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学研究的在方法发展上的历程

　　人口学有一套独特的数据搜集、处理、运用的技术与方法，这些技术与方法旨在更准确地阐释、论证人口各种要素的内在变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反映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英国人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 1620-1674)1662年发表人口统计学著作《关于死亡表的白然的和政治的观察》(Naturaland PoliticalObservations Upon the Bills ofMortality)算起，人口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其发展历史已经超过三白年。

　　在世界人口学领域，有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和被广为运用的方法，如约翰·格兰特1662年发表的生命表技术、都伯林和洛特卡(Dublin&Lotka)1925年推出的稳定人口模型、路易斯·亨利(Lour Henry)1953年创建的生育次数递进比、寇尔一德曼(Coale-Demeny)1966年编制的区域模型生命表、凯菲茨(Key-fitz)1968年所做的人口预测模型、1982年普莱斯顿和寇尔(Preston & Coale)的广义稳定人口公式、1985年菲尼(Feeney)的问隔递进生育模型、1998年邦戈茨和菲尼((Bongaarts& Feeney)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等，这些人口学家和冠以其名的人口学方法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人口学的共同财富。

　　发韧于近白年前的中国人口学。

　　中国现代人口学研究的真正发展始白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般以1918年陈长衡发表《中国人口论》一书为开端。鉴于数据收集以及分析对于资金、人员和技术的要求，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一直呈现理论有限而方法不足的局面。而且，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始终与中国人口的各种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围绕着问题和争论曲折前行。可以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为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提供了土壤，人口学研究孕育了人口学方法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年问，备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但讨论有余研究不足。当时的重要观点和论断主要是通过报纸进行探讨的，影响较大的包括邵力了1957年3月2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有计划地生育孩了》、胡焕庸1957年3月21日发表于《文汇报》的《从江苏的人口密度看人口问题》、马寅初1957年7月5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新人口论》等。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人口问题成为一个禁区，少人问津，尽管人口形势依然严峻，但学术探讨有可能变成政治批判，任何言论亦有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于是万马齐暗。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和人口学的发展均处于停滞状态。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各领域的思想解放，人口学在中国复兴。当时，得益于联合国人口基金对华援助项目，中国的人口学教学研究机构次第成立，大量国外尤其是西方人口学界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为中国学者所接触、学习和了解，并开始运用到分析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方面。

　　中国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结合国家要控制人口增长这一现实需要，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如何控制人口增长、怎样推行符合中国国情的计划生育等进行了集中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二是积极介绍和引进国外比较成熟的人口学分析技术与理论，使中国人口学研究得以与国际学术研究规范相统一。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的由刘铮等主编的国内第一本人口统计学教程在系统介绍人口学方法方面功不可没。该书对人口统计的基本指标、人口统计资料的搜集整理、人口普查的概念与技术、人口再生产诸指标、人口预测技术，以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等进行了详细介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除了对国外已经应用成熟的各类指标技术进行了分类介绍，并用中国本土的数据资料加以计算和举例说明之外，还介绍了在中国实践中创造的一些有效方法，如用于出生人数预测的实际生育率法等。这之后大量的人口统计学相关教材陆续出版。

　　与此同时，查瑞传等国内最早从事人口统计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口学者通过撰写论文等方式对常见的人口统计指标和方法加以推介，如“关于平均寿命的计算”、“人口预测的儿个基本问题”、“必须正确理解和运用总和生育率指标”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人口研究》杂志，也使用不少的篇幅介绍和普及人口学基本知识和基本指标，确立规范化的指标名称和定义。随着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的开展和一批当时的青年学者在国外学成归国，国外的现代人口学方法技术也通过翻译、译著等方式被引进。这期问的代表著作有《现代人口分析技术》、《人口问接估计技术》、《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等。

　　新技术的发展运用使人口学研究跃上新台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易学好用的统计软件的开发协同人口统计资料的丰富，带动人口学研究跃上新的台阶。从目前中国人口学的主要方法技术及其特点来看，不仅人口学特有的时期、队列分析等方法已被广为接受和使用，在人口规模、生育、死亡、结构、迁移流动等主要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以人口统计学指标为基础、以人口分析技术为核心、以多学科技术方法为拓展的人口学方法体系。

