，实际上导致了欧洲核心国家和边缘地区之间更加不平衡的发展，而不是经济上的汇聚。这就解释了边缘地区债务总量的积累，无论是国有部门还是私有部门都是如此，也解释了欧洲金融危机的特殊形式: 银行部门的破产与主权债务危机相互影响。欧洲边缘国家的操作空间被单一货币侵蚀了，它们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调整单位劳动成本的差异。ＲMF指出，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三驾马车并没有强调这些议题，而是调和了这些问题:它们强调由于紧急贷款和紧缩而产生的流动性问题的症状。但是前者避免了对银行部门的激进重建，而后者加剧了经济的不景气。而且，结构调整的一揽子计划破坏了国家的能力。因此，在任何清醒的分析中，如果反紧缩战略想要满足希腊或更多欧洲边缘地区工人阶级的需要，退出欧元区是不可避免的。

　　但也存在许多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的干预，它们反过来支持欧盟计划的重塑，以此作为对危机的回应。例如，对“欧洲另一条道路”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的政治空间能够得到怎样的协调，从而阻止紧缩政策和 2012 年 1 月出台的欧盟“财政紧缩条约”的最糟糕特征。对 于艾尔玛·阿特瓦特( Elmar Altvater) 来说，这与切实可行的通货再膨胀的空间没有多大关联，更多地意味着作为规范空间的主权国家不再与金融市场和企业的经济范围相一致。此外，欧元作为一种世界货币，它是建立一个多极世界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世界，替代性的发展将不会受制于新自由主义和美国的霸权。由此观之，从欧元区退出是一种倒退。即便对欧盟边缘国家来说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经济事件和政治斗争都不可能坐等任何超国家的交易进程。危机和政治抵制的不平衡性，意味着一些国家的阶级斗争将发展起来，并促使危机中的矛盾转变成与统治集团的直接对抗，这将得到更广泛的跨国政治力量的支持。在欧盟中( 或处理该问题的任何其他超国家机构) ，债务的豁免和替代性经济计划更可能遭到反对，而不是受到鼓励甚或勉强的接纳。对任何左翼政府来说，在欧元区内追求反紧缩的战略，而不是将退出欧元区作为一种可行的方案，在政治上是愚蠢的。哈森( Husson) 认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依旧主要在国家层面上发生，而资产阶级的抵制和反击也依然是国际性的，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左翼的战略就应当是干预政策和政治支持的扩展。如果满足工人阶级要求的“美好”方案永远无法等来一个“美好的”欧洲( 或国际力量间良好的平衡) ，那么，就应当允许采取一些反制措施。

　　在这个紧要关头，在反紧缩的替代性经济战略中，债务的豁免和重组、银行的国有化、停止公共部门的预算裁减以及“绿色转型”，所有这些构成了“美好的”社会主义要求的核心。在今日欧洲，特别在欧洲的边缘地区，退出欧元区不能被认为是追求这些目标的必要前提。不过，退出行为也不能被当作一种未来的战略考虑而受到忽视。

　　政治优先权不能由预先给定的立场来决定，尤其不能够依照共同货币所形成的空间来决定。优先考虑某些政治活动的作法，是今日左翼最虚弱的战略本质主义之一。对社会主义战略来说，始终应当优先考虑斗争。欧洲左翼的这些战略分枝，首先都是在对抗欧元区的紧缩危机，我们不得将它们斥责为另一种“拯救资本主义的战略”。今天，这些激进的要求采取了一种与资本主义的流行形式相分裂的政治立场。为了政治上的“继续前进”，就有必要深化战略辩论，这种辩论关乎可信的目标和建设性的计划。

　　五、继续前进

　　在面对金融危机时，左翼( 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 最初都坚信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时代结束了。那些原先对“自由市场”政策的抨击被证明是对的。随着压制金融、刺激有效需求和增加福利补贴的超越市场的机构和政策———以此作为重建经济政策的社会基础的实施———劳工的前进也会重新开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评为危机准备了条件，尽管这种批评具有很多要点，但是，与其对应的政治结论显得太机械了。确实，它们从根本上误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造成的政治转变: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后统治阶级保持团结一致的程度; 对立的政治权力集团在动员和计划的反应能力方面涣散的程度。

　　统治集团的反击，主要在于动员国家权力来确保资本主义部门的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这一目的已经达到，即通过重新组织国家各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以及为了解决危机而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最初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 。不过，人们不能保证这种措施将起作用; 确实，紧缩战略可能会长久维持下去，而绝非只是在紧急关头实施。在这个过程中，阶级分裂和国家机构的统一并不存在。引人注目的是，甚至金融部门和与之对应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媒介，尽管受到严格限制，但并没有完全瓦解; 实际上，这些媒介深化了它们之间的联系，重塑了它们的运作模式。此外，通过工资限制和社会紧缩政策，社会民主党———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它们的盟友———已经融入了保存现有经济规则的努力当中。简言之，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可信，以及公众对银行的厌恶，并不是与国家和权力部门的主要分裂一一对应。

