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的总要求，加入生态文明建设，指出要从根本改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创建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重要理念和目标的确立，赋予了生态哲学这一思想鲜明的时代内涵，使其思想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在科技高速发展、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一系列环境问题也显现出来，现代化建设受到环境问题的制约，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双重矛盾，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对我国生态思想的梳理就变得非常重要。
1.1.2 理论意义
理论意义：中国生态哲学作为如今的时代哲学，为我们重新整理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作为我国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期刊，其中关于中国生态哲学发展的载文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理清三大杂志中关于中国生态哲学的载文有利于掌握中国生态哲学的发展历程。对于明晰中国生态哲学的发展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实意义：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大都习惯以西方自然哲学来剪裁中国的自然哲学，其实中国的自然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古代的生态思想在一定时期中断了，但如今全世界都面临着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在“三大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寻求帮助，寻找更具有生态性的哲学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生态哲学的成熟和发展时间不长，但是它作为人们观察自然、改造自然的学说和理论体系，作为人们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给我国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技术异化问题提供了解决途径。因此又给我们提出了重塑中国生态哲学的新课题，于是重新认识中国的生态哲学成了一项迫切的任务。
1.2 生态哲学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生态哲学的研究主要是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方面。
而对于本土生态哲学的研究则是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过程、对自然的认识、和关于如何保护自然环境的知识，其最终的目的仍就是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其次是对生态伦理的研究，这里所提到的生态伦理是不同于传统伦理的，传统的伦理学只关心一个物种即人的利益，而生态伦理不仅关心人的利益，还关心地球上无数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利益，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放在首要位置，也就是说从以人类为中心的模式过渡到以生态共同体为中心的模式，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后是发展伦理阶段，可持续发展走向生态纪，生态纪是可持续发展的实质与方向。
1.2.1 生态哲学国外的相关研究现状
我们对西方生态思想的了解与中国学者的不断翻译息息相关。叶平就是最早总结西方生态思想的人，他认为西方环境伦理学开始引起关注是与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密切相关的。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和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从道德层面进行研究。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的，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发展也历经了孕育、创立和全面发展的阶段。
从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孕育阶段。这一时期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生态伦理着作，是乔治·拍金·玛什（美国）的《人与自然》这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中首次出版从伦理学角度上讨论如何权衡人与自然关系、保护自然的名着①。
20 世纪初到 20 世纪中叶，是生态伦理学的创立阶段。此时经济危机加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动物学家利奥波德在 1933 年发表《保护伦理学》一文，他从生态学角度和哲学角度进行分析，揭示了金钱经济决定论是生态环境破坏的源头，抨击了以人类为中心主义的伦理观②。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着作还有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利奥波德也非常重视情感在维系伦理学与大地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但他更偏重于以生态学为根基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③。他认为当出现一个新的事物，若它有利于保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稳定时，它才是符合事实、道理和标准的，反之则错④。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专攻环境伦理学。他的理论与“大地伦理”一同被称为“生态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他指出：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恰当地遵循大自然的伦理，因为自然最有智慧⑤。他用生态整体主义的视角去了解自然、评价自然，重新审视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到现在，是生态伦理学系统发展的阶段。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本书经侯文蕙翻译传至中国。引起许多学者对环境伦理学和环境哲学的深入研究，并将伦理学作为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衡量标准，并且将道德学家提出的标准化道德理论重新应用、扩展和创新①。
