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中二元对立的表现及解构

　　摘    要：　二元对立是解构主义意图批评和颠覆的命题，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解读出《V.》中的三组二元对立：意识上的理性对立传统、性格上的冷漠对立专注以及时空上历史对立现实。在二元对立之下，世界呈现一片荒诞、混乱和不确定，人人追寻着一个终极话语和一个确定意义，最终人人一无所获，反而陷入了对追寻的目标的依违两难、无所适从的困境，甚至导致自身身份的消亡。V这个楔形符号本身就表现了一种对立的象征意义，通过对二元世界的悲剧式描绘，品钦表达了对后现代社会深切的关怀和对其解构式的反思。

　　关键词：　解构主义; 德里达; 二元对立; 品钦;

　　托马斯·品钦是二十世纪着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他的诸多作品无论从内容、思想以及创作技巧上都鲜明地反映着后现代的独有特色。他的处女作《V.》是他的八部长篇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追寻的主题、熵化的世界、科技的焦虑等元素在《V.》之后的小说中一再被重申，对《V.》的恰当理解，是打开品钦其他小说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品钦虽在后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但因其作品风格晦涩、内容驳杂、叙事破碎，对品钦的研究作品数量并不多。即便在国外“两千年以来，有关品钦研究的专着就有四十多部，论文集三十多本…品钦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全世界文学研究者的关注”[1]但这个数量依然无法与对其他同类作家的研究作品数量相提并论。在国内，对品钦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据综述：“自1991至2018，品钦研究领域内共有两本博士论文，5部研究专着，143篇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的发表，而单独研究品钦长篇小说《V.》的论文仅有19篇。”[2]《V.》的研究者们的视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思想主题方面对其“追寻”和“熵”的研究，语言方面对其“迷宫技巧”和“黑色幽默”等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的研究，文化方面对其反殖民话语的研究。虽然解构主义在品钦研究领域内有所涉及，但多数研究者未对此做出专门论述，更勿论这些旁敲侧击的提及往往只侧重在后现代叙事语言技巧的解构和消解方面。本文从《V.》文本内的叙事模式和元素出发，着重分析了品钦在文中呈现的三组二元对立，目的是揭示品钦面对二元世界时的解构主义思想。
 

　　二元对立原是结构主义批评分析文学作品的重要手段。在结构主义看来，世界的的本质不在现象内部，而在现象之间的关系。“当研究对象被分解为一些结构的成分后,研究者就可以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相互联系的排列、转换等关系……研究者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和把握对象结构的复杂性。”[3]简而言之，结构主义认为事物可以分割，在分割之后重新进行对碎片现象的“排序”或“编配”，就能找到现象之间确定的关系。

　　以德里达思想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其的颠覆。德里达强调概念和意义的开放性和“散播”性。所谓“散播”，意味着文本不能被固定地解出“终极诉求、中心真理或终极真理。”[4]便是说，德里达批判二元关系的对立，否定西方哲学史上围绕“逻各斯中心主义”展开的一方压倒另一方、此消彼长的二元关系的认知，主张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

　　《V.》整本书可以说是通过二元对立的元素来构建的：从宏观大背景下科技文明和传统的文明对立；到细化的各个角色自身性格的对立；甚至在一些细微的事物中我们都能找到二元的隐喻：书中的十字架雕花发梳本该象征救赎，然而救赎的主人公耶稣却不在雕花上，替换耶稣的是五个绝望挣扎的士兵图像，于是救赎和绝望便成为一组二元对立的元素。此外，书中频繁出现的假牙、镜子等物体，都明显喻示出一个二元的世界。

　　一.   二元对立的表现

　　1.  二元的社会意识：理性文明与传统文明

　　《V.》的叙述主要由双线展开：1899年直到二战结束的历史片段和开始于1955年圣诞结束于1956年斯坦西尔坠入大海的现实事件。这半个多世纪正是世界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的大变革时期，科技可以说是一切变动的根源。自启蒙运动以来，经过数次的工业科技革命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彻底性变化，国与国的关系因科技力量而完全改变。福柯认为，科学“在这一意义上，就存在着一个话语在其中生产它的真理的‘领域’(立场)，在这个领域之外就是非真理”。[5]也就是说，科学一词替代了传统的宗教神，成为现代至高无上的新“上帝”。现代人类开始崇尚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与传统的信仰起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文明不接纳新兴思想，新兴理性主义则斥旧式的或者原始文明为反科学、反理性、非真理。书中作为自诩文明的欧洲人莱普西厄斯说：“…在欧洲，你知道，我们十分文明。很幸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立足之地。”[6](P81)

　　品钦在小说的细节处理上大量叙述了科技文明和原始蒙昧的对立。工具理性的拥戴者们生活中充斥着科技痕迹：全病帮成员福格斯唯一的日常活动是摆弄干电池、曲颈瓶……把自己前臂皮下植入两个电极以便看电视；埃斯特用现代医学科技改造自己的鼻子；邦戈·沙夫茨伯里在火车上吓唬小妹妹米尔德里达--裸露出手臂展示他缝在肌肉里的微型的电开关。

