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综述(4)

　　3.3.2从“运动的身体”到“文化建构的身体”的视角转向
　　
　　在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和福柯的实践理论在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运用，使得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新趋向，即研究视角从“运动的身体”转向“文化建构的身体”.这种转向克服了单线现代化范式研究的局限性，不再仅是将身体看作一个生物机体[13].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普渡（DavidPurdue）等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视角对参加残奥会运动员身体自我认同的研究等[78].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的“运动的身体”,过多地关注于惯习性的体育行为，而对周期性的大型体育赛事，如世界杯、奥运会等的解释力就显得有所不足，而在福柯的实践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建构的身体”,则可以弥补这一方面的不足，“文化建构的身体”强调把身体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CulturalConstruction），这有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达成对体育文化更为多元的理解。
　　
　　3.3.3全球化视角
　　
　　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着许多问题，如金融风险、气候反常、社会动荡、亚健康、人类疾病等。美国体育人类学学者也意识到他们也有责任去思考分析这些问题，而最具国际化特征的体育活动无疑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视角。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桑兹（RobertSands）所言，“在本质上，体育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大变迁的晴雨表和首要的媒介”[87].他们开始将人类社会面临的民生问题、跨国主义、殖民主义等融入当代的体育人类学研究之中。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拉希尔（JeanRahier）就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厄瓜多尔种族和文化问题，他以厄瓜多尔足球队参加2006年世界杯为个案，认为厄瓜多尔足球队在最具全球化表征的世界杯上的优异表现，缓解了厄瓜多尔内部的种族区隔的阵痛，强化了厄瓜多尔的文化多元主义[96].
　　
　　3.3.4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单线现代化研究范式阶段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倾向于把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相对立。在这一范式下，现代体育指的是西方体育，其核心特征就是专注于追求获胜。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者意识到，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艾希贝格（HenningEich-berg）[38,37]就对古特曼所提出的“从仪式到记录”的体育进化模型进行了批评，认为在后现代时期，传统体育非但没有被现代体育所取代，反而有愈加繁荣的趋势，并常常被当作对抗西方现代文明的工具。例如，爱尔兰的Gaeli足球[14]和Hurling板棍球[32]仍然保留着其鲜明的传统化、民族化特征，以此来对抗现代体育，维护本民族认同。即使是现代体育传播到非西方社会时，也会被当地人加以改造而同构到当地社会结构中，如橄榄球从美国传播到新圭亚那之后，当地的Gahuku-gama人对橄榄球进行了重构，重构后的橄榄球竞赛不再是以获胜为目的，而是为了追求平局，通过部落双方首领认可的平局来化解部落间的冲突[53].
　　
　　3.4研究方法更新
　　
　　3.4.1民族志方法的拓展
　　
　　民族志是人类学独一无二，也是最重要的研究方法。虽然这一时期传统的民族志方法继续得到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的倚重，也出现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民族志文本，如克莱恩对健身俱乐部所做的研究[59],桑兹对美国高校橄榄球运动员所做的调查[85],包苏珊对中国竞技体育[24]和北京奥运会[21]所做的调查等。随着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进入到反思时代，加之1980年代人类学开始出现民族志表述危机，在美国体育人类学领域，民族志方法亟待升级。
　　
　　自我民族志是传统民族志的一种新形式，以研究者的亲身经历来描述和批判文化观念，采用自我反思去探索研究人员与他人的关系，并连接到更广泛的文化、政治以及社会意义和认识。这一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也尝试将自我民族志运用到其所研究的个案中，如《体育的礼物：对体育文化和认同建构的自我民族志调查》[31]、《一个非洲裔女运动员运动经历的民族志》[93]、《死亡边缘的赛跑者：一个超长跑运动员的民族志》[69]等博、硕士论文。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运用虚拟民族志进行体育人类学研究，如维特科夫斯基（EmmaWitkowski）在互联网上对网络游戏爱好者所做的研究[100],霍特（MatthewHaught）对美国6所大学的橄榄球校队的Facebook主页所做的研究等[50].
　　
　　3.4.2对田野调查法的重新认识
　　
　　伴随着1980年代民族志表述危机和1990年代后出现的对人类学的反思，过去约定俗成的“田野”观念受到质疑。美国体育人类学界逐渐接受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体育人类学研究中不应只有一种“田野”的想象，“田野”不再是地理概念上的地点，本质上，“田野”是流动性的。通俗来说，“田野”可以是一个人（如明星运动员）、一个俱乐部、一个学校甚至是一个国家，“田野”其实就在研究者的身边。在互联网普及的时代，“田野”也可能是虚拟网络世界的网络游戏平台、社交平台（Twitter,Facebook）等。美国体育人类学界用其丰富多彩的田野调查实践来重新界定“田野”,使其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如诺曼（MarkNorman）通过在互联网社交平台推特（Twitter）上进行的田野调查，对在加拿大广播公司转播的2011年曲棍球比赛中互联网用户的评价进行了研究[76].
