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综述(3)

　　体育与阶层/等级的议题。体育不仅建构了社会阶层，体育还强化了社会等级。布迪厄就探讨了特定的体育项目与特定的社会阶层的关联。他认为，工人阶级往往习惯于选择参加拳击、足球、橄榄球等体育项目，而中产阶级群体则倾向于选择散步、慢跑、健身房锻炼等体育项目。在布迪厄看来，体育也隐含和强化着社会等级的区隔[18].美国体育人类学者福利（DouglasFoley）探讨了德克萨斯州不同的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阶层的人如何通过美式橄榄球互相关联。他观察了运动员、教练员、乐队成员、啦啦队、球迷及其他的一些与橄榄球比赛相关的社会群体，试图表明在德克萨斯的橄榄球比赛实践中，当地的社会不同阶层和社会等级是如何构建和再生产的[42].
　　
　　关于体育与公民权的议题。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国家，美国体育人类学界近年来也逐步关注移民和公民的体育权利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参加体育活动是包括少数族群在内的所有公民应享受的权利。杰弗里斯（Mi-chaelJefifress）[56]对电动轮椅使用者参加足球运动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对足球有极高的认同感，足球运动帮助他们扩大了交际面，提升了自我效能的信念，以及开发扩展了他们的社会资本。
　　
　　关于体育与性别的议题。近年来，性别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体育与性别歧视（主要是对女性的启示）等方面的议题，也成为当前美国体育人类学界主要关注的问题。波林（AnneBolin）和格兰斯科（JaneGranskog）[17]的研究表明，在当今西方体育文化主导的全球体育界，男性主导的观念仍然是一种主流的观念，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女性体育运动的发展。
　　
　　体育与宗教（仪式）关系的议题。宗教和仪式一直以来是人类学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许多宗教和仪式中总是掺杂着体育的元素，以至于有一种观点认为体育是起源于宗教（巫术）。因此，在美国，也有不少学者对体育与宗教（仪式）关系的议题进行了探讨。卓格瑞（MichaelZogry）的博士论文就对切诺基（Cherokee）人的球类游戏anetso的仪式进行了分析，认为anetso既是球类游戏，也是切诺基部落复杂的宗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他也对anet-so的仪式过程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指出anetso具有维系当地社会认同、缓解冲突、强化社会等级的功能[101].
　　
　　关于种族的议题。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长期关注。体育与种族和族群的关系，也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问题。杜波伊斯（LaurentDubois）对法国男子足球队在1998年获得世界杯冠军及2010年世界杯小组赛惨遭淘汰的种族层面的原因进行了民族志分析[34].也有学者对老虎伍兹在白人主宰的高尔夫运动中取得成就及对高尔夫运动的影响进行了种族层面的民族志研究[91].
　　
　　关于体育文化变迁议题。进入全球化时代，体育文化的变迁也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全球化导致的一般性后果就是西方体育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体育文化的边缘化。无论是西方体育文化的扩张还是非西方体育文化的处境，都是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丹佛斯（LoringM.Danforth）在《澳大利亚足球是“世界的运动”?“民族的运动”?或是“澳大利亚的运动”?》一文中提出，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足球，从英国传入澳大利亚后，为何会成为其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澳大利亚足球到底是属于世界的运动，还是民族性的运动，还是澳大利亚的国球[30].也有学者关注非西方体育文化在当下的处境，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琼森（Hjorle-ifurJonsson）[57]通过实证和个案研究探讨了泰国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对于促进泰国各个民族融合和凝聚力所起的积极作用。
　　
　　对体育明星的民族志研究。美国作为一个体育强国，产生了许多的体育明星，这些明星在赛场内、外都成为大家的关注焦点，随着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也使得许多明星具有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这些体育明星也引起了学者的研究兴趣，如对篮球巨星乔丹的研究[54]、对高尔夫球明星伍兹的研究[91]、对菲律宾拳击运动员曼尼·帕奎奥在拳击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对菲律宾裔美国移民的影响的研究[27]等。
　　
　　关于人类社会异化的议题。美国体育人类学界也意识到，体育人类学研究，特别是利用民族志方法进行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体育领域中出现的异化问题，如滥用违禁药物、非法使用童工和移民以及传统体育边缘化等问题。亨纳（KathrynHenne）对负责制定正式法律和非正式条例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夹杂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中间的双重困境[51].
