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胡小明先生等学者的积极倡导下，体育人类学研究日渐成为我国体育学术界一个重点研究领域，从事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其中也有不少学者积极地将国外体育人类学研究介绍到国内，胡小明[1]、聂啸虎[4]等学者先后多次介绍了国外体育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但对近20余年来的国外体育人类学研究的新动态、新趋势涉及较少，专门介绍体育人类学研究较好的某个国家（地区）的成果更是不多见。作为人类学学科发展最为成熟的国家，美国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值得我们认真梳理。本文试图回顾百余年来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演进，重点梳理近20余年来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在理论范式、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所呈现的新趋势，分析当前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希望能对中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有所助益。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研究
2015-2016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期间，分别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波士顿大学图书馆主页的搜索引擎中以Sport和Anthropology等为主题词检索了有关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学术专着等。学术论文主要是从Jstor、Ebsco、Sage、Elsevier、Tandfonline等数据库以及美国人类学学会下属的AnthroSource数据库和美国人类学学会官方网站查阅；学位论文主要是从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查阅；学术专着一方面是从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波士顿大学图书馆借阅馆藏文献，另一方面，也从ProjectMuse数据库中查阅相关学术专着（电子书）。
1.2访谈
通过面对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访谈了美国人类学界的部分专家和学者，主要有波士顿大学人类学系的魏乐博（RobertWeller）教授、密苏里大学圣路易分校的包苏珊（SusanBrownell）教授、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大学的部分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利用参加美国人类学学术会议的机会访谈了来自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高校人类学系的专家。
2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体育人类学研究始于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Tylor）。1889年，以库林（StevenCulin）发表的《ChineseGamewithDice》[28]为代表，标志着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开端。本文依据1980年代学界对人类学的反思及后现代思潮的兴起为依据，以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标志，将美国体育人类学大致分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单线现代化研究范式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后现代化研究范式阶段”.
2.1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末：单线现代化研究范式阶段
单线现代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面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一种看法，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经历同样的阶段，迈向同样的目标，目前各个社会的差异只是在同样一条进化的道路上所站的位置不同。总体来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是以单线现代化研究范式为主要特征，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19世纪末到1904年：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开端
这一时期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开端，发生在19世纪末美国工业化发展、殖民探险和侵略扩张的大背景下。因为这一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主要是在进化论之上，所以，其研究是以收集整理土着部落、落后社会的体育活动为主，力图在这些所谓的落后、野蛮民族消失之前记录他们的体育和游戏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行为等，如穆尼（JamesMooney）对切诺基人（Cherokee）壁球（RacketBall）进行的整理[72],库林对东方掷骰子游戏进行的收集整理[29].这其中美洲土着人的体育和游戏受到了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的特别注意，如对美索美洲人（Mesoamerican）球类活动、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的赛跑等，并首次对北美225个土着部落的体育活动进行了分类和整理。在研究方法上，尽管也有个别学者如库林、穆尼等进行了一些访谈和实地考察，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仍然主要是对一些二手的田野资料的整理加上自己的想象加工。
总体上，这一时期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较注重资料的罗列，忽视了学术的严谨性。库林在其研究中就不太注意基本理论问题的推敲，以至于他的一些观点，如他坚持认为是美洲土着人的游戏传播到亚洲的观点，受到后人的诟病。这一时期也没有尝试进行理论归纳，未能够提炼归纳出一些可供后来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利用的理论框架[15].从理论工具来看，也比较单一，主要是进化论和传播论为主，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文明阶段。
2.1.21904年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结构功能主义取向
1904年奥运会期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首任主席、进化论者麦克基（W.J.McGee）将土着人的体育活动与现代人的体育竞赛活动同时展出，即所谓的“人类学日”.这对美国人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麦克基引咎辞职，其“老对手”博厄斯（FranzBoas）开始担任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从此，进化论开始逐渐被博厄斯所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和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等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所取代。
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认为，从进化论的视角对某种习俗或制度按时间先后的顺序来进行追根溯源，这并不能对其做出有效的解释，对于它们的解释必须依据它们与其他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进行研究的习俗制度是如何适应和发挥作用的。这种理论范式的转换开始于方法论上的转变，人类学家从此开始致力于田野调查，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应运而生，成为20世纪人类学的支柱和标志。民族志方法使人类学成为一门社会科学，并在这一时期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1931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弗斯（RaymondFirth）采用民族志方法对蒂科皮亚人（Tikopia）的标枪比赛进行了研究，认为标枪比赛与当地经济、审美、宗教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紧密相连，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角度探讨了标枪比赛与当地的社会组织和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41].193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莱塞（AlexanderLess-er）的《波尼人的鬼舞手游戏：一项文化变迁的研究》[63]一书，书中分析了HandGame游戏在当地的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认为是20世纪一本比较重要的体育人类学研究着作。一些非人类学界的学者也做了有关体育人类学研究，如来自体育学界的邓拉普（HelenDunlap）对萨摩亚社会中游戏、体育、舞蹈及其他朝气蓬勃的活动的功能进行了阐述[35],美国民俗学家布鲁斯特（PaulBrewster）对体育与游戏的功能及重要性进行了阐述[20].
2.1.3第二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初春
如果说二战以前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是一股涓涓细流的话，那么，二战后至1980年代末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就像是复苏的春天一样开始显露出朝气，在人类学下属的4个研究领域中都有与体育人类学有关的成果相继发表。
2.1.3.1在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及语言人类学领域的体现
在体质人类学领域，开始将体质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体质测量技术应用于运动员身上，以寻求运动员身体机能类型与特定的运动技能的关联，从而应用到运动员选材中[62].同时，受体质人类学的影响，美国体育人类学学者也开始尝试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玩耍（Play）活动，进而探索这类活动对人类体质和身体机能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费根（RobertFagen）1981年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尝试[39].
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有学者探讨了史前人类的体育活动对其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与其他地区的同时期的体育考古发现进行对比。施罗德（AlbertSchroeder）[90]将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橡胶球场遗址与在中美洲的美索美洲人的球场遗址进行比较，试图寻求两者之间在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某种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