探讨怎样更好地在传统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环境道德理论。就是说，更加重视挖掘自然的价值，重视自然规律对人类行为的内在制约关系，探讨怎样更好地在传统道德理论的基础上加入环境道德理论。同时把内在价值的重心从人类转移到地球和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彼得·辛格发表于 1975 年的《动物解放》一书的核心是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直接扩展到动物身上，让动物拥有道德地位，以此从外部、强制性地限制人对动物的伤害行为②。到了《实践论理学》阶段，辛格把反对“物种歧视主义”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提出了一个对利益的平等考虑原理。这一原理表现为：我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同等重要，对利益的考虑与人种无关③。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倾向出现交叉渗透的局面，生态伦理学的理论观点也出现多样化状况④。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生态中心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猎杀要以不破坏生态平衡为限度，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应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不可超过应有的限度。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中心主义论，这种观点认为我们人类对环境问题负有道德责任，主要源于对我们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以及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谈不上相互责任和相互尽义务，人类占主导，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生物中心论，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生物都是道德的主体，非生物自然则是道德的客体；生态协调论认为，生物中心主义论和人类中心主义论都并非全面，前者致力于关心人类健康的态度，强调生物的内在价值，对人类文化价值和参与自然进化的能动性重视的不够，后者往往失去人类管理者的身份，伴之以狂妄自大的态度⑤；生态人类论，它倾向于在满足人类生存和基本社会需求的前提下考虑自然价值和权利，但也认识到这会对生物和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最后是人类控制论，这种观点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关系的整体，并且相互作用着，人是控制这一作用过程的管理者。人类能主动地适应、支配、补偿和改造自然界及其过程①。
同时西方生态学者对于中国生态思想也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的研究。梭罗吸收了“天人合一”观点，在其作品中也大量引用东方哲学典籍，梭罗一生都在追求与自然的冥合，这恰巧与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如出一辙③。梭罗同样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论散步》一文中他写道：“我要把人看作大自然的居民，甚至是大自然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社会的一员④。他的观点与庄子这位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相隔甚远的思想家竟然有惊人的切合度。在《瓦尔登湖》中”反对物欲，充实精神“、”回归本真，崇尚自然“的思想贯穿始终⑤。同时梭罗的思想又与许多中国的诗人不谋而合。《瓦尔登湖》中对于梭罗垦荒种豆，为豆子松土除草的描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陶渊明笔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⑥。“另一位与梭罗同时代的法国汉学家 J·P·Remusat 也是超验主义者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他从 19 世纪初到 19 世纪 40 年代间翻译了许多版本的《道德经》，他还发表文章比较了道家、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异同。
阿尔贝特·史怀哲，作为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深刻的生态思想家，他对中国思想有过长期和系统的研究。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包含着丰富的相关内容：孔子、老子、庄子、列子、名家、杨朱、孟子、包括西藏的佛教、大众伦理《太上感应篇》、中国思想的进程等⑦。史怀哲以”对生命和世界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来理清思想史。他说：”以自然的方式看待世界和对待生命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中都有体现，如《易经》、《书经》、《诗经》以及《礼记》⑧。在《中国思想史》中，他指出：伦理的行为意味着要和自然的世界秩序保持一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他认为要对一切生命保持敬畏的态度，爱并且尊敬一切生命，保持并促进生命，使生命达到其最高度的发展⑨。他认为古代东方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核心观点与他自己“敬畏生命”的伦理观点不谋而合，但却远远超出他的伦理观点。正因为中国伦理思想与他自己的伦理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所以史怀哲试图以中国思想资源弥补西方制度文明的不足之处。
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认为道家的生态思想是中国文明的源泉，若没有道家思想，中国的科学和文明早就腐烂掉了；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把道家的生态传统思想称为最完美的生态智慧，说它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指导思想。它强调本源的唯一性和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能动本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潜在两者的基本一致①。罗尔斯顿将科学的环境伦理学与东方传统的生态伦理学进行对比和重新评价时指出，东方的文化传统比西方的科学在自然的敏感性上要高得多，科学家确实可以从东方传统思想中学到许多东西，他认为西方科学和东方经典文化幸运地互补②。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于我国的生态思想的研究大部分聚集在我国古代的生态思想中，并且大多数来源于田园派，他们思想中处处流淌着中国生态文化的气韵，这主要包括提倡朴素的生活习惯和方式、追求超脱世俗，顺应自然的道路，以及在自然中得到心灵的洗涤和进化，提升自我等。这也正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魅力之所在。
1.2.2 生态哲学国内的相关研究现状
中国的生态哲学始于环境伦理学，而生态伦理学作为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的一门学科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近 20 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一学科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研究成果③。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是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于光远在 1985 年就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文章，这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1984 年高云霞的“人地关系认识概述”一文中指出：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生态问题越发严重的核心就是人类活动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问题，同时还指出人类活动必须与大自然协调一致。