　　另一方面，作为站在科学对立面的典型人物普鲁费恩拒绝一切工具，他“不会管理运输，不会开起重机，不会计算商务载重…甚至还没有学会开车……”。（P34）所有能与现代科技挂钩的事物，他几乎都笨拙到了极点，以至于成为现代社会的边缘人。普鲁费恩名字的含义是“亵神的，世俗的”，这既可以理解为他对宗教神的敬谢不悔，也可理解为对理性神主动拒绝。

　　如拒绝了理性文明的普鲁费恩一样，还有一群宗教的卫士也同样在现代科技的浪潮中抗拒着科技文明。费尔林教士疯魔般在污水沟中为老鼠布道；在修女学校上学的维多利亚一生更是离奇：作为爵士的女儿，她是传统的、宗教文明的产物，但由于现代文明的冲击，她从叔叔口中得知一个玩偶般世界———欧洲的殖民地，于是维多利亚离开了修女学校，开始了殖民地的旅行。然而伴随维多利亚对理性文明的见证，她对宗教文明坚守却越来越疯狂。尽管维多利亚身份一次次的转变，身上科技文明的烙印越来越多：体内替换了人造牙齿、人造眼珠、肚脐、腿和各种器官，她至死仍男装假扮成神父给马耳他的人民布道，并疯狂地劝说当地的姑娘们都成为修女，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耶稣。

　　2. 二元的人物性格：专注与冷漠

　　全病帮的成员是书中花了诸多笔墨描绘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是被社会遗弃的一类边缘人物。全病帮的每个成员因外部或内部的因素成为社会的另一种异端。埃斯特接受不了自己犹太人的鼻子，普鲁费恩不能和现代科技下的物品和谐相处，斯坦西尔在自己的生命里只看得到阴谋和秘密。这群人的性格中都极为明显地反映着对立的两个极端：专注和漠然。

　　普鲁费恩面对葆拉、菲娜和蕾切尔三个人献上的爱意无动于衷，他坚称自己是没有灵魂的无生命物品。女人在他眼中也同样不具有生命，对他来说女人“就像是意外事故：断了的鞋带,掉下的盘子,新衬衫上的大头针”。（P149）普鲁费恩极力坚持自己的理念，否认现代科技下一切事物的生命力，包括否认掉自己的爱情，最后远走异国。

　　埃斯特的冷漠是她面对旁人的关心时的冷漠，蕾切尔支持她的开销，为她解决各种欠款，但埃斯特并不感激蕾切尔，她用无所谓的态度和全病帮的每个异性发生性关系，她只专注于去除犹太式的鹰钩鼻这一事业，力图整容成美国上流人物典型的翘鼻，并欲图通过整容后的面容来获得一份完美的爱情。

　　斯拉伯和斯坦西尔则是专注与冷漠的两个完美集合体，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专注一件事物后拒绝任何其他的可能。斯拉伯是一位“紧张症表现主义”画家,他的画技可圈可点,但他只画丹麦奶酪酥皮饼，因而他一直籍籍无名。冷漠是人们面对陌生的、无序的外部世界的条件反射。对边缘人来说，偏执则是他们在面对混乱时坚持自我意义的一种策略。“斯坦西尔隐约意识到历史的无序，但他仍然相信纷繁的事件背后潜藏着秩序，而他的叙述则成为缓解或掩饰生存焦虑的手段”。[7]在无法接受一个具有多元的、不确定意义的世界的情况下，斯坦西尔选择追踪历史文本，并偏执地将历史文本当成唯一的精神寄托和获取世界真实意义的唯一途径。

　　3.  二元的叙事时空：历史和现实

　　《V.》中，人人都在现实存在，人人又都是现实里的虚无，社会仿佛始终沉浸在历史的废墟之中，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对立，他们试图在历史的背后找到真理。

　　从叙事线索的角度来看，《V.》的故事主要围绕现实和历史片段展开。现实中，品钦花费不少笔墨描绘了一系列的人物：普鲁费恩、全病帮成员等。历史中则有不断变换身份的神秘人物V，即1899年随父亲旅行的维多利亚、随后在佛罗伦萨的女创业青年、1913年法国的一个同性恋者、1919年的维罗妮卡·曼加尼兹、1922年的薇拉·梅罗文和1942年作为女扮男装的坏神父，以及在V.在场时间内的人物波彭泰因、埃文·戈多尔芬、老斯坦西尔、马伊斯特罗尔等人。连接现实和历史的，则是追踪调查V.的小斯坦西尔、历史的目击者现实的在场者舍恩梅克、艾根瓦吕和奇克立茨。这一系列的现实、历史和联结者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V形符号，两个时空里的两种不同的人物因为联结者们的回忆相互交织、穿插。

