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目录导航：
【题目】
李彦中文小说的女性价值观探讨
【第一章】
李彦小说中的女性观念探究绪论
【第二章】
历史反思：革命母亲的悲剧书写
【第三章】现实观照：海外女儿们的个体觉醒
【第四章】
不断发声：李彦女性书写的策略
【结语/参考文献】
李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三章 现实观照：海外女儿们的个体觉醒
作家李彦移居海外多年，其小说并不局限在中国地域里。小说除去对历史悲剧的反思，还指涉着华人女性的现实生活。即便“家园”的坐标已然从故土中拔起，扎根到海外，但华人女性的新生活仍然充满阻碍。在异质文化语境中的华人女性，是坚守传统的价值取向，还是蜕变出新型的生活抉择，成为彼此共通的生命考验。
本章研究作者对新移民华人女性的书写，小说描述了新移民华人女性遭遇着生存和理想的“滑铁卢”,迷失于坎坷曲折的婚恋，但作者通过平和江鸥两个华人女性形象点明新家园的女性应该勇于跳脱浮萍的自缚，找回对自我的认同，才能真正独立、正面地应对现实困境，实现个体觉醒。可见，李彦的历史书写关注的是对特殊年代革命女性的价值观的反思，而其海外书写则投注于当代女性价值观的思考。
第一节 海外女儿们的浮萍式生存
浮萍，在植物类中属于水面浮生植物，常形成密布水面的飘浮群落。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曾云“一叶经宿即生数叶”,表明浮萍的繁殖性强，在群落中占绝对优势。而“浮萍”在文学作品中，最初出处在汉代诗人王褒诗歌《九怀·尊嘉》：“窃哀兮浮萍，泛淫兮无根”,以植物浮萍的生存状态，比喻飘泊无定的身世或变化无常的人世间。后来“浮萍”成为重要的诗歌意象36.李彦同样采用“浮萍”为文化意象形容笔下的女性命运。如书名《红浮萍》即暗喻主人公平曲折沉浮的身世遭际，以及“何处是家园”的海外生存境遇。而平的姓名也隐喻“浮萍”,在加拿大是一名身份卑微、地位边缘的华人保姆。小说中，平更是感叹道：
“我像一叶自生自灭的浮萍，偶然出现在沼泽里、水洼中、沟渠间，不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只能在寂寞中彷徨，在风雨中等待着日出，在阴霾下苦苦地守望着蓝天。”37
这番感慨虽然是平的个体心声，却也深刻地代表着众多海外华人女性的心声。她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来到加拿大，在异质文化语境下，最先遭遇的是生存和理想相互碰撞的难题。
在整体创作中，李彦书写着纷繁的华人女性形象，呈现出海外华人女性群体犹如“浮萍”的聚居习性和生存图景。除了“浮萍”,作者也用“海底”形容自由却困苦的加拿大生活。李彦谈及创作《海底》时，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海归”、“海带”等用语，她更关注移民的“海底”生活，即“没有成为‘ 海归’的华人，在海外底层的生活”38.
