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纪实摄影的美学价值和伦理探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以农民工为题材的纪实摄影渐渐登上摄影的舞台，成为视觉文化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样本。这类作品带有浓厚的底层取向和人文关怀，与社会、国家、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理解这类文本的涵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遇，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结构，更好地理解他们在整个社会和时代大背景下所处的位置。

　　一、现代化的矛盾与断裂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农民工是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之下催生的特殊群体。现代化与农民工二者间的关系成为农民工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视角，在文本中予以体现。

　　《溜下去》（图 1，摄于 1997 年）是体现农民工与现代城市之间复杂矛盾关系的典型纪实作品。照片中，张新民以俯视的角度拍摄了这个悬挂在高楼窗外正在擦窗的农民工，他的周围是钢筋水泥搭建的犹如丛林般的高楼大厦，他的脚下则是百米深渊。他除了紧紧抓住的一根麻绳以外，没有可求助的对象，这个城市对他而言是冷漠的，他只有靠自己艰难挣扎，才能在这个城市中获得立锥之地。仅仅被一根绳子捆绑着、悬挂在空中的这一视觉符号，象征着农民工在城市中孤立无援的状态及险恶的生存环境，他们是城市化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但并没有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福利。城市和现代化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谋生方式，却只是在利用他们的劳动，这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城市化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进行思考。正如顾铮所说，这张照片典型地显示了农民工与城市所处的对立状态，照片中的农民工与他周围的水泥丛林形成了一种人在城市如履深渊的险恶关系，而这正好最为雄辩地从视觉上定义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处境。

　　江浩拍摄的这张照片（图 2，摄于 2010 年），则通过鲜明的对比手法将城市与农民工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呈现出来。在照片中，背景是富有梦幻色彩的、色彩绚丽的上海世博园中的一面背景墙，前面空地上正在相向行走的，是一个穿着时髦、大步向前的小女孩和一个穿着工装、扛着路标行走的农民工，作者拍摄下了他们即将擦身而过的瞬间。在这张照片中，世博园的环境与小女孩之间达成了一种协调，即他们都象征着美好的现代城市生活，而扛着路标的农民工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和谐与平衡，他色彩单调、标志着底层身份的工装以及正在进行的劳力工作，都与温馨、舒适的现代化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在这种强烈的反差之下，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愈加明朗 ：绚丽繁华的城市不过是他们工作的场所和布景，他们尚不能与城市的居民以同样目光和心境来享受现代化带来的福利，这种不平等加剧了他们与城市间的对立。

　　随着市场化和资本全球化的不断推动，大批农民工走进城市的现代工厂之中，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在农民工纪实摄影中，以车间、流水线上工作的农民工为拍摄对象的纪实摄影也成为农民工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一种表征。标准化作业的流水线标志着现代化大机器生产，厂房、职工宿舍、食堂等建筑景观则象征着工厂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而工作的农民工更像是镶嵌在流水线上的一枚螺丝钉，其个性和主体性都受到了压抑，而他们因生计所迫，又不得不屈从于现代化的生产管理方式。这类纪实摄影意在凸显现代化对农民工的束缚和异化。张新民的作品《流水线上》（图 3，摄于 1992 年）便典型地体现出了机器对人的这种统治，照片中疲惫的女工和整齐的流水线都在向人述说着现代化给个人带来的压抑与束缚。

　　二、城市的边缘人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上的不平等，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城乡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农民工始终未彻底摆脱“边缘人”的身份。他们身处城市边缘的境遇，在农民工纪实摄影中给予了突出的体现。

　　随着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与农民工有关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使该群体在日新月异的城市中愈显边缘化。一些摄影作品以这些社会问题为题材，叙述了农民工在讨薪、工殇、子女教育等事件中的遭遇，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如吴芳的系列作品《矽肺之痛》（摄于 2004-2013 年），记录了大别山西河村的打工者因到海南金矿打工而患矽肺病并相继离世的不幸遭遇。图 4 拍摄的是一位患矽肺病的打工者，这个患病多年的老人，已经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工友的离世。照片中，他的眼神里没有流露出过多对死亡的恐惧，多年的维权无果与亲眼目睹死亡已经使他变得绝望甚至淡然。

