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城市流动人口离城意愿分析

　　一、研究背景

　　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已达2.45亿，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显著的社会、经济特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人口迁移会呈现出更科学、更经济的发展模式。有研究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的聚集趋势多为向大城市集中，而且多是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大的城市群、城市带在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初具规模。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空气污染、生活压力加大等城市病的出现。

　　面对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学者们提出了控制城市规模的种种调控建议。黄润龙认为，应标本兼治控制人口规模，短期内采用严厉措施控制人口，但长期来看，还应从调整城市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速度上着手。丁金宏则认为应从建设人口间接调控机制出发，控制城市规模。

　　段成荣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强调了控制人口规模应坚持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积极建立人口动态平衡机制。还有学者认为，未来我国应积极通过制度改革为城乡间人口自由流动提供条件，为流动人口返乡提供服务。

　　2010年底，国务院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通知中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有利于引导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政府部门的引导无疑会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离城意愿进行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之间的离城意愿是否存在差异？城市内部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是否存在着引导作用？此外，本文还试图对影响流动人口离城意愿的其他因素进行研究。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2年5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组织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在全国32个省级单位进行，共调查流动人口15.9万人。其中，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作为试点，进行了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工作。本文主要使用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北京市抽样将全市划分为5层，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大兴区和其他区县；上海市抽样将所辖的17个区县各视为一层，共分为17个层；广州市抽样全市视为一层。第一阶段抽样在每个层内部以流动人口规模为抽样标识选取乡镇街道，第二阶段在每个抽中的乡镇街道内选取2个行政村居委会。三个城市最终共调查24 983人，其中，北京5 994人，上海14 993人，广州3 996人。

　　本文选择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作为因变量。就流动人口而言，影响其居留意愿的因素很多，居住情况日益成为影响其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许多专家针对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或条件开展了相关研究，他们认为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是使其融入流入城市的重要保障，反映居住情况的变量大致有几类，如是否租住、房租高低、与谁同住以及与工作场所间距离等。本文选择“认为居住条件差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烦恼”作为反映居住条件的变量。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流入时间均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存在影响。

　　已婚者与未婚者相比，通常会考虑到家庭未来的发展，在居留问题上采取不同的策略。户口、流入地的城乡属性等也会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主观感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动人口未来的居留选择，与家乡相比，当前的幸福感越高，未来留在流入地城市的可能也会越大。

　　不同城市的人受当地经济、社会和传统的影响，个人的居留选择很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此外，政府部门在不同主体功能区推行或引导的政策，也会对人群的居留选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考虑到上述原因，本文拟采用多水平分析方法，将城市以及城市内部各主体功能区的影响进行细致的探索。以下为本文所采用的模型：

　　其中，β0为常系数，Xijk为解释变量，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户口、受教育程度等）、流入时间、收入、与家乡相比是否感觉幸福、是否把居住条件差视为日常生活的烦恼以及流入地城乡属性等因素，β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cjk为反映主体功能区的哑变量，u0jk、v0k分别为区县级和市级的变截距项或变斜率项的常数项，e0ijk为模型的残差项。 i 代表个人水平，j 代表区县级水平，k 代表城市级水平。

　　三、数据分析

　　1.单因素分析

　　北京、上海、广州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打算离开的情况存在着差异，广州市流动人口离开的意愿高于其他两个城市（见表1）。三个城市里打算离开的流动人口性别差异不明显。三城市中，30~39岁年龄组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打算离开的比例均最低。从婚姻状况来看，未婚者中有更高比例的人打算离开目前所在的城市。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打算离开目前所在的城市，对比明显的是，广州市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中，有超过1/5的人打算离开。与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相比，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有更高比例的人打算离开所在城市。来本地时间越早越不打算离开，2010年以后来本地的流动人口在各自城市打算离开的比例均最高。中等收入的流动人口离城的意愿更高，在三个城市中均出现了这一现象，即月收入在1 500~2 999元之间的流动人口群体离城的意愿均最高，其次是1 500元以下群体，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群体离城意愿最低。离城意愿与跟老家相比的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与老家相比感到越幸福，未来5年内离开所在城市的比例越低，反之亦然。“是否对居住条件差感到烦恼”与是否打算离开所在城市没有显著关系，至少在广州市，对居住条件差感到烦恼的人未来5年打算离开的比例与对应者的相应比例差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三个城市中目前居住在村委会的人与居住在居委会的人相比，未来离开这个城市的比例更高。居住在重点开发区的流动人口未来打算离开的比例在三个城市中均最高，其中，广州市的该项比例为16.7%。