为了强化“浮萍”与“海底”的隐喻，作者还采用双关语赋予人物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表述人物性格、身份或者命运。比如《海底》人物姓名都用海洋生物命名，全面地展现了文字符号的意义指向，隐喻不同华人女性的境遇，以此表现她们理想的幻灭和重生。比如《海底》中女主人公江鸥本意是一只自由飞翔的鸟儿，寓意着对理想和爱的追寻。小说中江鸥抱着对理想男性的化身--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崇拜，离开大陆奔赴加拿大寻觅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但是她却沉入了海底，面对重重阻碍：“在家庭中应对来自母亲的责难，还得在教会中应付虚伪的牧师，在生活中抵挡明枪暗箭的伤害”39,成为江鸥遭遇的现实困境。
平和江鸥的身上着重体现她们经济上的不稳定和对理想的艰难追求。而其他以双关语隐喻的女性人物，则凸显其缺乏安全感的物质生活和毫无根基的婚姻情感。如《羊群》的毛小鹰，其姓名符号意指稚嫩无主见的女性。小说中，毛小鹰带着儿子到加拿大与丈夫团聚，却不断遭受家暴：
儿子下飞机后，倒不过来时差，晚上不睡，挨他一顿揍。儿子出水痘，夜里痒得哭啼，他嫌扰了他梦境，将母子俩撵到客厅沙发上睡。隔了门还是能听到哭声，冲进客厅又是一顿老拳。毛小鹰出国来一时找不到工作，要靠他养活，他觉得吃了亏，便整日骂骂咧咧，将她当老妈子使唤。他在家中横草不拿竖草不沾，每日上班要穿熨烫笔挺的衣裤，还规定三餐定点准时开饭，且必有荤腥。稍有差池，就掀饭桌，上拳脚。40
在这里，毛小鹰的女性命运悲剧昭然若揭：华人女性在加拿大举目无亲，毫无经济收入，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着丈夫的暴虐行为。最终毫无主见的毛小鹰又接受大家的劝说，搬回丈夫家里，并且在其精神高压下，逐渐断了与教会的往来。类似者还有银鳗，她为了远在家乡的情人杨子鳄，到加拿大与丈夫老蟹协商离婚，却遭到父子的反对和虐待，不得不逃出家庭寻求他人的帮助。然而，银鳗毫无经济来源，只能寄人篱下，屡屡给他人带来麻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迷惘造成她性格上的软弱和自卑，毫无主见。除此，银鳗的情感经历也是毫无根基的，当她得知情人扬子鳄是经济罪犯，已被通缉伏法，“曾经憧憬过的美好前景一下子烟消云散，她的分居也变得毫无意义”,最终银鳗不得不回归家庭。
除了上述女性形象，其余还有水獭、红藻、翠螺、黄鳝等人物，这些姓名符号折射出华人新移民各异的性格特征和相似的生活景况：在加拿大这片“自由海洋”中，蛰居着许多弱小的海洋生物（新移民），他们生活在“海底”,意味着他们低下的身份、贫困的经济基础和对未来的消极无力感。
第二节 形塑独立理性的女性主体
李彦笔下的华人新移民大多在国内已经受过严格的高等教育，有着体面的工作和理想的生活前景，但是，他们一旦跨出国门，意味着过往成绩的清零，一切重新开始。在加拿大的海底生活里，尽管挣扎着许多迷惘的小人物，但作者仍然在迷失者和觉醒者的对比下，形塑独立理性的女性主体。
《红浮萍》塑造了顽强自立的华人女性平，她虽然是一名华人保姆，但她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支配剩下的时间读书、写作，渴望实现文学梦。在小说第五章中平举办本地作家聚会的情节展露了平在生存和理想之间的矛盾。首先是来自富孀汤姆森太太的冷嘲热讽。小说将汤姆森太太作为平的对立面，用“不屑”、“不快”、“冷笑”等情绪来表露其对文学的否定，对平的理想的否定。但是，平并没有感受到挫折，在汤姆森太太对待作家的态度中，平选择试图去理解汤姆森太太的想法，并且坚定自己的决心：
作家，诗人，在这个国度里，地位并不比普通的劳动者高多少。没有“作协”“文联”给谁发工资，作品若是卖不出去，或是卖不上几两银子，就得揽零活，打短工。无怪乎老太太提起“作家”两字时，也会轻蔑地翻白眼。
但在我眼中，这些人都属于值得尊敬的严肃的灵魂工程师。至少，大家还不肯为了金钱而玷污文学这个神圣的字眼。41
