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跨国团队工作提供了关键的平台支持。人们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现远距离的合作。电子邮件取代了传统的邮件，电视电话会议取代了面对面的商谈，网络传输取代了纸质文件的传递。由于跨国团队的成员往往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使用信息技术支持团队工作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虚拟团队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对虚拟团队的研究已成为信息科技与组织管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然而，相比面对面沟通，信息技术支持的沟通所能传递的信息量仍然有限，即使是可以传递丰富信息的网络视频会议也无法达到与面对面沟通一样的效果。因此，有必要比较成员在面对面沟通的团队中和虚拟团队中的行为，以更好地管理不同沟通模式的团队。
在跨国团队中，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差异。中国人强调合作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而欧美人则更加重视独立性和自我。以往对跨国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在跨国团队中参与度较低，更容易受到团队多数成员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化背景如何影响成员在团队中的行为，有助于更好地组织和管理跨国团队。
目前国内外对跨国团队的研究，较多采用实验室研究的方式，多选取学生群体作为实验样本。学生群体的数据相比企业中实际团队的数据更容易获取。然而，由于学生群体在知识背景、技能、经验等方面与企业或组织中的工作群体有所不同，所得结论不一定适用于企业中的团队。此外，目前对跨国团队成员行为的研究较多采用成员的国籍作为自变量，并使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对结果进行解释，考察更深层次的文化差异(例如自我建构)对行为影响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取中德跨国团队，通过企业调研问卷的方式进行实证性研究。中国和德国作为工业和制造业的大国，有着长期与广泛的合作，本文对中德团队的研究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研究目标包括:研究沟通模式(面对面团队、虚拟团队)对团队成员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文化背景(中国、德国)对团队成员行为倾向的影响;探索成员的自我建构对成员行为倾向的影响。研究结果将为跨国团队的管理提供指导意见。
1 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
1.1 概念模型
Benne和Sheats指出，团队要维持良好的绩效表现，需要满足任务需求和关系需求。对应这两种需求，需要成员在团队中扮演功能性的角色，即任务角色和关系角色。任务角色使团队能够清楚地定义任务，理清团队的目标。关系角色有助于建立并维系团队成员工作和长久合作所需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将对成员在任务角色和关系角色上的行为倾向进行研究。此外，本研究也将考察在跨国团队沟通中，成员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
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主要考察中德团队中，团队的沟通模式、成员的文化背景、自我建构以及其他因素对成员任务角色的倾向、关系角色的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的影响。团队的沟通模式包括面对面沟通的团队和虚拟团队两种典型模式。成员的文化背景包括中国人和德国人。成员的自我建构包括独立型自我与相互依存型自我两种形式。此外，也将考察成员的其他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位、跨国团队工作年数对成员行为倾向的影响。
1.2 研究假设
假设1:相比面对面沟通的团队，成员在虚拟团队中有较高的任务角色倾向，较低的关系角色倾向，较低的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较低的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
以往研究显示，信息技术影响团队的沟通过程。使用信息技术的沟通可以减少团队成员地位的影响，减少主导和支配，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团队中多数对少数的影响。但是，相比于面对面团队，虚拟团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转换话语权，团队成员间相互解释较少，满意度较低。此外，在虚拟团队中，由于缺少非语言交流的信息，例如肢体语言，包括眼神接触、手势、姿势、面部表情、空间距离等，使得成员间的沟通与理解变得困难，工作者在虚拟团队中的心理工作负荷更高。Hall指出，在人与人的交际过程中，有60%是非语言的。虚拟团队中“社会临场感”的缺少，使得虚拟团队的沟通相比面对面团队更趋向于任务导向而不是社会关系导向。Driskell，Ｒadtke和Sakas在深入回顾了沟通模式对团队影响的研究后指出，相比面对面沟通，信息技术对团队凝聚力和团队成员间人际联系有负面的影响。基于上述文献结论，研究者提出成员在虚拟团队和面对面团队中的行为倾向会存在差别，在虚拟团队中成员有较高的任务角色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较低，但关系角色倾向较低，且积极参与团队沟通的倾向较低。
假设2:在中德团队中，中国人相比德国人表现出较高的关系角色倾向，较低的任务角色倾向，较高的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较低的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
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中国人和德国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德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文化国家，而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的身份和特性取决于每个个体，人们以自我为导向，强调个人成就。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的身份和特性取决于所在的群体，人们以群体为导向，强调群体归属感。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和德国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上的差异对他们在团队中的行为倾向存在影响。中国人比德国人更多地表现出关系角色的倾向，更少地表现出任务角色的倾向，更多地受到多数成员的影响，沟通中更少地主动参与。
假设3:高度独立型自我的个体，在团队中表现出较高的任务角色的倾向，较低的关系角色的倾向，较低的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较高的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