　　但与其说历史在书中是解开谜团的线索，不如说它更是笼罩在现实上的阴影。书中，蕾切尔在舍恩梅克的整容所中看到的镜子里的钟面即为象征。现实的时间和镜中的“反时间”相对立同时相共存，在恍惚中，蕾切尔甚至产生“或许只有镜子中的世界才有重要意义”（P45）的想法。历史时空对于小斯坦西尔的确是存在的唯一意义，对于其他人也是始终缠绕在心上的“真实”世界。小斯坦西尔在1956年宣称今年“是1913年”，普鲁费恩说：“为什么不是!”(P451)此外，老戈多尔芬的真实是在他1984年在维苏的探险历史；1922年福帕尔在南非庄园开“围困聚会”，要求所有人都换上1904年的装扮；1904年冯·特罗塔主导的屠杀，在1922年被复制。可见，小说中大多数人都将将现实弃置而依附在历史上活动。1984年之后的老戈多尔芬的所有时间对他而言都是空虚的；现实生活中，小斯坦西尔只是历史的复者和历史杂耍剧的扮演者，他没有主体的身份，在指称自己的时候，他永远只使用第三人称。将生命的意义完全寄托在历史文本上小斯坦西尔，当历史文本被破译完后，他自身的身份———无论是历史文本中的还是现实文本中的———都随之消亡———葬身在了大海之中。

　　二.   二元对立的解构

　　如同德里达所主张的，解构的运作“在于颠覆本质与现象、中心与边缘的区分，任何企图从某个单一的立场来界定意义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解构必须通过一种双重姿态、双重科学、双重写作，以实现对经典的二元对立的推翻。”[8]也就是说，事物的关系在解构主义看来并不都是此消彼长的单一关系，事物的意义是无中心、不限定的。品钦自己也认为：“小说中至少允许同时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英语…它使人获得解放，给人强烈的鼓舞。它并不是两选一，而是扩展了可能性。”[9]回到《V.》，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执着于追寻固定意义的人物最终不是在生理上消亡，就是在精神域走向空虚。维多利亚在爆炸中死去，剩下的尸体被当地的小孩分解；埃斯特被主治医生虐待；斯坦西尔沉入大海；普鲁弗恩则远走异国。

　　直到全书结束，品钦依然没有给出字母V的确定意义。V在书中是维多利亚的首字母，是小说主人公们常聚的酒吧，是普鲁费恩每日的行动路线，是斯坦西尔偷走的假牙张开的形状，是维纳斯的首字母……从小说来判断，V的符号可以指向一切意义，而按照德里达对符号的理解，任一符号都不存在中心意义，符号必须依赖几乎其他的符号才有意义和位置。V的符号本身可以什么都不是，V的意义是依赖其他符号才能产生所指意义的。V是一种开放的、不确定的意义，代表的是一种解构思想。传统的结构主义追求的非此即彼的确定意义在《V.》中不存在的，这对追求确定意义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因此老戈多尔芬说：“我已猜出它们的线索的意义，我想它一定会使整个世界发疯的……它会伤害你”(P230)

　　如果说小说中长篇累牍的主人公们混乱的行为举止描写晦涩地暗示了品钦的解构思想，那么至少有两件事物能直接体现这一思想：长螺丝钉的男孩和波提切利画中的维纳斯。

　　小说中普鲁费恩做过一个梦：一个男孩生下来在该生肚脐眼的地方长了一颗金色的螺钉，他二十年来用尽手段，终于连根拔除了这个祸害，然而在螺丝钉掉下的那一刻他的臀部也掉了下来。当男孩无法以解构的目光看待自己时，有螺丝的人体和没螺丝的人体于他而言是对立的，因而他陷入了困境。

　　书的第七章里反复描绘的波提切利画作里的维纳斯，则象征着品钦某种意义上对熵值爆炸的后现代社会的出路的思索。全画充满了解构主义的思想：画上的维纳斯虽然方出生，但她已被投进成熟和风情的世界中，她的目光是初入世间的纯净和，她的躯体则是成熟和风情的代表。但她既不是确定的风情，也不是确定的纯真，她是纯真与风情的完美的综合体而非对立体。透过维纳斯的形象人们找不到一个确定意义，因而她更显迷人，更具独特魅力，这也是品钦对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积极畅想。

　　三.结语

　　《V.》中的世界始终处于交织而对立的状态，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力图在涣散而无序的世界中追寻和破解出一个确定意义，最终却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怀疑和消亡的困境。但品钦并不旨在宣扬xuwuzhuyi，纵观全书，他倡导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合作，强调以能接纳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来抵御熵值膨胀的社会状态，以求生存。这种带有解构主义的思想在当今日益复杂化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参考文献

　　[1] 王华.关于国内外托马斯·品钦作品的研究综述[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4(12):107
　　[2] 张海榕,李梦韵.当代中国托马斯·品钦作品研究评述[J].外国语言与文化,2019(02):148-149.
　　[3] 黄雄发.二元对立原则与文学赏析[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4] 德里达.多重立场[M].余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1.
　　[5] 阿格尼斯·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19.
　　[6] 托马斯·品钦.[M].叶华年,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7] 王建平.《V》的隐喻结构与叙述视角[J].国外文学,2011(04):60.
　　[8] 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431.
　　[9] 托马斯·品钦.慢慢学[M].但汉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