此处可见，虽然平追求“文学梦”的初衷并没有写明，但是在言语之间，平展露了自身对文学的尊敬和理解：尽管写作并不能给自己带来钱财和地位，但平依旧为这份神圣的文学理想而奋斗。除此在作家聚会举行时，平内心的波动也折射出她本身对理想的憧憬和迷茫：平身处海外，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语境里，要试图以英文创作去打动其他作家和外文读者群，无疑是非常巨大的挑战。面对生存，平只能出卖劳动力，换取低廉的工资和舒适的居住环境；面对理想，平只能默默坚守，期盼得到更多的认同。尽管生存和理想都不容客观，但平并没有自暴自弃，她仍然追求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在《红浮萍》的尾声中，平的小说初稿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意味着平拥有了实现理想的平台。这也暗示了“浮萍”只是一时的境遇，坚持不懈的个人奋斗往往更能接近梦想。
《海底》的江鸥也是在“海底”中觉醒的女性个体。首先，江鸥在加拿大的生存环境可以说非常恶劣：一套一居室的单元，半截在地下室，半截露出地面。但是，江鸥和珊瑚不愿意依靠政府发放的失业补贴，而是选择过独立自主的、有尊严的生活；其次，江鸥的家庭生活充满着诸多矛盾。江鸥因曾经遭遇母爱的缺失，而不愿意让孩子贝贝重复被母亲遗弃的痛苦。在与母亲珊瑚关于育儿理念和事业观等争执中，最终说服了母亲，重新恢复亲密的家人关系。此外，小说中还多次展现了江鸥的孩子贝贝的成长问题。三岁大的贝贝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在生活上并没有像其他正常成长的小孩那么聪明活泼，但江鸥竭力以母爱温暖孩子的心灵；第三，尽管江鸥的事业屡遭挫折，但她面对事业困境也没有自暴自弃，仍然尽忠职守地做好自己的职责，从而凸显了江鸥坚强勇敢的女性气质；第四，江鸥对教会的情感态度从信赖到质疑。原本江鸥希望教会能帮助她从精神上获得鼓励和帮助，却没想到随着与教会往来的深入以及他人的交流之中，越加发现到“大家毕竟都是在集体主义氛围下长大的，骨子里都怕孤独，怕被疏离和边缘化。习惯了之后，走到哪儿都渴望有一群朋友，有一个组织可以依赖。在海外，除了教堂，哪里还能找到这种地方？”42这种醒悟令她更加坚信，教会不过是一个聚集华人，相互温暖彼此的平台，却失却了信仰所赋予的神圣意义。除此，江鸥还目睹诸多牧师和教徒之间关于宗教理解和教会规章制度的争执，看透了教会的世俗本质，最终还是执着于内心信仰的白求恩所代表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暗示了作者对基督救赎论的怀疑，而把自我拯救视为正确途径。
除了上述四点，《海底》也着重描写了江鸥的文学梦。对江鸥而言，“文学是一片神圣且充满魅力的海洋。除此之外，她再也找不到另一个地方，能允许她倾吐，允许她躲藏，赋予她创造的乐趣，注入她的自信与豪放。”43正是这样执着的信念，才使她艰难地舞动着双翅，在风雨中奋发着飞翔。因此，江鸥没有在疲于生计的困境中放弃写作，相反，她将写作视为自己不可缺少的习惯，直至在最后完成了小说初稿并寄给诸多出版社审阅。小说最后，作者借用江鸥回归梦境，肯定了女性为自身所作的努力，并且暗示了不懈的努力所带来的希望：
冥冥中，她感受到了一丝关注，不知从何而来，携带着温馨的光明。
四下里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隐隐地从人丛中出现。那注视是如此宽厚，那微笑又如此深情。没有语言，没有生硬，她却从心底里知晓，那丢失多年的、苦苦寻求的爱，终于显现了身影。
……
耳边响起了一个清晰的声音，去吧，一直朝西走，你会在石壁上，寻找到携刻着的姓名……44