　　
　　3.5多学科研究的趋势
　　
　　3.5.1传统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关注
　　
　　1）体质人类学。健康问题成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体质人类学界也更加关注体育与人类体质的关系，内维尔（AlanNevill）等探讨了BMI指数的局限性[75],哈佛大学格林哈尔什（SusanGreenhalgh）博士分析了美国向肥胖宣战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47].2）考古人类学。如希尔（WarrenD.Hill）和克拉克（JohnClarks）等探讨了美索美洲人的球类游戏对于当地原始土着人的社区认同和部落治理的作用[52].3）语言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界的学者也对体育领域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研究，如米克拉夫西奇（AlessandraMiklavcic）以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足球友谊赛时看台上的斯洛文尼亚球迷展示的一则标语为个案，探讨了这则标语所隐含的政治诉求和两国间的领土争议[71].
　　
　　3.5.2新兴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介入
　　
　　1）医疗人类学。美国医疗人类学界意识到，体育是帮助病人康复的有效手段，如多纳（DavisDona）等学者探讨了骑马运动对病人康复的积极作用，并反思了医疗人类学的若干重要问题[33].2）都市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家罗力波（EribertoLozada）从上海球迷的体育消费习惯中揭示了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动态博弈[65].3）认知人类学。如认知人类学家詹姆斯（PaulJames）对职业登山运动员关于死亡观念的个案研究[55],瑞切尔（EricaReischer）对马拉松运动员参加马拉松运动的动机所做的个案研究[80]等。4）政治人类学。近年来，体育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突出，这也引起了美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者的关注，苏内尔（OriolSunyer）研究发现，巴塞罗那奥运会加强了加泰罗尼亚人的民族认同感，并强化了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治诉求[94].5）影视人类学。来自影视人类学界的学者怀尔斯（SaraWiles）把两部以印第安人参加篮球运动为题材的体育电影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印第安人如何将篮球运动作为其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寻求其自我认同的工具等问题[99].6）教育人类学。美国教育人类学界的学者纳西尔（Na'ilahNasir）的研究表明，篮球运动有助于提升非洲裔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成绩，有助于他们融入到主流学生群体中[73].
　　
　　3.6应用研究概况
　　
　　以往的美国体育人类学者更多地关注纯粹的人类学研究，近20余年来，随着全球化加剧，人类社会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人类学家们也意识到关注这些问题的迫切性和必要性[79].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皮科克（JamesPeacock）在1997年呼吁人类学要与世界保持同步，聚焦于全球化和文化剧变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77].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注重问题意识，帮助人类社会思考自身面临的民生问题，而体育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正如桑兹所言，“在本质上，体育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大变迁的晴雨表（Barometer）和首要的媒介（TheLeadingAgent）”[87].进入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纯而又纯的学理上的研究，他们心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更多地将体育人类学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帮助人类认识和理解这些民生问题，进而为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提供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例如，哈佛大学的格林哈尔什博士探讨了美国近年来发起的向肥胖宣战可能导致的各种社会和文化上的后遗症，呼吁政府谨慎地推行这一隐含着极大风险的减肥运动[47].进入后现代范式时期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以自己特有的视角对应用研究的持续关注，也使得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获得了学术界的尊重[13].
　　
　　3.7小结
　　
　　百余年来，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理论范式上以借鉴格尔茨、维克多·特纳、布迪厄、福柯等人类学家的理论为主；在研究对象/议题上从传统体育逐渐扩大到现代体育和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在研究视角上转向“权利”“全球化”“文化建构的身体”等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在继承传统的人类学方法的同时，创新出自我民族志和虚拟民族志等方法；在研究取向上从纯学理研究转向注重对人类民生问题的关注。虽然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呈现出以上新趋势，但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
　　
　　4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面临的困境
　　
　　4.1学科建制上的困境
　　
　　布兰查德（KendallBlanchard）及切斯卡（AlyceCheska）曾乐观地认为，1974年北美体育游戏协会（TAASP）的成立标志着美国体育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真正出现[15].尽管许多先辈学者力图创建美国体育人类学，但笔者认为，即使现在美国体育人类学也尚未形成一门学科，只能算是一个研究领域。
　　
　　一门学科的建立大体上要包括：1）有自己明确而独特的研究对象；2）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3）有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4）形成了自己稳定的研究队伍和学术组织。虽然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但从理论体系层面来看，研究仍以借鉴人类学母学科的理论为主，缺乏自身学科理论构建，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理论上的困境。美国体育人类学界尚未建立自己的学术组织，虽然成立了北美体育游戏协会，但未被美国人类学学会接纳，加之老牌的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及新兴的一些研究领域的挤压，北美体育游戏协会的影响力正在萎缩[86].此外，从美国高校开设体育人类学相关课程情况来看，很少的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体育人类学研究专题的课程。据笔者了解，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较为知名的人类学系都没有开设体育人类学这门课程。
　　
　　4.2在美国人类学中仍处于边缘
　　
　　虽然一些人类学家也关注了体育现象，但是体育人类学在美国人类学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主流人类学家仍然以经济现象、社会结构、亲属制度、文化变迁、宗教仪式等为经典的研究主题。近年来，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大地拓宽，但是体育人类学研究仍然没有获得主流人类学家的认可[87].在1997年美国人类学年会上，美国体育人类学者踌躇满志地筹备了一个体育人类学专题研讨会，但却遭到了美国人类学会的取消[87]:在2007年美国人类学年会上，没有组织专门体育人类学研讨会，参会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成果也是凤毛麟角[86].笔者近距离了解了2015年美国人类学年会情况：从参会论文来看，只有4篇体育人类学选题的论文入选[97,82,2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