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贸易政策效用函数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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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影响因素探究
【第一章】国内农产品贸易政策走向与实施效果导论
【第二章】国内外农产品贸易保护研究现状评述
【3.1 3.2】农产品贸易政策效用函数影响因素分析
【3.3 3.4】农业贸易政策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贸易政策
【4.1 4.2】我国的农产品贸易现状与贸易政策
【4.3 4.4】农贸政策保护效率与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
【结论/参考文献】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3 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的理论分析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运用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构建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因素及途径，以及在这些因素影响下，我国最优的农产品贸易政策。

　　3.1 效用函数与约束条件假设。

　　新政治经济学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其基本思想是将政府看作理性的经济人，分析政府在各种约束条件下，怎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因素主要有政治利益、国内利益集团和国外影响。本文认为，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还有国内农产品质量和国内资源禀赋约束。通过将这五个因素分别引入政府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可以求得我国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最优农产品贸易政策。

　　我 们 首 先 从 政 府 的 效 用 函 数 开 始 探 讨 , 假 设 政 府 的 效 用 函 数 为U[，，],为农产品贸易政策，假设当 = 0时，政府实行的是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 > 0 时政府实行的是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且值越大说明贸易保护越强，值越小，说明对于农产品保护越小，趋于自由贸易。

　　为政治利益，是政府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为政府带来的政治收益，政治收益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政党利益，赢得最大的政治声誉，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

　　为农产品质量，国家采用不同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国内可获得的农产品范围不同，因而竞争程度不同，农产品质量也会不同，在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要保证农产品质量最优。

　　为租金收益，在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获得租金，这些租金主要来自于国内利益集团，因此，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为政府带来租金影响农产品贸易政策，而且利益集团规模越大，活动越频繁，为政府带来的租金收益也越高。

　　政府的效用函数U[，，]是一个复合函数，政治利益、农产品质量和租金收益是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函数，效用函数又是政治利益、农产品质量和租金收益的函数。效用函数的第一层有确定的函数性质：效用函数是政治利益、农产品质量和租金收益的单调增函数，这三个收益越大，政府的效用越大；效用函数的第二层，我们下面要具体分析其函数性质。

　　以上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函数最大化有两个约束条件g ≥ g和r ≥ r（t），g、r（t）是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可行选择范围，g表示农产品生产依靠的自然资源禀赋，农产品生产极度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禀赋，这是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内部约束；r是国际影响，因为农产品贸易政策会受到国际规则和其他国家行为的约束，这是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外部约束。因此，在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下，政府在农产品上的最优贸易政策可以确定为：

　　Max U[，，] s.t g ≥ g and r ≥ r（t）上面，我们确定了五个影响因素通过什么途径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政治利益、农产品质量和租金收益主要通过影响政府的效用函数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而国内资源禀赋约束和国际影响主要是通过约束我国政府可采用的贸易政策选择范围影响政策制定。

　　下面分别对各个因素与贸易政策的关系进行分析：

　　3.2 效用函数影响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分析农产品贸易政策如何影响政府效用的三方面利益实现：

　　3.2.1 政治利益。

　　首先，讨论政治利益与贸易政策的关系，即确定的函数性质，通过确定的性质可得出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如何影响政治利益实现。

　　农产品贸易政策是一个公共品，各方面影响因素都会对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但政府作为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在农产品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有着更加突出的影响力。我国政府站在宏观的角度，为实现政治收益，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起着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的作用。

　　农产品是我国贸易保护的重点领域，我国政府首要政治利益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我国政府的总目标是"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我国将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粮食自给率不低于 95%,净进口量不得超过国内消费的 5%".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的第一个主要任务是：切实保护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

　　注重永续发展，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发展节水农业、循环农业。2014 年，政府重新规划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出台了《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纲要》指出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全面提升食物质量，优化品种结构，稳步增强食物供给能力。到 2020 年，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 5.5亿吨以上，油料、肉类、蛋类、奶类、水产品等生产稳定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依然长期坚持粮食高自给率的原则，但不再过于坚持 95%的自给率红线。

　　中央的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对于农产品贸易中的粮食贸易，中国一直坚持高自给率的政策，近年来，国家已经放弃了 95%的自给率红线，但是对于保证我国的粮食耕种面积在 18 亿亩的红线依然没有变化，这些政策都说明政府要确保国内粮食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我国是人口大国，稳定保障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我国农产品贸易，国家意志决定对农产品贸易采用保护政策，而且，对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力度越大，政策得到的国家利益也就越高，即pt> 0.