江鸥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在加拿大的经历可以说一波三折，但她仍然坚定地在加拿大生活--“这里明明不是家园。可我们又总在寻找梦中的家园。”45可见她并没有纠结于外界带来的打击，反而更多地审度自己的内心世界，坚持着女性自我的独立思考。《海底》尾声显露出了李彦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和展望：为理想而奋斗的江鸥成功地离开了酒店，前往律师事务所担任办公室经理。最终，她的小说还得到了出版社的肯定，离“文学梦”无限地接近了。除此，江鸥的儿子贝贝也终于能够说出他人生第一个完整的句子，迎向了新的成长阶段。这种光明和向上的结局，是李彦在《红浮萍》和《海底》中种下的希望种子，鼓舞着身处异域拼搏的“浮萍”们或者“海底生物”们，应该迎难而上，主动破除困境，变成真正的“江鸥”们。
与此同时，作者刻意用对比的手法，凸显平和江鸥在坚持和奋进下带来的成功，而反衬姚翠螺、银鳗等没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们必然以浮萍状态继续悲哀地生存着。比如作者在刻画姚翠螺的形象时，先道出她外表娇柔，骨子里率性果敢的一面，本有自己的经济收入，完全能够承担移民生活的压力。然而，姚翠螺却耽于情爱肉欲，屡屡陷入疯狂的婚恋困境，在旁人艳羡的异族婚姻中仓惶逃离，又迷失于新恋情中。这种没有自我救赎意识的“迷失者”形象恰恰形塑了独立理性的“觉醒者”形象。
第三节 探讨理想婚姻中的两性关系
李彦擅长书写复杂的两性关系。在上一章的分析中，由于家国情怀的催化，女性的婚恋被捆绑在政治的国柱上，如《红浮萍》中的雯和《海底》的珊瑚，只能演绎了理想和婚恋的双重悲剧。当海外华人女性在婚恋问题上则面对更多可能性。作者曾深刻地谈及家庭问题，在其自述中指出：“不同类型的女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会不尽相同，不该用统一的标准。在不断地反思后，还是决定找回自我，按照真实的感觉去面对生活。我从没思考过如何保持女人的魅力或是使婚姻保鲜这类问题。能够欣赏你的人，自会留下来陪伴在你的身旁，一同品尝生活果实的甘苦。走了的，本就不该占有你生活中的位置。”46因此，小说中两性冲突的尖锐性，不仅深化了在海外追求真爱却迷惘和失落的女性群像，也强调了作者对婚恋纯粹性的肯定与坚守。
首先，作者描写了诸多海外女性的婚恋悲剧。上世纪 20 年代，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讲述家庭主妇娜拉为摆脱男性，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而出走的故事，曾引起了中国对女性解放的热烈讨论。然而时至今日，在李彦的新移民小说中华人移民女性在遭遇挫败的婚恋困境时，出走还是回归，仍成为女性能否真正解放的重点。作者指出实质：女性想要解放自我，往往需要自己付出代价，才能抵达重生的彼岸。如果内心仍根植着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其婚恋也会陷入循环往复的困境。比如上述的毛小鹰和银鳗，都因为缺乏经济基础，毫无主见，即使逃离家庭后必然回归家庭，沦为男权下的牺牲品。而像《嫁得西风》的叶萍虽然敢于追寻真爱，勇于解除婚恋的束缚，但仍旧迷失在新的归属当中，而这离女性真正的解放，仍然有着极大的差距。
此外《海底》也描述了姚翠螺的婚恋悲剧。她在辗转于加拿大的孤单生活中，和“负八”、“马泊六”、“负十三”、大白鲨等男性轮番陷入疯狂的肉欲之情，为了获得情爱，甚至威胁对方，服毒自杀，却最终还是沦为我负你，你负我的悲惨下场：在姚翠螺与大白鲨的恋情中，大白鲨是一名房屋中介，平时风度翩翩，实际上是个油嘴滑舌，善于连蒙带骗的市侩小人，以致让姚翠螺损失钱财之外还遭受对方的性暴力，但姚翠螺耽于虚荣，宁可偷偷与各种男性乱搞，也不肯离婚。最后，在江鸥的点拨下，姚翠螺幡然醒悟，但离婚之后，她并没有反省自己，又迷失于新的恋情对象--偷偷吸毒成瘾的青蛤，最终只能陷入迷失。