Markus和Kitayama提出了不同文化的个体在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存在差异。他们提出了自我建构的概念，并提出了关于自我的两层级理论模型:独立型自我与相互依存型自我。独立型自我(independentself－construal)的人认为自己是独特的，将“自我”定义为一个自主的、独立的个人。
相反，相互依存型自我(interdependentself－con-strual)的人则认为他们与其他人是相互联系的。相互依存型的个体重视整体与合作，会与他人相适应，采取适当行动支持他人的目标。自我与文化间有很强的关联。Gudykunst等指出，自我概念是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差异在个体水平的体现。独立型自我的观点清晰地体现在大部分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比如美国和一些欧洲文化中;而相互依存型自我的观点存在于大部分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比如亚洲文化中。Oetzel通过一系列对文化同质(culturallyhomogeneous)和文化异质(culturallyhet-erogeneous)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小规模团队中，自我建构比群体的文化构成更好地解释了团队的沟通过程以及成员的合作与参与。因此，在本研究中，将专门考察自我建构对成员行为倾向的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研究者提出高度独立型自我的个体，越强调自我的独立，在团队中表现出较高的任务角色的倾向，较低的关系角色的倾向，较少受多数成员观点的影响，沟通中有较高的主动参与的倾向。
2 实证研究
2.1 问卷设计
采用问卷调研的方式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问卷包含4个部分。
第1部分收集参试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国籍、性别、年龄、职位、在跨国团队中的工作年数。
第2部分收集参试者自我建构的信息，使用Singelis设计的量表分别测量了参试者独立型自我和相互依存型自我。独立型自我包含12个题项，例如“我经常感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比我自己取得的成绩更重要”。相互依存型自我包含12个题项，例如“独立于他人的个性特点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采用李克特的七点量表进行测量(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
第3部分和第4部分收集参试者在中德面对面沟通的团队中和虚拟团队中的行为倾向。设定的情景分别为“请想象您在中德跨国团队中工作，所有同事在同一间屋内，采用面对面的形式沟通”;“请想象您在中德跨国虚拟团队中工作，您与其他同事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信息技术支持的方式沟通，例如网络视频会议”。在每部分的最后，设计了操作检查项，请参试者给出回答上述问题时是在面对面沟通的团队中还是在虚拟团队中。在对以往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设计了4个量表:任务角色、关系角色、多数的影响、参与，分别测量成员任务角色的倾向、关系角色的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其中，任务角色(workrole)量表考察成员在团队工作中表现出任务角色的倾向，包含4个题项，例如“我试图明确团队问题并对应采取的步骤提出建议”，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成员在团队中任务角色的倾向越高。关系角色(ma-intenancerole)量表考察成员在团队工作中表现出关系角色的倾向，包含6个题项，例如“我努力减少团队工作中的紧张气氛”，量表得分越高，表明成员在团队中表现出关系角色的倾向越高。任务角色和关系角色量表各题项的设计基于Cragan，Wright和Kasch对角色的具体描述。多数的影响(majorityinfluence)量表考察成员受团队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包含5个题项，例如“我倾向于服从团队中大多数成员的观点”，量表得分越高，表明受团队多数成员影响的倾向越高。参与(participation)量表考察成员在团队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包含5个题项，例如“我倾向于在团队沟通中比他人更多参与”，量表得分越高，表明，主动参与团队沟通的倾向越高。采用李克特的七点量表进行测量(1=强烈不同意，7=强烈同意)。详细的量表内容参见附录。
由于参试者是企业中的中国和德国员工，为保证模型的一致性，问卷的语言为英文。实验者在问卷最后设置了专门的题目询问参试者在填写过程中是否存在对问卷内容理解不清楚的情况，参试者没有报告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2.2 抽样设计
本研究关注中德跨国团队，问卷的目标参试者是在中国的德国企业中工作的中国和德国员工。在德国大使馆和中德贸易组织的帮助下，共获得了700家在中国的德国企业的邮件联系方式。通过邮件的形式，将网络问卷的链接发给企业的联系人，并请企业的联系人帮助转发给企业中的中国和德国员工。
在这700个联系方式中，有大约230个因为无效的邮件地址、系统错误或不在办公室(out－of－of-fice)等原因未能发送成功。最终收到了100份问卷，其中68份填写完整且符合操作检查。因此，总共获得6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68%。
3 统计结果
3.1 参试者基本信息
共有42名德国人和26名中国人参与了研究。
参试者平均年龄为32.5岁(标准偏差=10.9)。
男性占64.7%，女性占35.3%。本科学历占66.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33.8%。实习生占29.4%，一般工作人员占30.9%，管理者占39.7%。参试者跨国团队的平均工作年数为9.6年(标准偏差=6.3)。
3.2 量表内部一致性
在统计分析前，对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进行了检查。使用Cronbach’salpha来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Alpha值在0.70以上时认为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对于探索性的研究来说，内部一致性达到0.60即可接受。结果显示，独立型自我、相互依存型自我、任务角色、关系角色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多数的影响和参与在删除一个题项后内部一致性达到可接受的水平。表1给出了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
3.3 对假设的检验
采用协方差分析(ANOCOVA)的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自变量为沟通模式和文化背景，协变量为自我建构。自我建构取参试者独立型自我与相互依存型自我得分的差值，分数越高，表示参试者越为独立型自我。考虑到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位以及跨国团队工作年数对成员行为可能的影响，将这些变量也作为协变量带入模型进行分析。在统计分析前，对协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进行了检验，数据的正态性和方差一致性满足统计分析的要求。