　　对怎样实施限制粮食进口政策，在加入 WTO 后，我国也已经将农产品进口关税下降很多；现阶段，我国除了采用关税和关税配额保护农产品贸易外，还通过进口经营权的垄断和设置农产品的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新的保护手段实现对农产品贸易保护，通过控制主要的粮油企业来限制农产品进口。我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水产品、蔬菜、水果和坚果、畜产品、食用油，对于这些我国产量丰富的产品，我国政府采用的主要采用帮扶政策，促进企业出口。

　　上文系统论述了我国政府在农场品贸易上的基本态度和手段，可以看出，由于农产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在农产品贸易政策上，贸易保护是有利于政治利益实现。对于函数而言，政治收益是农产品贸易政策的增函数，即对农产品贸易保护力度越大，政治利益越大。

　　3.2.2 农产品质量。

　　现今，农产品的不仅要保证数量问题，还有质量问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人们对于农产品安全、食品安全的关注越来越多。所以，在政府的效用函数中，农产品质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和数量安全同等重要。本部分将讨论贸易政策与农产品质量的关系。

　　之前的国内学者在研究讨论我国农产品贸易制定时，都没有关注农产品贸易政策对国内农产品质量的影响，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断爆出丑闻，地沟油、毒奶粉、染色馒头的新闻一次又一次的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农产品质量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十分重视，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农产品生产要坚持数量质量并重，更加注重粮食质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产源头治理和产销全程监管。但是食品安全问题却层出不穷，这与我国现行的农产品贸易政策导致的国内农产品市场缺乏竞争有很大关系。

　　农产品作为一种商品，其经济规律与一般商品一样，在市场缺乏充足竞争的环境里，农产品市场呈现为卖方市场，农产品的供给者没有动力提高农产品质量，因为不论什么样质量农产品，由于刚性需求，都能够卖出去；而且有的不法商人为实现更大利润，不惜采用降低农产品质量的方式和原料来降低成本，实现自身的利益。但是如果在一个足够竞争的环境中，消费者拥有更多选择的空间，那么低质量的食品就会被驱逐出市场，比如在毒奶粉事件曝光以后，国内就兴起的买国外奶粉替代国内产品的浪潮。说明增加农产品贸易有利于提升农产品质量。降低对农产品贸易的保护，就会减少对农产品贸易的阻碍，会促使更多国外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这样竞争会使得厂商提高农产品质量；而随着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加强，国内的农产品市场竞争减弱，使国内的农产品质量下降。所以，农产品质量是贸易政策t的减函数。

　　3.2.3 利益集团。

　　本部分将讨论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的关系，即效用函数中租金收益的性质，利益集团在我国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利益集团在政府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这方面最早的文献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沙斯施耐德《政治学、压力和关税》中对利益集团在 1929-1930 年的美国斯穆特-霍利法案形成的研究；50 年代，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发表《集团行为与国际贸易》，提出在某些情况下，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分析可以从大的利益集团行为中找到有用工具；60 年代的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以后，对利益集团影响贸易政策的问题研究更加深入，戈登·塔洛克就提出关税是利益集团游说结果的观点.到 70、80 年代，许多学者研究贸易保护政策的内生形成过程,提出不同的新政治经济学模型，这些模型建立在经济学自利方法之上，即选民、利益集团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在这类分析中，主要有：○1 芬德利、威利兹、芬恩斯和巴格瓦蒂提出的关税形成模型，游说集团请求政府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政策，进口集团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为自由贸易而游说，关税水平随着进口竞争产业的游说努力而不断提高，随着出口产业的游说努力而下降。在这个过程中，贸易政策是两个游说集团投入资源的函数，两个游说集团游说策略的纳什均衡决定了保护水平; 希尔曼和佩茨曼的政府支持模型，研究了处于衰退阶段的产业寻求贸易保护的问题.他认为政府对于衰退行业的保护不是为了寻求社会福利目标，而是为了政治支持的最大动机，对国内产业的支持会得到工业利益集团的赞同，但是会对消费者的利益构成伤害，遭到消费者的反对，因此贸易政策是在两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和权衡中得到均衡的；○3 马吉、布洛克等人提出的政治竞争模型，政府如何通过贸易政策来获取选票，从而取得执政权力；○4 迈耶的直接民主模型，提出了关税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认为对进口产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禀赋者来说，最优的关税为正，个人与整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别越大，就与自由贸易的关税相差越远，个人拥有的资本-劳动比率与整个国家相同，那么其最有关税为 0;○5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保护待售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不再假定政府赋予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水平以及确定的权数，而是内生的，政府和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提供政治捐献，政治家评价其在未来选举中的价值，而游说集团的捐献水平又与政府的贸易政策联系在一起，政府的贸易政策使得社会福利总和总捐献的加权和最大化.