除此，《嫁得西风》和《海底》也共同刻画了两个执着于初恋而追寻五十载的母亲--浸润着三四十年代革命和浪漫气息的陶培瑾（《嫁得西风》）和珊瑚（《海底》），当她们得知初恋对象背弃誓言与她人结合后，前者抱恨而去，后者伤痛难当。作者以女儿的叙事声音谴责了男性的虚伪：“为了一个男人虚假的誓言，母亲竟然就毁掉了她本可享受的爱情与人生。”47这也侧面反映出迷失自我的女性最终只能吞食苦果。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发现，女性在外在规范和内在需求中，形成割裂的意识，产生了两个“自我”:“一个是社会规范的‘自我',这个’自我‘只要母性、妻性得以被认可，就会得到满足和实现；而另一个’自我‘却是女性本真的自我，是自由的女性个体，而它恰恰与前者是背离和冲突的。”48当女性个体服从社会规范，克制自我欲求时，往往选择沉默；而当女性个体执着于追寻着本真的自我，却只选择迷失在理想化恋情中，而不规划自我时，最终也只能画地为牢。由此可见，这些遭遇婚恋失败的女性都没有认识到“女性和男性，长期以来总是一种对立的结构，而且，对立的双方总是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平等地位，一方总是主要的、优先的、主导的。另一方则永远是次要的、派生的、受压制或被否定的。主从关系明显，既彼此区分、又相互牵连，既相互作用又不可分离。”49这导致了小说的女性试图努力逃离失败的婚恋时，没有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而寄希望于男性身上，最终只能成为婚恋的“迷失者”.
其次，作者也在不断为海外女儿们探寻一种极为理想的婚姻关系。其中两对比较和谐的夫妻有蔡玉媚和向日葵，幽兰（胡太太）和胡家棠。
第一对夫妻蔡玉媚和向日葵的婚恋在文本中并没有过多的描述，只在小篇幅中得以展现。即便如此，李彦仍然借用寥寥数笔诠释出一段美好的异族婚恋：加拿大青年向日葵和台湾女子蔡玉媚相识相恋之时，男方是一个内向的人，宁可待在家中抱孩子做饭，也不愿意去外界拼搏，而女方则活泼能干，善于做事。因此，正是这样的互补，在加拿大的婚姻生活中，蔡玉媚享受着西方文化生活，承担着工作养家的责任，而向日葵反而深深迷恋古老的东方文化，甘做一名家庭煮夫。这种充满戏剧性的两性关系，可以说打破了以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生活观念。李彦透过描述这段婚恋，正是展示出了男女在人格和家庭上的平等，以及互相承认和尊重的理智态度，才能走向幸福。
第二对夫妻胡太太和胡家棠则细化了这段理想婚姻的相处模式。小说中身为胡太太的幽兰是中华妇女会的会长，苦心经营着每一次聚会，团结着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人女性，颇受众人尊重。胡家棠则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工程师。在外人眼里，幽兰和胡家棠的婚姻更是一段幸福的佳话，但在小说中，李彦以全知视角解读了这段佳话的前因，点出了在婚姻中的女性态度：头脑清晰且较多理性的一方，终究会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
作者从胡太太的视角切入，揭露出胡家棠不顾妻子想法，常以男性观念压抑妻子的大丈夫病。当胡太太提议出外工作时，胡家棠不仅认为妻子不应在外面抛头露面，而且不顾妻子的身体健康，嗜赌成性，稍不如意便打骂妻儿。作者弱化男性形象更能体现其打破传统性别关系的用心。其间胡太太成为瓦解婚恋困境的关键人物。小说里写到：
两年下来，幽兰咬紧牙关，终于攻下了社会工作学硕士学位。又经几番拼打，数度挣扎，在省政府的社会福利部任职多年，担任主管后，终于在事业上站稳了脚跟。经济上的独立，出众的人品，毫无疑问为她赢得自尊与自信。何况夫妻相处，久而久之，头脑清晰且较多理性的一方，终究会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随着女儿身高的不断增长，胡家棠越来越多地发现到妻子身上的可爱之处，也变得越来越善解人意，终至成为如今人人赞扬的贴心丈夫。50
此处可见，胡太太最终通过自己努力获取独立的经济能力和出众的人品，赢得了社会和丈夫的尊重，从而激发胡家棠改变自我，成为人人赞扬的贴心丈夫。这种转变也强化了女性的主体性作用。上述展现了作者对新型婚姻关系的认可：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共同付出互相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家庭美满。作者也肯定了海外女儿们对婚恋纯粹性的肯定与坚守，显见出个体觉醒的可贵。