　　相对而言，权力的大本营，特别是保护银行部门的堡垒，依然相当完整。

　　由“广场运动”———从解放广场 ( TahrirSquare，位于埃及首都开罗) 到宪法广场 ( Syntag-ma，位于希腊雅典) ，再到祖科蒂公园 ( ZuccottiPark，位于美国纽约) ———发起的抵制活动，已经复兴了反紧缩斗争中的策略争论。但是，左翼显然诉诸一种经济主义推理，即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演变成国家的危机，政治权力处于———或者即将处于———危险中。这种观点经常形成与众不同的战略和结论。一方面，它经常导致“防御性联合”战略，以动员议会反对派和广泛的阵线，阻止对公共部门采取的更加激进的紧缩政策和政治动荡时刻出现的右翼政治。现存的各种社会力量需要采取一系列战术性的“阵地战”，以动员一个替代性的同盟集团来重掌国家，重新确立更加具有社会合理性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危机为街头抗议和总罢工这些更加“积极的攻势”提供了机会。现存的社会力量需要采取策略，在“演习战”中扩大政治行动的规模，从而通过“活动潮流”所创造的“反权力”，进一步从国家和资产阶级那里夺取政治空间。在今天的战略辩论中，这通常就是现实主义的议会改革方案，它与议会外的抵制斗争相对立。二者的并列完全是虚假的。无论是对增长主义者还是造反主义者的战略起点而言，从反紧缩的反击到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再到过渡性的后资本主义方案，根本不存在一条直接通道。至于今天最激进的“共产主义假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哲学立场，基本上不涉及战略议题和政治方案。

　　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一个明确的权力和斗争的政治领域; 摆脱危机的替代性战略无法回避它。

　　实际上，战略指导必须以“不同类型的国家”的形式出现，在此，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统治模式的正式制度不能再限制自由民主国家中的“经济政策”。决定性的战略概念一定是制度化和集中化的、同时可以深化民主控制的斗争，这与漫长的革命所导致的一系列决裂是一致的，这种革命发展了对民主社会主义而言必不可少的工人的自我管理和控制能力。这意味着，关键时期的斗争和策略应当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目标和考量中找到位置。举例说来，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的批评，对于解释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压缩开支之间的关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坚持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以满足社会需要的立场，不但是可行的，事实上也是必需的。这种方法也是形成联盟和共同阵线的核心。比如，它应当宣扬反紧缩斗争。这种斗争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 公共部门的工人扞卫工资水准和工作，服务业的用户寻求改善所提供服务的水平和质量，社区寻求更多的投资和管理权。这表明，在反对压缩开支的斗争中，存在一种潜在的生产者—用户—社区的联盟。

　　一种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战略和计划在界定和结合反紧缩的专门策略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就建立联盟和将国家的管理从商业化和私有化中分离出来而言，它也是不可少的。为生态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也体现了将防御性措施与激进的雄心和计划联系起来的必要性。

　　通过促使个人对价格采取不断变化的行为反应，或通过自顾自的社区地方主义，绿色运动转向地方主义的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策略，从而导致了一种引人注目和始料未及的与新自由主义的趋同。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几乎完全聚焦于“碳成本”以及鼓励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转变。扩大非商业化的社会关系———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免费的公共交通，通过免费教育来继续学习等等———将它们作为一种生态战略，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它们已经被置于就气候变化提出的建议和进行的斗争之外了。这种战略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只有找到反紧缩斗争和气候变化斗争之间的重合点，它们才能够得到策略性的建构。这只能出现于有关计划和战略的明确的政治领域。经济危机或全球变暖的内在逻辑并不会让左翼走到那一步。

　　主要的经济体已经进入了一个与紧缩进行漫长斗争的时期。对左翼中的很多人来说，只有最温和的金融调整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的再通胀政策才是“可行的”。对其他人来说，每一次反对现存权力的抵制活动都是另一次分裂，是“大众”自我形成为一种突然出现的反权力。长期以来，这两种态度就是忽视关键性战略问题的借口: 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了，因为答案已经知晓。与现存的议会力量相关的策略，或者与组织下一次示威相关的策略，应该优先考虑。然而，要想超越从前的防御性斗争，并且开始在我们现在面对的反紧缩政策的长期战争中来严肃地思考替代性战略，就是一种社会主义思考。这种思考受到各种可能的未来前景的激励，并且阐发了批评战略和建议作为实现自我的指南。这意味着在建立中间目标和关键时期的策略和建议时，坚持政治的优先性，而不是让日渐下滑的利润率和信贷危机机制作为一种战略和方案。左翼已开始绘制重要的新方向。社会主义战略需要设定一项雄心勃勃的方针: 可以作为行动指南的方案，与其他生活方式相关的教育，以及一种实践活动，通过这些事物，人民和各种运动本身能够发展出挑战和超越资产主义权力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