　　他看似平静的目光中，包含了绝望、悲哀、无力、遗憾、愤怒，太多的情感却只能化作一个沉默的表情。这是一个典型中国农民隐忍式的表情，他们承受了太多悲伤，却无法找到光明的出口，他们曾为城市贡献过自己的力量和血汗，但他们终将不属于那里，因为污染患下的绝症，无人负责，唯有独自承受，权利保障的缺失，使他们无法真正为城市认可和接纳，始终游走在城市边缘。

　　周宪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视觉表征及其经验的文化分析已经成为视觉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议题。城市视觉文化的空间正义便是该议题下的一个重要视角，空间正义问题存在于城市空间的功能分布和视觉表征之中。

　　农民工纪实摄影是对城市空间的视觉再现，因而可视作研究城市空间正义问题的视觉文化样本。

　　欧阳星凯在他的摄影《人民路》( 图 5) 中对农民工的生存空间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视觉阐释，照片描绘了一种正在发生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底层人群和城市空间的结构性关系。《人民路》记录了一群离开土地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务工的农民，他们多居住在人民路上的一栋四层建筑之中，照片中令人窒息的空间压迫感，如同农民工所承受的城市化压力。狭窄的空间意味着行为的省略与合并，逼仄的空间导致局促的行为，因而空间塑造着身体。《人民路》中拥挤狭小的视觉空间便隐含着空间对人的束缚与压迫，对空间结构的表现实质上是在揭示空间对人的操纵。人们在空间中看到了社会活动的展开，这一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是对人的社会身份进行重新建构，因而，照片中隐含的人与空间的权力关系促成了农民工底层边缘人的社会身份的构建。

　　三、流动者的身份构建

　　农民工离开故土，来到遥远而陌生的城市谋生，他们置身于城乡分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频繁流动，这种流动者的身份在纪实摄影中也给予了构建。

　　春运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体验。对于常年在外务工，在城市边缘艰难挣扎的农民工而言，故乡与亲人已经成为他们的重要精神寄托，“回家”便更多了一层慰藉的涵义。在纪实摄影中，在春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火车成为象征农民工流动性的重要视觉符号。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农民工而言，普客列车（“绿皮车”）因其票价便宜往往成为农民工出门的首选，“绿皮车”也成为了农民工的一种身份象征。在春运的背景之下，火车承载起他们对故土的眷恋与对“家”的概念的想象，因而具有特殊的符合涵义。

　　张新民在《吊在车门外也要走》（图 6，摄于 1997年）中，用图像记录下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在一列火车上，一个中年妇女双手抓着火车外的栏杆，身体蜷缩在车厢下的空间里，她的表情是冷峻的，甚至带有一些犀利，从后面车厢中探出头的女孩，此刻正好奇地看着这个“乘车人”，她面带笑容，显然对这种奇特的乘车方式感到新奇和有趣。我们无从知晓照片中的这个打工妇女为何选择这种艰难的方式，唯一 可 以 确 定 的是，回家对于她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非回不可”的。此外，在唐浩武的摄影作品中，在火车站前广场过夜等待乘车回家的农民工，以及在春运列车的硬座车厢中站立着互相拥挤的农民工，也是他们在城乡间流动的生动写照。在这些纪实摄影中，城市已经成为农民工逃离的对象，他们的流动多少带有艰难和心酸的意味。

　　农民工的流动性不仅体现在他们在城乡之间的迁移，也表现在他们在城市边缘游离的状态。纪实摄影中，农民工在路边和工地就地休息，无所事事地等待招工，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更换出租房，完工后在大街上没有目标地闲逛，临时住在高架桥下、广场等公共空间，都象征着他们流动者的身份。

　　结语

　　纪实摄影以他者的视角，记录下了农民工在这一特定时代中的境遇，一点一滴地拼凑起农民工和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摄影师在记录这一群体的同时，也在试图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因素相连，描绘农民工身处的这个时代及各种权力之间的结构关系。照片记录下了农民工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中所处的位置，融入了作者对现代化、城市化、人口流动、社会公平等问题的思索，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窗口。摄影师在担任时代记录者的同时，对纪实摄影除美学价值之外的伦理意义进行了新的尝试与探索，也希望引起人们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进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