最后，作者也暗示了女性对婚姻的思考不应局限在世俗的价值判断上。《海底》的江鸥在婚恋上，她追求真爱，敢于摆脱世俗观念，但江鸥似乎有精神上的洁癖，一旦男性暴露出其自私卑微的一面，她往往感到难以容忍，会选择毅然转身，拂袖而去。在小说中，作者以隐晦的笔墨描述了江鸥曾经的恋情：初遇王子时，王子的英俊潇洒和亮丽的歌喉令她心动，但二人却无法产生更深入的情感共鸣；二遇“蓝色草原”,但其远赴海外后便抵御不住物质生存的诱惑，放弃了对理想的追求，不似江鸥这般固守心灵的执着；三遇海星，江鸥忧虑于双方在文化背景上的隔膜会造成今后生活的不平等，因而只能作为知心的朋友，止于相互欣赏的地步；四遇陛下，其虽为研究高能物理出身，但具备丰富的文学知识，促使江鸥动情，并与之结合。然而，热恋之后的真实生活，却遭遇到男性观念的挑战：陛下坦承，落入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应当是飞针走线的慈母，而非沉迷于读书阅报的学者。这点分歧正是男性对女性的天然压抑，试图通过拒绝女性的自我成长，以男性设想的理想女性形象来引导女性。这种自私狭隘的观念对江鸥来说，无疑令她失望。在李彦笔下，江鸥不仅是一名坚强的女人，还是实实在在的“人”.她不畏惧海底的困境，也不畏惧外界的流言蜚语。在数段跌宕的恋情中，她勇敢地追寻真爱，但发现婚姻状态转入危机时，她毅然放弃不完美的婚姻，成为单身母亲。如小说所言，“单身母亲的角色，处处妨碍着她的事业发展与个人生活”51,但是江鸥却没有丧失自己的信念，在生存艰难的处境下更不以婚姻作为解决的途径。这种不为婚姻束缚的自由态度，也体现出女性对自我的担当和负责。类似者也如《嫁得西风》的单身母亲夏杨，其在与前夫丁抗美离婚后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放弃新恋情，选择自力更生。
综上，作者通过描述不同华人女性在生存、理想、婚恋等问题上的失败与成功，从而肯定了觉醒的女性个体--比如华人保姆平不顾外界的压力，通过个人奋斗而实现“文学梦”;胡太太通过提升自我找到认同，最终得到社会和丈夫的尊重，收获幸福婚姻；独自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江鸥则说明她渴求的爱情本质是精神上的共通，而非对稳定的经济基础的追求。而其他女性在生活和婚恋的失败缘由，要么畏惧于男性话语权，要么纠缠于情爱肉欲，要么固执于陈年旧恋……这些与“觉醒者”的女性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写作者李彦而言，残酷冰冷的故土记忆和自由激情的移民生活构成其反差式的双重文化体验，无形中促使其对个体精神理想的坚守。这恰恰说明了“移民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人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认同所决定的，由自己主观愿望驱使走向异邦的移民，在经历基本生存并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一般都力图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中。从国家概念上，移民可以认同居住国，以加入该国国籍的方式成为某一国的公民，成为国籍意义上的外国人。在价值观念上，他或她可以认同居住过文化中的诸多层面，尤其是那些自己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在所在国法制和公民权利的社会规章中得到遏制的成分。”52因此，作者屡屡肯定海外女儿们通过个人奋斗实现理想和婚恋自主的个体精神理念，而反感中国大陆以金钱作为世俗成功的衡量标准，从而在写作实践中有意识地输出自己的女性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