　　现实中，各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受到各国国内利益集团很大影响，比如美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的国内农产品产业扶持政策受到利益集团很大影响；欧盟制定的出口补贴农产品贸易政策也受到联盟内部农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利益集团的影响。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团又有哪些呢

　　我国的官方文件上并不公开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因为党和政府反对社会中的一部人将局部利益置于国家利益至上，露骨的推行特殊集团的利益被批评为宗派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同时在决策中相互对立或者竞争的意见和法案一般也不被媒体广泛报道，许多政策最终以广泛协商一致通过的方式出台，从而避免了由于利益集团冲突暴露在公众面前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但是否认我国社会中存在利益集团是错误的，随着改革逐渐深入和政治民主化进程，我国政府越来越表现出对社会复杂性的承认和注重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不过，我国社会的利益集团和西方国家的利益集团有着明显区别，它们必须小心谨慎的表达利益，通过合法方式以合法理由向政府寻求支持，并保持与党和政府总目标的一致。

　　我国的国内利益集团首要表现为农产品的经营商，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农产品关系到国计民生，当然主要由国有企业掌握，这些企业在规模上十分庞大，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一方面贯彻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其自身作为政策制定的主要参与方，也深刻的影响政策制定。实行农产品的贸易保护政策，可以维持国内主要农产品的价格稳定，同时保持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的高位，这样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实现，因此在这些利益集团的影响下，农产品贸易政策有保护主义倾向。

　　我国国内另一个利益集团是农民群体。在国外贸易保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主要是从事农产品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在起作用，在我国也有这种利益集团的存在；但是国外利益集团没有农民群体，主要是因为国外的农业经营已经实现了农产品生产自动化和产业化，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人员很少；但是我国却不一样，我国的农产品经营既有现代化机械化的产业式经营，也有小农经济形态的存在，而且这个群体十分庞大，保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在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十分重要。

　　在中国有大量的农民主要依靠农产品生产谋生，假如政府采用农产品自由贸易政策，会出现贸易理论中的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描述的现象，在国外廉价农产品的冲击下，会使本国进口产品主要使用要素收益受损，即国内农民的收入会受到很大损害。而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大问题，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农民得到的利益最少，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的一样：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他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在考虑农产品贸易政策时，政府必须要考虑这一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尽量使农民利益不受损。

　　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过程中通过三种途径来影响贸易政策的制定：包括投票人、信息传播者和政治运动的捐献者。对于投票人的决策很容易理解，就是贸易政策在最后通过的时候，利益集团或者其代表在贸易政策的通过与否的决策上具有投票权，当贸易政策对利益集团不利时，他们可以通过投反对票来阻止贸易政策的通过；对于信息传递着角色来说主要是利益集团通过专有的知识向贸易政策决定者或者投票者提供信息，在这种角色下，利益集团的知识团体能够向不具备贸易环境信息的政治家或者投票者传递信息，这时，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的利益没有完全的联系，在向政治家或者普通投票者传递信息时，由于信息接收者一般会部分接受利益集团提供的信息，因此利益集团在传递信息时一般会夸大后果来获取他们想要的政策结果；政治运动的捐献者的途径主要是将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与政治家的利益或者政府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政治捐税途径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政策.

　　从上面的三种途径来说，我国利益集团影响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投票者和信息传递者的途径。农民这个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投票者的途径影响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我国政府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在农产品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尽量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投票者会通过投票选择贸易保护政策来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护；而特殊利益集团主要通过信息传递的方式，通过发布一些农产品自由贸易危险的信息，来引导政府决策者和投票人选择贸易保护政策。

　　在农民群体这个利益集团影响下，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政策会趋向于贸易保护，维持国内农产品价格在一定的价位；通过价格支持，比如农产品的保障价格收购等政策，保证农产品价格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在农业发展上，我国加入 WTO 后，为了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政府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并且开始加大对农民的补助，这些政策都是中国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农产品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保证了我国农民的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的健康发展。

　　所以从利益集团行为来看，利益集团活动越丰富，为政府带来的租金收益也就越高，政府租金收益m（t）对农产品贸易政策t是增函数，随着农场品贸易保护力度加强，利益集团的利益越大，需要更频繁的活动，利益集团的活动给政府带来的租金收益也越高，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租金收益。用数学语言表述为m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