3.3.1 对假设1的检验
假设1提出沟通模式对成员在团队中任务角色的倾向、关系角色的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有显著影响。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沟通模式显著影响成员在团队中表现出任务角色的倾向(F(1，125)=10.89，p＜0.001)。团队成员在虚拟团队中比面对面团队中表现出更高的任务角色的倾向。沟通模式对团队成员关系角色的倾向存在边际显著的影响(F(1，125)=3.19，p＜0.076)。团队成员在面对面团队中比虚拟团队中表现出更高的关系角色的倾向。沟通模式对团队成员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F(1，125)=2.38，p＜0.125)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F(1，125)=0.95，p＜0.331)影响不显著。表2给出了详细的统计分析结果。
3.3.2 对假设2的检验
假设2提出文化背景对成员在团队中任务角色的倾向、关系角色的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有显著影响。协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文化背景显著影响中国人和德国人在团队中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F(1，125)=17.44，p＜0.001)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F(1，125)=10.94，p＜0.001)。中国人比德国人在团队中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更高，在团队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更低。文化背景对中国人和德国人在团队中任务角色的倾向(F(1，125)=1.11，p＜0.294)和关系角色的倾向(F(1，125)=0.34，p＜0.559)影响不显著。表3给出了详细的统计分析结果。
3.3.3 对假设3的检验
假设3提出自我建构对成员在跨国团队中表现出任务角色的倾向、关系角色的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有显著影响。对自我建构协变量的分析结果显示，自我建构显著影响成员在团队中表现出的任务角色的倾向(F(1，125)=6.34，p＜0.013)、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F(1，125)=28.07，p＜0.001)以及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F(1，125)=21.74，p＜0.001)。高度独立型自我的成员，在团队中表现出较高的任务角色的倾向，较低的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较高的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自我建构对成员在团队中表现出的关系角色的倾向影响不显著(F(1，125)=2.29，p＜0.132)。表4给出了详细的统计分析结果。
3.3.4 对其他协变量的检验
此外，本研究也对其他协变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显著影响成员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F(1，125)=23.65，p＜0.001)，女性比男性成员表现出更高的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年龄显著影响成员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F(1，125)=5.98，p＜0.016)，年龄越高，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越高;职位显著影响成员关系角色的倾向(F(1，125)=4.81，p＜0.030)，职位越高，表现出越高的关系角色的倾向;跨国团队工作年数显著影响任务角色的倾向(F(1，125)=4.94，p＜0.028)和关系角色的倾向(F(1，125)=8.95，p＜0.003)，跨国团队工作年数越高，在任务角色和关系角色上表现出的倾向都越高。
4 讨论
假设1在任务角色的倾向上得到了支持。团队的沟通模式对成员任务角色的倾向有显著影响。相比面对面沟通的团队，成员在虚拟团队表现出更高的任务角色的倾向。在关系角色的倾向上，虽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从均值上看，成员在面对面沟通的团队中比虚拟团队中表现出更高的关系角色的倾向。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以往学者提出的虚拟团队的沟通相比面对面团队更趋向于任务导向而不是社会关系导向。
假设2在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上得到了支持。成员的文化背景显著影响成员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由于中国人和德国人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的文化差异，中国人在团队中表现出更以群体为导向，而德国人则表现出更以个人为导向和强调个人成就。因此，德国人比中国人更少受到多数成员观点的影响，且表现出更高的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假设3在任务角色的倾向、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上得到了支持。高度独立型自我的个体，在团队中表现出较高的任务角色的倾向，较低的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较高的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
上述结果说明自我建构作为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对成员的行为倾向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为跨国团队的管理提供了如下建议:在虚拟团队中，应更加注意关系需求的满足，在面对面团队中，应更加关注任务需求的满足，以维持良好的团队绩效表现;在跨国团队沟通中，更多地主动询问中国成员的观点，以减少其受多数成员观点的影响，增加他们的参与程度;通过测量成员的自我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成员的行为倾向进行预测，对于高度相互依存型自我的个体，在跨国团队沟通中，应更加关注他们的想法和参与程度。
5
结论
通过分析中国人和德国人在面对面沟通和信息技术支持的中德团队中的行为倾向，研究结果表明:
沟通模式对成员任务角色的倾向和关系角色的倾向有较大的影响;成员的文化背景对成员受多数成员观点影响的倾向和沟通中主动参与的倾向有较大的影响;自我建构作为个体层面的文化差异，能够很好地预测成员在团队中的行为倾向。此外，团队交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成员的其他背景信息，例如性别、年龄、职位、跨国团队工作年数也对成员的行为倾向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