随后余谋昌又发表了“关于人地关系的讨论”和“人地关系重新成为研究热点”,这都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阐述。余谋昌认为对人是自然的主宰者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服从于自然规律，人类不可以脱离自然界。
叶平在也在《研究》中发表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文章指出自然界具有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固有价值和生态系统的价值，自然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同时认为自然界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是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是指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维持生存的需要的满足①。在杨通进的“生态伦理学篇思”中指出超越人类利益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利益的否认，而是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利益。
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促使学者们开始探讨人对自然是否有伦理关系这一问题。在“人与自然有必然伦理关系”一文中郑慧子认为人对自然有必然的伦理关系，人是区域共同体中的一员，正是由于人在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角色，人类才更应该承担起维护地球共同体秩序的义务和责任。在他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在自然共同体中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吗”中指出人是存在于自然共同体中的一员，这将成为人对自然有义务的重要基础，并且认为人对自然有伦理关系，人类应该站在更大范围的自然立场上，考虑人类及人类以外的一切物种的利益。
中国生态哲学研究者在从事环境伦理研究的过程中争论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首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其次是表现形式，最后是走进还是走出的问题。李寿德在“中国环境伦理研究进展”（《研究》）一文中指出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的不同理解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不同。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置于自然的中心地位，考虑的是人的长久利益以及其子孙后代的利益，并以此为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走进还是走出的问题上，余谋昌在“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人是从自然界产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同自然界一起发展的。而且依靠自然界生活，受其制约。所以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必然会使人类陷入困境③。同时在“中国环境伦理研究进展”李寿德还将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总结为一下几点：第一，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不能走出或者超越，物种中心发展是一切生命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本质，所以不仅不应该走出反而应该走进人类中心主义领域。第二，人类中心主义走出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一切环境恶化的根源，因此应当彻底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第三，有选择的走入论，也就是走进生态中心之一，全面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④。
以上提及的观点会在本论文中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中国环境伦理学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学者们在探索环境伦理基础理论和梳理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方面已经有不小的成就，现在几乎每年都会有这方面的文章被刊登，相关会议至少每年一次，但总的来说对于这门生态哲学的新形势，短短这些年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仍需要不段的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理论。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1.3.1 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将《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大杂志中关于中国生态哲学的相关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从研究中国生态哲学渊源入手，一方面解析中国传统理论渊源，另一方面研究西方的环境保护运动对我国生态哲学影响。其次解析中国生态哲学通过伦理学走向显学阶段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阵营的争论和自然权利与价值的争论。最后分别从技术维度、自然观唯独、思维维度和生态共同体维度来解析中国生态哲学走向全面发展的过程。
1.3.2 研究方法
第一、统计分析法，通过对三大杂志中关于生态思想的文章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从而可以明确的了解国内外对生态哲学的关注度。
第二、文献研究法，通过大量的查阅“三大杂志”中相关的文献获取资料，从而正面的、直观的、正确的了解所研究的课题，为论文提供有效的论证。
第三、历史研究法，通过对“三大杂志”的文献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进行梳理，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从而更好的梳理论文的结构以及更加清晰的了解历史的发展。
1.3.3 研究创新点
第一、通过《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和《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三大杂志的视角梳理我国的生态哲学发展史。
第二、以“三大杂志”的载文为基础进行研究，可以准确的了解中国生态哲学的发展动向和最新成果，从而使文章更有说服力。
第三、本文从生态本体论、生态认识论和生态价值论三个生态哲学构造的角度来阐述中国生态哲学的发展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