　　2.多因素分析

　　在模型拟合过程中，剔除了“是否对居住条件差感到烦恼”变量。在模型的个人水平上，性别和婚姻状况两个变量在未来是否会离开所在城市问题上差异不显著（见表2）。与40~59岁年龄组的流动人口相比，15~29岁年龄组流动人口未来5年离开所在城市的概率低14.2%，30~39岁年龄组相应概率低25.8%。与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流动人口相比，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离开本市的概率高29.7%，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相应概率高20.6%。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打算离开本市的概率比非农业流动人口高23.2%。与2005年之前来本市的流动人口相比，2010年以后来本地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打算离开本市的概率高1.406倍，2005~2009年来本地的流动人口相应概率高51.0%。月收入在1 500元以下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离城的概率比月收入在3 000元及以上群体高16.2%，月收入在1 500~2 999元之间的流动人口相应概率高25.6%。与老家相比在本地越感到幸福，未来5年内离开本市的概率越低，在本地感到很幸福和感觉幸福的人分别比感觉一般或不幸福的人离开本地的概率低67.8%和51.8%。目前居住在城镇的流动人口比住在农村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更愿意留在本地。在模型的县（市、区）级水平上，主体功能区的影响不显著。

　　北京、上海、广州三市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离开所在城市的意愿模型未能解释的部分，在城市级水平上为0.026，方差没有显著性差异，差异体现在下一层，即县（市、区）级水平上（见表3）。此外，还有部分未解释差异来自来本地时间（2010年以后）。在不同的县（市、区）内，2010年之前来本地的流动人口未来5年内离城意愿在县（市、区）内方差为0.091，2010年以后来本地的相应方差为0.133。

　　四、结论

　　对居住环境或条件的不满不会导致流动人口离开所在的城市。这与之前许多学者得出的结论存在着不同。居住环境的改善或许会提升流动人口对流入城市的满意度，增强对城市的认同感，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居住环境对流动人口未来的去留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本文发现居住在村委会的流动人口相比居住在居委会的更倾向于离开城市，而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城乡接合部等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带，这里房租便宜，生活成本较低，但居住环境可能相对较差，从这个角度来讲，通过改善城市郊区的环境，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减少城乡间的差距，无疑会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发挥重要作用。

　　与老家相比当前的幸福感对流动人口未来是否留在本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与老家相比更幸福，就更不愿意离开城市。当前新一代农民工或第二代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他们不像父辈那样仅仅满足于在城市地区获得收入然后再返回家乡。新一代流动人口无疑更加适应城市的生活，更愿意将自己的未来投入到城市。城市与家乡之间的强烈反差，会使得主观幸福感涌现的更加强烈。这也提醒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应加大对流出地区的建设力度，提升流出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减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当在大城市与家乡间感受到的幸福感差异不大时，人员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才会更加容易，这无疑会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个城市在城市水平上，对流动人口离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发挥影响的主要在县（市、区）级。

　　目前来看，政府划定的主体功能区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不同区县在城市中地位相差很大，有些区县产业较为发达，财政收入多，而有的区县受地理位置、产业发展等多因素影响，经济发展较不发达，使得公共投入落后于发达区县，这会对居住在该县（市、区）内的所有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与其他区县的相应意愿存在一个系统的差异。政府虽然积极的在宏观上对各区县进行科学布局，但短短两年时间还无法对这一局面带来根本改变。

　　最近两年来本市的流动人口对未来离城的看法并不稳定，随着居住时间的增加，对该项问题的看法会逐渐收敛。居住的时间越短，事业、生活大多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对未来的想法自然波动较大，其离城意愿也显示出较大的波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的工作、生活逐步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回答未来是否离城的想法将更为成熟。

　　参考文献：
　　［1］鲍常勇.我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分布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07，31（6）：67-75.
　　［2］黄润龙.“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之浅见［J］.人口研究，2011，35（1）：2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