　　
　　除了以上议题以外，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的一些新兴议题也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如虚拟网络社区、社交平台、网络游戏对体育运动的影响，互联网等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也日益受到更多的美国体育人类学学者的重视。
　　
　　3.2理论范式概况
　　
　　体育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借鉴已有理论（主要是人类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和框架，二是反思和修正已有理论，三是构建体育人类学自身的理论体系。
　　
　　3.2.1借鉴人类学理论
　　
　　这一时期的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者也充分吸取母学科的理论养分来解释自己所关照的体育文化现象，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
　　
　　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进入后现代研究范式时期后，格尔茨《深层游戏：巴厘岛的斗鸡游戏》一文对巴厘岛斗鸡游戏的精致分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美国体育人类学界对体育、游戏及类似体育活动进行民族志研究的蓝本。运用阐释人类学理论或冠以“深层游戏”的民族志成果屡见不鲜，如《深层游戏：美国大型体育赛事与社会发展》[89]、《攀岩运动中的深层游戏和流动的经历》[66]等。直到现在，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在全世界内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影响力。
　　
　　特纳的阈限理论。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理论认为，在仪式、艺术表演、游戏、体育运动等类似活动中，参加者能够进入一种交融和阈限的状态。这一理论对于体育人类学研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除了特纳的学生麦卡隆以外，也有一些学者将该理论运用到他们的研究实践中，戴克斯特拉（RobertDykstra）借鉴特纳的阈限理论，对业余垒球运动队进行个案研究，探讨了在该垒球队的团队意识建构过程中，团队意识和凝聚力与交融和阈限之间的动态关系和过程，并考察了交融和阈限过程对构建团队意识的影响[36].
　　
　　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布迪厄的惯习理论认为，人们对游戏的感知是来自“惯习”,就体育运动而言，人们的体育习惯是源自于平时对运动实践的感知。惯习理论在美国体育人类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为许多学者所借鉴和引用。贝尔（AlisonBell）运用惯习理论解释了加拿大曲棍球运动作为加拿大国家认同的标志的发生及作用机制[12].当然，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也有其不足，如它缺少一个文化概念，也对周期性的体育赛事缺乏解释力等[23].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有些学者开始在应用该理论的同时，引入福柯（MichelFoucault）的实践理论。
　　
　　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反思思潮的兴起，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的实践理论开始引入到美国人类学界。包苏珊在运用布迪厄的惯习理论研究中国传统体育的同时，吸收了福柯的实践理论和权利关系的概念[24].克莱门特（JulienClement）将福柯的实践理论运用到其所调查的萨摩亚的个案中，发现在萨摩亚这样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里，从年轻人参加全民性的橄榄球运动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当地社会潜藏的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博弈关系[13].
　　
　　3.2.2对人类学理论的反思
　　
　　人类学各种理论范式都不是万能的，既有自己的优点和解释力，也有自己的缺陷和局限性。美国体育人类学在其研究实践中也在主动吸收各种理论的思想精华，这种吸收并不满足于机械的照搬，而是在运用理论来说明自己所研究的个案时保持着反思的态度，用自己的研究来修正完善已有的人类学理论。麦卡隆将其导师特纳的阈限理论与贝特森（GregoryBateson）的元交际框架（Meta-communi-cativeFrame）概念相融合，并运用到其所研究的奥运会个案中[67].此外，克菜恩的研究也尝试对冲突理论进行了反思[60].
　　
　　3.3研究视角转向
　　
　　3.3.1权力视角的引入
　　
　　随着福柯的实践理论和后现代思想观念在美国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影响加深，学者们也意识到他们不能摆脱权力、意识形态等问题，只做纯学理性的研究，即福柯所说的“所有的话语（文本）都是权力的履行、所有的意义都潜藏着权力”.这一时期，美国体育人类学学者发现，将权力或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引入到对体育（游戏）的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惊人的结果。阿尔特（JosephAlter）在对印度的传统拳击进行研究后发现，传统拳击是印度人用来对抗西方殖民霸权的武器[8]:而夏威夷的冲浪则成为夏威夷土着人进行政治斗争、争取土着人的合法权利的工具[98].