　　一方面，人口学在不断吸收其他学科营养和智慧结晶中发展。随着人口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仅仅拘泥于人口统计和人口分析技术已不能满足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需要，加上数据的日益丰富、计算机技术和软件的开发使用，不仅事件史分析、通径分析等新的技术被广为使用，越来越多的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也被运用到人口学研究中。如多水平模型在人口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以及不同类型的历时研究和事件史分析方法等。另一方面，人口学方法技术也为其他学科研究打开了一扇窗，尤其是源起于人口学的生命表技术目前已为多个学科领域所共享。如多状态生命表模型被运用于人力资源规划，探讨企业不同工作年数不同职位员工的流动状况等。

　　目前，我国人口学研究的方法、使用的概念、指标体系基本上可以和国际标准接轨，为我们从事国别研究、比较研究、区域研究创造了前提条件。

　　始终坚持围绕中国国情。

　　中国的人口学方法离不开世界人口学的发展，但中国的人口问题源于独特的中国国情。中国的人口学研究与时代脉搏相呼应，虽然历经坎坷，但始终围绕着最重大的社会问题，结合新的普查和调查资料，在借鉴国外人口学方法技术和其他学科有益思想和方法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发展，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学学科体系。

　　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践中创造出一些有效方法，如1979年宋健的人口发展方程预测模型、1986年马赢通等的递进人口发展模型、1990年刘铮等的标准生育率法、1990年蒋正华等的中国分区模型生命表、1997年马赢通等的出生性别比马玛陈(MFC)数学模型、2006年杨书章等的孩次性别递进比方法等，这些方法不仅用来有效解决中国特色的人口问题，而且为世界人口学方法的丰富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仅以人口预测模型和模型生命表为例。人口预测技术是研究人口规模变动趋势的主要人口学方法。早期我国学者对于未来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多利用倍增公式或线性方程等进行估计。如孙本文利用我国1953年的人口白然增长率以及按此增长率每年要增加的人口数，极其粗略地估计了10年、20年和72年后的中国人口总量。20世纪70年代为了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的广泛深入开展，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具有中国特色的用于出生人数预测的“标准生育率法”在中国基层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只要从基层调查，取得现有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如各年龄组妇女已婚和未婚人数，已婚者已生一个、两个的妇女人数，已婚未育的妇女人数等资料，就能安排生育计划。这些方法通俗易懂、简便易行，广泛流行”。我国著名的控制论专家宋健则将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人口预测之中，他以卡方生育模式理论为基础，建立了生育模式函数及其相应的预测模型，同时将总和生育率TFR参数直接纳入预测模型，使计算更加简便，还可以直接体现人口预测的控制目标的要求。

　　由于中国1982年以前人口数据贫乏的历史原因，国际上流行的儿种模型生命表均没有包括中国大陆人口的死亡数据。1984年国务院第三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组成了中国分区模型生命表编辑委员会，西安交大人口所负责进行了技术处理和模型表生成工作。他们利用我国1957年以来各种规模的人口抽样调查或人口普查的死亡数据，经过筛选和聚类分析，在兼顾死亡模式的相似性与地区的相近性的要求下，创制了分为西南、华中、华东、华北、东北与新疆五个类型或区域的中国区域模型生命表，成为中国死亡率分析与人口预测时的有力工具。从“拿来主义”到“中国制造”

　　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在方法发展上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到“中国制造”的艰难过程。虽然作为一门科学的人口学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准确、完备和先进的数据资料与较早发生的人口转变等事件孕育了丰富的技术方法，西学东渐和联合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项目使这些思想方法技术得以被引入国内，并带动了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和技术方法的运用。

　　然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同时拥有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提供人口学发展动力的复杂的人口国情远非发达国家的人口经历所能概括。诸如出生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等独特的人口结构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入城市然而又按时按节返回等独特的流动人口现象和“农民工”问题，任何源白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人口实践面前都显得有些苍白和简单，仅仅借用他国的方法手段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远远不够，要求中国学者必须结合本国实践经验创建中国本土化的人口学方法。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人口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要求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必须跟得上人口研究的需要。

　　类似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研究方法本身的进步也会促进学科研究的进步。我们预计人口学方法体系的未来发展趋势会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多学科方法与视角的融合是大势所趋。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深入，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有必要也有可能相互融合，取长补短。二是方法的创新会随着新的信息平台和操作平台的出现而有所突破。正如20世纪计算机技术及相关软件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口学的数据处理技术和模型构建技术得到了突吃猛进的发展一样，未来新的信息平台和操作平台的出现，会再次带动人口学方法的革命性进步。三是人口学方法的国际交流与本土化进程将相辅相成，共同发展。21世纪中国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广泛，中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的人口现象也吸引了大批外国学者投身到中国人口现象与人口问题的研究中来，我们相信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的碰撞定会催生新的适用于中国国情的人口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